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201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法国作家帕特里克·莫迪亚诺的创作主题始终绕不开记忆、遗忘、身份、二战等这些关键词。他的代表作之一《多拉·布吕代》围绕离家出走的少女多拉的生平展开，通过寻访地址、查询档案资料等方式，侧面反映了占领时期犹太人的生存境况，从城市空间、人物身份和档案线索这三个方面进行了战争书写。
◆关键词：莫迪亚诺;《多拉·布吕代》;巴黎;二战
生于1945年的莫迪亚诺，无论是个人成长经历还是文学创作，都打上了战争的烙印。《多拉·布吕代》这部基于真实资料写就的小说延续了莫迪亚诺一贯的写作风格，围绕二战中《巴黎晚报》上的一则寻人启事展开，以“我”这个叙述者的视角，通过文学想象与真实资料的搜集，试图还原离家出走的犹太少女多拉·布吕代的故事。通过对这部作品的深入阅读，我们发现，在这部作品中，莫迪亚诺从城市空间、人物身份和档案线索这三个方面进行了战争书写。
一、战争中的城市空间
与莫迪亚诺的其他作品一样，《多拉·布吕代》也将故事发生的地点锁定在了法国的首都巴黎——这座在二战时期曾被德军“占领”过的城市。这是主人公多拉生活过的城市，同时也是叙述者“我”生活的城市，巴黎既深藏他们各自生活的踪迹，又带有“我”童年回忆的印记。
首先，莫迪亚诺对“奥尔纳诺大街41号”这个地址进行了追踪。这是巴黎城中真实存在的地址。在本书开篇，“我”就提到自己对奥尔纳诺这个街区的熟悉，并回忆了小时候陪母亲去附近跳蚤市场的经历和奥尔纳诺大街沿途的风景。奥尔纳诺大街41号这个地址，在“我”的青年时代和当下生活的时刻是一栋不起眼的小楼，与39号楼相似，应当建造于一八八一年。再接着往前追溯，“我”了解到，“从二战前直到五十年代初，奥尔纳诺大街41号是家旅馆，39号也一样，叫金狮旅馆”，“五十年代初，这个地址上挂的是奥尔纳诺酒店和单间公寓出租公司的牌子”。经过拜访与查探，“我”终于得知了多拉和父母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已经住在奥尔纳诺大街的这家旅馆里。至今依然存在的地址让“我”得以获知多拉的出生地、出生日期与就读过的学校，勾画出她在失踪前往返学校与奥尔纳诺大街41号旅馆的路线图，从而拼凑起多拉的生活轨迹。
接着，莫迪亚诺根据多拉曾就读过的马利亚圣心寄宿学校的资料，继续拼凑她离家出走前的细节。这间寄宿学校的校舍已不复存在，原址上如今已盖起了一批新楼，只能从巴黎的老地图上看到寄宿学校的格局与周边的地点。马利亚圣心寄宿学校学生都家境贫寒，这里更像是孤儿院，生活非常艰苦，充满了孤独。一九四二年，战争带来的危险越发严重，巴黎不时实行宵禁政策，对犹太人的大抓捕不断收紧，“唯一一块没有遭殃的避难所就是马利亚圣心寄宿学校的花园和院落。但条件是不能从那里出去，要默默地躲在黑色围墙的阴影里，被人遗忘，和学校一起隐没在宵禁的黑暗里。”
有学者指出，在莫迪亚诺的笔下，巴黎就是具有文化符号与情结象征的记忆场所。莫迪亚诺对巴黎的各个地点如数家珍。而在追寻多拉生平的过程中，作为多拉出生、成长地的巴黎让“我”感到陌生又熟悉——熟悉的是同样的地址、门牌号，陌生的是历经几十年后的物是人非。正如书中所言，“在各种光线和城市骚动中，我很难相信自己和当年的多拉·布吕代生活的是同一个城市，还有她父母，当年比我现在的年龄小二十岁的我的父亲。我感觉自己是唯一一个把当初的巴黎和今天的巴黎联系在在一起，唯一一个记得所有这些细节的人。”
德国著名学者、文化记忆理论奠基人扬·阿斯曼认为，回忆不仅反映“在集体中被经历的时间”，同样也“植根于被唤醒的空间”。正如“房屋之于家庭就像村落山谷之于那里的农民、城市之于它的市民、某个地区之于该地区的居民一样”，它们都是“回忆的空间框架” 。戰争、占领、对犹太人的大抓捕、多拉的离家出走都是在巴黎发生，在《多拉·布吕代》的故事中，巴黎构成了其战争回忆的空间框架，承载了战争中个体的命运，为回溯占领时期的历史提供了依据。
