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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节能降耗演变成“节能降电”后,激进、冲动的降耗手段频繁上演
11月12日,孙广才又到门口的小商店里买了100根蜡烛,当拉闸限电让电灯成为摆设后,这些蜡烛是他未来一个月的主要照明工具。
孙广才是安徽滁州市全椒县的一个普通居民。半个多月前,全椒县委书记、县长语重心长地给全县人民写了封公开信,希望“广大居民和社会各界”支持限电。10月28日,该县出台控电方案,“为保障居民基本生活用电,实行分时供电,供电时段为:6:00~8:30;11:00~13:30;16:00~23:00。”
居民开始抢购蜡烛。进入21世纪就很少使用的蜡烛,又成为他们生活的必需品。不过,有更为“聪明”的选择。通知发出当日,全椒县的蜡烛和柴油发电机全面脱销,大量的中小企业则仰仗柴油机发电维持生产。
就在全椒县控电方案出台的同日,国家工信部新闻发言人朱宏任在国新办的发布会上表示:绝不允许个别地区以完成节能减排目标为名,采取拉闸限电影响群众生活的行为。
但朱宏任同时表示:工信部将坚定不移地推动和完成节能降耗,即“十一五”期间,全国万元GDP能耗标准较之“十五”末降低20%。
距离“十一五”收官仅余一个多月,“节能降耗”的任务日益紧迫,工信部的“坚定不移”也促使各地“下铁的决心、用铁的手腕、以铁的纪律”推动降耗,并将之与官员乌纱紧密挂钩。中央强令推行的节能降耗在地方渐渐变异成为“节能降电”。
指标式限电
今年6月的节能考核“新政”让电耗成为万元GDP考核的标杆,而这一“新政”直接推动的结果是:各地开始制定月度用电指标。这也是拉闸限电的主要动因。
11月12日,全椒县经委相关负责人向《财经国家周刊》透露了该县的用电账本:按照滁州市政府的用电指标,截至10月19日,全椒县全县用电超标355万度,到了10月27日,超标用电量增至388万度。
为完成上级政府的用电指标,全椒县只能将超标电量在随后的时间内分解均摊。10月28日,该县下发《控电方案》,要求自10月30日至11月10日,全县日用电量为66万度,而到11月10日,全县日均用电量调控目标为31.6万度。上述经委负责人表示,该县调控前的日均用电量接近100万度。
为了完成指标,全椒县开足马力拉闸,从10月20日开始,该县日实际用电量降到56万度,相当于平时的一半。
自10月中旬开始,按照县里的停电方案,县城每天停电11.5小时,而农村则每天停电13.5小时。
比全椒县拉闸力度更大的是与全椒接壤的明光县,该县城区每天上午11:30~12:30供电、下午17:00~19:30供电,而农村只在每晚18:00~20:00供电,其它时间一律停电。
“不停电怎么办?市里给出了全年的用电指标,我们只能层层分解。”明光县宣传部一位人士说。他告诉记者,自己的父母住在农村,其孝敬父母的一些肉产品大都坏在断电的冰箱里了。
突如其来的考核“新政”让全国各地的节能降耗大户都倍感压力。按照最初的综合能耗计算办法,山西省朔州市今年前3季度的万元GDP综合能耗同比下降了16.54%,但其万元GDP电耗却同比增长了3.65%。
根据用电指标,朔州市2010年全年用电量不得超过62.87亿度,月均用电量5.24亿度,而11、12两个月,该市的用电指标只留下7.4亿度,月均用电量仅剩3.7亿度。
“一方面要保GDP,另一方面要降低电耗,压力非常大。”温州市经贸委副主任李祖言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采访时坦言。
尴尬的拉闸
今年下半年,位于杭州千岛湖边上的农夫山泉同样产品的两个工厂遭遇了冰火两重天的对待——淳安县的工厂被要求限产停电,而位于建德市的工厂则被鼓励生产。
