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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下这个急功近利的社会，将70年前的故物分文不取完璧奉还，实为互联网时代的一段佳话。每一件流传的文物中，都有人们已知或未知的历史信息。这件遗物所寄托的，不止是家人间的亲情，还有一位素昧平生者的友情。
都说世上之事“无巧不成书”，我上网淘书，却淘得巧事一桩。父亲抗战期间在陪都重庆的《居民身份证》(内有公民证)，竟于无意间失而复得。
几年来，我不时上网搜求旧书资料。当今多数藏家追求保值升值，藏品价格因之逐年攀升：但在研究者眼里，看重的只有资料价值，故我历来不买昂贵的收藏类图书。藏品价格因之逐年攀升；但在研究者眼里，看重的只有资料价值，故我历来不买昂贵的收藏类图书。
有的书商很能理解研究者的旨趣和苦衷，北京潘家园的两位书肆主人，就曾慷慨地将资料出借复印，令我至今铭感于心。但有些很想得到的图书资料，也常因价格、机遇等原因失之交臂。
4月9日这天，我和平时一样上网搜书，一连下了些订单。很快就有了回音，或有货，或阙如，或无应。其中令我欣喜的，是上海“一文斋”书肆主人柏京城老先生的回信，说自己有民国时期章乃器先生的《重庆市居民身份证》和《公民证》，是十多年前在上海古玩市场用200元收来，“我一直想把章乃器先生的证件交付其家人，以慰先生的在天之灵”。
过去曾在这家店买过书，信用很好，于是立即回了信，表示希望找回这件遗物。考虑到十多年前的藏品，如今已经升值，于是从在商言商的角度，请柏先生告知所需，以便汇款。但柏先生马上回信说：此证能归还故乡，已了我十多年来的心愿，我自幼到古稀之年(今年71岁)，可以讲是终身崇拜先生的高风亮节品德。我曾在孔网上多次广告寻访先生的家人，并声明只要是先生的家人，我分文不取无偿归还。
来信还谈到：2004年12月有一位“欣子”网友对他讲过我的行踪，但一直未能找到；“今天别无所求，如能得到您一墨宝(回信告诉已收到此证即可)”。回信之后，柏先生随即将此证件连同图书用特快专递发出。
柏老先生的古道热肠，令我感动不已，甚至为自己的问价感到愧怍。多年的电脑写作，我已很少使用传统书写工具，为了给老先生回函，马上找出多年不用的笔墨纸砚重温书法……
很快收到了期待中的快递邮件，打开层层护封，一小本薄而发黄的纸片映入眼帘：这是一本“忠”字第820057号《重庆市居民身份证》，封面上盖“重庆市警察局验讫”和“中国茶叶公司总务处事务课”的蓝色公章，附钤办事人红色篆文名章各一，以及一枚长方形办事章(内容均辨识不清)。关于为何盖有茶叶公司的公章，我猜想是当时在安徽省中国茶叶公司工作的叔叔章秋阳，通过关系为父亲安排的铺保。
打开身份证，内有父亲的姓名、年龄、籍贯等相关记录。配偶姓名：胡子婴(他的前夫人)；职业：重庆上川企业公司总经理；服务处所：重庆临江路十六号；住址：四分局中一路蘑芦[庐](其中“蘑”字漫漶，系据字形揣测，不一定准确)，四区观音岩镇三保；居住年月日：廿八年(1939年)七月一日；空袭避难处所：第四区蘑芦[庐]防空私洞。父亲的观音岩住所是一栋小楼，很多陪都名人政要及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等都曾造访过，如今不知还在否?
