在地理学家眼里，秦岭是南方和北方的分界，是长江、黄河的分水岭；在气候学家眼里，秦岭是北亚热带和暖温带的过渡地带；在生物学家眼里，秦岭是两类截然不同的动植物资源的界线，且将两者容纳于一身；在历史文化学家眼里，秦岭是俊秀江南与粗犷北国的分隔，又被称为中华民族的父亲山，甚至被称作华夏文明的“龙脉”……秦岭之于中国，意味着太多。它不仅在中国自然与人文地理上具有南北分界的重要意义，而且还是中华文明重要的孕育地和塑造者，在中国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莽莽秦岭，横亘于中国内陆腹地，是中国南北方文化、东西部文化的聚合点和交汇点。半坡人、蓝田人、郧西人和仰韶人在这里生活，伏羲、女娲、后羿的故事发生在这里。这里是华夏文明的诞生地，奔突着春秋战国、秦汉盛唐的时代风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封建制国家、东方帝国都诞生在秦岭温暖宽厚的怀抱里，老子、秦始皇、刘邦、刘彻、李世民曾在这里成就他们的千秋伟业，道教文化、秦楚文化、巴蜀文化、中原文化、关陇文化和佛教文化都与它密不可分……这座绵延一千五百公里的高峻山岭，就像一位襟怀宽广、仁慈睿智的圣贤，向我们展示一个民族高贵丰满的灵魂孕育成长的全部历程。
　　
　　秦岭与中华文明<< <
　　
　　打开《中国地形图》，在莽莽昆仑山脉收住脚步的青藏高原东缘，又一座苍茫突兀的山岭拔地而起，集合起千山万岭，莽莽苍苍，逶迤东去，绵延1600多公里，将中国内陆分为南北两半。这条如奔腾巨龙般横亘中国内陆中央的山岭，就是秦岭。
　　秦岭与中国农业文明
　　众所周知，中华文明根源于“农业文明”。农业文明的产生与发展首先需要的是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即温度、湿度适中的气候条件。我国大陆基本处在北纬20度到北纬50度之间，属于典型的季风气候，温度湿度适宜农业文明的发展。秦岭是横亘于中国中部呈东西走向的巨大山脉，成为中国自然地理上最为重要的一条分界线，尤其是在气候上，高峻的秦岭成为一道天然屏障，造成了南北多样的先天条件。由此，秦岭造成了中国农业文明南稻北粟的多样性格局。
　　由于南北截然不同的先天条件，自史前时期和商周以来，秦岭南北大致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农业文明：一是以中原黄河流域为核心，包括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等地的旱地农业文明，以粟作农业为主，兼营多种杂谷，辅以多种家畜饲养和狩猎等，二是以长江流域为核心的水田农业文明，以稻作农业为主，兼有渔猎、狩猎等。这种南稻北粟的多样性格局目前也已得到相关考古发现的普遍印证。在公元前 10000 年左右，伴随着冰河期的结束，秦岭南北开始了农业种植。据目前考古发现，最早进行谷物利用和栽培的是公元前8000年的河北省徐水南庄头遗址。其后，黄河中游地区在磁山、裴李岗文化中又出土了公元前 6000 年的粟和石制农具，其后又有西安半坡遗址、宝鸡北首岭遗址、铜川李家沟遗址、姜寨遗址等为代表的公元前 5000 年渭水流域的仰韶文化。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和江西万年仙人洞、吊桶环遗址出土了约公元前 10000 年的稻谷，其后有公元前 6000 年长江中游的彭头山、城背溪文化等。江苏苏州草鞋山遗址则首次发现了公元前4000 年马家浜文化的稻作水田遗迹，另外还有长江中游大溪文化、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等。
　　秦岭造就了中国农业文明的多样性格局，但是南北农业文明并非截然分开。从公元前 3000 年末期开始，一方面中原文化逐渐向周边地区扩张，另一方面黄河下游、长江中下游建立的酋邦社会相继瓦解，南北农业文明的交流逐渐深入。到公元前 2000 年左右的二里冈文化时期，中原文化已波及到长江流域，至晚商时期，以殷墟为中心大约已形成了半径 600 公里的文化区域。商周以后，中国农业文明的南北互补则更加密切。春秋战国时代，秦国逐渐占领渭河流域，开始从半农半牧时代一跃而成为先进的农业生产力的开拓者，其后秦国从褒斜道翻越秦岭，吞并了富饶的巴国和蜀国，并修建了都江堰，使后世司马迁感叹“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后秦国又在渭河流域修郑国渠，最终使秦国凭借着两个“天府”——渭河平原和成都平原，而得以一统天下。因渭河平原和巴蜀之地在地理及农业上的密切联系，致使古代一度曾将渭河平原和巴蜀之地并称为“关中”。经过千余年的开发利用，至唐代中晚期，处在秦岭之北的黄河流域，水文、土壤、植被等方面，均已遭到巨大改变，水源日衰，植被大减；巴蜀、江淮、苏湖等江南地区，则因处秦岭之南而占据了更为优越的自然条件，水源丰沛，热量充足。与之相应地，江南的农业经济获得了巨大发展。至安史之乱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完全南移。秦岭之北的绝对经济优势在保持了千余年之后，逐渐被秦岭之南的江南所取代。至于明清，“苏湖熟，天下足”的名谣，则已是流布于大江南北而家喻户晓。
　　纵观历史发展，如果说自炎黄时代及商周以来一直到盛唐时代，中国古代农业文明形成了以秦岭之北的黄河流域为主、以秦岭之南的长江流域为辅的格局，那么，在中晚唐以后，中国古代农业文明则已是以秦岭之南的长江流域为重、秦岭之北的黄河流域辅之的态势。不难发现，秦岭不仅造成了中国农业文明南稻北粟的多样性格局，而且还使这种多样性格局在历史上发挥出了巨大的互补作用。事实上，亦是藉此农业文明的多样性互补，才使得神州大地多元的农业文明最终走入了以黄河流域为核心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大格局。
　　秦岭与中国古代政治中心
　　西安古称长安，历史上先后有周、秦、汉、唐等13个王朝在此建都，是我国建都时代最早、建都王朝最多、定都时间最久、都城规模最大、历史文化遗迹也最丰富的古代政治中心。那么，长安何以如此受到古代帝王的青睐，成为中国古代政治中心的首选之地的呢？这要归咎为长安周边的山川地势及其独特的水土资源——秦岭的屏障和水土涵养，由此才有了关中的战略地理优势，才形成了八百里秦川的肥沃富饶，才孕育了中国古代政治中心的首选之地。
　　巍峨的秦岭造就了关中雄胜——关中四面环山、山藏险隘，“四塞以为固”。关中的“四塞”犹以秦岭最为险要，成为关中优良的天然防线，在这“四塞”当中，东、南、西三塞均由秦岭山脉所成。在四周绵延起伏、层峦叠嶂的山脉之间，藏有许多雄关险隘，这些关隘皆为天险，均有“一夫当关，万夫莫敌”之效，成为关中易守难攻的门户。举其要者有四处：东为潼关或函谷关，南为武关，西为散关，北为萧关。潼关是东部进入关中的天然防线，南依秦岭，有禁沟深谷之险，北有渭洛并黄河之要，西有华山之屏，东面山峰连接，谷深崖绝；函谷关则扼崤函之险，控制着关中与中原之间的往来咽喉；武关是关中的南方门户，建在秦岭南麓陕南商山的谷涧，悬崖深壑，号称“三秦要塞”；散关则西扼关中交通要道，南依秦岭山脉，乃蜀秦往来之咽喉，兵家必争之地。另外北方的萧关居六盘山东麓，控扼塞北通向关中之要道。
　　因恃秦岭，关中占据了突出的战略地理优势，进可攻、退可守，形成了“制内御外”的绝佳态势。占据关中，就意味着掌握了天下“要领”、扼制了九州“咽喉”，这是古人建都的重要出发点。《史记·高祖本纪》有言：据关中“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清代地理学家华湛恩在《天下形势考》里更是直截了当地说：“都长安，为建瓴之势。”正所谓是：“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有也”；“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