淳安县和建德市都属于杭州市管辖,前者系浙江为数不多的欠发达县市,其万元GDP能耗标准只有0.38吨标准煤,远低于2009年年底全国1.027和浙江省0.74吨标准煤的能耗标准,这一能耗标准甚至低于日本的能耗。
除了农夫山泉和千岛湖啤酒公司,整个淳安县几乎没有任何大型工业企业,即便如此,淳安县仍旧需要完成浙江省制定的节能降耗和用电指标。
和淳安不同,建德市集中了大量化纤等高耗能企业,该市不但在拉闸名单中放过了农夫山泉工厂,还鼓励该工厂多生产。“(建德市)随便关停几个小钢厂、小水泥厂就能完成降耗指标。”杭州市经贸委一位负责人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节能降耗对于耗能指标本来就低或欠发达地区更为严峻。
“我们能怎么限电?把酒店关了,让来千岛湖旅游的游客都住帐篷?”淳安县经贸局一位负责人告诉《财经国家周刊》,农夫山泉是淳安县最大的用电企业,调控农夫山泉的用电量能够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实际上我们也不忍心,农夫山泉的能耗可能只有0.1吨标准煤。”
“让淳安完成20%的(节能降耗)政策性指标?这不可能!”杭州市经贸委副主任徐虎告诉《财经国家周刊》,综合杭州市整体节能降耗的情况,杭州市并没有强令淳安县必须完成20%的政策性指标,在与省里一番讨价还价后,整个“十一五”期间淳安县的降耗指标定为12%。
而在上述淳安县经贸局负责人看来,12%的指标也很难,“唯一能做的就是接着让农夫山泉停产。”
淳安的境遇迫使农夫山泉的负责人频频造访杭州市经贸委,但得到的答复是“我们也需要平衡各地的意见,能耗低也不能不降电。”
实际上,农夫山泉在杭州的境遇扩大至全国范围更加明显,甚至一些地方淘汰的落后产能,在另一地区换个头衔继续上马。
“温州有20多家制革企业名列工信部《淘汰落后产能企业名单》,但大量转移至山东、安徽等地的温州制革企业则根本没事。”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告诉《财经国家周刊》,温州有近100家制革企业将生产工厂整体转移至山东滨州,这些企业没有一家被列入《淘汰落后产能企业名单》。
待遇的天壤之别让周百思不得其解。此前周德文曾多次陪同温州皮革商北上滨州,在他看来,迁往滨州的皮革企业没有采取任何节能降耗的举措。
更为令人担忧的是,发达地区的落后产能在落后地区甚至被当作先进产能加以引进。根据浙江省经信委的要求,直径3.0米以下的水泥磨机年内必须淘汰,而在江西,直径2.4米、耗能更高的水泥磨机还被列为先进产能。
“全国各地当前的能耗标准参差不齐,搞20%的(一刀切)只能让各地政府胡乱行政。”浙江省经信委一位官员说,浙江高耗能企业较为集中的衢州市万元GDP能耗标准为1.7吨标准煤,而能耗标准较低的温州、台州则分别为0.62和0.53吨标准煤,“你让温州、台州和衢州同样降耗20%,这本身就不符合科学发展观。”
错杀式淘汰
一个在山西朔州广泛流传的故事是,怀仁县生产水泥的宏丰建材,历史上并不重视节能报表,统计员从来是随意乱填,结果报到国家统计局的能耗数字过高,成了“落后生产力”和“关停对象”。
宏丰建材的老板把统计员骂了个半死,还多次找到朔州统计局,想要改掉能耗数字,得到的答复是“改不了”,上了关停名单就必须关停。
宏丰的“被关停”并非个案。10月中旬,浙江省经信委一位官员向《财经国家周刊》证实,该省也有两家企业“因为填错了能耗数字”而登上了工信部《淘汰落后产能企业名单》,而按照国家的能耗标准,这两家企业并不在高耗能之列。
“那能怎么办?既然上了名单,就必须按照部署进行淘汰。”该官员告诉记者,浙江省经信委曾经专门针对这两家被“错报”的企业召开专题会议,研究的结果是“要言必信、行必果”。而在地方政府的压力和允诺下,被错杀的两家企业接受了“被高耗”的既定事实。
