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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竹林中》是一篇分别通过七个人物视角讲述的发生在平安时代京都郊外一桩命案的短篇小说，是芥川龙之介代表作之一，先后被许多知名译者译成多部汉译本。各个译本风格不一，本文以功能对等理论为基础比较分析林少华译本和高慧勤译本。
关键词：功能对等；奈达；形象意义
作者简介：常征（1992.6-），女，河北涞水人，研究生，研究方向：日语语言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03--02
芥川龙之介一生创作短篇小说148篇，被誉为日本短篇小说“鬼才”。其作品贯穿着对人性的剖析、对现实的鞭挞，篇幅虽小，喻义深刻。人物刻画细致而生动，从庙堂高官到市井百姓之形象，无不跃然纸上。芥川龙之介的作品不仅在日本文坛影响深远，而且早在1921年就被鲁迅译介到了中国，随后又出现了楼适夷译本、高慧勤译本、林少华译本等多种版本翻译作品。各个译本风格不一，各有特色。本文主要以功能理论为指导选取林少华与高慧勤翻译的《竹林中》进行译本的比较研究。
1、功能对等之“意义”
奈达认为，翻译中的“功能对等”就是在“意义”上使译语达到与原语的“功能对等”。并指出翻译必须注重综合考虑原语的语义、语境、功能和文化等方面，最大程度的传达原作的意义，实现译文与原作的“功能对等”。[1]而对于“意义”，奈达并没有作出详细具体的划分。翻译家刘宓庆在此基础上指出这种意义转换应该是多层次、多方位的，而不是平面的、单向的，并将“意义”划分为：概念上的意义、语境上的意义、形式上的意义、风格上的意义、形象上的意义、文化上的意义。[2]刘宓庆的意义分类理论为译本的对比研究提供了具体的分析工具。
2、实例对比分析
《竹林中》是一篇多人物视角讲述的发生在日本平安时代京都郊外一桩命案的短篇小说。文中的樵夫、行脚僧、捕快、老妪、多囊丸以与隐藏的检非违使对话的形式、武士妻子对着佛像自我陈述、武士的死灵自我陈述的形式多角度、多立场口述了同一案件。口述是最能表现作品中出场人物的身份、性格与语言风格的一种叙述形式。如何将原文中所表现的人物身份、风格，即原文中形象上的意义转换到译文中去，是译者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
原文1 さようでございます。あの死骸を見つけたのは、わたしに違いございません。わたしは今朝何時もの通り、裏山の杉を切りに参りました。すると山陰の藪の中に、あの死骸があってのでございます。あった処でございますか？
林译：不错，发现死尸的确实是我。今天一早我一如往常进后山砍衫为柴。岂料阴坡密树丛中有一具死尸。什么地方来着？
高译：是呀，发现那具尸体的，正是小的。今个儿早上，小的像往常一样，去后山砍柴，结果在山后的竹林里。看到那具尸体。老爷问在哪儿？
分析：原文1选自《竹林中》被检非违使问话的樵夫的叙述的部分。检非违使为日本平安时代，京都市检察违法行为的官职，权力极大。而樵夫只是靠伐木为生的山野村夫。两位角色身份地位悬殊，在等级制度森严的社会中，两人的对话应该有很明显的尊卑之别，虽然作者隐藏了检非违使的叙述声音，但仍可以从原文中樵夫与检非违使对话中所使用的でございます、参りました等敬语可以知道樵夫语气谦卑，符合人物的身份与性格。林少华的译文虽然对原文概念上的意义进行了转换，但却忽略了人物的身份与对话场景，读者无法从译文中读出原文中的时代背景及人物身份性格。山野村夫语言通俗，使用如“砍衫为柴”等相对文雅的四字格词语机率较小。而高慧勤的译文用“小的”“老爷”来体现人物身份，以恭敬而通俗樵夫的话语再现了人物的身份性格，把人物的尊卑之别体现得淋漓尽致。另外，林少华译本将“今朝何時もの通り”翻译为今天一早我一如往常，而高慧勤译本翻译为“今个儿早上，小的像往常一样”，用了“今个儿”这样比较贴近口语形式的词语，符合樵夫身份的同时也更接近原文所用的口述形式。
