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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三十年集”丛书，我忝列其中遂有《春润集》，成了这整整一代学人队列里的一员，不免感到骄傲。这批人的学术生涯无一例外是从30年前开始的，故名之曰“三十年集”：是个朴素、有味道，而且名实相符的称谓。
年龄上的两代人 学术年齿上的同代人
说是一批学人，实际上这是两代人，却因时代的缘故，历史的巧合，风云际会，将我们生生地“压”成了一代。这拨儿人清一色是中国大陆1978级的研究生，和1977、1978级的本科生，年龄相差颇大。年龄略小者大概是“文革”“复课闹革命”之后进入中学的学生，多半生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现在大概50来岁。至于年龄长者，一般生于1940年代，可以肯定最大不超过1938年。因为1978级研究生只招到40岁的（即生于1938年后）。这是我永世不会忘记的一条新闻。其时我在外地做教师进修讲课，消息闭塞，没有在第一时间听到，是靠别人口耳相传直至找到《光明日报》才确认自己可以应考，而且不问出身，没有政治表现限制，不怕单位留难的。那真是让人欣喜到无法形容的地步，否则哪里还会有我和钱理群（也是丛书作者）等辈读研究生的机会呢？从1938到1958，这批“老学生”彼此相距整整20年，恰是传统概念里的“两代”，而我们却同时拥进了大学之门，在一个饭堂排队买粥喝，在一个阶梯教室抢座位坐。这样奇特的景象也只有现代中国才会发生吧。说到底，只因为有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而我们在这套丛书里聚拢，终于明白了，在学术年齿上我们是同龄人，是同代人。
我们“同”在什么地方？这种“同”将给我们的学术带来什么优处、长处，带来什么局限？这一代学者在中国大地的存在，会给他们自己带来什么样的位置，会给学术史带来什么样的特点？而且有一天，他们会不会相“异”呢？
“红领巾一代”
单从生平上看，我们这批人统属于“红领巾一代”。共和国建立那年我10岁。我生于抗战年代，在沦陷区见过骄横的日本兵和日本装甲车，后来又见到民国政府从大陆溃退的乱象，在上海解放的第二天清晨，目睹过抱枪睡在街头的解放军。我1950年加入“少先队”，辅导员给我戴的红领巾是我自己去商店买的，洗得发白了，直戴到1953年入团为止（当时叫“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反右斗争”前出生的人，经历过共和国阳光最为明媚、充足的日子，所以会有“阳光的性格”。
记得我住宿的学校每周只有两顿午餐名为“改善”，就是吃细粮有肉，余下便是粗粮素菜，但盼着每个星期二与星期五的中午到来，我很快活。全校会集合起来浩浩荡荡近千人走到火车站附近去看电影，中午在路边啃干粮，下午再到另一区的电影院看电影。有次看《伟大的公民》，写苏联“契卡”领导人捷尔任斯基，火与剑交战，看得快活。这就是“红领巾一代”都能体悟到的时代的“亮色”。
“红领巾”们的另外一点，是在马列主义教育下生长起来的：先学刘胡兰、黄继光，再学王崇伦“走在时间前面”，再学外国的尤里乌斯·伏契克，学文学人物保尔·柯察金，以后需学的英雄多得数不清；至于“要求进步”写入团入党申请书是日常之事，这引你早早思索“人生的意义”，把个人价值置入国家、民族的利益之中；文科好的学生课余读的是《实践论》《共产党宣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颇像人人要做哲学家的样子；社会讲道德，热爱集体，热爱公共财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红领巾一代”所受的思想教育、政治教育很纯洁，很爱国，也很乌托邦，它们是“单色”的。这些当日的文化景象今日貌似已被抛弃，但那是童年记忆，挥之不去的。它变了形状、改了模样，还会在我们的灵魂深处，在我们的学术工作的旮旯里隐藏下来。“亮色”加上“单色”，是我们“红领巾记忆”的基本色调。