　　秦岭北翼塑造了两条大河——泾水和渭水，秦岭北麓又发源了六条河流——灞水、浐水、沣水、滈水、潏水和涝水，泾水与灞水等六条河流在环绕长安之后一并汇入渭水，形成了著名的“八水绕长安”的形胜。关中八百里秦川即为八水的冲积平原，有着“天府之国”的肥沃富庶。它土质疏松肥沃，地势舒展平坦，再加八水贯穿及历代所修渠道，如秦国的郑国渠，汉代的漕渠、龙首渠、六辅渠、白渠等水利工程以及汉唐诸运河、湖泊的开凿，不仅为古都长安提供了与东方之地必要的便利水运，又使关中平原的灌溉条件获得更大扩展，为农耕生产提供了优良条件。早在《尚书·禹贡》中，关中之地即被列为最上等的土地。《史记》亦载：关中“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乃“金城千里 ，天府之国”。至隋唐时代，关中仍有“天府”美称。其实，秦岭本身也是一处物产极为丰富之地，充分显示了其“古都之南”的先天优势。
　　另外，秦岭的山林以及这些河流、湖泊不仅为关中提供了充足的水源，还对改善关中环境和调节关中气候起到了很大作用，使得关中气候清爽，山水相间，风景如画，给帝王之都增加了无限风采。秦岭山水自古即是长安的“后花园”，成为皇家园林和离宫别馆的首选之地，秦时的阿房宫，汉代的上林苑，隋朝的凤凰宫、仙游宫、宜寿宫、甘泉宫、太平宫，唐代的太和宫、万泉宫、华清宫等均修建于此；山水之畔更是吸引了不少帝都人士前来游弋、赋诗，留下众多文人墨客的足迹笔迹，“南山当户牖，沣水映园林”，“杨柳含烟灞岸春，年年攀折为行人”，仅一本《全唐诗》就留下诗篇百余首。
　　由秦岭与关中的战略地理优势、秦岭与“八水绕长安”的富庶及风采诸条件的集结饱和，关中成为中国古代政治中心的首选之地，就是理所当然的了。“文王作丰，武王治镐”，“及秦文、缪居雍……昭治咸阳”，“汉兴，立都长安”，及至隋唐，仍定鼎关中，成就了周、秦、汉、唐等先后13个王朝在此建都的辉煌历史，长安的政治中心地位前后长达一千一百多年，以致古人称秦岭为“龙脉”。悠悠历史当中，蓝田猿人、半坡仰韶文化等文化遗址，见证了此地的文明起源；传说中的炎黄、神农、后稷等亦曾活动于此地带，描绘了中华文明的远古时代；周公姬旦辅佐成王在此“制礼作乐”，从此奠定了中华文明的根基；华夏民族的塑造与“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形成，亦是在以此为中心的历史时期内得以成就；秦汉在此则形成了幅员辽阔的大帝国，开创并奠定了中华民族忠于“一统”的优良传统；隋唐帝国在此又重开盛世，磅礴之气达于世界各国，至今流芳……秦岭，之于中国古代政治中心的孕育，之于周秦汉唐的辉煌历史与灿烂文化的创造，功不可没。
　　秦岭与中华传统文化精神
　　“天人合一”是中华传统文化精神的最高价值追求，这种观念最核心的承载体就是《周易》，其最高境界是“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古人关于天人关系的思考并不是始于《周易》，传说最早试图将自然界进行整体把握的是伏羲氏，他创作了八卦，将所有自然界的一切现象归结到八卦，认为了解八卦就能了解自然和人类社会。八卦作为观察自然界和天人关系的一种理论思考，毫无疑问是一种了不起的发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古人把握自然与社会的一种工具。但将古人关于天人关系的思考予以系统化并系统论述天人合一思想的则是《周易》。《周易》由64卦和384爻以及卦辞、爻辞组成，已经是对八卦复合关系成熟的整理，从而奠定了中国古代天人关系的基本框架，成为历代思想家进一步阐述天人关系的主要依据。而《周易》与周文王、周公旦有很密切的关系。太史公谓“西伯拘而演《周易》”，认为六十四卦以及卦辞、爻辞都是周文王所作。《左传》载，韩宣子观《易象》发出周礼之慨叹，学者亦认为《易象》所系之卦爻辞应为周公所作。是地处秦岭山水之间的西周王朝的周文王、周公旦，将数千年以来古人探索天人关系的成果予以凝练，从而形成论述天人关系的经典性作品。
　　中国古代政治重要的价值信念就是仁义教化，而这种观念最核心的载体就是《周礼》。《周礼》认为政治文明的最高理想是天下大同，而实现天下大同的路径只有通过仁义教化的方式。在史前文化融合过程中，古人逐渐摸索出礼乐教化是融合不同文化系统最有效的途径。夏、商时期，中国政治生活进一步向礼制方向发展。到西周时期，地处秦岭山水之间的周公“制礼作乐”，不但从政治制度上构建了宗法秩序，而且从行为规范方面制定了严格的礼仪。西周的礼仪制度被称为“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从吉、凶、宾、军、嘉的礼制到人们的日常生活起居，无不有相应的仪节规定，礼仪活动已经渗透到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周礼确立了中国古代政治的德治与教化原则，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象征。周礼的具体内容经过后人的整理与丰富，形成了《仪礼》《周礼》《礼记》三种典籍。春秋战国以来，周礼成为不同时代思想家们阐述自己政治理想的重要根据。孔子把周礼当做神圣的信仰，并强调礼的本质——“仁”的重要性。孟子分析“仁”的本质就是人内心最真实的情感，是人内心最真实的呼唤。他们认为“为国以礼”，其实质就是顺乎人性，推行仁政，以仁义教化实现天下大同。老子对周礼也十分精通，他认为“礼”是道德沦丧、社会动乱的源头。他深刻地认识到，在春秋这个特定历史大环境下，“礼”作为治理国家的工具已经很难再起到应有的作用。于是，他独辟蹊径，提出以“道治”取代“礼治”。而老子的“道治”实际上是“礼”向道德范畴的转化，是礼之本意的另外一种衍生。
　　中国古代文化最重要的观念是“和而不同”。在集儒、释、道于一体的秦岭，“和而不同”的文化融合表现得最为充分。在儒家文化发展演变中，秦岭曾经起到过重要作用。西汉武帝在太学“置五经博士”，用《诗》、《书》、《礼》、《易》、《春秋》等承载着政治理念和价值追求的“经典”对知识分子进行熏陶，并让他们充实到国家的官僚队伍，对儒家核心价值观的传播产生了深远影响。东汉经学家马融少时在秦岭师从著名学者挚恂研习儒家文化，后在此大办私学；著名经学大师郑玄也是通过在这里的学习奠定了其在儒学史上的地位。宋代大思想家张载所开创的关中学派也发源于秦岭，形成了一支独特的儒家学派。秦岭又是道教的重要发源和兴盛之地。秦岭中段终南山的楼观说经台相传是老子讲授《道德经》之地。东汉，太平道在关中已有了传布，张道陵在陕南创五斗米道，汉中巴蜀地区亦兴起了天师道。魏晋之际，终南山楼观道日益活跃。唐代，高祖亲率文武官员到楼观祭祀老子，并下诏改楼观为“宗圣观”。宋代，关中道教学派创始人陈抟长期隐居秦岭，并著《指玄篇》《太极图》等。金代，王重阳在终南山创立全真道，从此道教分为正一、全真两大派一直流传。秦岭还是中国佛教的重要“摇篮”。秦岭西段有麦积山石窟，至今保留有雕刻194窟，佛像7000余尊，壁画1300余平方米，是我国古代雕塑艺术的宝库。秦岭中段终南山则为中国佛教传播的重要策源地和最早译经重地之一。因处于丝绸之路的起点，自佛教初传之时佛教即在终南山有所传播。四大译经家之首鸠摩罗什则在此创立第一个国立译经场，集四方英杰，开创中国佛教翻译事业的新局面。史传所载，在终南山弘法的高僧不计其数，其中不乏众多开宗创派之祖师。更为重要的是，秦岭还是中国佛教宗派创立、发展与活动之地，中国汉传佛教8大宗派中，仅秦岭及关中就集聚了6大宗派之祖庭。集儒、释、道于一体的秦岭，可谓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大熔炉。
　　
　　秦帝国宏基伟业的摇篮<< <
　　
　　自古以来，秦岭就充满着令人向往的神秘色彩，就连它名字的由来都还是个谜。究竟出自谁口，得于何时，史学界至今还莫衷一是，只有一种观点被普遍认可，那就是它源于古代秦人和秦帝国的威名。所以，这座横亘在中国内陆腹地的巨大山系，就叫秦岭。
　　古老的地理学认为，中国大陆众多山脉的根是昆仑山。因此，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秦岭被称为昆仑；后来，又因为秦岭矗立在秦国都城之南，所以秦岭又被称作终南山，或者南山。直到公元一世纪，司马迁在他那著名的《史记》中，写下“秦岭，天下之大阻”这句话之后，秦岭才有了正式的文字记载。