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电话采访时,工信部节能司一位官员并不否认有“错杀”的发生。“(淘汰落后产能)名单(涉及)18个行业、2087家企业,有个别错报也是可能的。”
这份详细到具体企业和生产线的庞大淘汰名单,是由地方政府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汇总上报的,而这其中,一部分是企业自主上报,另有相当一部分是地方政府根据企业此前上报的数据整理汇总。
仓促汇总庞杂的耗能数据,一方面导致错杀,同时也使得很多“前高耗能”企业再次进入淘汰名单。
11月14日,杭州一家水泥企业的负责人无奈地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自从登上了工信部的《淘汰落后产能企业名单》,公司已经陷入经营困局,“很难走出来了。”
记者在工信部的名单中看到,该企业共需淘汰5条水泥生产线,涉及产能50多万吨,而这些所谓的高耗能早在一年前已经淘汰,在接受多家媒体采访时,这位负责人多次批评负责统计工作的经贸委,这也招致官方强硬的“封口令”。
记者在实际采访时发现,《淘汰落后产能企业名单》中有上百家企业正被“错杀”。“最可笑的是湖州恒丰印染,他们的名字都改成众发铝业了,工信部的淘汰名单里竟然还要求他们淘汰(9000万米)印染布。”上述杭州水泥企业负责人表示。
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电话采访时,已经更名为众发铝业的恒丰印染张姓办公室人员也表示费解,该公司早在一年前已经由印染企业转型为铝合金公司。
新高耗滋生
“节能降电”除刺激了蜡烛消费,还极大地带动了柴油机的销售,但这一方面增加了本就紧张的柴油供需关系,另一方面也使得电力层面的节能在油品方面产生新的高耗。
有报道说,据中石化内部调研,国内几家主要生产大功率柴油发电机的企业,10月份的订单和销售量比9月份增长近200%,企业对发电机的需求出现暴增局面。
对此,华北鼎新发电设备(北京)有限公司负责人张辉告诉记者,说增长200%可能有些夸张,但市场销售火爆是事实。以往在十一之后是柴油机销售的淡季,但今年却是淡季不淡,销量大概是以前的一倍左右。
在温州市,一到断电时间,满大街都弥散着浓浓的柴油味,一些家庭作坊企业甚至大量囤积油品对外销售,这也导致柴油的需求和价格随之飙升。
而在全椒县,县政府甚至明确指定了自主发电补偿措施:支持一切拥有自备电源的单位使用自备电源,县里将给予每一度电一元的奖励。
该县的另一个举措是,对工业企业购买柴油发电机提供专项补助,其中规模以上企业补助5000元,规模以下企业补助2000元。一时间,柴油机生意兴隆,黑烟尘笼罩城市。
实际上,柴油机发电带来的能耗和污染,与节能降耗的目标背道而驰。山东华力发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经理赵艳告诉《财经国家周刊》,柴油发电机每度电需消耗约200克柴油,按照11月9日中石化零号柴油在京津唐地区主营单位每吨7500元的报价,每度电的成本高达1.6元,而北京市工业用电均价约为0.6元。
“一味的将能耗等同于电耗,不仅让地方政府有了作弊降耗的可能,也滋生了另一种高耗和能源紧缺。”浙江省政府参事室一位专家表示,汽柴油消耗没有被列入节能减排指标是节能降耗的一大失误,“‘十二五’期间,仅仅是汽车产生的能耗我们都难以消化。”
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采访时,安徽、浙江、河北等省经信委纷纷表示将在12月份展开新一轮节能降耗行动,而随着“十一五”临近收官,更为激进的节能降电举措或将频繁上演。