二、战争中的人物身份
全书开头的寻人启事上出现的多拉·布吕代，是一位十五岁的失踪少女。因此，当“我”关注到这则寻人启事之后，“我”首先想到的是去寻找多拉生活过的痕迹：寻人启事上的地址、多拉父母的生存踪迹、多拉就读过的学校……而顺着这些线索去寻找，我们却发现，多拉的生平无处不充满了战争的印记。
多拉的父亲埃尔内斯特·布吕代是一个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的犹太人。一战结束后的一九一九年，他二十岁，目睹难民源源不断地涌入维也纳，而他自己也是这些失业大军中的一员。在莫迪亚诺试图重建起来的埃尔内斯特·布吕代的足迹中，档案表明他曾是法国外籍军团的二等兵，在军队待了五年，二十五岁置身巴黎街头，曾在战役中负伤，“残废军人100%”。而多拉的母亲则出生于布达佩斯，来自一个原籍俄罗斯的犹太家庭，同样是在一战后往西逃离、迁徙，在巴黎的犹太人难民营里住了下来。同为外籍犹太人，因战争而远离故土，在异国他乡相遇，他们除了曾经居住过的地址，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地点的精确和他们不为人所知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每次我来到一个他们居住过的地方，我都有一种缺席和空虚的印象”。这种“缺席”和“空虚”，来自受战争裹挟无法安定度日的谨小慎微，亦来自漂泊异国身份不确定的痛苦。而当二战来临，他们生活中的不安定因素越来越多。从“帝国侨民”、“前奥地利人”到“犹太人档案号”，多拉的父母似乎越来越无法逃离被抓捕的命运……
出生于这样的家庭，多拉的青春期注定带有困顿与空虚的色彩。他的父母在青春期时经历过一战的创伤，而多拉的青春期则笼罩着二战的阴影——拥挤的酒店房间、监狱般的寄宿学校生活，孤独与压抑，以及日益临近的被抓捕的危险充斥着她的生活。“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的这座城市，它的宵禁，它的士兵，它的警察，所有这一切对她而言都是敌对的，都想要她毁灭。”于是，她选择了离家出走，却最终没有逃离得了命运的天罗地网。从德朗西集中营到奥斯维辛，这是我们可以从资料中查询到的多拉和她父母的归宿，或早或晚，却殊途同归，不得不让人感慨命运的不可抵抗。 除了多拉一家，书中还出现了其他真实存在的人物，这其中包括与多拉同样身陷集中营的其他被捕的女人，以及“我”的父亲。他们的职业、年龄、性别，甚至国籍都有所不同，却因同样的犹太人身份而被捕，有些人幸运地活了下来，更多的人却是死在了战争之中。
《多拉·布吕代》是一部基于真实人物、历史事件创作的小说，莫迪亚诺以支离破碎的片段，拼凑起了一曲犹太人的命运悲歌。他以特殊的写作方式表现这些主题，“人物的相似、情节的重复、细节的强调、文献的引用，形成一种特殊的记忆艺术”。这些“被命运抛弃的人”的生平经历，恰如其分地完善了这部作品的战争书写。
三、战争中的档案线索
在上文中我们已经提到，莫迪亚诺在《多拉·布吕代》中进行了城市空间的重构和人物身份的刻画。这些都是这部小说中的记忆线索。除此之外，档案线索也是其战争书写不可回避的一环。
有关多拉·布吕代的关键信息，都是通过真实的档案资料呈现的——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巴黎晚报》上的寻人启事，到多拉一家的旧照片、他们亲人的口述，再到多拉·布吕代在寄宿学校名册上的评语、警察局的档案、图雷尔监狱的名册、在集中营中转的档案，甚至是旧书摊上找到的绝笔信……这些档案线索有效地重构了多拉的人生时间轴，让我们得以拼凑起一个被淹没在战争洪流中的犹太少女形象。
我们可以大致归纳出她的关键成长轨迹：一九二六年出生于巴黎十二区，曾在附近的幼儿园和小学就读，一九四〇年注册在马利亚圣心寄宿学校，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离家出走，后来被捕送到克里尼昂古尔街区的警察局，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九日被囚车送往图雷尔，八月被送往德朗西集中营，九月十八日坐上开往奥斯维辛的列车。这些关键的时间点背后所折射的史实令人觉得心惊。