　　当这座横亘在中国大地之上，绵延1600多公里的山脉告别“万世之宗”的昆仑山之后，便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奔向中原大地的漫漫征程。途中，一座座高峻的山岭又加入到秦岭逶迤东进的阵营，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山系，它西起甘肃，穿越陕西，东至河南，最终把中国大陆一分为南北两半。
　　生活在终南山里的人大概都知道，他们现在赖以生存的这座山岭曾经养育了他们的祖先，他们的祖先是秦人。但是有一件事他们未必都很清楚，那就是这些被称之为秦人的人后来又翻天覆地地建立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大帝国。秦岭可以说是辉煌的周、秦、汉、唐文明的一个历史见证人，一个文化的守卫者。
　　一座非凡的山脉，必然有着不同寻常的身世。
　　截止到上世纪50年代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一直把中国南方和北方，笼统地归结于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那么，在中国大陆上真正意义的南北方分界线究竟应该在什么地方呢？这个问题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有人注意到了。而且在1959年的《中国自然区划》这个草案里面就提出了这样一条建议，说把秦岭作为北亚热带和暖温带的一个分界线。
　　1959年，中国科学院综合自然区划工作委员会组织全国数百名专家，搞这个中国的自然区划。终于，科学家们一致认定，以秦岭为界，在中国版图上划出一道东西向的横线，做为南北大陆地理分界线。这条不同凡响的横线，就是位于中国大陆南北中轴线上的秦岭和淮河。
　　冬天到了，秦岭以北的关中地区寒风凛冽，冰天雪地，人们守着热炕、炉火，才能度过这个寒冷的季节；而秦岭以南与关中地区仅一山之隔的汉中盆地，却依然青山绿水，春意融融，人们忙碌着撒网捕鱼，播种收获，尽情享受阳春三月般的舒适与温暖。寒流过后，皑皑白雪覆盖了大江南北，霜冻天气可以越过南岭，把逼人的寒意推进到北回归线横穿而过的广东。而远离北回归线近一千公里的四川盆地，却依然百花吐艳，遍地流芳，成为中国境内除海南岛以外，惟一一个免受霜冻之害的省份，而这一切秦岭山脉所起到的作用是决定性的。
　　一座山脉居然能够改变中国大陆的自然格局，其地位的显赫足以令人崇拜。而还是这同一座山脉，孕育滋养出一个日后创立千秋伟业，统一全中国的古老族群，面对这时的秦岭恐怕任何人也不得不肃然起敬了。这个由秦岭庇护的古老族群，也就是两千多年前被称之为秦人的人，从秦岭出发历经五百多年的漫漫征程，在华夏大地上掀开了一场波澜壮阔，最终改变中华民族文明进程的帷幕。
　　周孝王时期，秦先祖伯益第十一代孙非子牧马有功，孝王让他在秦地建立城邑。从此，非子与他的后代以秦亭为根据地，不断向四周拓展领土，跻身西周贵族行列，为建立秦国奠定了基础。
　　公元前763年的华夏大地上，春秋争霸的大幕徐徐拉开。中国历史上一个英雄辈出、摧枯拉朽的时代即将到来。这一年，秦襄公的儿子秦文公做出一个大胆的举措，他要把秦人都城从西汉水上游的西陲迁往宝鸡境内凤翔县长青镇。这绝不是一次简单的搬迁，其中背后的意图是迈出了挺进关中、觊觎中原的关键性一步。秦文公貌似小心翼翼的向东推进，对秦人和中国历史来说，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秦国这个时候正式建都，这个国都叫雍，现在就是陕西省的凤翔，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就是说秦人建都雍以后，把这里作为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秦岭庞大而绵延的身躯，以略带弧形的走势把富饶的关中平原揽于怀抱，而秦岭高大险峻的层层山峦，又有效地阻隔了来自东南方向的刀兵威胁。如果说秦岭为秦人在关中的聚集形成了安全之势，那么纵贯八百里秦川的渭河水就成为了秦人立足关中的生存之本。秦文公进入关中之后，秦人就开始从半农半牧时代一跃而成为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到了秦穆公时期，强大的农业基础使秦国脱颖而出，跻身春秋五霸行列。
　　公元前647年，秦国近邻晋国遭遇饥荒，国内粮仓十室九空。晋惠公向秦穆公求救，购买粮食，以度荒年。据《左传》记载，当时秦国向晋国运送粮食的船只，从秦都雍城出发，沿渭水东进，再转陆路和漕运，抵达晋国。八百里路程，运送粮食的船队白帆相望，首尾相接。秦人就是用这样的历史事实为后人留下了“秦晋之好”的典故。
　　其实，距今2000多年前的秦文公并不是在关中平原的土地上播下种子的第一人，早在他3000多年之前，生活在浐河和灞河冲积而成的浐灞三角洲的半坡人，就已经在这里种植关中平原最早的粟和油菜了。而与半坡人不谋而合的是，生活在西秦岭的大地湾人，也在距今8000年以前，就已经开始以黍为辅助食物了。秦人能够立足具有悠久农业文明的关中平原，就等于拥有了当时中国最大的粮仓。秦景公是秦人入主关中后，第一位将秦国势力推向中原的国君，他继承发展周人的农业技术传统，按照自然天象和天文历法安排农事，关中地区农业由此进入发展时期。
　　公元前451年，奴隶制的苍茫暮色悄然落下，一场新的社会变革正在酝酿之中。三百多年间的诸侯争霸，最终分化并重新组合为齐、楚、燕、赵、卫、韩六国，它们势必要与秦国瓜分天下，利益的冲突使得国与国之间的争斗变得更加复杂激烈。为了强大自己，战胜对手，卫国利用李悝、楚国起用吴起变法图强，其它各国也纷纷废除西周遗留下来的井田制，开始实行土地私有化。
　　秦简公在公元前407年实行了“初租禾”，无论是“初税亩”还是“初租禾”，实际上都是承认了土地私有制的存在和它的合法化。“初租禾”政令的颁布，使秦国开始了有限度的土地制度和税赋的变革。不仅于此，在华夏大地风起云涌的变革大趋势下，已经迟走一步的秦国，还在耐心地等待着一个人物的出现，等待着这个人物给秦国带来一场更为彻底的变革。这个人，就是战国时期法家代表人物，卫国人商鞅。
　　商鞅原本是卫国的贵族，少年时期就非常喜欢研究法家治国强兵的理论， 由于在卫国得不到重用，公元前361年，商鞅带着实践法家思想的梦想投奔秦国。他说：“一个国家要想富裕起来，必须注重农业；一个国家要变得强大，必须奖励将士。”在秦孝公的支持下，中国历史上浓墨重彩的商鞅变法拉开了序幕。
　　农耕是强国之道，战争是称霸之路，秦国决心以发展农业为手段来实现称霸天下的梦想了，奖励耕战国策的基础就建立在土地肥沃的关中平原之上。而在秦孝公和商鞅这两位变法主角的背后，却是游牧与农耕两种文明的深刻矛盾。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始于公元前342年的商鞅变法，就成为秦国能否由弱小走向强盛的重要标志。核心问题实际上是他实行了耕战结合，奖励军功制，实际上秦国从战国的晚期到秦统一，整个都实行一种军功爵制。
　　从《汉书·地理志》“秦孝公用商君，制辕田，开阡陌，东雄诸侯”的表述中可以看出，商鞅变法最基本的内容是强化军事力量，发展农业生产。井田制废除后，土地私有化大大激发了农民的热情，短短20年，秦国便从一个为六国所不齿的西戎小国一跃而激变为战国七雄之首。
　　秦人尽管已经具有了发达的农业优势，但是依然难以支撑规模越来越庞大的军队，于是，扩张国土面积就成为秦国决策者们的一致共识。公元前316年，秦人从楚国手中夺取汉中的第四年，秦惠文王派张仪、司马错率兵，从褒斜道翻越秦岭，攻入四川，吞并了巴国和蜀国。
　　高大的秦岭造就了四川盆地物阜民丰的自然环境。然而长期以来的岷江水患，却是让秦人怎么也无法回避的严峻挑战。公元前256年，一项具有为大秦帝国奠基意义的浩大水利工程付诸实施，担任这项工程修建工作的，是秦国蜀郡太守李冰和他的儿子。