11月12日,孙广才又到门口的小商店里买了100根蜡烛,当拉闸限电让电灯成为摆设后,这些蜡烛是他未来一个月的主要照明工具。
孙广才是安徽滁州市全椒县的一个普通居民。半个多月前,全椒县委书记、县长语重心长地给全县人民写了封公开信,希望“广大居民和社会各界”支持限电。10月28日,该县出台控电方案,“为保障居民基本生活用电,实行分时供电,供电时段为:6:00~8:30;11:00~13:30;16:00~23:00。”
居民开始抢购蜡烛。进入21世纪就很少使用的蜡烛,又成为他们生活的必需品。不过,有更为“聪明”的选择。通知发出当日,全椒县的蜡烛和柴油发电机全面脱销,大量的中小企业则仰仗柴油机发电维持生产。
就在全椒县控电方案出台的同日,国家工信部新闻发言人朱宏任在国新办的发布会上表示:绝不允许个别地区以完成节能减排目标为名,采取拉闸限电影响群众生活的行为。
但朱宏任同时表示:工信部将坚定不移地推动和完成节能降耗,即“十一五”期间,全国万元GDP能耗标准较之“十五”末降低20%。
距离“十一五”收官仅余一个多月,“节能降耗”的任务日益紧迫,工信部的“坚定不移”也促使各地“下铁的决心、用铁的手腕、以铁的纪律”推动降耗,并将之与官员乌纱紧密挂钩。中央强令推行的节能降耗在地方渐渐变异成为“节能降电”。
指标式限电
今年6月的节能考核“新政”让电耗成为万元GDP考核的标杆,而这一“新政”直接推动的结果是:各地开始制定月度用电指标。这也是拉闸限电的主要动因。
11月12日,全椒县经委相关负责人向《财经国家周刊》透露了该县的用电账本:按照滁州市政府的用电指标,截至10月19日,全椒县全县用电超标355万度,到了10月27日,超标用电量增至388万度。
为完成上级政府的用电指标,全椒县只能将超标电量在随后的时间内分解均摊。10月28日,该县下发《控电方案》,要求自10月30日至11月10日,全县日用电量为66万度,而到11月10日,全县日均用电量调控目标为31.6万度。上述经委负责人表示,该县调控前的日均用电量接近100万度。
为了完成指标,全椒县开足马力拉闸,从10月20日开始,该县日实际用电量降到56万度,相当于平时的一半。
自10月中旬开始,按照县里的停电方案,县城每天停电11.5小时,而农村则每天停电13.5小时。
比全椒县拉闸力度更大的是与全椒接壤的明光县,该县城区每天上午11:30~12:30供电、下午17:00~19:30供电,而农村只在每晚18:00~20:00供电,其它时间一律停电。
“不停电怎么办?市里给出了全年的用电指标,我们只能层层分解。”明光县宣传部一位人士说。他告诉记者,自己的父母住在农村,其孝敬父母的一些肉产品大都坏在断电的冰箱里了。
突如其来的考核“新政”让全国各地的节能降耗大户都倍感压力。按照最初的综合能耗计算办法,山西省朔州市今年前3季度的万元GDP综合能耗同比下降了16.54%,但其万元GDP电耗却同比增长了3.65%。
根据用电指标,朔州市2010年全年用电量不得超过62.87亿度,月均用电量5.24亿度,而11、12两个月,该市的用电指标只留下7.4亿度,月均用电量仅剩3.7亿度。
“一方面要保GDP,另一方面要降低电耗,压力非常大。”温州市经贸委副主任李祖言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采访时坦言。
尴尬的拉闸
今年下半年,位于杭州千岛湖边上的农夫山泉同样产品的两个工厂遭遇了冰火两重天的对待——淳安县的工厂被要求限产停电,而位于建德市的工厂则被鼓励生产。
淳安县和建德市都属于杭州市管辖,前者系浙江为数不多的欠发达县市,其万元GDP能耗标准只有0.38吨标准煤,远低于2009年年底全国1.027和浙江省0.74吨标准煤的能耗标准,这一能耗标准甚至低于日本的能耗。