而更重要的，是我们这批人都完整地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这一点分外突出，甚至以此为界，可以将我们以后的新生代学者径直呼为“后文革”一代。“后文革”研究共和国历史主要的根据是书面材料，我们则可加上个人体验。比如我在1966年“文革”风暴初起时，在已工作了7年的中学就被当做“反动学术权威”批判。可我算得什么“权威”啊？不过是“矬子里拔大个儿”，充靶子罢了。待等“文革”由单位走向社会，一个市的人民群众都齐心合力来抓全城最大“走资派”的时候，我就无事了。至于我们这拨儿人里属于革命小将身份的，转眼间使用的价值一贬，不听招呼的就抓了，大部分就到广阔天地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了。但无论是哪一种，均受过革命的“洗礼”，经风雨见世面，在生活熔炉里，搅合着热水、冰水、泪水、血水、碱水煎熬一番，有了上下、左右、正反多方面的经验，略分稻稗菽麦，晓得人情世故，于是，就比从学校到学校的人成熟多了，复杂多了。如我就教过农民子弟，结交工人当朋友，多了行为的实践性质，增添了看事物的下层立场和民间立场。原来知识里有断层，缺传统知识，缺实际知识，缺世界知识，现在用知道的一点点中国事情补上，用人生的历练补上。
因为知道自己的知识结构是有缺欠的，所以到了老年，我们大半还具有再学习的兴趣，保持着因探索知识而长久快乐的人格特征。而在共和国的历次挫折中，我们也开始质疑，开始思考了，“单色”变为“杂色”，“红色”记忆转为“文革”记忆。这种共同的“文革”记忆是日后这些人反激出独立人格进行“反思”的宝贵土壤。比如，我们可以对“中国现代性”有不一样的看法，但都对“反人道”“反人性”高度敏感，这不能不说是严酷历史留在我们身上的一种烙痕。
受益者与反思者的双重身份
我们既然是“文革”结束后第一批成长的学人，是与改革开放新时期同步的当代学者，很快的，社会上就发现了这些人既是学术开放的受益者，又是1949年以后中国学术的反思者这样双重的身份。 我记得，就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大学里，青年人文学者经历阵痛，酝酿着在政治思想、学术思想的前沿“重新估价一切”的变革。人文学科研究生显然是最早得风气者，是最早发起转向的人。第一步，恢复“五四”民主的、理性的、提倡个性自由的启蒙思想；第二步，在思想和方法上，大量引进欧美的西方现代精神，与本土的遗产比较，从过去的僵硬模式中挣脱出来；第三步，面对启蒙、后启蒙，现代、后现代、反现代在中国并存的奇景，进行再思考。在我们的现代文学专业里，就是突破历来评价作家的标准，重新评价鲁迅、周作人、胡适、老舍、徐志摩，重新评价“两个口号论争”、评价“第三种人和自由人”，提出“京派文学”、“诗体小说”、“风俗讽刺”的概念，引进“比较文学”、“心理分析”、“原型批评”、“女权主义”等，甚至尝试运用“信息论”、“符号学”、“结构主义”等，一时热闹非凡。我的文学思想、文学史观念也在发生剧变，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加了进来，自由主义思想也部分地被接纳，并与现代主义混杂；将历史研究同审美结合，有限地但也是积极地吸收世界文学的精华；尊重历史上发生的众多文学现象，给予理解，试图综合各种文学流派和形式以“整合”成宏大文学史系统的想法，都在禁不住地涌动。这套丛书中，许多人给自己的书起名为《反思的年代》《沉思与反抗》《新旧之变》之类的，皆透露当年“重写历史”的巨大热情，显示出转型时代学人们共同的叛逆、进取、担当的活跃身姿。 还有一个比较趋同的方向，便是不管各个人文学者的专业如何不同，最后，无论是治中国文学的，外国文学的，比较文学的，历史学的，地理学的，古典文献的，政治史的，城市学的，都在自己的专业取得突破性成绩后，逐渐地、程度不同地往思想史、文化史和现代知识分子研究的场域挺进。这一现象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思想文化史当然是个热点，富有吸引力，且需要人文知识的综合积累，才能从事，所以它必然是成功学人“收官”阶段的事业。自然，不甘寂寞的研究心态，也是我们可以检讨的，因彼此相似课题的拥挤状况原可避免，前辈们坐冷板凳做出出色成绩的往事并不久远，不应遗忘。但是有一个更贴近的理由，是由我们这批学者的独特经历决定。即个人对现实的强烈关怀，使命感的澎湃，是他们的过往生活教会他们的。生活养成了他们理论结合实际的特性，指示了他们的学术路径。
“成也文革败也文革”的一拨人
大概可以在一个特定意义下使用这句话，这拨儿学人是“成也文革，败也文革”。“成”的方面，当然是如没有“文革”的结束也就没有这样一批学者。正是“文革”的大破坏带来大复兴，他们才有了再学习的机会，仿佛进入了人生的加油站。紧接着，学术转折时代不期而至，给了他们“爆发”的契机。他们多年储备的学术传承能力、批判力和再创造能力，突然有了用武之地，使他们终于成为新时期学术担纲的主力。