　　在都江堰建成一百多年后，汉代司马迁考察了这座集防洪、灌溉、水运为一体的浩大工程，他在《史记》中写道，都江堰使成都平原“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可见秦人对水资源的重视，首先也是对农业的重视。我们今天常用水利这个词，实际上水利这两个字合在一起作为一个词汇出现就是在秦人的笔下。
　　就在秦国由于富足而在战国七雄中脱颖而出之际，雄才大略的千古一帝也在这个时候不失时机地登上了秦国国君宝座。秦王嬴政——13岁即位，21岁登基的国君。秦国的强大和雄心，让各诸侯国惶惶不安，其中，秦国近邻韩国朝不保夕的感觉最为强烈。
　　就在秦王嬴政登基的第二年，韩桓王就派韩国著名水利专家郑国游说秦王嬴政，兴修沟通泾水和东洛水之间的水利工程，试图以此消耗秦国国力，最终拖垮秦国，阻止秦人东进的步伐。谁能知道，秦王嬴政此时正在考虑如何在关中发展灌溉水利的问题。郑国别有用心的建议，对秦国来说可谓正中“秦以富强，再灭六国”之下怀。
　　当这个处心积虑的“疲秦计”败露后，秦王并没有杀死郑国，而是利用他掌握的水利工程技术，完成了这项可以灌溉渭河北岸万亩良田的大型水利工程，从此郑国渠和都江堰一道成为展示中国古代农业文明高度的并峙双峰。此时的秦国，南有都江堰灌溉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北有郑国渠保障关中平原旱涝丰收。韩王的阴谋不仅没有能阻止秦国东进的步伐，反而让更多的粮食流进了秦国的粮仓。就在郑国渠完工的那一年，秦始皇发动了统一中国的全面战争，而煞费苦心的韩国恰恰就是第一个被灭亡的国家。
　　至此，在秦岭那庞大身躯的两侧，关中平原的小麦、玉米，成都平原的稻谷、果蔬，源源不断地充实着秦国仓廪，秦国拥有了一南一北两个巨大粮仓。这两个粮仓就如同雄鹰身上的两只巨大翅膀，它挟带着秦人五百多年奋斗与抗争的雄心与理想，以兵甲利剑为前导，展翅高飞，去实现开拓帝国伟业的理想了。
　　公元前230年，秦王嬴政在咸阳城举行庄严的出师仪式，秦军面对秦岭，举起了征讨六国的大旗。秦军声势浩大的坚甲利兵奋勇向前，所向披靡，运送粮草的车船密密麻麻，紧随其后。一场改写中国历史的征伐就此拉开序幕。
　　美籍华人学者黄仁宇说，秦统一六国最深刻的历史原因，不在武力，而在农业。在秦统一列国之后，汉又继承了秦的政策，除了对于天下的治理，采取郡国制之外，作为管理国家的“农为本”的这个政策又被继承下来了，到汉武帝时期，可以说变成了一个国家的基本政策，它对于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应该是影响非常大的。
　　公元前221年，天下一统，四海归一，秦王嬴政在登上王位的第26个年头，终于登上了皇帝宝座，史称秦始皇。从秦岭大山中走出的秦人，先后用550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从游牧部落文明到农耕文明的艰难融合。
　　终于成为千古一帝的那一刻，不知道无上荣光的秦始皇是否会想到，在实现帝国梦想的道路上，那连年不断的厮杀和死亡，是多么令人心悸，与此相比，生长在辽阔疆土上金灿灿的麦粒和谷穗，才是供奉生命的神祗。大秦帝国的创建，与其说是与鲜血和杀戮紧紧相联，不如说是春种秋收的大地与绵绵不绝的秦岭成就了其中华一统的理想与霸业。
　　
　　保佑汉族的血脉<< <
　　
　　在巍峨的秦岭之中，汉王朝奠定了中国辽阔的版图，此外，沿着一条条秦岭古道，造纸术等中华文明的文化遗存，更是穿越千年时空留传后世。
　　位于秦岭南麓洋县境内的一座小镇，名称龙亭。龙亭镇名字的来历和一个人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个人就是古代中国造纸术的发明者、东汉龙亭侯蔡伦。早在1800多年以前，已经厌倦了宫廷内你争我夺、尔虞我诈的蔡伦，每有闲暇，便经常带着亲属来到洋县的封地，徜徉在山光水影中调养身心。由于这位地位显赫的宦官光顾，给这座秦岭深处的小镇带来无尽的荣耀，同时古老的造纸工艺也随之来到了洋县。
　　公元105年，蔡伦用树皮、麻头、破布、旧渔网为原材料，制造出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张纸。当蔡伦把这种开创人类文明史的纸张呈现给汉和帝时，和帝龙颜大悦，下诏在全国推广。造纸术的出现，不但改变了人类文明进程，也为蔡伦的命运带来了新的转机，被封为“龙亭侯”（封地在今陕西洋县），从此进入贵族行列。
　　公元一世纪，就在东汉皇帝已经开始用“蔡侯纸”下诏行文、颁布政令时，西方的欧洲人还在羊皮上书写文字，而埃及人也在用一种非常原始的纸莎作为书写材料。由于笨重而昂贵，这种书写方式极大限制了文化的交流与文明的传播。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中国造纸术向西方的传播竟然和一场战争关系密切。唐朝的大臣叫高仙芝，在哈萨克境内打了一仗，高仙芝战败，部队中很多人被俘，被俘的士兵里有些人就是造纸工人……后来阿拉伯大食帝国知道了这一情况以后，就把这批人专门弄到他们的手头，让这些人去搞造纸，这样子造纸术就西传了。随后，源自中国的造纸术又随着阿拉伯大军迅速传到叙利亚、埃及、摩洛哥，并在公元10世纪以后传入西班牙、意大利等欧洲各国。到19世纪初叶，造纸术已遍及世界。造纸术的出现，堪称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重要分水岭。
　　就在蔡伦发明造纸术的300年前，也就是公元前207年，和项羽结盟推翻秦王朝的刘邦攻克武关，沿秦楚古道乘势北上，从蓝田翻过秦岭，抢在项羽前面攻入秦国都城咸阳，将秦二世赶下王位，拉开了建立西汉帝国的序幕。
　　然而，就在刘邦准备和项羽分享推翻秦王朝胜利果实的时候，鸿门宴上的死里逃生，让刘邦不得不再次面对生存与死亡的抉择。范增是主张坚决要杀掉刘邦的，认为刘邦是日后和项王争天下的主要对手。从项羽英雄好汉的眼光来看，我让你到汉中去，那儿隔着一个秦岭，有一个天险，而且比较闭塞，和关中当时的地理、经济条件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把你放到那儿去我最放心。项羽最终不仅没有允许项庄的利剑刺向刘邦，还封刘邦为汉王。西楚霸王的一念之差，留给自己的，是最终将他逼上绝路的强硬对手，而留给历史的，是一个从秦岭深处酝酿崛起的大汉王朝。
　　从关中到汉中，刘邦要翻越的不仅是“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的秦岭险阻，更有无尽的失落与绝望。再次走在几个月前还意气风发，最终攻占咸阳的子午古道上，被项羽逐出的刘邦此时的心情灰暗无比，前路漫漫，一片凄凉。他一定没有意识到，一个足以让后人引颈仰望的王朝，将会在秦岭的荫庇下从他的手中横空出世。
　　刘邦到了汉中以后，他实际上念念不忘的还是要收复关中，所以他一方面是要给项羽制造一个假象，一方面开始着手做收复关中的准备。
　　在尾随刘邦前行的队伍中，还有一个对日后大汉江山的建立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人物，这个人名叫张良。秦末汉初的军事谋略家张良，是中国历史上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是刘邦最重要的谋士之一，协助刘邦制订了许多军事作战方略，对刘邦夺取楚汉战争的胜利，最终建立起西汉王朝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后人所谓“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指的其实就是张良。
　　在汉中以北以及东南，是高耸绵延的秦岭，而在它的南面有大巴山环绕。由于高山隔阻，来往交通十分不便，以至于在秦朝以前，盘踞在仅仅一山之隔的关中的统治者，对秦岭以南的巴蜀大地几乎一无所知。正是一条绵延500多华里的穿山古道，把辽阔的汉中平原和富饶的巴蜀大地艰难地建立起有限的联系。这条具有血脉般重要功能的道路就是褒斜道。
