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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胡适一生的教育思想非常丰富,本文从四个方面介绍了他的教育思想和实践。胡适的教育思想不但对当时的教育实践活动产生了良好的影响,而且对今天的教育实践也同样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和参考价值。
【关键词】胡适 教育思想 论析
【中图分类号】G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682(2010)05-0061-02
胡适(1891～1962),汉族,安徽绩溪上庄村人。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家、文学家、哲学家。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在中国教育史上胡适不仅是一位著名的学者、社会活动家,而且也是当时教育界公认的权威人物之一。本文拟就其教育思想和实践作一分析、阐述。
一、论教育独立性
所谓“教育独立论”,就是把教育看做纯粹继承知识遗产和创造新学术机关,而与官方的现行制度不发生关系。许多资产阶级教育家都主张教育独立,胡适可以说是代表性人物之一。他基于自己对教育特点的认识,认为教育独立有客观的理由:作为继承知识遗产和创新知识的机构,教育必须保持连续性,如果教育不从有兴有灭的政府中独立出来,就将失去连续性,实现不了自己的任务。
具体说,胡适强调教育独立有两个方面的内容:教育与政府之间保持独立关系和教育与宗教坚决分开。在教育与政府的关系上,他主张政府只宜管理分拨经费和任免行政人员,对于具体的教育过程,学校内部的事务不应干涉。他曾公开说:“政府对教育应负之责任,为教育经费之维持,教育人员之选用与换撤;对于教育进行之方针,则应委之教育人员,政府不应过问。”[1]1937年7月在“庐山谈话会”上,他更是直接提出反对政治干涉教育的三条具体措施:现任官吏不得做大学校长、董事长;政治势力不得侵入教育;反对疆吏干涉教育。[2]
胡适也一贯反对学校进行宗教教育。因为宗教信仰是个人的自由,而学校实施宗教教育,则是强迫信仰宗教,与人才培养宗旨相悖的,故此学校应摆脱宗教的干涉。他曾愤慨地指出:“利用儿童不能自己思想的时期,强迫他们做宗教的仪式,劝诱他们信仰某种信条,那是不道德的行为。”可见,胡适是以资产阶级的自由原则来抵制宗教教育。许多资产阶级教育家都主张教育独立,即教育独立于政治和教育独立于宗教。这样,我们就有必要从总体上对教育独立论进行一些分析,探讨其客观历史原因和思想基础。
首先,教育独立论是当时社会条件的产物。自辛亥革命后,中国军阀混战连年不断,政府走马灯地更换不迭,这样,一方面由于军费耗资巨大,造成教育经费严重不足,教育事业难以维持,另一方面带来的是教育方针政策的不断更替,破坏了教育事业本身的长期性特征,导致教育混乱不堪。其次,“五四”运动以后,学生的爱国运动不断高涨,进步思想在学校广泛传播,引起了反动军阀的敌视,政府粗暴地干涉教育,使得教育界与政府的关系恶化。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资产阶级自由发展的教育既不可能存在,又不可能寄希望于革命,因此只有教育独立这一条道。
可见胡适关于教育独立的主张,从理论上说,他只是看到教育有其自身发展的连续性,而没有看到教育与政治、经济之间的必然联系,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观察教育现象,他总是受一定社会政治和经济所制约,而独立性是相对而言的。
二、关于学制与教育宗旨
从清末到五四期间,中国近代教育处于起步阶段,制度远没有健全起来。特别是中等教育发展不健全,小学和中学界限不明显,而中学教育与高等教育往往又衔接不上。所以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大学要设预科,以弥补中等教育的不足。