原文2 あの男をころしたのはわたしです。しかし女は殺しはしません。では何処へ行ったのか？それはわたしにもわからないのです。まあ、お待ちなさい。いくら拷問にかけられても、知らない事は申されますまい、その上わたしもこうなれば、卑怯な隠し立てはしないつもりです。
林译 杀那男的是我，但女的却是没杀。跑去哪里了呢？这个我也不知道。慢，且慢，拷问也没用，不知道的事如何说得出来。况且事已至此，我也不想遮遮掩掩，贪生怕死。
高译：杀那男的，是我；可女的，我没杀。那她去哪儿啦？——我怎么知道！且慢，大老爷，不管再怎么拷问，不知道的事也还是招不出来呀。再说，咱家既然落到这一步，好汉做事好汉当，绝不再隐瞒什么。
分析：纵观全文可知多囊丸是个多次犯案，粗鲁残暴的强盗，而在供述过程中却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光明磊落，敢作敢当的草莽英雄。在林少华译本中，多囊丸语言平淡，无法突出人物的性格形象，还用到了如“事已至此”“贪生怕死”等颇有文人气息的词汇，弱化了多囊丸粗鲁残暴的人物性格，使角色形象趋于平淡。而在高慧勤的译本中，使用到了“咱家”等接近于中国文学中强盗草寇等性情粗野残暴之人所使用到的词汇，令多囊丸的形象跃然纸上，在句式处理上，用到了“杀那男的，是我；可女的，我没杀。”的句式，加之用感叹号来加强语气，更加突出了多囊丸急躁的性格脾气，而“好汉做事好汉当”的运用符合作品中多囊丸自认为他是个敢作敢当的英雄的内心活动。
林少华译本与高慧勤译本在概念上的意义、风格上的意义、形式上的意义转换中伯仲难分，高下立见之处都集中在形象意义的处理上。林少华译本多用四字格这种相对书面的词语，弱化了人物的不同的性格与身份特点，而高慧勤译本用词通俗，多使用语气词与自谦尊敬词语，更契合故事场景与人物身份。最为突出的是7个不同身份的人物角色所用的“わたし”一词在两个译本中有着不同的处理方法，林少华译本中都译成了“我”，而在高慧勤译本中则分别译为“小的”、“贫僧”、“小人”、“老身”、“咱家”、“我”，符合被位高权重的检非违使问话的樵夫、行脚僧、捕快、老妪、强盗多囊丸以及对着佛像忏悔的武士妻子、借巫女之口自述的武士的对话场景与身份特征，使得出场人物活灵活现，更富有性格，也更符合芥川龙之介创作《竹林中》的主题：人是自私自利的，人的行为总是从自我出发维护自身的形象与利益，所以七个出场人物所诉说的同一件事却互相矛盾，无法拼凑出真正的真相。
3、小结
“翻译，即在译入语中选择一种既贴切又自然的表达方式来展现原文的各种信息。最重要的是意义，然后是文体和风格。”[3]而其中的“意义”并非只是文字概念上的意义，翻译中的“意义”是多层次的意义，多方面的意义。林少华先生的译本在概念上的意义转换无可挑剔，但却在形象上的意义上略有逊色，林少华先生翻译下的七个人物性格特征单一而无起伏，一些表达与人物形象相悖，既不贴切而不自然。高慧勤的译本虽然有几处概念意义转换的瑕疵，但瑕不掩瑜，在形象意义上贴切而自然，再现了芥川龙之介所刻画的人物形象，实现了意义的对等、功能上的对等。文學作品翻译是一项复杂的文学活动，不仅需要译者关注概念上的意义转换，也需要译者关注从多层次的意义，多方面的意义，做到从内容到形式，从文本到语境上的功能对等。尤其是《竹林中》这类完全以人物口头叙述的形式来叙事的作品，要求译者有更全面更系统的翻译观，六个层面上的意义，不可偏废其一。
注释：
[1]奈达.语言文化与翻译（严久生，译者）.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8.113.
[2]刘宓庆.翻译与语言哲学.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277～278.
[3]奈达.语言文化与翻译（严久生，译者）.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8.113.
参考文献：
[1]芥川龙之介.芥川龙之介全集[M].岩波书店，1995-1998.
[2]芥川龙之介著.林少华译.罗生门[M].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3]芥川龙之介著.高慧勤译.罗生门[M].时代文艺出版社，2017.