丛书作者中差不多每位都在专业领域取得相当的成功，确立了自己坚实的学术地位。但是“败”的一面如影相随，也给他们带来限制。知识结构的缺欠已如前述。长久的教育空白造成的是某种荒芜，现在要来重新开垦、建树，仍不免留下斑斑痕迹。“文革”的反思资源自有它的限止性，况且它也无法代替现代学者应有的多元的知识系统。像我们读中国文学的人，与上一代文人相较，青少年时代未读过“经”，少读“史”，外文有几人能看原著，中西有几人敢说已经汇通？像茅盾，读完北大预科（等于还是高中）已涉猎过“十三经注疏”、“二十四史”等；英文可读原作，20岁到商务印书馆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编译所英文部，此部的规矩是上班时间只能用英语对话。我们只能望其项背。由此推及，“后文革”时代怎会轻易出现大师级的学者呢？
而“文革后遗症”更发生在市场经济的特殊环境里。面对商业的侵蚀，社会世俗价值的改换升浮，“主义”“信仰”真空之后，人们一时失语，给学术带来崭新天地，也带来种种弊病。不用说别的，便是一个科研项目的争夺，都成了日常的学术风景。现实推动下应时的学术机会，你抓不抓得住？干扰你排除不排除得了？加上老年成名学者跳不出自己筑下的窠巢，定型的重复研究势必造成学术的某种停滞，又该如何打破？在中国的学术建设进入宏大的融化、整合时期的今天，仅仅用理想主义的火花，能否点燃、照亮新的学术前景？而我们这代人的年龄差别，决定了我们有的还可能再有一个“三十年”，有的就没有第二个“三十年”了。“文革”促成的奇特学术年龄的畸形状态，终归要回到正常。
“一代不如一代”的命题未必正确
分化是必然的。中国的现实，就像是两种“没有钱的人”，一种是暴发户（曾经没有钱），一种是贫困户（至今没有钱），突然一下子直面铺天盖地汹涌而来的物质世界所显露出的恐慌与手足无措。这样的社会实际每天摆在面前，人文学者首当其冲。因思想文化批判立场的相异，身在既得利益体制之中（真正体制外的自由撰稿人极少）却有向心和离心的差别，有利益立足点和超脱能力的差别，处于漩涡中心和边缘的差别，对传统和现实的认识不同而追溯不同的思想资源，择取不同的研究方法和工具，折射到我们的这批人中必会引起分化。比如一个“五四”大题目，我们至今没有做完，而且已经做得不一样了。“五四”在中国的近现代历史上是否造成与传统的大决裂，这是不是100年来中国现代化工程的巨大伤口，大家已有不同的阐释。还有一个孔子像，是否可以放置在国家博物馆的大门前，所引发的争议和举棋不定的处理方式，也充分表明中国现代学者对孔子评价这个大题目，远没有回答清楚，也可能是避免回答。
前不久，我偶然翻阅了《百年孤独》的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新作——讲演录《我不是来演讲的》。这位民族主义立场鲜明的健在的拉丁美洲作家，丝毫不缺乏世界眼光。他谈到“理想主义”时，说了一句让我吃惊的话。他是在21世纪到来的前夕纵论20世纪文化时说的：“在这一百年里，我们还丧失了19世纪最可贵的美德：狂热的理想主义和对感情的重视，对爱的恐惧。”（《致新千禧年》）好嘛，我们这一代日日夜夜守望着的年轻时的理想主义，其实才不过50年；而马尔克斯认为100年以前的理想主义更令人神往，是一远胜今日的高峰。他论述的19世纪和我们心目中的19世纪有多大的区别姑且不论，他的理由是否牢靠也暂可不计，但对于这一代人，19世纪的伟大文学是我们敬仰的，群星璀璨的19世纪文学大师们歌德、泰戈尔、巴尔扎克、雨果、狄更斯、安徒生、易卜生、马克·吐温、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的理想是高尚到无可比拟的。对此我坚信不疑。如果我承认了马尔克斯的话，承认了19世纪的理想主义不可逾越，高于20世纪，那么，鲁迅笔下的九斤老太太就应该被适度“平反”了。她老人家在乡场上宣言的“一代不如一代”的哲学，起码部分是正确的了。