1921年在广州举行第七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的会议,着手拟定新学制方案。胡适对所拟方案颇为赞赏。他在《新教育》四卷二期发表《对新学制的感想》一文,认为:新学制把小学缩短为六年,既有利于高才儿童的发展,也便于减轻贫寒儿童的家庭经济负担。他尤其赞赏新学制对学生升级采取“弹性制”。认为这最有利于高才儿童的发展;其次,新学制照顾到全国地域广大、情况复杂的特点,采取多样性原则。1922年9月,教育部召集学制会议,在广州议案的基础上,制定了教育部方案。这年10月,在山东济南举行的第八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的会议胡适被推为本次会议制定新学制草案的主要起草员。他所拟的草案被大会修正通过后,于本年11月,以总统教令的形式予以公布施行。这个学制案大体奠定了民国年间学制的基础,而且一直延续到50年代初期。
这个学制案规定:①小学分初、高两级,初级四年,高级两年。而以初级四级为国家普及义务教育的目标;②中学修业年限为六年,以三三制为基本形式,而以四二和二四为变式;③设师范学校和初、高级职业学校;④大学四年到六年,实行选科制。这一学制系统基本上模仿美国“六三三”制而来的,是杜威等教育家学说思想在中国传播的表现。胡适作为杜威实用主义哲学和教育思想的学生,在制定新学制时受其影响是必然的。
主要由胡适起草的这个学制案标明其宗旨是:“①适应社会进化需要;②发挥平民教育精神;③某个性之发展;④注意国民经济;⑤注重生活教育;⑥使教育易于普及;⑦多留地方伸缩余地。”其中①②两条很明显受五四运动新思潮的影响,第④⑥⑦条,都是尽量照顾实际情况的意思。[3]办教育不能脱离社会实际情况,这是胡适一贯很注重的原则。至于“③某个性之发展”、“⑤注重生活教育”这两点最表现胡适关于教育宗旨问题的根本观念。“某个性之发展”是杜威教育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胡适在介绍杜威的教育哲学时强调,必须使学生“养成智能的个性”,就是要养成“独立思想、独立观察、独立判断的能力”。[3]所谓“注重生活教育”,自然也与杜威的教育哲学有关。杜威强调:“教育就是生活”,并进一步强调:“教育即是生活,并不是将来生活的预备”。因此“教育的目的与教育的进行是一件事,不是两件事”。正是基于这一观念,他强调“学校的学业应该同学校外的生活连贯一气”,强调教育同生活密切联系是对的。
三、论高等教育
我们在前面讨论到的各方面,原则上都包括高等教育在内。但胡适本人长期在高等教育界活动,他对高等教育的重视远过其他。而关于高等教育的文章、谈话也更多,更具体。
胡适认为,高等教育对国家承担着特别重大的责任。在他看来高等学校是创造新学术的园地。而“学术是国家无形的财富,也是无尽的财富”。[3]因此高等教育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国家发展的大计。所以,他主张:“大学教育应该朝着研究院的方向发展”、“凡能研究工作人才的,凡有教授与研究生做独立的科学研究的,才是真正的大学”。[4]胡适认为高等教育不仅直接担负着为国家培养各种专门人才的任务,而且尤为重要的是要为国家造就领袖人才。他羡慕欧美“领袖人才之辈出,无一非大学所造就”。胡适幻想中国的高等教育也能达到这样的进步。他要人们对教育要有信心,不要“因为有人在社会大变迁时,未受教育亦能得权,故对教育发生动摇”。他认为,要建设现代的国家,必须由现代的教育提供领袖人才。
在我们看来在国民党统治集团的腐败统治下,指望大学为国家造就领袖人才,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如果一个国家走上了健全发展的轨道之后,高等教育如果仍不能为国家造就各个领域的人才,那就是高等教育的失败。
胡适认为改革中国的教育改革应该从改革高等教育抓起,而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从中小学抓起。其原因是高等教育直接为国家输送高等人才,只有造就了大批这样的人才各项事业才能走发展的轨道。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胡适在北大任教和主持期间,非常关心该校的改革工作,他也是改革的积极倡导者。除了提倡设研究所之外,他还极力主张“教授治校”,提议各科设立教授会,主持本科教务。他在1947年北大校友纪念会纪念五四的联欢会上讲话时指出:蔡元培把一个旧式的北京大学改造成为一个新的大学,主要是由于:第一,他真正提倡学术自由的精神;第二,他不独揽大权,充分尊重教授会。
胡适认为,国家应集中财力和人力,有重点地发展国内高等教育,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高等人才的培养就只能依靠派留学生,这不是长远之计。为此,他曾向蒋介石提出一项发展高等教育的十年计划的建议。他认为:“现行的大学制度应该及早彻底修正,多多减轻行政衙门的干涉,多多增加学术机关的自由和责任”。
