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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作为一种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基于中国近百年以来的特定国情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特定现代化目标创造出的重要政治制度。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这一制度的形成与成熟完善，百年来的发展历程彰显的规律性，政党制度结构与功能的科学性，政党制度运行的合理性和政党制度国家治理绩效的有效性，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的主要来源。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国内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大局背景下，这四重来源需要在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上实现整合，以共同塑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增强其优越性的解释力与说服力，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一套具有说服力和传播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话语体系，从而在学理上阐明它对世界政党制度与政党理论的重要贡献。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制度优越性;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
中图分类号：D6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21）03-0001-13
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多方面的显著优势”，“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是“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基本依据”[1]。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讲“制度优势和特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很重要的一個方面”[2]74，因此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建设，展现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作为新型政党制度，“新”在何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就新在它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能够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的弊端;它把各个政党和无党派人士紧密团结起来为着共同目标而奋斗，有效避免了一党缺乏监督或者多党恶性竞争的弊端;它集中各种意见和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因利益冲突而导致社会撕裂的弊端[3]。显然，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个重要讲话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基本特征与主要优势，以及政党制度的“新”与其优越性之间的内在关联。那么，这种内在关联源于什么样的逻辑，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大局背景下，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迎来建党100周年的辉煌历史时刻，如何整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来源要素，成为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话语体系需要回答的问题。
一、研究文献述评与问题的提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从产生以来就在制度形式与制度功能上显现出独特性。随着它在中国国家治理中的功能越来越丰富、地位越来越重要、效能越来越显著的同时，相关研究也越来越多。从国内研究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开始兴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研究。与这一概念意思相同或者相近的是中国政党制度、中国特色政党制度。虽然三个概念存在内涵、外延和形成时间上的差别，但在当下语境中其本质与主体都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一）研究的主要思路及其观点
周淑真、吴美华等学者认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理论体系应从历史的纵向说明政党这种组织形式在中国近代出现后是如何逐步中国化的，从现实政治发展说明其结构特点和有机构成的各种要素，从改革开放几十年来说明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组织形式、运行机制及参政特点[4]。这表明理解与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可以从历史的、现实的与制度本身的角度进行。因而从目前相关研究文献来看，其研究思路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种类型。
一是历史思路。从历史的维度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形成与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及其优越性寻求历史合理性或合法性。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是中国社会政治变革的历史选择[5]，因而学者们在中国历史和国情的分析中把握其形成的必然性，阐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发展历程、伟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从中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价值与生命力[6]，在此基础上为构建和谐政党关系、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提供理论支持[7];或者在整体上沿着历史脉络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形成与发展[8]、经验与启示[9]、现状与前景[10]以及运行机制、功能和价值[11]等，从而为该制度的现实正当性提供来自历史的法理性支持。历史维度的研究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发展脉络及其优越性的历史基础，但不足可能在于对其中的历史逻辑发掘还不够充分。
二是政治思路。依据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讲话与中共中央关于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统一战线等的重要决定与政策，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发展及其政治动力，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寻求政治依据与理论依据。学者们比较系统和全面地研究毛泽东[12]、邓小平[13]、江泽民[14]和胡锦涛[15]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政策思想，从这个角度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特色和优势[16]，并基于中国共产党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发展为线索，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入手考察该制度的发展经验以及制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基本内容，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当代世界政党政治舞台上占有重要地位[7]。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方面的重要论述[17]又成为学者们研究的重要理论来源，认为在与西方政党制度的对比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愈发显示出优越性[18]。政治维度的研究注重引经据典及其阐释，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讲话与党中央文件中的理论与思想观点的学理性分析还不够深入。 三是制度思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内在结构与功能的维度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在推进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发展中的作用与功能，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寻求制度依据与理论依据。学者们认为，从结构上讲该制度是核心一元性和结构多元性的统一，从价值上说其目的是既要保证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又要實现中国各项事业的全面进步，同时还要担负起推动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前进的历史重任[19]。为此，学者们从制度结构与功能方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理论基础[20]、与国家政权的关系[21]、创新发展[22]等重点和难点问题进行研究。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运行机制而言，学者们认为它包含目标机制、领导机制、合作机制、协商机制、监督机制等，产生了政治参与、利益表达、社会整合、民主监督和维护稳定等政治功能[23]。这些政治功能在实践中增强了党和国家的活力，适应了人民民主专政国体的要求，是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自信的源泉[24]。制度维度的研究注重使用政党政治理论来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及其优越性，但以中外政党制度治理绩效为主的比较研究还是薄弱点。