　　褒斜道就是一条褒水，一条斜水，褒水北面入渭河，斜水南面入汉水，中间有一条山廓，山廓上开辟的道就叫做褒斜道。据《史记》记载，刘邦率部到达汉中以后并没有进城，而是听从张良之意绕道褒谷口，这里就是褒斜道的最南端。出人意料的是，张良让刘邦下令，即刻烧掉褒斜道。
　　张良对刘邦说，项羽虽然封你为汉王，但你依然还是项羽最大的心腹之患。烧掉褒斜道，项羽一定以为你失去了交通手段，不可能随时向他发起进攻，同时又可以断绝关中楚军南下进攻汉中的道路。这样的一举两得，你大可安安心心，休养生息，积蓄力量，以图东山再起了。
　　熊熊燃烧的火焰，映红了秦岭的夜空，不知耗费了多少人力、物力的五百里栈道顷刻间化为灰烬。秦岭山谷中燃烧的火焰，让沉醉西楚霸王美梦里的项羽如释重负。在项羽看来，没有了褒斜道，刘邦就等于失去了千军万马，任他有天大的本事，也不可能插上翅膀，飞过秦岭险阻。
　　就在那把烧毁褒斜道的大火熄灭短短两年之后，身居汉中的刘邦却又大张旗鼓地对外宣称，要重修褒斜道。所以，这样就让位于关中的章邯非常紧张，他就在褒斜道这个关口上等待着、守候着。项羽完全被迷惑了，就在他嘲笑刘邦异想天开的时候，刘邦和张良统率的十万大军，已经兵分两路，悄悄地绕过褒水，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刘邦的十万大军从天而降，他们从大散关越过秦岭，进入楚军镇守的陈仓，关中平原顿时门户大开。从此，汉刘邦“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成功军事实践，被世界军事史奉为避实就虚、声东击西的经典战例。
　　兵法上讲“实者虚之，虚者实之，虚虚实实，其争相生”。刘邦以及他的部下运用得非常好，所以烧栈道、修栈道就是不同阶段、不同战略任务转移之时提出来的一种非常契合当时实际需要的对策。
　　公元前202年，经历了四年楚汉战争，已经拥有了大半个中国的刘邦在定陶称帝确立国号时，想起被贬为汉中王的艰难岁月，他毅然决定把刚刚建立的江山称之为“汉”。三个月后，他又力排众议，把都城从洛阳迁至紧靠秦岭的长安。由此，中国历史上一个开疆拓土、威仪天下的朝代呼之欲出。
　　秦岭南麓城固县博望镇的博望村，共有一百二十多户人家，这些人家都为张姓。究其原委也就不足为怪，因为这里就是西汉时期丝绸之路的开拓者——张骞的故里。
　　公元前141年，西汉第六位皇帝汉武帝刘彻即位。正是这位年轻气盛、胸怀宏图大略的皇帝，把西汉带进了一个开疆拓土、盛极一时的崭新时代。据《汉书》记载，从汉高祖刘邦立朝建国，经历文景之治，到汉武帝即位，汉朝七十多年的休养生息，国力空前壮大。当时也出现了一个问题，即北方匈奴入侵。其实，汉高祖就曾被匈奴围困在平城（今大同）。一个国家的皇帝给外国军队围起来，那是件不得了的大事情。
　　公元前138年，26岁的张骞，告别博望村，翻过秦岭，来到长安，他肩负汉武帝建立大汉帝国理想的重托，踏上了漫漫西行之路。没有张骞出使西域，也就不会有丝绸之路的开辟。没有丝绸之路的开辟，也就不会有汉朝和西域以及欧洲的文化交流，所以，通西域的意义十分重大。张骞从长安出发的时候，整个世界东方与西方还相互隔绝。就在张骞到达中亚各国1100多年后，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的双脚才踏上中国的土地；而西班牙探险家哥伦布开往东方的船队，在张骞出使西域1300多年之后，才从西班牙的巴罗斯港扬帆启程。
　　汉武帝开通通往西域各国的道路，最初的想法只是为了征讨匈奴，开拓大汉疆域。战争结束了，被张骞带到西方的中国丝绸，却源源不断地走向世界，西方的珍宝黄金，也沿着这条闪烁着丝绸光芒的道路，涌进西汉都城长安。丝绸之路，一条由开拓者张骞走在最前面的万里通途，把古老中国和遥远的西方世界连在了一起。丝绸之路的历史，大致上可以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古代的中外关系史，比如说宗教，这个西方或者东南亚、南亚的宗教——佛教传进来，也都是通过这一条路。
　　东汉末年，持续不断的军阀混战中，秦岭又一次成为延续汉室最后一丝气脉的屏障。公元218年，刘备攻取汉中后，文武百官上书汉献帝，推举刘备为汉中王。距先祖刘邦来到汉中424年后，后人刘备又来到秦岭山中，在勉县旧州铺刘备举起了征讨曹操、拯救汉室江山的大旗。当时魏蜀吴三国鼎立，在这三大政治集团之间，其实并没有确定的边境分界，但曹操和刘备分别占据 关中和汉中之后，挺立在这两个军事阵营之间的秦岭，自然就成为曹魏和蜀汉的军事分界线。
　　秦岭山高水长，道路崎岖，这样的一道天然屏障，使魏蜀双方在没有具备压倒性优势的情况下，谁也不敢轻易发动军事进攻。
　　诸葛亮是个聪明人，他的北伐叫作“以攻为守”，就是说我以攻的一种形式，以这种姿态，让曹魏政权忙于应对我的进攻，而避免他们大规模地南征。建兴五年，也就是公元227年，屯兵汉中的诸葛亮以《出师表》上书，拉开了五次北伐的序幕，那一年他47岁。悲壮的五次北伐，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既是主动的进攻策略，同时也是一种无奈的防御选择，与其说诸葛亮是在与曹魏交战，不如说是诸葛亮在一座山脉面前的挣扎，而这座大山正是秦岭。
　　从公元227年出兵祁山，到公元234年兵败五丈原，为了逾越秦岭，诸葛亮煞费苦心。几次北伐非但没有取得寸土，反而使得蜀国兵马疲惫不已。秦岭山中道路崎岖，在缺乏有效交通工具的情况下，险峻的秦岭始终是摆在志存高远的诸葛亮面前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面对重重险阻的秦岭，这位胸怀大略的军事天才，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痛苦地面对北伐失败的现实。
　　公元228年，马谡失守街亭，蜀军全线溃退。撤退路上，为了逃命，在距先祖刘邦火烧褒斜道434年后，蜀军不得不再次把留坝县江口镇到太白县王家塄的栈道烧毁。公元234年农历八月二十八日深夜，秦岭上空星光暗淡。五丈原军帐内，诸葛亮病榻前无力摇曳的长明灯骤然熄灭，一代贤臣诸葛亮溘然长逝，支撑蜀汉江山的栋梁轰然倒塌，刘汉江山从此走向它的末路。大汉帝国的背影，渐渐离我们远去。
　　杀戮声渐渐平息，蜿蜒在秦岭腹地的古道上，只有络绎不绝的商队，昼夜穿行，遍布秦岭的驿站把温暖的家书传向南方与北方。面对绵延山岭和刚刚飘逝的烟云战事，过往的文人雅士用手中的笔墨留下了他们对历史的慨叹。
　　在与大汉历史纠葛最深的褒斜道两旁，镌刻着数量众多的汉代遗迹，正是这些文化遗存，使大汉文明的光芒穿越千年时空留传后世。十三块历经千年风雨，今天已经模糊不清的汉代石刻，就是深刻影响着中国汉字演变和书法艺术走向的《汉魏十三品》。在此之前复杂难辨的篆字，到了汉代这个大变革的时期，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一种更简洁、更便于书写与辨识的字体——隶书，把中华书法推向了一个更加广阔的文明高度。面对一个个斑驳遒劲、稳健雄厚的方块汉字，令人至今还能感到大汉王朝那囊括天地、气吞八荒的气象精神。
　　当然，在后来的唐朝、清朝，我们的版图要辽阔得多，但是这个辽阔版图的基础是汉朝定下的。汉武帝时期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现在看来，儒学也没有选择错，确实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作为一个主流意识形态、主流文化的代表。汉族、汉人、汉字、汉语，就是一个国家文化中间、种族中间最重要的符号，所以汉朝就由一个具体的历史朝代化为一种血液，流到我们每一个汉人的血脉里，而这个被遗传下来的，就是一种文化基因。
　　公元209年，曹操与刘备争夺汉中失利，又错杀杨修，懊悔之余，曹操来到褒谷山口，当时正值夏秋之交，褒河水波浪翻滚，激流涌雪，曹操感慨系之，挥笔写下“衮雪”二字。随从提醒曹操，“衮”字少了三点水，曹操却深藏不露地说：“一河流水，岂缺水乎？”公元263年，曹操离开汉中54年后，曹魏大军兵分三路，攻入成都，前后持续465年的大汉王朝彻底灭亡。