除了农夫山泉和千岛湖啤酒公司,整个淳安县几乎没有任何大型工业企业,即便如此,淳安县仍旧需要完成浙江省制定的节能降耗和用电指标。
和淳安不同,建德市集中了大量化纤等高耗能企业,该市不但在拉闸名单中放过了农夫山泉工厂,还鼓励该工厂多生产。“(建德市)随便关停几个小钢厂、小水泥厂就能完成降耗指标。”杭州市经贸委一位负责人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节能降耗对于耗能指标本来就低或欠发达地区更为严峻。
“我们能怎么限电?把酒店关了,让来千岛湖旅游的游客都住帐篷?”淳安县经贸局一位负责人告诉《财经国家周刊》,农夫山泉是淳安县最大的用电企业,调控农夫山泉的用电量能够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实际上我们也不忍心,农夫山泉的能耗可能只有0.1吨标准煤。”
“让淳安完成20%的(节能降耗)政策性指标?这不可能!”杭州市经贸委副主任徐虎告诉《财经国家周刊》,综合杭州市整体节能降耗的情况,杭州市并没有强令淳安县必须完成20%的政策性指标,在与省里一番讨价还价后,整个“十一五”期间淳安县的降耗指标定为12%。
而在上述淳安县经贸局负责人看来,12%的指标也很难,“唯一能做的就是接着让农夫山泉停产。”
淳安的境遇迫使农夫山泉的负责人频频造访杭州市经贸委,但得到的答复是“我们也需要平衡各地的意见,能耗低也不能不降电。”
实际上,农夫山泉在杭州的境遇扩大至全国范围更加明显,甚至一些地方淘汰的落后产能,在另一地区换个头衔继续上马。
“温州有20多家制革企业名列工信部《淘汰落后产能企业名单》,但大量转移至山东、安徽等地的温州制革企业则根本没事。”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告诉《财经国家周刊》,温州有近100家制革企业将生产工厂整体转移至山东滨州,这些企业没有一家被列入《淘汰落后产能企业名单》。
待遇的天壤之别让周百思不得其解。此前周德文曾多次陪同温州皮革商北上滨州,在他看来,迁往滨州的皮革企业没有采取任何节能降耗的举措。
更为令人担忧的是,发达地区的落后产能在落后地区甚至被当作先进产能加以引进。根据浙江省经信委的要求,直径3.0米以下的水泥磨机年内必须淘汰,而在江西,直径2.4米、耗能更高的水泥磨机还被列为先进产能。
“全国各地当前的能耗标准参差不齐,搞20%的(一刀切)只能让各地政府胡乱行政。”浙江省经信委一位官员说,浙江高耗能企业较为集中的衢州市万元GDP能耗标准为1.7吨标准煤,而能耗标准较低的温州、台州则分别为0.62和0.53吨标准煤,“你让温州、台州和衢州同样降耗20%,这本身就不符合科学发展观。”
错杀式淘汰
一个在山西朔州广泛流传的故事是,怀仁县生产水泥的宏丰建材,历史上并不重视节能报表,统计员从来是随意乱填,结果报到国家统计局的能耗数字过高,成了“落后生产力”和“关停对象”。
宏丰建材的老板把统计员骂了个半死,还多次找到朔州统计局,想要改掉能耗数字,得到的答复是“改不了”,上了关停名单就必须关停。
宏丰的“被关停”并非个案。10月中旬,浙江省经信委一位官员向《财经国家周刊》证实,该省也有两家企业“因为填错了能耗数字”而登上了工信部《淘汰落后产能企业名单》,而按照国家的能耗标准,这两家企业并不在高耗能之列。
“那能怎么办?既然上了名单,就必须按照部署进行淘汰。”该官员告诉记者,浙江省经信委曾经专门针对这两家被“错报”的企业召开专题会议,研究的结果是“要言必信、行必果”。而在地方政府的压力和允诺下,被错杀的两家企业接受了“被高耗”的既定事实。