身份证上还印有兵役、领米栏目(未填写)并附贴《供应平价布记录表》一小张，有买布记录一次，看来此证兼有战时生活必需品供应功能。另外贴有《公民证》一张，是民国卅四年(1945年)十月廿七日在重庆市第四区举行宣誓登记时核发的，盖有第四区方形篆文公章，区长名下钤名章两个；右侧还有“参加重庆市第一届参议会××选举登记”的长方章，均为红色。
父亲在1938～1939年曾任安徽省财政厅长，由于坚持团结抗日，遭到安徽地方势力及国民党CC系的排挤诬陷，被蒋介石电召“赴渝述职”，1939年5月到达重庆后，又被下令“免职另候任用”，他从此拒绝做官。1940年他在重庆与上海银行陈光甫合作创办上川实业公司，后来公司分股，他于1944年另组上川企业公司，故身份证上“职业”一栏中的“企”字是改动过的。
居民身份证封底又有“住址及避难所异动登记”一栏，抗战期间重庆经常遭日机轰炸，时有死伤发生，当时警方如此重视避难所登记，应是为了便于查找轰炸后的失踪人员。此外，封底下方的“注意事项”中还有该证的使用、变更、核查等规定，最后一项比较有趣：“此证如有遗失，应填就申请书并缴补证之手续费三元，向该管警察分局所申请补发”。
根据1935年国民政府财政部的法币改革法令，法币与英镑的比价为1元兑换1先令2.5便士；1936年又规定法币1元等于0.295美元。法币在国内初发行时与银圆等值，抗战爆发后大幅度贬值，1939年已跌到原币值的三分之一左右，购买一袋面粉约需法币5元多。照此计算，则3元的补证手续费约等于半袋多面粉。
由此看来，这件小小文物除了对于亲属的纪念意义外，还为民国的户籍、保甲、公民宣誓、选举制度，以及陪都的战时防空、配给、物价等，提供了物证。
这份证件的年龄，只比柏老先生小一岁。根据他的自述，此证是十多年前在上海古玩市场收来，那么，遗物又是如何流转到他手中的呢?我猜测到两个来源：一是父亲抗战胜利后在上海胶州路273弄的原住所，后来一直由他的老部下夏沂先生居住，一部分遗物就长留在那里，夏先生逝世后流传到市场上：二是父亲初返上海时，可能曾在我姑姑章雪琴家中存放物品，雪琴姑在50年代初被指控为“历史反革命”入狱，房子被查封，本人在狱中去世，这件遗物因之辗转流落红尘。
在当下这个急功近利的社会，将70年前的故物分文不取完璧奉还，实为互联网时代的一段佳话。每一件流传的文物中，都有人们已知或未知的历史信息。这件遗物所寄托的，不止是家人间的亲情，还有一位素昧平生者的友情。
2009年4月23日北京风雨读书楼
都说世上之事“无巧不成书”，我上网淘书，却淘得巧事一桩。父亲抗战期间在陪都重庆的《居民身份证》(内有公民证)，竟于无意间失而复得。
几年来，我不时上网搜求旧书资料。当今多数藏家追求保值升值，藏品价格因之逐年攀升：但在研究者眼里，看重的只有资料价值，故我历来不买昂贵的收藏类图书。藏品价格因之逐年攀升；但在研究者眼里，看重的只有资料价值，故我历来不买昂贵的收藏类图书。
有的书商很能理解研究者的旨趣和苦衷，北京潘家园的两位书肆主人，就曾慷慨地将资料出借复印，令我至今铭感于心。但有些很想得到的图书资料，也常因价格、机遇等原因失之交臂。
4月9日这天，我和平时一样上网搜书，一连下了些订单。很快就有了回音，或有货，或阙如，或无应。其中令我欣喜的，是上海“一文斋”书肆主人柏京城老先生的回信，说自己有民国时期章乃器先生的《重庆市居民身份证》和《公民证》，是十多年前在上海古玩市场用200元收来，“我一直想把章乃器先生的证件交付其家人，以慰先生的在天之灵”。
过去曾在这家店买过书，信用很好，于是立即回了信，表示希望找回这件遗物。考虑到十多年前的藏品，如今已经升值，于是从在商言商的角度，请柏先生告知所需，以便汇款。但柏先生马上回信说：此证能归还故乡，已了我十多年来的心愿，我自幼到古稀之年(今年71岁)，可以讲是终身崇拜先生的高风亮节品德。我曾在孔网上多次广告寻访先生的家人，并声明只要是先生的家人，我分文不取无偿归还。