再细想想，“一代不如一代”的命题也不总是正确。比方说每一代人又都“活着”，社会倒退之后还会前行，一代比一代强的事也仿佛成立。所以我们也要复杂些。单说“理想主义”，几乎每一代的人都会认为自己已逝年华所持的理想是最纯洁、真诚的，而视当下人们的追求为浮躁。更别说时至今日，离婚率飙高、街舞狂动、通俗唱法嘟嘟囔囔、网上游戏害青少年不浅，但是它们照样存在着，并在等待历史的承认！另一方面，似乎好的“理想”确乎不少消失在逝去的时光里，说不清，道不明。也能举出实例，说好的“理想”即在脚下，但人们陷入了盲区，视而不见。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作家不是总在讨论“伟大的作品何时产生”吗，后来我们发现在他们话音刚落的时刻，伟大的现代中长篇小说《阿Q正传》《子夜》《家》《骆驼祥子》《围城》实际已经诞生。可见伟大的学术成就和大师，不是同代人能够完全认定，是要到后世才能评判的。只要每一代人坚持住自己的“理想主义”，追溯先辈的光荣也好，指认同代人的浅陋也罢，放开眼量，我们何须过于悲观呢？
（本文编辑 谢宁）
新 书 廊
《同心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的新发展》，任钢建等著，人民出版社2012年8月版，32.00元
该书是贵州省统一战线理论研究（贵州大学）基地与贵州毕节市委市政府密切合作研究的结晶，也是我国迄今为止第一本全面系统反映“同心思想”的理论著作。
全书共分七章，试图以一种全景式视角，从学术性、实践性、实用性等层面，对“同心思想”的科学提出、历史考察、科学内涵、科学意义、科学实践和前瞻规划，以及“同心思想”在毕节试验区的生动实践等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对未来如何贯彻落实、丰富发展“同心思想”，开创“同心之路”新局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提出了一些建议和意见。它既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又注重实践丰富理论，力求做到理论与实践结合，历史与当代结合，传承与创新结合。该书的出版发行，对全国统战干部和理论研究者了解情况、掌握前沿、开阔视野、引发思考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指导作用，为统一战线理论政策创新和全面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统战工作新局面，奠定坚实的理论政策基础作出了新贡献。
年龄上的两代人 学术年齿上的同代人
说是一批学人，实际上这是两代人，却因时代的缘故，历史的巧合，风云际会，将我们生生地“压”成了一代。这拨儿人清一色是中国大陆1978级的研究生，和1977、1978级的本科生，年龄相差颇大。年龄略小者大概是“文革”“复课闹革命”之后进入中学的学生，多半生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现在大概50来岁。至于年龄长者，一般生于1940年代，可以肯定最大不超过1938年。因为1978级研究生只招到40岁的（即生于1938年后）。这是我永世不会忘记的一条新闻。其时我在外地做教师进修讲课，消息闭塞，没有在第一时间听到，是靠别人口耳相传直至找到《光明日报》才确认自己可以应考，而且不问出身，没有政治表现限制，不怕单位留难的。那真是让人欣喜到无法形容的地步，否则哪里还会有我和钱理群（也是丛书作者）等辈读研究生的机会呢？从1938到1958，这批“老学生”彼此相距整整20年，恰是传统概念里的“两代”，而我们却同时拥进了大学之门，在一个饭堂排队买粥喝，在一个阶梯教室抢座位坐。这样奇特的景象也只有现代中国才会发生吧。说到底，只因为有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而我们在这套丛书里聚拢，终于明白了，在学术年齿上我们是同龄人，是同代人。
我们“同”在什么地方？这种“同”将给我们的学术带来什么优处、长处，带来什么局限？这一代学者在中国大地的存在，会给他们自己带来什么样的位置，会给学术史带来什么样的特点？而且有一天，他们会不会相“异”呢？
“红领巾一代”
单从生平上看，我们这批人统属于“红领巾一代”。共和国建立那年我10岁。我生于抗战年代，在沦陷区见过骄横的日本兵和日本装甲车，后来又见到民国政府从大陆溃退的乱象，在上海解放的第二天清晨，目睹过抱枪睡在街头的解放军。我1950年加入“少先队”，辅导员给我戴的红领巾是我自己去商店买的，洗得发白了，直戴到1953年入团为止（当时叫“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反右斗争”前出生的人，经历过共和国阳光最为明媚、充足的日子，所以会有“阳光的性格”。