正如书中所言，“正是这些负责找你的人给你建了档案，为了之后让你消失——彻底地消失”[9]。档案记录的真实可查，与被记录人最终消失的命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使多拉和她父母在战争中颠沛流离的境况以另一种方式被呈现来。于作者而言，他寻找多拉的过程，就是在纷繁的档案资料堆砌中目睹一个正值花季的鲜活生命消逝的过程。我们从中可以窥见战争的残酷与冷漠。
在《多拉·布吕代》中，巴黎既是现实的城市，又是占领时期见证犹太人大抓捕的城市，为战争书写提供了空间框架。书中以布吕代一家为代表的在二战中被关进集中营的人物，大多有着明显的犹太人身份，或是与之相关联。作为“被命运抛弃的人”，他们的重大生平经历被档案记录在册，真实可查，具有历史记忆的痕迹，为我们回溯二战历史、反思战争创伤提供了有力支撑。
参考文獻
[1][2][4][6][7][9][法]帕特里克·莫迪亚诺著，黄荭译.多拉·布吕代.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5-6，42，43，22-23，69，73.
[3]翁冰莹.巴黎·生命·仪式——论莫迪亚诺文学创作中的“记忆场所”.当代外国文学，2017（04）：100–108.
[5][德]扬·阿斯曼著，金寿福、黄晓晨译.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31.
[8]姜海佳，张新木.莫迪亚诺笔下的生存困境与记忆艺术.当代外国文学，2015（01）：121–129.
作者简介
吕莹（1989.02—），女，汉族，江苏高淳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法国文学与外语教学研究。
本文由陆军工程大学2019年基础学科培育基金项目“集体记忆视阈下的法国犹太作家二战历史书写”（项目编码：KYJBJQZL1920）资助。
◆关键词：莫迪亚诺;《多拉·布吕代》;巴黎;二战
生于1945年的莫迪亚诺，无论是个人成长经历还是文学创作，都打上了战争的烙印。《多拉·布吕代》这部基于真实资料写就的小说延续了莫迪亚诺一贯的写作风格，围绕二战中《巴黎晚报》上的一则寻人启事展开，以“我”这个叙述者的视角，通过文学想象与真实资料的搜集，试图还原离家出走的犹太少女多拉·布吕代的故事。通过对这部作品的深入阅读，我们发现，在这部作品中，莫迪亚诺从城市空间、人物身份和档案线索这三个方面进行了战争书写。
一、战争中的城市空间
与莫迪亚诺的其他作品一样，《多拉·布吕代》也将故事发生的地点锁定在了法国的首都巴黎——这座在二战时期曾被德军“占领”过的城市。这是主人公多拉生活过的城市，同时也是叙述者“我”生活的城市，巴黎既深藏他们各自生活的踪迹，又带有“我”童年回忆的印记。
首先，莫迪亚诺对“奥尔纳诺大街41号”这个地址进行了追踪。这是巴黎城中真实存在的地址。在本书开篇，“我”就提到自己对奥尔纳诺这个街区的熟悉，并回忆了小时候陪母亲去附近跳蚤市场的经历和奥尔纳诺大街沿途的风景。奥尔纳诺大街41号这个地址，在“我”的青年时代和当下生活的时刻是一栋不起眼的小楼，与39号楼相似，应当建造于一八八一年。再接着往前追溯，“我”了解到，“从二战前直到五十年代初，奥尔纳诺大街41号是家旅馆，39号也一样，叫金狮旅馆”，“五十年代初，这个地址上挂的是奥尔纳诺酒店和单间公寓出租公司的牌子”。经过拜访与查探，“我”终于得知了多拉和父母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已经住在奥尔纳诺大街的这家旅馆里。至今依然存在的地址让“我”得以获知多拉的出生地、出生日期与就读过的学校，勾画出她在失踪前往返学校与奥尔纳诺大街41号旅馆的路线图，从而拼凑起多拉的生活轨迹。