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电话采访时,工信部节能司一位官员并不否认有“错杀”的发生。“(淘汰落后产能)名单(涉及)18个行业、2087家企业,有个别错报也是可能的。”
这份详细到具体企业和生产线的庞大淘汰名单,是由地方政府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汇总上报的,而这其中,一部分是企业自主上报,另有相当一部分是地方政府根据企业此前上报的数据整理汇总。
仓促汇总庞杂的耗能数据,一方面导致错杀,同时也使得很多“前高耗能”企业再次进入淘汰名单。
11月14日,杭州一家水泥企业的负责人无奈地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自从登上了工信部的《淘汰落后产能企业名单》,公司已经陷入经营困局,“很难走出来了。”
记者在工信部的名单中看到,该企业共需淘汰5条水泥生产线,涉及产能50多万吨,而这些所谓的高耗能早在一年前已经淘汰,在接受多家媒体采访时,这位负责人多次批评负责统计工作的经贸委,这也招致官方强硬的“封口令”。
记者在实际采访时发现,《淘汰落后产能企业名单》中有上百家企业正被“错杀”。“最可笑的是湖州恒丰印染,他们的名字都改成众发铝业了,工信部的淘汰名单里竟然还要求他们淘汰(9000万米)印染布。”上述杭州水泥企业负责人表示。
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电话采访时,已经更名为众发铝业的恒丰印染张姓办公室人员也表示费解,该公司早在一年前已经由印染企业转型为铝合金公司。
新高耗滋生
“节能降电”除刺激了蜡烛消费,还极大地带动了柴油机的销售,但这一方面增加了本就紧张的柴油供需关系,另一方面也使得电力层面的节能在油品方面产生新的高耗。
有报道说,据中石化内部调研,国内几家主要生产大功率柴油发电机的企业,10月份的订单和销售量比9月份增长近200%,企业对发电机的需求出现暴增局面。
对此,华北鼎新发电设备(北京)有限公司负责人张辉告诉记者,说增长200%可能有些夸张,但市场销售火爆是事实。以往在十一之后是柴油机销售的淡季,但今年却是淡季不淡,销量大概是以前的一倍左右。
在温州市,一到断电时间,满大街都弥散着浓浓的柴油味,一些家庭作坊企业甚至大量囤积油品对外销售,这也导致柴油的需求和价格随之飙升。
而在全椒县,县政府甚至明确指定了自主发电补偿措施:支持一切拥有自备电源的单位使用自备电源,县里将给予每一度电一元的奖励。
该县的另一个举措是,对工业企业购买柴油发电机提供专项补助,其中规模以上企业补助5000元,规模以下企业补助2000元。一时间,柴油机生意兴隆,黑烟尘笼罩城市。
实际上,柴油机发电带来的能耗和污染,与节能降耗的目标背道而驰。山东华力发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经理赵艳告诉《财经国家周刊》,柴油发电机每度电需消耗约200克柴油,按照11月9日中石化零号柴油在京津唐地区主营单位每吨7500元的报价,每度电的成本高达1.6元,而北京市工业用电均价约为0.6元。
“一味的将能耗等同于电耗,不仅让地方政府有了作弊降耗的可能,也滋生了另一种高耗和能源紧缺。”浙江省政府参事室一位专家表示,汽柴油消耗没有被列入节能减排指标是节能降耗的一大失误,“‘十二五’期间,仅仅是汽车产生的能耗我们都难以消化。”
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采访时,安徽、浙江、河北等省经信委纷纷表示将在12月份展开新一轮节能降耗行动,而随着“十一五”临近收官,更为激进的节能降电举措或将频繁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