记得我住宿的学校每周只有两顿午餐名为“改善”，就是吃细粮有肉，余下便是粗粮素菜，但盼着每个星期二与星期五的中午到来，我很快活。全校会集合起来浩浩荡荡近千人走到火车站附近去看电影，中午在路边啃干粮，下午再到另一区的电影院看电影。有次看《伟大的公民》，写苏联“契卡”领导人捷尔任斯基，火与剑交战，看得快活。这就是“红领巾一代”都能体悟到的时代的“亮色”。
“红领巾”们的另外一点，是在马列主义教育下生长起来的：先学刘胡兰、黄继光，再学王崇伦“走在时间前面”，再学外国的尤里乌斯·伏契克，学文学人物保尔·柯察金，以后需学的英雄多得数不清；至于“要求进步”写入团入党申请书是日常之事，这引你早早思索“人生的意义”，把个人价值置入国家、民族的利益之中；文科好的学生课余读的是《实践论》《共产党宣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颇像人人要做哲学家的样子；社会讲道德，热爱集体，热爱公共财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红领巾一代”所受的思想教育、政治教育很纯洁，很爱国，也很乌托邦，它们是“单色”的。这些当日的文化景象今日貌似已被抛弃，但那是童年记忆，挥之不去的。它变了形状、改了模样，还会在我们的灵魂深处，在我们的学术工作的旮旯里隐藏下来。“亮色”加上“单色”，是我们“红领巾记忆”的基本色调。
而更重要的，是我们这批人都完整地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这一点分外突出，甚至以此为界，可以将我们以后的新生代学者径直呼为“后文革”一代。“后文革”研究共和国历史主要的根据是书面材料，我们则可加上个人体验。比如我在1966年“文革”风暴初起时，在已工作了7年的中学就被当做“反动学术权威”批判。可我算得什么“权威”啊？不过是“矬子里拔大个儿”，充靶子罢了。待等“文革”由单位走向社会，一个市的人民群众都齐心合力来抓全城最大“走资派”的时候，我就无事了。至于我们这拨儿人里属于革命小将身份的，转眼间使用的价值一贬，不听招呼的就抓了，大部分就到广阔天地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了。但无论是哪一种，均受过革命的“洗礼”，经风雨见世面，在生活熔炉里，搅合着热水、冰水、泪水、血水、碱水煎熬一番，有了上下、左右、正反多方面的经验，略分稻稗菽麦，晓得人情世故，于是，就比从学校到学校的人成熟多了，复杂多了。如我就教过农民子弟，结交工人当朋友，多了行为的实践性质，增添了看事物的下层立场和民间立场。原来知识里有断层，缺传统知识，缺实际知识，缺世界知识，现在用知道的一点点中国事情补上，用人生的历练补上。
因为知道自己的知识结构是有缺欠的，所以到了老年，我们大半还具有再学习的兴趣，保持着因探索知识而长久快乐的人格特征。而在共和国的历次挫折中，我们也开始质疑，开始思考了，“单色”变为“杂色”，“红色”记忆转为“文革”记忆。这种共同的“文革”记忆是日后这些人反激出独立人格进行“反思”的宝贵土壤。比如，我们可以对“中国现代性”有不一样的看法，但都对“反人道”“反人性”高度敏感，这不能不说是严酷历史留在我们身上的一种烙痕。
受益者与反思者的双重身份
我们既然是“文革”结束后第一批成长的学人，是与改革开放新时期同步的当代学者，很快的，社会上就发现了这些人既是学术开放的受益者，又是1949年以后中国学术的反思者这样双重的身份。 我记得，就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大学里，青年人文学者经历阵痛，酝酿着在政治思想、学术思想的前沿“重新估价一切”的变革。人文学科研究生显然是最早得风气者，是最早发起转向的人。第一步，恢复“五四”民主的、理性的、提倡个性自由的启蒙思想；第二步，在思想和方法上，大量引进欧美的西方现代精神，与本土的遗产比较，从过去的僵硬模式中挣脱出来；第三步，面对启蒙、后启蒙，现代、后现代、反现代在中国并存的奇景，进行再思考。在我们的现代文学专业里，就是突破历来评价作家的标准，重新评价鲁迅、周作人、胡适、老舍、徐志摩，重新评价“两个口号论争”、评价“第三种人和自由人”，提出“京派文学”、“诗体小说”、“风俗讽刺”的概念，引进“比较文学”、“心理分析”、“原型批评”、“女权主义”等，甚至尝试运用“信息论”、“符号学”、“结构主义”等，一时热闹非凡。