接着，莫迪亚诺根据多拉曾就读过的马利亚圣心寄宿学校的资料，继续拼凑她离家出走前的细节。这间寄宿学校的校舍已不复存在，原址上如今已盖起了一批新楼，只能从巴黎的老地图上看到寄宿学校的格局与周边的地点。马利亚圣心寄宿学校学生都家境贫寒，这里更像是孤儿院，生活非常艰苦，充满了孤独。一九四二年，战争带来的危险越发严重，巴黎不时实行宵禁政策，对犹太人的大抓捕不断收紧，“唯一一块没有遭殃的避难所就是马利亚圣心寄宿学校的花园和院落。但条件是不能从那里出去，要默默地躲在黑色围墙的阴影里，被人遗忘，和学校一起隐没在宵禁的黑暗里。”
有学者指出，在莫迪亚诺的笔下，巴黎就是具有文化符号与情结象征的记忆场所。莫迪亚诺对巴黎的各个地点如数家珍。而在追寻多拉生平的过程中，作为多拉出生、成长地的巴黎让“我”感到陌生又熟悉——熟悉的是同样的地址、门牌号，陌生的是历经几十年后的物是人非。正如书中所言，“在各种光线和城市骚动中，我很难相信自己和当年的多拉·布吕代生活的是同一个城市，还有她父母，当年比我现在的年龄小二十岁的我的父亲。我感觉自己是唯一一个把当初的巴黎和今天的巴黎联系在在一起，唯一一个记得所有这些细节的人。”
德国著名学者、文化记忆理论奠基人扬·阿斯曼认为，回忆不仅反映“在集体中被经历的时间”，同样也“植根于被唤醒的空间”。正如“房屋之于家庭就像村落山谷之于那里的农民、城市之于它的市民、某个地区之于该地区的居民一样”，它们都是“回忆的空间框架” 。戰争、占领、对犹太人的大抓捕、多拉的离家出走都是在巴黎发生，在《多拉·布吕代》的故事中，巴黎构成了其战争回忆的空间框架，承载了战争中个体的命运，为回溯占领时期的历史提供了依据。
二、战争中的人物身份
全书开头的寻人启事上出现的多拉·布吕代，是一位十五岁的失踪少女。因此，当“我”关注到这则寻人启事之后，“我”首先想到的是去寻找多拉生活过的痕迹：寻人启事上的地址、多拉父母的生存踪迹、多拉就读过的学校……而顺着这些线索去寻找，我们却发现，多拉的生平无处不充满了战争的印记。
多拉的父亲埃尔内斯特·布吕代是一个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的犹太人。一战结束后的一九一九年，他二十岁，目睹难民源源不断地涌入维也纳，而他自己也是这些失业大军中的一员。在莫迪亚诺试图重建起来的埃尔内斯特·布吕代的足迹中，档案表明他曾是法国外籍军团的二等兵，在军队待了五年，二十五岁置身巴黎街头，曾在战役中负伤，“残废军人100%”。而多拉的母亲则出生于布达佩斯，来自一个原籍俄罗斯的犹太家庭，同样是在一战后往西逃离、迁徙，在巴黎的犹太人难民营里住了下来。同为外籍犹太人，因战争而远离故土，在异国他乡相遇，他们除了曾经居住过的地址，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地点的精确和他们不为人所知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每次我来到一个他们居住过的地方，我都有一种缺席和空虚的印象”。这种“缺席”和“空虚”，来自受战争裹挟无法安定度日的谨小慎微，亦来自漂泊异国身份不确定的痛苦。而当二战来临，他们生活中的不安定因素越来越多。从“帝国侨民”、“前奥地利人”到“犹太人档案号”，多拉的父母似乎越来越无法逃离被抓捕的命运……
出生于这样的家庭，多拉的青春期注定带有困顿与空虚的色彩。他的父母在青春期时经历过一战的创伤，而多拉的青春期则笼罩着二战的阴影——拥挤的酒店房间、监狱般的寄宿学校生活，孤独与压抑，以及日益临近的被抓捕的危险充斥着她的生活。“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的这座城市，它的宵禁，它的士兵，它的警察，所有这一切对她而言都是敌对的，都想要她毁灭。”于是，她选择了离家出走，却最终没有逃离得了命运的天罗地网。从德朗西集中营到奥斯维辛，这是我们可以从资料中查询到的多拉和她父母的归宿，或早或晚，却殊途同归，不得不让人感慨命运的不可抵抗。 除了多拉一家，书中还出现了其他真实存在的人物，这其中包括与多拉同样身陷集中营的其他被捕的女人，以及“我”的父亲。他们的职业、年龄、性别，甚至国籍都有所不同，却因同样的犹太人身份而被捕，有些人幸运地活了下来，更多的人却是死在了战争之中。