四、关于指导学生学习
胡适认为教育的根本任务是训练学生养成社会所需要的各种能力。能力是训练出来的,不是记诵知识就能获得的。训练应着重官能的训练及训练眼睛的观察能力、训练耳朵的听收能力、训练手脚身体的活动能力、训练头脑的思想能力。早在留学时期,胡适就尖锐的批评过:“吾国旧教育之大病在于放弃官能之教练,诵读习字之外,他无所授”。[4]回国后,他多次强调学生的官能训练。
胡适提出,一切课程的设置,应着重使学生获得工具,即获得求知的工具、生活的工具。语言文字是最需要的工具。在中学里不仅应该学好本国的语言文字,最好能多学一两种外国的语言文字。胡适非常希望学生重视外语的学习。多学一种语言,就等于开辟一个新的花园、新的世界。[4]掌握了工具还不够。胡适认为,学生最重要的训练是使他们养成良好的习惯,包括做学问的习惯和修养人格的习惯。他认为,良好习惯的养成,就是获得了最好的治学方法。胡适提倡学生养成自学的习惯,不要依赖老师和课堂。他认为,学生在学校学习期间,总免不了有相当一部分精力是为了升级或毕业而应付功课,但不应该把全部时间和精力都消耗在这上面。应当努力发现自己的兴趣,有利于发展自己的才能。在他看来学习的目的不是为了考试,不是为了领文凭,而是为了应付生活环境,为了追求更多的知识,为了能够从事创造性的活动。胡适的这些教育观点对我们现在实施的素质教育仍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和借鉴价值。
胡适作为中国近现代资产阶级教育界公认的领袖之一,其教育思想影响是很大的,在一定程度上说是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一面镜子。本文针对其教育思想的主要部分做了一些整理和分析。胡适,尽管有很多令人非议的地方,但他确实是一位很有远见的教育家。
参考文献
1 毛礼锐、沈冠群.中国教育通史[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8:462～474
2 耿云志.胡适研究论稿[M].北京:社会文献科学出版社,2007
3 姜义华.胡适学术文集(教育)[M].北京:中华书局,1995:126、131
4 白吉庵、刘燕云.胡适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34、35、36
【关键词】胡适 教育思想 论析
【中图分类号】G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682(2010)05-0061-02
胡适(1891～1962),汉族,安徽绩溪上庄村人。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家、文学家、哲学家。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在中国教育史上胡适不仅是一位著名的学者、社会活动家,而且也是当时教育界公认的权威人物之一。本文拟就其教育思想和实践作一分析、阐述。
一、论教育独立性
所谓“教育独立论”,就是把教育看做纯粹继承知识遗产和创造新学术机关,而与官方的现行制度不发生关系。许多资产阶级教育家都主张教育独立,胡适可以说是代表性人物之一。他基于自己对教育特点的认识,认为教育独立有客观的理由:作为继承知识遗产和创新知识的机构,教育必须保持连续性,如果教育不从有兴有灭的政府中独立出来,就将失去连续性,实现不了自己的任务。
具体说,胡适强调教育独立有两个方面的内容:教育与政府之间保持独立关系和教育与宗教坚决分开。在教育与政府的关系上,他主张政府只宜管理分拨经费和任免行政人员,对于具体的教育过程,学校内部的事务不应干涉。他曾公开说:“政府对教育应负之责任,为教育经费之维持,教育人员之选用与换撤;对于教育进行之方针,则应委之教育人员,政府不应过问。”[1]1937年7月在“庐山谈话会”上,他更是直接提出反对政治干涉教育的三条具体措施:现任官吏不得做大学校长、董事长;政治势力不得侵入教育;反对疆吏干涉教育。[2]
胡适也一贯反对学校进行宗教教育。因为宗教信仰是个人的自由,而学校实施宗教教育,则是强迫信仰宗教,与人才培养宗旨相悖的,故此学校应摆脱宗教的干涉。他曾愤慨地指出:“利用儿童不能自己思想的时期,强迫他们做宗教的仪式,劝诱他们信仰某种信条,那是不道德的行为。”可见,胡适是以资产阶级的自由原则来抵制宗教教育。许多资产阶级教育家都主张教育独立,即教育独立于政治和教育独立于宗教。这样,我们就有必要从总体上对教育独立论进行一些分析,探讨其客观历史原因和思想基础。