四是法规思路。从法规政策文本的维度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内涵与优势，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在国家政治制度结构中的地位与作用，并思考制度改革和完善的方法与路径。学者们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制度结构、制度效率、制度设计，论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必然产物[25]，并从这些角度比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与外国政党体制，阐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具体运作模式、特点与优点[26]，尤其是从协商民主的法规与政策角度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结构-功能及其优化空间[27]。法规维度的研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制度设计以及党委政府制定的政策文件，在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实践运行的基础上提出改进完善的意见建议。这虽然注重了政党制度的规范性与制度结构-功能的推导，但可能又局限于文本的应然规定与制度价值设定，对制度优越性的历史性与现实性的关照度不够。
（二）可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目前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及其优越性的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为我们理解这一制度的发展脉络、结构-功能、运行状况、经验启示及其优越性奠定了良好基础。但从国际来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使得各国政党制度发展进入关键期，从国内来看，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远景目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治理功能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需要在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变化作出时代的回应与解答，以进一步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因此，我们可能需要在目前研究基础上，整合这四种研究思路，在厘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主要来源要素的基础上，整体性地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保持政治稳定，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显著优势”[1]，十九届五中全会在规划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远景目标时继续提出，要“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28]，这正是我们加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研究，整体性塑造和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的时代需要，以便从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为世界政党制度理论与政党治理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的四重来源
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为什么具有优越性，在某种程度上说也就是探究这种优越性的产生、主要表现，以及如何构建起制度优越性的话语体系来直观展现的问题。这就需要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回答好这个问题，以便沿着这个逻辑进一步解释为什么需要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以及更好地理解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的意涵。在这个意义上说，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百年历程中探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的来源也就十分必要和重要了。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规律性
在探寻一种制度的优越性时往往需要从其产生与发展的历程开始。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制度与政府乃至国家一样，“长时间的存在”或者说已经建立很久的通常会受到公民的尊重，即在内心认为它是“合法的和公正的”[29];二是一种制度的存续时间越长和发展空间越大，表明这种制度具有内在的合理性与适应性，即能够经历历史的考验。前一因素可以视为公民政治文化心理，后一因素可视为制度本身的历史生命力。这两个因素是相辅相成的，形成一种制度的历史正当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是一种新型的政党制度，但根植于中国近现代以来特定的历史场域。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是弱小的，但能够在众多的政党政派中成长起来并最终领导众多的民主党派建立新的国家政权而取得执政地位与领导地位，领导人民与各民主党派一道实现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这本身就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经历了政治社会革命历史与国家社会建设历史的双重考验。这种历史生命力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坚实的历史合法性根基。
这个历史合法性的主线是中国共产党对近现代以来民族国家现代化规律的遵循。“现代化过程中，任何国家的政党制度，不论其如何形成，都与现代国家建设有关”，它“不简单出自民主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还出自现代国家建设的要求”[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是基于中国历史发展进程成长起来的一种政治制度，主要原因就在于它符合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需要，或者说符合近现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伟大复兴的现代化历史规律。中国近现代以来的特殊历史决定了中国的政党制度存续在一个特殊的国家场域之中，即在根深蒂固的大一统历史文化、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四分五裂的国家民族状态和外来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深重压迫的国际国内环境基础上追求国强民富的现代化。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与国家场域也就决定了中国政党制度的特殊性与使命感。 具体落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就是，其肩负的政治使命是基于科学理论与具体国情对未来发展的规律性认识和判断而形成的，因而具有革命性和前瞻性的特征[30]。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生成与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现代化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追求这种历史规律的产物。中国早期一些政党尤其是在当时政党制度中居主导地位的政党，虽然看到了中華民族现代化与民族复兴这个历史规律，但未能顺应这个规律并担负起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早期中国政党制度中脱颖而出，就在于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时就自觉担任历史使命、顺应历史规律，因而不仅逐步改变了中国早期的政党制度结构与功能，而且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夕构建起新型政党制度，继续领导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人民一道建设现代化国家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历史演进的内在机理看，百年来中国共产党致力于民族独立复兴和国家现代化，通过构建起现代民主政党制度来调动各方力量投入革命、建设、改革事业。这是中国共产党基于中国地域广阔、人口庞大、民族众多、发展程度千差万别、阶层结构复杂的国情特点，需要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政党制度来充分反映各方利益诉求且凝聚各种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选择;而各民主党派之所以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而且成为参政党，从本质上说首先在于对民族独立复兴和现代化的共同追求，其次在于存在的制度环境——国体与政体的社会主义属性——决定的，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因而在这个制度中又存在三种政治建设：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民主党派的建设、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建设。其中，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又利用自身建设推动了整个政党制度的调适与发展，以适应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需要，从而获得了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的拥护，成为这一制度能够不断发展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31]。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科学性