[4]许钧.翻译概论[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
[5]刘宓庆.翻译与语言哲学[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关键词：功能对等；奈达；形象意义
作者简介：常征（1992.6-），女，河北涞水人，研究生，研究方向：日语语言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03--02
芥川龙之介一生创作短篇小说148篇，被誉为日本短篇小说“鬼才”。其作品贯穿着对人性的剖析、对现实的鞭挞，篇幅虽小，喻义深刻。人物刻画细致而生动，从庙堂高官到市井百姓之形象，无不跃然纸上。芥川龙之介的作品不仅在日本文坛影响深远，而且早在1921年就被鲁迅译介到了中国，随后又出现了楼适夷译本、高慧勤译本、林少华译本等多种版本翻译作品。各个译本风格不一，各有特色。本文主要以功能理论为指导选取林少华与高慧勤翻译的《竹林中》进行译本的比较研究。
1、功能对等之“意义”
奈达认为，翻译中的“功能对等”就是在“意义”上使译语达到与原语的“功能对等”。并指出翻译必须注重综合考虑原语的语义、语境、功能和文化等方面，最大程度的传达原作的意义，实现译文与原作的“功能对等”。[1]而对于“意义”，奈达并没有作出详细具体的划分。翻译家刘宓庆在此基础上指出这种意义转换应该是多层次、多方位的，而不是平面的、单向的，并将“意义”划分为：概念上的意义、语境上的意义、形式上的意义、风格上的意义、形象上的意义、文化上的意义。[2]刘宓庆的意义分类理论为译本的对比研究提供了具体的分析工具。
2、实例对比分析
《竹林中》是一篇多人物视角讲述的发生在日本平安时代京都郊外一桩命案的短篇小说。文中的樵夫、行脚僧、捕快、老妪、多囊丸以与隐藏的检非违使对话的形式、武士妻子对着佛像自我陈述、武士的死灵自我陈述的形式多角度、多立场口述了同一案件。口述是最能表现作品中出场人物的身份、性格与语言风格的一种叙述形式。如何将原文中所表现的人物身份、风格，即原文中形象上的意义转换到译文中去，是译者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
原文1 さようでございます。あの死骸を見つけたのは、わたしに違いございません。わたしは今朝何時もの通り、裏山の杉を切りに参りました。すると山陰の藪の中に、あの死骸があってのでございます。あった処でございますか？
林译：不错，发现死尸的确实是我。今天一早我一如往常进后山砍衫为柴。岂料阴坡密树丛中有一具死尸。什么地方来着？
高译：是呀，发现那具尸体的，正是小的。今个儿早上，小的像往常一样，去后山砍柴，结果在山后的竹林里。看到那具尸体。老爷问在哪儿？
分析：原文1选自《竹林中》被检非违使问话的樵夫的叙述的部分。检非违使为日本平安时代，京都市检察违法行为的官职，权力极大。而樵夫只是靠伐木为生的山野村夫。两位角色身份地位悬殊，在等级制度森严的社会中，两人的对话应该有很明显的尊卑之别，虽然作者隐藏了检非违使的叙述声音，但仍可以从原文中樵夫与检非违使对话中所使用的でございます、参りました等敬语可以知道樵夫语气谦卑，符合人物的身份与性格。林少华的译文虽然对原文概念上的意义进行了转换，但却忽略了人物的身份与对话场景，读者无法从译文中读出原文中的时代背景及人物身份性格。山野村夫语言通俗，使用如“砍衫为柴”等相对文雅的四字格词语机率较小。而高慧勤的译文用“小的”“老爷”来体现人物身份，以恭敬而通俗樵夫的话语再现了人物的身份性格，把人物的尊卑之别体现得淋漓尽致。另外，林少华译本将“今朝何時もの通り”翻译为今天一早我一如往常，而高慧勤译本翻译为“今个儿早上，小的像往常一样”，用了“今个儿”这样比较贴近口语形式的词语，符合樵夫身份的同时也更接近原文所用的口述形式。
原文2 あの男をころしたのはわたしです。しかし女は殺しはしません。では何処へ行ったのか？それはわたしにもわからないのです。まあ、お待ちなさい。いくら拷問にかけられても、知らない事は申されますまい、その上わたしもこうなれば、卑怯な隠し立てはしないつもりです。