《多拉·布吕代》是一部基于真实人物、历史事件创作的小说，莫迪亚诺以支离破碎的片段，拼凑起了一曲犹太人的命运悲歌。他以特殊的写作方式表现这些主题，“人物的相似、情节的重复、细节的强调、文献的引用，形成一种特殊的记忆艺术”。这些“被命运抛弃的人”的生平经历，恰如其分地完善了这部作品的战争书写。
三、战争中的档案线索
在上文中我们已经提到，莫迪亚诺在《多拉·布吕代》中进行了城市空间的重构和人物身份的刻画。这些都是这部小说中的记忆线索。除此之外，档案线索也是其战争书写不可回避的一环。
有关多拉·布吕代的关键信息，都是通过真实的档案资料呈现的——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巴黎晚报》上的寻人启事，到多拉一家的旧照片、他们亲人的口述，再到多拉·布吕代在寄宿学校名册上的评语、警察局的档案、图雷尔监狱的名册、在集中营中转的档案，甚至是旧书摊上找到的绝笔信……这些档案线索有效地重构了多拉的人生时间轴，让我们得以拼凑起一个被淹没在战争洪流中的犹太少女形象。
我们可以大致归纳出她的关键成长轨迹：一九二六年出生于巴黎十二区，曾在附近的幼儿园和小学就读，一九四〇年注册在马利亚圣心寄宿学校，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离家出走，后来被捕送到克里尼昂古尔街区的警察局，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九日被囚车送往图雷尔，八月被送往德朗西集中营，九月十八日坐上开往奥斯维辛的列车。这些关键的时间点背后所折射的史实令人觉得心惊。
正如书中所言，“正是这些负责找你的人给你建了档案，为了之后让你消失——彻底地消失”[9]。档案记录的真实可查，与被记录人最终消失的命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使多拉和她父母在战争中颠沛流离的境况以另一种方式被呈现来。于作者而言，他寻找多拉的过程，就是在纷繁的档案资料堆砌中目睹一个正值花季的鲜活生命消逝的过程。我们从中可以窥见战争的残酷与冷漠。
在《多拉·布吕代》中，巴黎既是现实的城市，又是占领时期见证犹太人大抓捕的城市，为战争书写提供了空间框架。书中以布吕代一家为代表的在二战中被关进集中营的人物，大多有着明显的犹太人身份，或是与之相关联。作为“被命运抛弃的人”，他们的重大生平经历被档案记录在册，真实可查，具有历史记忆的痕迹，为我们回溯二战历史、反思战争创伤提供了有力支撑。
参考文獻
[1][2][4][6][7][9][法]帕特里克·莫迪亚诺著，黄荭译.多拉·布吕代.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5-6，42，43，22-23，69，73.
[3]翁冰莹.巴黎·生命·仪式——论莫迪亚诺文学创作中的“记忆场所”.当代外国文学，2017（04）：100–108.
[5][德]扬·阿斯曼著，金寿福、黄晓晨译.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31.
[8]姜海佳，张新木.莫迪亚诺笔下的生存困境与记忆艺术.当代外国文学，2015（01）：121–129.
作者简介
吕莹（1989.02—），女，汉族，江苏高淳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法国文学与外语教学研究。
本文由陆军工程大学2019年基础学科培育基金项目“集体记忆视阈下的法国犹太作家二战历史书写”（项目编码：KYJBJQZL1920）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