　　刘邦走了，刘彻走了，蔡伦、张骞、诸葛亮也走了。巍峨的秦岭却依然挺立在中国的大地中央，大汉帝国把它那枯萎的根茎和叶脉留给了大地，把一个时代曾经的波澜壮阔永远留给了秦岭。
　　
　　大唐盛世传佛音<< <
　　
　　谈起中华文明，后世人每每神往的是大唐王朝，而佛教文化便是盛唐文明犹为绚丽的一朵奇葩。莽莽秦岭之中，佛教在此完成了它与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融合。
　　在蓝田县秦岭深处，有一条静谧幽深的山谷，名叫辋川。远在1400多年前的唐代，辋川就是水波含翠、山林相映的地方，盛唐大诗人王维晚年也就是在这里忘情山水、吟诗作画的。在他那首流传了上千年的《山居秋暝》中，王维是这样描述秦岭山水的：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王维的母亲是一位对佛教有着虔诚态度的人。因为曾经梦见印度一位著名居士维摩诘，于是便给刚出生的儿子取字号摩诘。就在长大成人的王维官至尚书右丞，万人垂涎的仕途前景一片光明之际，这位名震诗坛的大诗人却辞官远去，沉醉于秦岭的山光水色之中，每日里悠闲自得的王维谈禅赋诗，礼佛作画，过起了超然尘世的隐居生活。
　　王维一生曾四次出家隐居，其中就有三次选择了秦岭。做尚书右丞的时候，他甚至还在家里供养着僧侣，为的就是与他们说佛谈禅，探讨佛教真谛。这时的王维，以松林明月作伴，与湖光山色为友，终日里赋诗作画。秦岭山中宁静优美的景色陶冶着他的性情，这一阶段，王维的诗歌创作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至高境界。
　　公元八世纪中后期的盛唐，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巨星荟萃并且交相辉映的时期。就在王维沉迷于秦岭山水，将自己塑造成一位超然尘世的诗佛的时候，潇洒飘逸的一代诗仙李白正在盛唐大地上放歌游走，悲天悯人的诗圣杜甫也沿着秦岭山路踽踽西行，朝着他诗歌创作的巅峰而去。大书法家颜真卿、柳公权，画家吴道子、阎立本，此时也在用他们千古不朽的笔墨，共同塑造着大唐盛世空前绝后的艺术精神。
　　从文化角度来讲，这一段时间，无论是音乐、戏剧，包括宗教文化各方面都是非常大气的，它能够容纳世界上各种文化在长安的流传。敞开胸怀吸收外国先进的思想文化来丰富自己，所以唐朝的佛教是一种雍容博大的文化气象。
　　佛教是在东汉时期来到中国的。1600多年前就坐落在这里的寺院——草堂寺，安葬着中国佛教文化的巨人：鸠摩罗什。鸠摩罗什生活在公元４世纪，原籍天竺，生于西域古龟兹国。鸠摩罗什七岁出家，二十岁受戒，三十岁开始讲经，渊博的学识与声名很快就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了中原。当时的皇帝苻坚也相信佛法，听到鸠摩罗什这么伟大，就派大将吕光带着七万兵把鸠摩罗什请来。当时的龟兹国王不舍，和吕光打了一仗。这场战争，最后以古老的龟兹国灭亡而告终。
　　鸠摩罗什来到长安的那年51岁，这时的长安虽已成为后秦都城，但皇帝姚兴对鸠摩罗什的崇敬与前朝皇帝相比并没有丝毫改变。姚兴专为鸠摩罗什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立经书翻译场院，并派僧侣三千协助鸠摩罗什工作。就这样，鸠摩罗什在秦岭四季弥漫的山岚雾霭之中，十二年间由一盏青灯相伴，翻译佛经94部，共425卷，总计300多万字。可以说，鸠摩罗什是对中国佛教贡献最大的一个人。
　　就在鸠摩罗什圆寂200年后的公元618年，大唐帝国的建立使得经历四百年分裂与战乱的中国，再一次迎来了和平统一的曙光。八年后，一位旷世奇才从唐高祖李渊手中接过皇帝的权杖，登上了大唐皇帝宝座，这个人就是唐太宗李世民。从此，一个纵横四海，令后人无限仰慕的大唐帝国，气宇轩昂地登上了公元七世纪的世界舞台。
　　唐帝国的强盛崛起，自然震撼与吸引了各国统治者的目光。邻近中国的日本、朝鲜等国，纷纷派遣留学生来到长安。据记载，当时仅日本官方派出的遣唐使就多达数万人。在这些人当中，对唐朝政治、法律以及经济感兴趣的不在少数，而原本来自西域又被高度融合与发展的佛教文化，更是得到人们的推崇与赞服。
　　佛教思想的影响和儒家比较起来，儒家在这方面就逊色一些。春秋末期，孔子的学生给他提问题：“人死了以后到哪里去了？”孔子回答：“未知生，焉知死。”就是生命还在探索中，了解得还不够，哪里知道死后的情况呢？但佛教恰恰是要去探索，它给你一个解答，把孔夫子“存而不论”的那个彼岸世界，以及连接彼岸世界跟此岸世界所有的关系，都给你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盛唐之时，中国和日本之间佛教文化的交流达到高峰，而走在这条文明传播之路上的先驱当属和尚鉴真。为了弘扬佛法，鉴真历尽艰辛，六次越海东渡。鉴真受到了世界的赞许，他的顽强东渡无疑是大唐第一人，但是从大唐佛教源头的角度来说，鉴真的前面还有先行者，就在他踏上日本国土126年之前，一位唐代僧人已经走上了西行取经的漫漫长路。
　　长安城内，始建于公元652年的佛塔名叫大雁塔。与其他佛塔不同，唐高宗李治建造大雁塔的目的，除了供奉玄奘从印度带回的佛像、舍利和佛教经典之外，还有一层意思，就是以大雁塔庞大而华丽的身躯向前来长安朝拜、进贡的各国使臣展示大唐帝国的国威。
　　玄奘和尚是在贞观二年，即公元627年，起身前往印度的。踏上西行之路的玄奘27岁，这位日后名震中外的翻译家、旅行家、佛学大师和中印文化交流的开拓者，从长安出发的那一刻，大唐盛世还在孕育之中。但当一轮喷薄而出的朝阳将秦岭山中的晨雾一扫而光的时候，玄奘被这座山岭的高迈雄浑深深震撼。他似乎预感到，一个伟大而强盛的时代即将在这座大山的护佑下诞生。那一刻，秦岭的深沉博大给玄奘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多年以后，当玄奘再一次面对这座山脉时，他敬仰有加地称秦岭为“众山之祖”。
　　接下来，唐太宗下诏成立国立译经院，由朝廷出资供养，召集全国各地寺庙高僧聚集长安，协助玄奘翻译佛经，并封玄奘为“三藏法师”。唐太宗同时嘱托玄奘把自己在印度学佛十七年的所见所闻记录成书，以供国人更好地了解外部世界。在这种背景下，就有了由玄奘率众完成并且千年流传的巨著《大唐西域记》。《大唐西域记》除了对佛教的贡献，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以外，其实对印度、印度历史跟对印度的佛教、佛教史，贡献相对说来可能更大。
　　贞观二十二年，唐太宗接受玄奘请求，亲自为玄奘主持翻译的佛教经典《瑜伽师地论》撰写序言，这就是在其后为大唐文明带来无限荣光的《大唐三藏圣教序》。李世民亲自撰文的《大唐三藏圣教序》，记述了玄奘西天取经的盛事。皇帝的文章当然应该流传千古，可是又有谁的字能与天子的文章相匹配呢？只能是书圣。但当时，晋代书圣王羲之作古已经250多年了，于是，长安城内弘福寺的高僧怀仁和尚决心收集王羲之的字来对应李世民的文章，怀仁在集字过程中，有几个字怎么也找不到，不得已，他奏请朝廷昭示天下，谁能献出碑文中急需的一个字，赏一千金。这就是成语“一字千金”的典故。
　　玄奘到了晚年，大部分时间住在唐高宗为他建造的大慈恩寺内翻译佛经。唐代佛教这时已经在对印度佛教全面梳理、系统诠释的基础之上，同时高度融合了中国本土的文化精神，形成了独树一帜的中国佛学体系，而这一切又通过丝绸之路向外广泛传播，对整个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当时的大唐都城长安，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佛学文化中心。“长安三千金世界，终南百万玉楼台”，“一片白云遮不住，满山红叶尽为僧”，透过古人的诗句可以想见，在一千多年前，莽莽苍苍的秦岭山中是怎样一派蔚为壮观的学佛盛景。
　　公元664年2月5日深夜，秦岭上空星辰低垂，暗淡无光。一代佛学大师玄奘在翻译完成他从印度带回的600余卷佛教经典之后溘然长逝。一生对玄奘充满敬意的唐高宗听到消息后，仰天长叹道：“朕失国宝矣！”满朝文武，悲哽流涕，为大唐文化巨星的陨落悲痛欲绝。
