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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对“二拍”中委婉词语的用例进行分析,分别从委婉词语文雅求美的心理性、时代话语特色和运用的普遍性等角度出发,从而归纳和总结其语用特色。
一、文雅求美
中国是礼仪之邦,人与人的交际十分注重礼仪规范。中国人重视语言修养,讲究“非礼勿言”。只要有可能,人们总是选用雅言,禁用秽语。
“二拍”中文雅求美的委婉词语的运用,我们认为大致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凌濛初作为一个有知识、有教养、有文化素养的文人,写作时遇到那些不洁、不雅的事物时采用委婉词语的说法便是情理之中的了。如:
水火之事,小心謹秘,并不露一毫破绽出来。(初 卷十九 230)
“水火”是大小便的婉称。因人内急时,如处水火之中,故称。因为谢小娥是女性,因此作者文雅地称其大小便为水火之事。
此必有人家干甚紧事,带了来用,因为登东厕,挂在壁间,失下了的,未必不关着几条性命。(初 卷二十一 263)
“登东厕”婉言上厕所,旧时建筑,房屋多建在房屋东角,故名。人们认为大小便是不洁、不雅之事,难以启齿,一般不直说,因为这种行为既与性器官有关,也与脏和臭有直接的联系。这两点在人们的审美意识中是“丑”,为了满足对美的追求心理,就采用不会产生这种直接联想的词语与表达方法去替代,从而产生“美化”效果,这是委婉词语所起的作用,同时也很具体地体现作者的语言审美意识。
其二,作者出于刻画人物的需要,为表现不同人物的品行特征、身份地位的悬殊,其在言语交际中言语表达自然有所区别,如:
小娟垂泪道:“可惜令兄这样好人,与妾亡姊真个如胶似漆的。生生的阻隔两处,俱谢世去了。”(初 卷二十五 312)
吴氏起初见打死了道士,心下也道是自己不得活了(初 卷十七 209)
在作者笔下,小娟可谓饱读诗书、俊丽工诗、品格胜人,轻财重情,而且不随波追狼,是一位有名气、有气节的奇女子,所以她说话自然文雅动听,文中小娟在提到死亡时用有书面语色彩的“谢世”代替,很符合她在文中的形象。吴氏作为一个目不识丁、不守妇道的寡妇,在想到自己的死亡时用“不得活”这个口语化的表达,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其三,由于“二拍”是一部描写众多人物的小说,作者对这些人物有赞扬也有批评,因此在选用委婉词语时感情色彩亦有不同,这在委婉词语的运用上也体现的十分明显。如:
拔出刀来望脖子上只一刀,这娇怯怯的女子,能消得几时功夫?可怜一朵鲜花,一旦萎于荒草。(初 卷三十六 461)
“萎”本指花草在酷热的太阳下由于失去水分而衰弱,这里用“萎”比喻文中女子的死亡,暗含作者对女子死亡的惋惜怜悯之情。
忽见了这件打秋千的物事,吃了一惊,慌忙解放下来,早已气绝了的。(二 卷十八 250)
对春花这样一个淫荡、地位低下的婢女,作者用“打秋千的物事”形容其自缢,貌似略带调侃意味,用“气绝”这个含贬义的词语婉称其死亡,可见作者对其作风行为的不齿。
“二拍”中有些委婉词语是因为禁忌避讳而使用,而有些却是是出于求雅美化的需要。比如婚姻类的委婉词语,就是出于避俗求雅的目的。婚姻是人生的头等大事,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成家立业,因此人们对婚姻普遍寄予最美好的愿望和祝福。如:
但肯俯通一夕之欢,必当永矢百年之好。(二 卷九 121)
此命喜事不在今年,亦不在此方。(初 卷五 60)
这里“百年之好”、“喜事”就带有很喜庆的色彩。因为人的价值取向或者人的价值观一般表现为趋美或趋好,所以在交际中往往采取“拣好听的话说”,增加了令人愉快、美的信息成分。
二、时代话语特色
委婉词语从来就是社会心理在语言中的反映,因此它的产生始终与时代紧密相关。语言存在于社会,社会的发展变化必然会在委婉造词中得到反映;于是,不同时代的委婉词语也就散发出了不同历史时代的气息。当原婉指事物逐渐消失,日常生活中用不上了,也就无需再婉指。只不过我们还有文字记录,还能看到这些委婉词语罢了。这种情况在“二拍”中很多,如:
缓步轻移,裙拖下露两竿新笋。(初 卷三十四 427)
“新笋”婉称小脚。古时候女子从小就要裹脚,裹过的脚又小由尖,是美女的一大标准,有着很强的性意味,因此需要婉称。“二拍”中婉称女性“小脚”的委婉词语还有有“金莲”、“玉笋”等。民国后废除了这一陋习,“小脚”逐渐消失,相应的委婉词语也逐渐地在语言中消失了。因为裹脚产生于宋初,兴盛于明清,故“金莲”、“玉笋”等委婉词语具有时代性特征。