我的文学思想、文学史观念也在发生剧变，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加了进来，自由主义思想也部分地被接纳，并与现代主义混杂；将历史研究同审美结合，有限地但也是积极地吸收世界文学的精华；尊重历史上发生的众多文学现象，给予理解，试图综合各种文学流派和形式以“整合”成宏大文学史系统的想法，都在禁不住地涌动。这套丛书中，许多人给自己的书起名为《反思的年代》《沉思与反抗》《新旧之变》之类的，皆透露当年“重写历史”的巨大热情，显示出转型时代学人们共同的叛逆、进取、担当的活跃身姿。 还有一个比较趋同的方向，便是不管各个人文学者的专业如何不同，最后，无论是治中国文学的，外国文学的，比较文学的，历史学的，地理学的，古典文献的，政治史的，城市学的，都在自己的专业取得突破性成绩后，逐渐地、程度不同地往思想史、文化史和现代知识分子研究的场域挺进。这一现象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思想文化史当然是个热点，富有吸引力，且需要人文知识的综合积累，才能从事，所以它必然是成功学人“收官”阶段的事业。自然，不甘寂寞的研究心态，也是我们可以检讨的，因彼此相似课题的拥挤状况原可避免，前辈们坐冷板凳做出出色成绩的往事并不久远，不应遗忘。但是有一个更贴近的理由，是由我们这批学者的独特经历决定。即个人对现实的强烈关怀，使命感的澎湃，是他们的过往生活教会他们的。生活养成了他们理论结合实际的特性，指示了他们的学术路径。
“成也文革败也文革”的一拨人
大概可以在一个特定意义下使用这句话，这拨儿学人是“成也文革，败也文革”。“成”的方面，当然是如没有“文革”的结束也就没有这样一批学者。正是“文革”的大破坏带来大复兴，他们才有了再学习的机会，仿佛进入了人生的加油站。紧接着，学术转折时代不期而至，给了他们“爆发”的契机。他们多年储备的学术传承能力、批判力和再创造能力，突然有了用武之地，使他们终于成为新时期学术担纲的主力。
丛书作者中差不多每位都在专业领域取得相当的成功，确立了自己坚实的学术地位。但是“败”的一面如影相随，也给他们带来限制。知识结构的缺欠已如前述。长久的教育空白造成的是某种荒芜，现在要来重新开垦、建树，仍不免留下斑斑痕迹。“文革”的反思资源自有它的限止性，况且它也无法代替现代学者应有的多元的知识系统。像我们读中国文学的人，与上一代文人相较，青少年时代未读过“经”，少读“史”，外文有几人能看原著，中西有几人敢说已经汇通？像茅盾，读完北大预科（等于还是高中）已涉猎过“十三经注疏”、“二十四史”等；英文可读原作，20岁到商务印书馆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编译所英文部，此部的规矩是上班时间只能用英语对话。我们只能望其项背。由此推及，“后文革”时代怎会轻易出现大师级的学者呢？
而“文革后遗症”更发生在市场经济的特殊环境里。面对商业的侵蚀，社会世俗价值的改换升浮，“主义”“信仰”真空之后，人们一时失语，给学术带来崭新天地，也带来种种弊病。不用说别的，便是一个科研项目的争夺，都成了日常的学术风景。现实推动下应时的学术机会，你抓不抓得住？干扰你排除不排除得了？加上老年成名学者跳不出自己筑下的窠巢，定型的重复研究势必造成学术的某种停滞，又该如何打破？在中国的学术建设进入宏大的融化、整合时期的今天，仅仅用理想主义的火花，能否点燃、照亮新的学术前景？而我们这代人的年龄差别，决定了我们有的还可能再有一个“三十年”，有的就没有第二个“三十年”了。“文革”促成的奇特学术年龄的畸形状态，终归要回到正常。
“一代不如一代”的命题未必正确
分化是必然的。中国的现实，就像是两种“没有钱的人”，一种是暴发户（曾经没有钱），一种是贫困户（至今没有钱），突然一下子直面铺天盖地汹涌而来的物质世界所显露出的恐慌与手足无措。这样的社会实际每天摆在面前，人文学者首当其冲。因思想文化批判立场的相异，身在既得利益体制之中（真正体制外的自由撰稿人极少）却有向心和离心的差别，有利益立足点和超脱能力的差别，处于漩涡中心和边缘的差别，对传统和现实的认识不同而追溯不同的思想资源，择取不同的研究方法和工具，折射到我们的这批人中必会引起分化。比如一个“五四”大题目，我们至今没有做完，而且已经做得不一样了。“五四”在中国的近现代历史上是否造成与传统的大决裂，这是不是100年来中国现代化工程的巨大伤口，大家已有不同的阐释。还有一个孔子像，是否可以放置在国家博物馆的大门前，所引发的争议和举棋不定的处理方式，也充分表明中国现代学者对孔子评价这个大题目，远没有回答清楚，也可能是避免回答。