林译 杀那男的是我，但女的却是没杀。跑去哪里了呢？这个我也不知道。慢，且慢，拷问也没用，不知道的事如何说得出来。况且事已至此，我也不想遮遮掩掩，贪生怕死。
高译：杀那男的，是我；可女的，我没杀。那她去哪儿啦？——我怎么知道！且慢，大老爷，不管再怎么拷问，不知道的事也还是招不出来呀。再说，咱家既然落到这一步，好汉做事好汉当，绝不再隐瞒什么。
分析：纵观全文可知多囊丸是个多次犯案，粗鲁残暴的强盗，而在供述过程中却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光明磊落，敢作敢当的草莽英雄。在林少华译本中，多囊丸语言平淡，无法突出人物的性格形象，还用到了如“事已至此”“贪生怕死”等颇有文人气息的词汇，弱化了多囊丸粗鲁残暴的人物性格，使角色形象趋于平淡。而在高慧勤的译本中，使用到了“咱家”等接近于中国文学中强盗草寇等性情粗野残暴之人所使用到的词汇，令多囊丸的形象跃然纸上，在句式处理上，用到了“杀那男的，是我；可女的，我没杀。”的句式，加之用感叹号来加强语气，更加突出了多囊丸急躁的性格脾气，而“好汉做事好汉当”的运用符合作品中多囊丸自认为他是个敢作敢当的英雄的内心活动。
林少华译本与高慧勤译本在概念上的意义、风格上的意义、形式上的意义转换中伯仲难分，高下立见之处都集中在形象意义的处理上。林少华译本多用四字格这种相对书面的词语，弱化了人物的不同的性格与身份特点，而高慧勤译本用词通俗，多使用语气词与自谦尊敬词语，更契合故事场景与人物身份。最为突出的是7个不同身份的人物角色所用的“わたし”一词在两个译本中有着不同的处理方法，林少华译本中都译成了“我”，而在高慧勤译本中则分别译为“小的”、“贫僧”、“小人”、“老身”、“咱家”、“我”，符合被位高权重的检非违使问话的樵夫、行脚僧、捕快、老妪、强盗多囊丸以及对着佛像忏悔的武士妻子、借巫女之口自述的武士的对话场景与身份特征，使得出场人物活灵活现，更富有性格，也更符合芥川龙之介创作《竹林中》的主题：人是自私自利的，人的行为总是从自我出发维护自身的形象与利益，所以七个出场人物所诉说的同一件事却互相矛盾，无法拼凑出真正的真相。
3、小结
“翻译，即在译入语中选择一种既贴切又自然的表达方式来展现原文的各种信息。最重要的是意义，然后是文体和风格。”[3]而其中的“意义”并非只是文字概念上的意义，翻译中的“意义”是多层次的意义，多方面的意义。林少华先生的译本在概念上的意义转换无可挑剔，但却在形象上的意义上略有逊色，林少华先生翻译下的七个人物性格特征单一而无起伏，一些表达与人物形象相悖，既不贴切而不自然。高慧勤的译本虽然有几处概念意义转换的瑕疵，但瑕不掩瑜，在形象意义上贴切而自然，再现了芥川龙之介所刻画的人物形象，实现了意义的对等、功能上的对等。文學作品翻译是一项复杂的文学活动，不仅需要译者关注概念上的意义转换，也需要译者关注从多层次的意义，多方面的意义，做到从内容到形式，从文本到语境上的功能对等。尤其是《竹林中》这类完全以人物口头叙述的形式来叙事的作品，要求译者有更全面更系统的翻译观，六个层面上的意义，不可偏废其一。
注释：
[1]奈达.语言文化与翻译（严久生，译者）.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8.113.
[2]刘宓庆.翻译与语言哲学.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277～278.
[3]奈达.语言文化与翻译（严久生，译者）.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8.113.
参考文献：
[1]芥川龙之介.芥川龙之介全集[M].岩波书店，1995-1998.
[2]芥川龙之介著.林少华译.罗生门[M].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3]芥川龙之介著.高慧勤译.罗生门[M].时代文艺出版社，2017.
[4]许钧.翻译概论[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
[5]刘宓庆.翻译与语言哲学[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