首先,教育独立论是当时社会条件的产物。自辛亥革命后,中国军阀混战连年不断,政府走马灯地更换不迭,这样,一方面由于军费耗资巨大,造成教育经费严重不足,教育事业难以维持,另一方面带来的是教育方针政策的不断更替,破坏了教育事业本身的长期性特征,导致教育混乱不堪。其次,“五四”运动以后,学生的爱国运动不断高涨,进步思想在学校广泛传播,引起了反动军阀的敌视,政府粗暴地干涉教育,使得教育界与政府的关系恶化。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资产阶级自由发展的教育既不可能存在,又不可能寄希望于革命,因此只有教育独立这一条道。
可见胡适关于教育独立的主张,从理论上说,他只是看到教育有其自身发展的连续性,而没有看到教育与政治、经济之间的必然联系,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观察教育现象,他总是受一定社会政治和经济所制约,而独立性是相对而言的。
二、关于学制与教育宗旨
从清末到五四期间,中国近代教育处于起步阶段,制度远没有健全起来。特别是中等教育发展不健全,小学和中学界限不明显,而中学教育与高等教育往往又衔接不上。所以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大学要设预科,以弥补中等教育的不足。
1921年在广州举行第七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的会议,着手拟定新学制方案。胡适对所拟方案颇为赞赏。他在《新教育》四卷二期发表《对新学制的感想》一文,认为:新学制把小学缩短为六年,既有利于高才儿童的发展,也便于减轻贫寒儿童的家庭经济负担。他尤其赞赏新学制对学生升级采取“弹性制”。认为这最有利于高才儿童的发展;其次,新学制照顾到全国地域广大、情况复杂的特点,采取多样性原则。1922年9月,教育部召集学制会议,在广州议案的基础上,制定了教育部方案。这年10月,在山东济南举行的第八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的会议胡适被推为本次会议制定新学制草案的主要起草员。他所拟的草案被大会修正通过后,于本年11月,以总统教令的形式予以公布施行。这个学制案大体奠定了民国年间学制的基础,而且一直延续到50年代初期。
这个学制案规定:①小学分初、高两级,初级四年,高级两年。而以初级四级为国家普及义务教育的目标;②中学修业年限为六年,以三三制为基本形式,而以四二和二四为变式;③设师范学校和初、高级职业学校;④大学四年到六年,实行选科制。这一学制系统基本上模仿美国“六三三”制而来的,是杜威等教育家学说思想在中国传播的表现。胡适作为杜威实用主义哲学和教育思想的学生,在制定新学制时受其影响是必然的。
主要由胡适起草的这个学制案标明其宗旨是:“①适应社会进化需要;②发挥平民教育精神;③某个性之发展;④注意国民经济;⑤注重生活教育;⑥使教育易于普及;⑦多留地方伸缩余地。”其中①②两条很明显受五四运动新思潮的影响,第④⑥⑦条,都是尽量照顾实际情况的意思。[3]办教育不能脱离社会实际情况,这是胡适一贯很注重的原则。至于“③某个性之发展”、“⑤注重生活教育”这两点最表现胡适关于教育宗旨问题的根本观念。“某个性之发展”是杜威教育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胡适在介绍杜威的教育哲学时强调,必须使学生“养成智能的个性”,就是要养成“独立思想、独立观察、独立判断的能力”。[3]所谓“注重生活教育”,自然也与杜威的教育哲学有关。杜威强调:“教育就是生活”,并进一步强调:“教育即是生活,并不是将来生活的预备”。因此“教育的目的与教育的进行是一件事,不是两件事”。正是基于这一观念,他强调“学校的学业应该同学校外的生活连贯一气”,强调教育同生活密切联系是对的。
三、论高等教育
我们在前面讨论到的各方面,原则上都包括高等教育在内。但胡适本人长期在高等教育界活动,他对高等教育的重视远过其他。而关于高等教育的文章、谈话也更多,更具体。