　　唐高宗罢朝三天，将玄奘灵柩安放大慈恩寺，供百姓吊唁，就在玄奘安葬那天，古人描绘“京邑及诸州五百里内，送者百余万人”。玄奘曾经嘱托弟子，去世后把他葬在能看到“万山之祖”的秦岭脚下。唐高宗根据他的遗愿，将玄奘遗骨安葬在秦岭山区的白鹿原，后来又改葬紧依秦岭的少陵原畔兴教寺。
　　位于关中平原的历代帝王陵墓，几乎都选择了与秦岭隔水相望的形制。中国古老风水学解释这种现象时说，因为源头连在遥远的昆仑山，所以秦岭山脉就成为建都关中平原历代帝王的龙脉。安卧在这座巨大陵寝里的人，就是大唐一代女皇武则天和他的丈夫唐高宗。
　　公元690年，武则天登基。有谁知道，为了这一天，武则天苦苦等侯了三十年。因为武则天说自己是菩萨转世，是东方女主临朝，为她当皇帝造舆论。于是就在全国各地大建大云寺，每个州都设立了大云寺，然后抄写这个《大云经》，颁发全国，让大家都要去读《大云经》。尽管有人认为，武则天是不合礼制的窃国者。然而不管怎么说，这位在唐太宗死后削发为尼，又在秦岭山中敬业寺度过三年时光的女皇，却是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的关键性人物。
　　武则天出生的时候，佛教已经广泛流行于民间。武则天入宫不久，就曾经接触过刚刚从印度取经回来的玄奘法师，并且从此开始研读佛学。登上皇帝宝座之后，对于推进佛学的深入与传播，武则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历史作用。这时的长安城内早已是佛学鼎盛，国人几乎到了无学不佛的地步，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已经深入到中国文化的血肉之中了。比如说“世界”就是佛教来的，“实际”、“绝对”、“相对”、“唯心”、“唯物”、“真理”、“真谛”，像这些词语，都是从佛教来的。
　　在武则天去世114年之后的公元819年正月，整个长安城还沉浸在传统节日的喜庆之中。而就在这个时候，被誉为“百代文宗”的文学大家、吏部侍郎韩愈，却情绪低沉，无奈与绝望笼罩心头。
　　扶风法门寺，是关中地区最古老的皇家佛教寺院。由于寺内佛塔之下供奉有佛祖释迦牟尼的佛骨舍利，法门寺因此就成为大唐帝王顶礼膜拜的地方。从太宗五年开始，大唐每隔三十年就要举行一次声势浩大的迎请佛骨法会，其间，从长安到法门寺的百里长路拥众百万，皇室也为这样的活动大肆耗费钱财。元和十四年，唐宪宗下诏，将佛骨从法门寺迎请至长安供奉三天。韩愈得知这一消息，挥笔写下《谏迎佛骨表》上奏，竭力反对这样的活动。韩愈的言论激怒了唐宪宗，他当即下诏处死韩愈。在众位大臣的苦苦哀求下，韩愈最终免去一死，随即被逐出长安，发配潮州。
　　这一年，韩愈51岁。在赶赴潮州的路上，距离蓝关不远的地方就是辋川，看破红尘的王维就在这里隐居。在漫天风雪之中，韩愈立马驻足，遥望远处被茫茫雪雾遮掩的家园，为自己迷茫黯淡的前途与命运，也为一个爱恨交加的王朝，留下了他那首被后世永远传诵的著名诗篇：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洲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中国文化的源头<< <
　　
　　早在700到1000个百万年之前，北方的劳亚大陆和南方的冈瓦纳大陆，在地球运转和地球内部力量的推动下相向移动，长达1600公里的秦岭正是两个地质板块的缝合带。地质缝合带上的巨大伤疤，最终成为隆起在地表的山脉。伴随着地质运动的抬升和塌陷，大小河流在涌动、奔流，生命在毁灭的同时又在诞生，各种植物慢慢地出现在适合生长的地表层上，大地变得郁郁葱葱。终于，在秦岭山脉出现了蓝田猿人站立的身影。又过了数万年，灞河两岸弥漫起一缕缕温情的炊烟，半坡人以自己的生活和生产方式昭示了又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从那时起，人类文明的曙光在秦岭上空显得格外明亮，人类开始在这里创造自己的历史，旧石器、新石器、陶器、青铜器……伴随着文字的诞生，这部历史的演进、脉络与悲欢离合逐渐变得清晰起来。
　　从终南山到秦岭
　　中国古代最早记述秦岭的文字出现在两本书里，它们分别是《山海经》和《禹贡》。
　　《山海经》称得上是一部千古奇书，有关它的作者和成书年代至今都还是谜。有人推测说作者是大禹，然而大禹时代中国还没有文字。有人说它成书于战国时期，也有人说成书于西汉。有关记述秦岭的另一部著作《禹贡》的命运与《山海经》相仿，它的成书时间被大致推测为战国时期，在它的文字记述中，中国山脉的布局是一个“三条四列”的系统，其中秦岭被列为中条。
　　古地理学认为，中国大陆众多山岭的根系在昆仑山。所以在汉代以前，秦岭和昆仑山被笼统地称作“昆仑”。 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诗经》和《左传》又将矗立在关中平原的秦岭主峰称为“南山”和“终南”。直到秦以后的西汉，秦岭才有了属于自己的名字：秦岭。“盖秦岭天下之大阻也”，这是我们能够寻找到的秦岭一词出现的最早证据。这名字的创始者，是西汉时期大史学家司马迁。是什么原因让司马迁将长期被称之为“昆仑”、“南山”和“终南”的秦岭改称为秦岭的呢？
　　中国文化讲究因果，中国境内的山川河流叫什么名字，历来都是有前因后果的。比如淮河，就是商王朝灭亡，一支叫淮夷的商遗民南迁时从商地老家带来的地名；再如华山，因为其山峰如一朵盛开的莲花而得名；就连秦岭山区好些名不见经传的小山丘的名字也有来头。那么，司马迁为什么要给一座对中国南北文化和地理、气候、动植物分布产生重大影响的山岭改名？
　　秦岭一词出现于秦代以后。秦岭经过的甘肃陇南山地、关中平原和川西北、鄂西、豫西秦岭山区，是秦人最初的家园和最早建国立业的地方。秦人发展壮大的过程，一刻都没有离开秦岭怀抱。商朝灭亡后，作为殷商王朝盟友的秦人先祖被剥夺嬴姓，成了周人的奴隶，被从山东半岛的泰安一带发配到西汉水上游的西秦岭山地，开始了长达数百年忍辱负重、披荆斩棘的创业生涯。在戎狄遍布的西垂艰难求生的岁月，是秦岭山区丰茂的水草养育的战马，让他们赢得了周王室信任，重新获得了标志一个部族尊严的秦姓，并有了自己的封邑；在与诸侯列强争霸过程中，是秦岭黄河之间退可防守、进可攻伐的地理环境，成就了秦人横扫六合、独霸天下的霸业。
　　秦人最早的安身之地，在西秦岭北坡的西汉水上游。在秦文公东猎进关中到秦始皇建立大秦帝国的五百多年间，秦人先后五次迁都的地点，从来都没有离开过秦岭的怀抱。在秦穆公成为春秋五霸和秦人成长为战国七雄的时候，以秦岭为轴心，西到天水，东到函谷关，南及汉中和湖北西部的秦岭山区，是秦国最初的国土范围。秦始皇死后为自己选择的陵寝，就在秦岭支脉骊山脚下。当年秦始皇大兴土木，修建阿房宫需要大量木材和石材，这位傲视天下的千古一帝却明令禁止：不准采伐秦岭一木一石。可见，在本来就非常迷信的秦人心目中，秦岭被视为与秦人兴衰存亡攸关的“龙脉”。
　　可见，在长期求生、发展、壮大的过程中，秦岭给秦人的印象太深刻了。在秦人看来，秦岭见证了他们先祖求生、创业、奋斗、立国的全部历史，秦岭的一草一木里渗透了秦人的鲜血和泪水，秦岭培养了秦人不屈不挠、开拓进取的性格。所以这个有着“好祭祀，敬鬼神”传统的民族，就将一座山岭推向了寄托一个民族精神和理想的高度，成了他们共同崇拜的精神图腾。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就如人们之所以把汉江南岸古代巴人活动中心区的那座山叫做“巴山”一样，司马迁将这座与秦人崛起、兴盛与灭亡息息相关的山岭称为“秦岭”。所以司马迁当年以秦岭命名这座山岭的本来含义，应该是指秦岭就是秦人生活的山岭，或者说秦岭就是秦人赖以生存、发展和壮大的山岭吧。
　　还有一种说法，说“秦岭”一词是从西方传入中国的。即便如此，那也应该是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的司马迁时代。而据史书记载，西方世界最早知道的中国，是秦国。
　　古代诗画中的秦岭美景