来信还谈到：2004年12月有一位“欣子”网友对他讲过我的行踪，但一直未能找到；“今天别无所求，如能得到您一墨宝(回信告诉已收到此证即可)”。回信之后，柏先生随即将此证件连同图书用特快专递发出。
柏老先生的古道热肠，令我感动不已，甚至为自己的问价感到愧怍。多年的电脑写作，我已很少使用传统书写工具，为了给老先生回函，马上找出多年不用的笔墨纸砚重温书法……
很快收到了期待中的快递邮件，打开层层护封，一小本薄而发黄的纸片映入眼帘：这是一本“忠”字第820057号《重庆市居民身份证》，封面上盖“重庆市警察局验讫”和“中国茶叶公司总务处事务课”的蓝色公章，附钤办事人红色篆文名章各一，以及一枚长方形办事章(内容均辨识不清)。关于为何盖有茶叶公司的公章，我猜想是当时在安徽省中国茶叶公司工作的叔叔章秋阳，通过关系为父亲安排的铺保。
打开身份证，内有父亲的姓名、年龄、籍贯等相关记录。配偶姓名：胡子婴(他的前夫人)；职业：重庆上川企业公司总经理；服务处所：重庆临江路十六号；住址：四分局中一路蘑芦[庐](其中“蘑”字漫漶，系据字形揣测，不一定准确)，四区观音岩镇三保；居住年月日：廿八年(1939年)七月一日；空袭避难处所：第四区蘑芦[庐]防空私洞。父亲的观音岩住所是一栋小楼，很多陪都名人政要及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等都曾造访过，如今不知还在否?
身份证上还印有兵役、领米栏目(未填写)并附贴《供应平价布记录表》一小张，有买布记录一次，看来此证兼有战时生活必需品供应功能。另外贴有《公民证》一张，是民国卅四年(1945年)十月廿七日在重庆市第四区举行宣誓登记时核发的，盖有第四区方形篆文公章，区长名下钤名章两个；右侧还有“参加重庆市第一届参议会××选举登记”的长方章，均为红色。
父亲在1938～1939年曾任安徽省财政厅长，由于坚持团结抗日，遭到安徽地方势力及国民党CC系的排挤诬陷，被蒋介石电召“赴渝述职”，1939年5月到达重庆后，又被下令“免职另候任用”，他从此拒绝做官。1940年他在重庆与上海银行陈光甫合作创办上川实业公司，后来公司分股，他于1944年另组上川企业公司，故身份证上“职业”一栏中的“企”字是改动过的。
居民身份证封底又有“住址及避难所异动登记”一栏，抗战期间重庆经常遭日机轰炸，时有死伤发生，当时警方如此重视避难所登记，应是为了便于查找轰炸后的失踪人员。此外，封底下方的“注意事项”中还有该证的使用、变更、核查等规定，最后一项比较有趣：“此证如有遗失，应填就申请书并缴补证之手续费三元，向该管警察分局所申请补发”。
根据1935年国民政府财政部的法币改革法令，法币与英镑的比价为1元兑换1先令2.5便士；1936年又规定法币1元等于0.295美元。法币在国内初发行时与银圆等值，抗战爆发后大幅度贬值，1939年已跌到原币值的三分之一左右，购买一袋面粉约需法币5元多。照此计算，则3元的补证手续费约等于半袋多面粉。
由此看来，这件小小文物除了对于亲属的纪念意义外，还为民国的户籍、保甲、公民宣誓、选举制度，以及陪都的战时防空、配给、物价等，提供了物证。
这份证件的年龄，只比柏老先生小一岁。根据他的自述，此证是十多年前在上海古玩市场收来，那么，遗物又是如何流转到他手中的呢?我猜测到两个来源：一是父亲抗战胜利后在上海胶州路273弄的原住所，后来一直由他的老部下夏沂先生居住，一部分遗物就长留在那里，夏先生逝世后流传到市场上：二是父亲初返上海时，可能曾在我姑姑章雪琴家中存放物品，雪琴姑在50年代初被指控为“历史反革命”入狱，房子被查封，本人在狱中去世，这件遗物因之辗转流落红尘。
在当下这个急功近利的社会，将70年前的故物分文不取完璧奉还，实为互联网时代的一段佳话。每一件流传的文物中，都有人们已知或未知的历史信息。这件遗物所寄托的，不止是家人间的亲情，还有一位素昧平生者的友情。
2009年4月23日北京风雨读书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