前不久，我偶然翻阅了《百年孤独》的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新作——讲演录《我不是来演讲的》。这位民族主义立场鲜明的健在的拉丁美洲作家，丝毫不缺乏世界眼光。他谈到“理想主义”时，说了一句让我吃惊的话。他是在21世纪到来的前夕纵论20世纪文化时说的：“在这一百年里，我们还丧失了19世纪最可贵的美德：狂热的理想主义和对感情的重视，对爱的恐惧。”（《致新千禧年》）好嘛，我们这一代日日夜夜守望着的年轻时的理想主义，其实才不过50年；而马尔克斯认为100年以前的理想主义更令人神往，是一远胜今日的高峰。他论述的19世纪和我们心目中的19世纪有多大的区别姑且不论，他的理由是否牢靠也暂可不计，但对于这一代人，19世纪的伟大文学是我们敬仰的，群星璀璨的19世纪文学大师们歌德、泰戈尔、巴尔扎克、雨果、狄更斯、安徒生、易卜生、马克·吐温、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的理想是高尚到无可比拟的。对此我坚信不疑。如果我承认了马尔克斯的话，承认了19世纪的理想主义不可逾越，高于20世纪，那么，鲁迅笔下的九斤老太太就应该被适度“平反”了。她老人家在乡场上宣言的“一代不如一代”的哲学，起码部分是正确的了。
再细想想，“一代不如一代”的命题也不总是正确。比方说每一代人又都“活着”，社会倒退之后还会前行，一代比一代强的事也仿佛成立。所以我们也要复杂些。单说“理想主义”，几乎每一代的人都会认为自己已逝年华所持的理想是最纯洁、真诚的，而视当下人们的追求为浮躁。更别说时至今日，离婚率飙高、街舞狂动、通俗唱法嘟嘟囔囔、网上游戏害青少年不浅，但是它们照样存在着，并在等待历史的承认！另一方面，似乎好的“理想”确乎不少消失在逝去的时光里，说不清，道不明。也能举出实例，说好的“理想”即在脚下，但人们陷入了盲区，视而不见。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作家不是总在讨论“伟大的作品何时产生”吗，后来我们发现在他们话音刚落的时刻，伟大的现代中长篇小说《阿Q正传》《子夜》《家》《骆驼祥子》《围城》实际已经诞生。可见伟大的学术成就和大师，不是同代人能够完全认定，是要到后世才能评判的。只要每一代人坚持住自己的“理想主义”，追溯先辈的光荣也好，指认同代人的浅陋也罢，放开眼量，我们何须过于悲观呢？
（本文编辑 谢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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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的新发展》，任钢建等著，人民出版社2012年8月版，32.00元
该书是贵州省统一战线理论研究（贵州大学）基地与贵州毕节市委市政府密切合作研究的结晶，也是我国迄今为止第一本全面系统反映“同心思想”的理论著作。
全书共分七章，试图以一种全景式视角，从学术性、实践性、实用性等层面，对“同心思想”的科学提出、历史考察、科学内涵、科学意义、科学实践和前瞻规划，以及“同心思想”在毕节试验区的生动实践等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对未来如何贯彻落实、丰富发展“同心思想”，开创“同心之路”新局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提出了一些建议和意见。它既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又注重实践丰富理论，力求做到理论与实践结合，历史与当代结合，传承与创新结合。该书的出版发行，对全国统战干部和理论研究者了解情况、掌握前沿、开阔视野、引发思考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指导作用，为统一战线理论政策创新和全面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统战工作新局面，奠定坚实的理论政策基础作出了新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