当今内相当权,广有私路,可以得官。(初 卷二十二 275)
古代封建社会皇宫中的太监被婉称为“内相”、“中贵大人”、“中贵人”、“中贵”等。封建皇朝被推翻后,太监也逐渐地消失了。这些委婉词语也就和现实生活疏远了,其时代性特征非常强。
元来宣徽别房虽多,惟有三夫人是他最宠爱的,家里事务都是他主持。(初 卷九 107)
“别房”是妾的婉称。我国封建社会的婚姻制度为“一夫一妻多妾”制,一个男子有一个妻子,即“正妻”,除此以外,条件允许时,还有一个或多个妾,即“庶妻”。用“别房”婉称既委婉得体,又不至于显得粗鲁、无礼貌,类似说法还有“侧室”、“外室”、“偏房”、“后房”、“次房”、“继房”等。但新中国建立后,我国的婚姻制度是“一夫一妻制”,因此,此类委婉词语具有明显的时代性。
三、运用的普遍性
委婉词语是指语言使用者考虑到社会变化、社会心理等因素,为了避免对听者或读者造成伤害,使听者或读者感到难听、可怕、痛苦、不吉利或失礼,甚至为了达到某种效果而在言语行为中使用的一些温和的、令人感到愉快的、吉利的间接词语,替代了直接的、普通的甚至可能是粗俗的说法。基于这个原因,为了尽量避免直接使用那些表示令人不快的事物的词语或让人产生不安、恐惧、悲伤或厌恶等情绪的词语,“二拍”中很多交际中都选用委婉词语。如:
谁想贫儒命薄,到任未及一月,犯了个不起之症。(初 卷二十 243)
此处用“不起之症”这个较为模糊的词语指出了举子李克让已是病情危重、难以治愈的事实,而且并不触犯忌讳。疾病被人们认为是极不详的事情,加之人们对疾病的恐惧,因此,人们在提及疾病时都会较为婉转地表述出来。面对病重的患者,人们出于安慰病人或其家人的目的,往往不会直接说出病情,而是会运用较为曲折的表达方式来暗示。
自那七夕烧香,想着牛女之事,未免感伤情绪,兼冒了些风寒,一时懒起。(二 卷三 38)
“牛女之事”婉指男女间正常的爱情,徐丹桂作为尚未出阁的大家闺秀,自然要委婉含蓄地表达。究其缘由是:封建社会中,严守男女大防,将正常的爱情视为男女私情,认为是违背纲常伦理的大罪。尤其在宋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观念影响下,明代时男女间交往的禁锢更深了。可见封建礼教对人思想禁锢之深。另外,初涉爱河的青年男女一般都存在羞怯心理。在社会文化和个人心理的影响下,人们谈情说爱过程中较多使用委婉词语。
一、文雅求美
中国是礼仪之邦,人与人的交际十分注重礼仪规范。中国人重视语言修养,讲究“非礼勿言”。只要有可能,人们总是选用雅言,禁用秽语。
“二拍”中文雅求美的委婉词语的运用,我们认为大致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凌濛初作为一个有知识、有教养、有文化素养的文人,写作时遇到那些不洁、不雅的事物时采用委婉词语的说法便是情理之中的了。如:
水火之事,小心謹秘,并不露一毫破绽出来。(初 卷十九 230)
“水火”是大小便的婉称。因人内急时,如处水火之中,故称。因为谢小娥是女性,因此作者文雅地称其大小便为水火之事。
此必有人家干甚紧事,带了来用,因为登东厕,挂在壁间,失下了的,未必不关着几条性命。(初 卷二十一 263)
“登东厕”婉言上厕所,旧时建筑,房屋多建在房屋东角,故名。人们认为大小便是不洁、不雅之事,难以启齿,一般不直说,因为这种行为既与性器官有关,也与脏和臭有直接的联系。这两点在人们的审美意识中是“丑”,为了满足对美的追求心理,就采用不会产生这种直接联想的词语与表达方法去替代,从而产生“美化”效果,这是委婉词语所起的作用,同时也很具体地体现作者的语言审美意识。
其二,作者出于刻画人物的需要,为表现不同人物的品行特征、身份地位的悬殊,其在言语交际中言语表达自然有所区别,如:
小娟垂泪道:“可惜令兄这样好人,与妾亡姊真个如胶似漆的。生生的阻隔两处,俱谢世去了。”(初 卷二十五 312)
吴氏起初见打死了道士,心下也道是自己不得活了(初 卷十七 209)
在作者笔下,小娟可谓饱读诗书、俊丽工诗、品格胜人,轻财重情,而且不随波追狼,是一位有名气、有气节的奇女子,所以她说话自然文雅动听,文中小娟在提到死亡时用有书面语色彩的“谢世”代替,很符合她在文中的形象。吴氏作为一个目不识丁、不守妇道的寡妇,在想到自己的死亡时用“不得活”这个口语化的表达,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其三,由于“二拍”是一部描写众多人物的小说,作者对这些人物有赞扬也有批评,因此在选用委婉词语时感情色彩亦有不同,这在委婉词语的运用上也体现的十分明显。如:
拔出刀来望脖子上只一刀,这娇怯怯的女子,能消得几时功夫?可怜一朵鲜花,一旦萎于荒草。(初 卷三十六 461)
“萎”本指花草在酷热的太阳下由于失去水分而衰弱,这里用“萎”比喻文中女子的死亡,暗含作者对女子死亡的惋惜怜悯之情。
忽见了这件打秋千的物事,吃了一惊,慌忙解放下来,早已气绝了的。(二 卷十八 250)
对春花这样一个淫荡、地位低下的婢女,作者用“打秋千的物事”形容其自缢,貌似略带调侃意味,用“气绝”这个含贬义的词语婉称其死亡,可见作者对其作风行为的不齿。
“二拍”中有些委婉词语是因为禁忌避讳而使用,而有些却是是出于求雅美化的需要。比如婚姻类的委婉词语,就是出于避俗求雅的目的。婚姻是人生的头等大事,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成家立业,因此人们对婚姻普遍寄予最美好的愿望和祝福。如:
但肯俯通一夕之欢,必当永矢百年之好。(二 卷九 121)
此命喜事不在今年,亦不在此方。(初 卷五 60)
这里“百年之好”、“喜事”就带有很喜庆的色彩。因为人的价值取向或者人的价值观一般表现为趋美或趋好,所以在交际中往往采取“拣好听的话说”,增加了令人愉快、美的信息成分。
二、时代话语特色
委婉词语从来就是社会心理在语言中的反映,因此它的产生始终与时代紧密相关。语言存在于社会,社会的发展变化必然会在委婉造词中得到反映;于是,不同时代的委婉词语也就散发出了不同历史时代的气息。当原婉指事物逐渐消失,日常生活中用不上了,也就无需再婉指。只不过我们还有文字记录,还能看到这些委婉词语罢了。这种情况在“二拍”中很多,如:
缓步轻移,裙拖下露两竿新笋。(初 卷三十四 427)
“新笋”婉称小脚。古时候女子从小就要裹脚,裹过的脚又小由尖,是美女的一大标准,有着很强的性意味,因此需要婉称。“二拍”中婉称女性“小脚”的委婉词语还有有“金莲”、“玉笋”等。民国后废除了这一陋习,“小脚”逐渐消失,相应的委婉词语也逐渐地在语言中消失了。因为裹脚产生于宋初,兴盛于明清,故“金莲”、“玉笋”等委婉词语具有时代性特征。
当今内相当权,广有私路,可以得官。(初 卷二十二 275)
古代封建社会皇宫中的太监被婉称为“内相”、“中贵大人”、“中贵人”、“中贵”等。封建皇朝被推翻后,太监也逐渐地消失了。这些委婉词语也就和现实生活疏远了,其时代性特征非常强。
元来宣徽别房虽多,惟有三夫人是他最宠爱的,家里事务都是他主持。(初 卷九 107)
“别房”是妾的婉称。我国封建社会的婚姻制度为“一夫一妻多妾”制,一个男子有一个妻子,即“正妻”,除此以外,条件允许时,还有一个或多个妾,即“庶妻”。用“别房”婉称既委婉得体,又不至于显得粗鲁、无礼貌,类似说法还有“侧室”、“外室”、“偏房”、“后房”、“次房”、“继房”等。但新中国建立后,我国的婚姻制度是“一夫一妻制”,因此,此类委婉词语具有明显的时代性。
三、运用的普遍性
委婉词语是指语言使用者考虑到社会变化、社会心理等因素,为了避免对听者或读者造成伤害,使听者或读者感到难听、可怕、痛苦、不吉利或失礼,甚至为了达到某种效果而在言语行为中使用的一些温和的、令人感到愉快的、吉利的间接词语,替代了直接的、普通的甚至可能是粗俗的说法。基于这个原因,为了尽量避免直接使用那些表示令人不快的事物的词语或让人产生不安、恐惧、悲伤或厌恶等情绪的词语,“二拍”中很多交际中都选用委婉词语。如:
谁想贫儒命薄,到任未及一月,犯了个不起之症。(初 卷二十 243)
此处用“不起之症”这个较为模糊的词语指出了举子李克让已是病情危重、难以治愈的事实,而且并不触犯忌讳。疾病被人们认为是极不详的事情,加之人们对疾病的恐惧,因此,人们在提及疾病时都会较为婉转地表述出来。面对病重的患者,人们出于安慰病人或其家人的目的,往往不会直接说出病情,而是会运用较为曲折的表达方式来暗示。
自那七夕烧香,想着牛女之事,未免感伤情绪,兼冒了些风寒,一时懒起。(二 卷三 38)
“牛女之事”婉指男女间正常的爱情,徐丹桂作为尚未出阁的大家闺秀,自然要委婉含蓄地表达。究其缘由是:封建社会中,严守男女大防,将正常的爱情视为男女私情,认为是违背纲常伦理的大罪。尤其在宋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观念影响下,明代时男女间交往的禁锢更深了。可见封建礼教对人思想禁锢之深。另外,初涉爱河的青年男女一般都存在羞怯心理。在社会文化和个人心理的影响下,人们谈情说爱过程中较多使用委婉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