　　秦岭北侧的支脉——骊山，是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时带动秦岭抬升的山体断块。从这个断裂伤口中流淌而出带有温度的水，我们今天称之为温泉。“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长诗《长恨歌》描绘了唐玄宗和杨贵妃在骊山脚下著名的华清池所发生的爱情故事。秦岭的温泉水洗出了杨玉环的国色天香，大唐王朝却从内部开始了腐烂。安史之乱的最终结果是杨玉环被深爱她的唐玄宗勒死在马嵬坡，而唐玄宗本人却躲进了秦岭山中。伴随着白居易的长恨之歌，护佑大唐国君的秦岭又一次为天下人所铭记。白居易是在秦岭深处的仙游寺写下这首不朽诗篇的，凄美的爱情悲剧和不朽的艺术情怀引发了千古畅想。
　　如果说白居易通过《长恨歌》把对爱情的描写推向了极致，那么，与他同时期的唐代大诗人李白感慨险山危石的诗句就更是使人叹为观止了：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
　　大山的高度居然挡住了太阳神的运行，山下则是冲波激浪、曲折回旋的河川。天上的黄鹤都飞不过去，山中的猿猴也难以攀爬。李白在他最为脍炙人口的长诗《蜀道难》中所描述的“有鸟道”的太白，指的就是太白山。秦岭里面最高的山是太白山，它已经是3767米高了，这是它经过了一段历史剥蚀之后，实际上它的高程可能达到4000米左右。但是后来随着从一万五千年到一万年前这一段时间，全球所有的冰川都在融化，气候都在变暖，那么秦岭太白山地区的冰川也不例外……冰川融化以后，把水注入到盆地、洼地里，在洼地里面就形成了湖，所以那里有一系列的这种湖，都是当时和冰川有关系的湖。
　　生活在一千多年前的李白当然无法了解太白山的地质史，但他却用诗句描述了唐开元年间秦岭深处的所见所闻：“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又闻子规啼月夜，愁空山。”通过李白的诗句可以想象，在绝高的峰岭与澎湃的河流之间，在古木丛林之中，子规啼、悲鸟号、黄鹤飞、猿猱跃、猛兽磨牙、长蛇吮血……
　　对于远在古代的旅行者李白来说，那确实是一个险象环生、极尽阴森恐怖的旅途；但是今天，对于已经建立起现代生态概念的秦岭来说，这无疑又是一个生机盎然、万类自由的巨大生态系统。根据近年的统计，在秦岭庞大的山体之内，仅种子植物就有3400多种，如果加上蕨类、苔藓等植物，总数可以达到3800种之多，又有140多种兽类动物和338种鸟类动物在秦岭山中生息繁衍。秦岭真是一个巨大的宝库。
　　同是唐代的大诗人，李白对于秦岭的描写，更像是一位匆匆过客， 挥笔豪放，而王维面对秦岭的吟诵便是把整个身心与山水融为一体了。王维的山水诗没有李白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的奔放，但却澄澈、淡雅、内敛，表达出自己与众不同的气质以及对山水的另一番感悟。“荆溪白石出，天寒红叶稀。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在王维的眼中，秦岭的绿色是那么空明而浓郁，连空气中都充满了绿色元素，仿佛到了可以溢出水分的地步，让人整个身心受到浸润， 绿色在人的眼中甚至到了没有下雨的情况下就可以打湿衣服的地步。
　　古代的诗人，他描写自然景色，主调就是表现人跟自然这种和谐的关系。王维应该是特别的，李白也是这样，杜甫也是这样。恐怕这是中国古代文学当中，一种人跟自然，心与物能够达到和谐的融合，这是一个普遍的追求。
　　秦岭被全世界公认为是自然的天堂，因为有相当多种类的动植物在此自足生存。欧洲的阿尔卑斯山，美洲的落基山，中国的秦岭，并称地球的三姐妹。它最强盛的汉唐文化，某种程度上就是秦岭文化直接孕育的。秦岭文化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我们中华民族刚生成时候的蓝田文化、仰韶文化、半坡文化。如果说要将秦岭和西安其它重要旅游地，比如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做一比较的话，那么秦岭是更具有潜力的，它不仅仅是一个旅游胜地，更是宣传环境保护的一个舞台。正如陕西省作协副主席高建群所说：“感谢上苍，给我家的门前赐了一条河，这条河叫渭河，给我家的屋后赐了一座山，这座山叫秦岭。”
　　道家与生态环境
　　无论是白居易还是李白、王维，尽管他们熟知秦岭、喜爱山水，尽管他们思想活跃、落笔如神，毕竟他们生活在距今1600年前的唐代，当年诗人眼中的华清池、太白山以及辋川与今天的现状注定不同。对于现代人来说，全球化的文明进程和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几乎是并驾齐驱地飞驰而来。与人类一样，具有着庞大身躯并且一直默默无语的秦岭，同样承受着压力。人与自然究竟应该怎样相处的问题已经越来越深入地在世界范围内引发思考与行动，貌似突如其来的环境问题应当提醒我们，今天发生的一切似乎都在应验着早在2500年前就已经从秦岭山中发出的一个古老预言和警号。
　　位于秦岭北麓的一座山原名叫石楼山，但今天的人们却习惯叫它楼观台。传说2500年前春秋时期的老子骑着青牛缓缓而来，就是在楼观台向世人讲授了他的著作《道德经》，从此以后这座海拔只有580米的山梁就成为令后人高山仰止的哲学之巅。楼观台也就取代了石楼山的名字而名扬天下。
　　老子在《道德经》里有这样一段话：“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大意是说：“道”是这个宇宙万物衍生的根本规律，“德”是循道而行，之所以被尊重和崇尚，就在于“道”和“德”对万物生长繁殖顺其自然，不加干涉。生长万物而不据为己有，兴发万物却不自恃其能，生养万物而不去主宰，这就是最为深厚的德。这位老人在如此渺远的年代，就已经告诫人们，不要以万物灵长、万物主宰自居，应当遵循宇宙规律，和自然和谐相处。不遵循“道”，也就是不遵循宇宙万物衍生规律，那就是失德，失德所导致的结果是这样的：天无以清将恐裂，地无以宁将恐废，谷无以盈将恐竭，万物无以生将恐灭……
　　《道德经》里还有一句话叫做虚怀若谷，如果你这里面装得满满的，什么东西都装不进去了，所以“谷”如果失去了“盈”这种本身的功能的话，它就不能够装载东西了，它就枯竭了，不能够吸收东西了；那万物得一以生，如果得不到这种生的功能，生生不息的功能，那它不还是枯竭了吗？没有生命了吗？所以对大自然的东西，对万事万物内在的联系、相互依存的关系，我们还是要更多一点的尊重，对自然要有敬畏之心。
　　老子的思想与秦地流传的黄帝思想结合，形成了黄老之学，它广泛地流传于三秦。秦始皇虽然在楼观台给老子立祠供奉，但他的王霸之术是与老子完全相左的，他问道求仙只为长生不老。西汉初期，黄老之学成为治国方略，那是一个予民休息、静疗战争创伤的时代。唐玄宗说老子天下第一，当年玉真公主来楼观台入道，玄宗便下令京城的达官贵人都必须把自己的女儿送到楼观台带发修行，这些美丽的公主小姐们引得多少才子纷至沓来，到楼观台的竹林里操琴吟诗，希冀博得芳容一睹，并希望走走终南捷径。李白当年不就是因为玉真公主的引荐而让玄宗召见的嘛。可是今天，这里只有终南山还在了。
　　楼观道派的辉煌持续到宋代，终于在宋金的战火中走到了终点，曾经身世显赫的楼观道派体会到了大厦倾倒的滋味，楼观建筑群在兵燹中损失殆尽，楼观道派依靠自己的力量已经不能把那些宏伟的宫观在大地上重建起来了。繁华落尽见真醇，楼观道派消亡了，可是，终南山作为道家仙山的地位依旧没有动摇，距离楼观台20公里的地方，道教全真派的创始人王重阳，他把老子传承下来的道教香火接续起来，形成了北中国最有影响的道教派别。
　　一个地方如何神圣，如果它只有过去，没有现在，那么它只能在时光里渐渐沉寂下去。很幸运的是，秦岭里就隐居着这样的当世高人，比如说中国道教协会会长任法融，他和许多隐居秦岭的高道一起，让老子3000年前发出的声音，穿越时空的阻隔，在当代喧扰的氛围中，让人还能清晰地听见悠长的清音。每年秋天，道众和信教的居士们聚集在大陵山下的场坪里，遥对青山，向老子献上自己的追思。那些鹤发童颜的高道们，在大陵山前个个谦恭，他们把至高无上的礼节都献给了自己的教祖，“古代哲学之父”的荫庇和智慧，让他们心存感念。作为道的载体，他们让道家的氤氲在山林中鲜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