胡适认为,高等教育对国家承担着特别重大的责任。在他看来高等学校是创造新学术的园地。而“学术是国家无形的财富,也是无尽的财富”。[3]因此高等教育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国家发展的大计。所以,他主张:“大学教育应该朝着研究院的方向发展”、“凡能研究工作人才的,凡有教授与研究生做独立的科学研究的,才是真正的大学”。[4]胡适认为高等教育不仅直接担负着为国家培养各种专门人才的任务,而且尤为重要的是要为国家造就领袖人才。他羡慕欧美“领袖人才之辈出,无一非大学所造就”。胡适幻想中国的高等教育也能达到这样的进步。他要人们对教育要有信心,不要“因为有人在社会大变迁时,未受教育亦能得权,故对教育发生动摇”。他认为,要建设现代的国家,必须由现代的教育提供领袖人才。
在我们看来在国民党统治集团的腐败统治下,指望大学为国家造就领袖人才,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如果一个国家走上了健全发展的轨道之后,高等教育如果仍不能为国家造就各个领域的人才,那就是高等教育的失败。
胡适认为改革中国的教育改革应该从改革高等教育抓起,而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从中小学抓起。其原因是高等教育直接为国家输送高等人才,只有造就了大批这样的人才各项事业才能走发展的轨道。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胡适在北大任教和主持期间,非常关心该校的改革工作,他也是改革的积极倡导者。除了提倡设研究所之外,他还极力主张“教授治校”,提议各科设立教授会,主持本科教务。他在1947年北大校友纪念会纪念五四的联欢会上讲话时指出:蔡元培把一个旧式的北京大学改造成为一个新的大学,主要是由于:第一,他真正提倡学术自由的精神;第二,他不独揽大权,充分尊重教授会。
胡适认为,国家应集中财力和人力,有重点地发展国内高等教育,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高等人才的培养就只能依靠派留学生,这不是长远之计。为此,他曾向蒋介石提出一项发展高等教育的十年计划的建议。他认为:“现行的大学制度应该及早彻底修正,多多减轻行政衙门的干涉,多多增加学术机关的自由和责任”。
四、关于指导学生学习
胡适认为教育的根本任务是训练学生养成社会所需要的各种能力。能力是训练出来的,不是记诵知识就能获得的。训练应着重官能的训练及训练眼睛的观察能力、训练耳朵的听收能力、训练手脚身体的活动能力、训练头脑的思想能力。早在留学时期,胡适就尖锐的批评过:“吾国旧教育之大病在于放弃官能之教练,诵读习字之外,他无所授”。[4]回国后,他多次强调学生的官能训练。
胡适提出,一切课程的设置,应着重使学生获得工具,即获得求知的工具、生活的工具。语言文字是最需要的工具。在中学里不仅应该学好本国的语言文字,最好能多学一两种外国的语言文字。胡适非常希望学生重视外语的学习。多学一种语言,就等于开辟一个新的花园、新的世界。[4]掌握了工具还不够。胡适认为,学生最重要的训练是使他们养成良好的习惯,包括做学问的习惯和修养人格的习惯。他认为,良好习惯的养成,就是获得了最好的治学方法。胡适提倡学生养成自学的习惯,不要依赖老师和课堂。他认为,学生在学校学习期间,总免不了有相当一部分精力是为了升级或毕业而应付功课,但不应该把全部时间和精力都消耗在这上面。应当努力发现自己的兴趣,有利于发展自己的才能。在他看来学习的目的不是为了考试,不是为了领文凭,而是为了应付生活环境,为了追求更多的知识,为了能够从事创造性的活动。胡适的这些教育观点对我们现在实施的素质教育仍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和借鉴价值。
胡适作为中国近现代资产阶级教育界公认的领袖之一,其教育思想影响是很大的,在一定程度上说是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一面镜子。本文针对其教育思想的主要部分做了一些整理和分析。胡适,尽管有很多令人非议的地方,但他确实是一位很有远见的教育家。
参考文献
1 毛礼锐、沈冠群.中国教育通史[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8:462～474
2 耿云志.胡适研究论稿[M].北京:社会文献科学出版社,2007
3 姜义华.胡适学术文集(教育)[M].北京:中华书局,1995:126、131
4 白吉庵、刘燕云.胡适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34、35、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