一种制度能够经受历史发展检验，制度设计的科学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前提性条件，同时历史延续性也是制度科学性的一种反映。而且，制度设计在历史发展中能够不断调适而显示出一种规律性，这也是制度科学性的表现。因而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历史规律性离不开对制度本身的科学性的考察。如果说历史规律性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提供历史支持的话，那么制度的科学性则给其优越性提供理论支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科学性为其优越性提供的理论支持力，不仅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相关法规政策的科学合理，而且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蕴含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有效融合。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过程中，居于领导地位的中国共产党基于各个历史发展阶段面临的不同历史任务，不断调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结构-功能，相关思想理论也在不断与时俱进[16]。政党制度结构-功能及其思想理论随国家现代化而不断调适，这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历史发展规律性的一种体现，也是其科学性的一种展现，同时也符合世界政党制度发展的普遍性规律。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这种普遍性特征中蕴含的特殊性在于其形成跨越了两个不同性质的国家政权与社会形态的大阶段，即在这个制度中的各个政党并未随着旧政权的解体而去，而是继续在新政权中存在而且长期发展。从其历史演进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经历了民主革命时期的孕育、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确立、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曲折发展、改革开放后的成熟完善等四个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长期共存、相互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政党关系，而且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写进了宪法，同时各民主党派在其章程里都明确提出“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亲密友党，是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参政党”。长期共存是多长？那就是周恩来所说的“我们党的寿命有多长，民主党派的寿命就有多长，一直要共存到将来社会的发展不需要政党的时候为止”[32]。这都成为世界政党制度体系中的特殊现象。
作为政党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另一个普遍性特征是各个政党都代表着一定数量群体的利益，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担负着利益表达与利益综合等政治功能，追求国家的现代化及其对政权的获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在这种普遍性中又有其特殊性，即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关系既不是竞争性的更不是敌对性的，也不是联合执政的，同时在意识形态体系中也不是左、中、右等的划分，而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执政党与参政党的关系，在意识形态上是一致性的。这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拥有共同的社会基础，即成员均来自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二是“建立在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之上”，这个“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123。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在实践中具有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国体、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社会制度服务的根本功能，与强大的整合功能、独特的民主功能和有效的稳定功能等基本功能[33]，以及发挥统一战线和实现祖国统一的重要功能[3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中政党关系的这种特殊结构表现出特殊性：形成了一种不同于一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传统政党类型的新型政党制度，是一种合作型的政党制度形式，一种在多党合作基础上的复合形式、立体结构的关系格局，一种执政与参政有机结合、领导与合作内在统一的政党执政参政方式，一种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互为补充、相辅相成的民主政治实现形式[35]。这就与当今世界政党制度比较普遍的政党之间的协调合作关系是应急性、临时性、非制度化的，合作的广度、深度以及长度极为有限，随着政党力量的变化、具体利益的调整，合作对象、合作时间、合作目标都会随之而变的特点大为不同[36]。而这种特殊性表现出的科学性在于：多党合作团结了各种政治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民主协商在社会稳定与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一党执政与多党参政确保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运行的稳定发展;相互监督、政党协商实现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高效化;执政党与参政党之间“领导—合作”、相互监督的党际关系实现政治力量的“有机团结”，保证国家政治生活的生机活力和持久合力[37]。这种科学性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结构特质及其特有功能。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既是历史规律的产物，又符合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要求，确保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取得经济快速发展与社会稳定的两大奇迹。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合理性
制度设计的科学性最终要体现为制度运行或者制度实践的合理性，以制度合理性来支撑制度的科学性。一种制度无论设计得如何科学，如果缺乏合理性或者合理性不足，那么制度要么无法运行而成为悬浮的制度，要么运行起来很难而无法持续。因而制度的科学性需要制度运行的合理性来表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之所以具有科学性，也在于它的结构-功能在运行中具有合理性。这个合理性最为集中的政治表达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三个“有效避免”[3]。应该说，旧式政党制度的弊端不仅表现在中国早期的政党制度之中，也表现在今天众多国家的政党制度之中。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出现政治动荡与社会分裂，一个重要原因是其两党或多党在竞争性选举中的冲突与分裂导致的。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为何能够有效避免这些弊端而呈现出科学性、合理性及其历史生命力与现实活力呢？
这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设计的“社会主义”规定性，即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包含的政党的性质出发来理解所有政党的社会主义本质属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中，由于都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这一相同政治目标，同时也存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制度环境中，因此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一样具有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这一相同属性决定了能够建立起中国共产党领导与执政、民主党派被领导与参政议政的制度格局，以及实行“长期共存、相互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共生发展、民主协商的运行机制。由于不存在两党制与多党制下的政党竞争，因而在确保中国共产党制定的国家经济社会中长期发展规划的情况下又能实现政治社会稳定。显然，这一制度合理性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的内在机制。
同时，现代国家政治绝大多数是政党政治，政党在宪法与法律的框架内成为政治生活的中心，作为重要政治制度的政党制度又与国家其他主要制度形成紧密的互嵌关系。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具有普遍性的表现。但其特殊性在于在宪法里明确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与各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地位，尤其是宪法的具体条款里明文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全面领导，领导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与国防军队建设，而各民主党派又参与其中，在多个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政党制度运行的协商民主方法贯穿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全过程，成为实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重要方式。这样，居于政党制度核心地位的中国共产党能够统揽全局、协调各方，一方面确保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行政制度、司法制度、军事制度等国家主要制度有效运行，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人民当家作主之间实现有机统一;另一方面保障国家发展有坚强的领导核心，能够在制定的国家经济社会中长期发展规划的指引下一步一步去实现，从而确保现代化建设的稳步推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呈现“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结构性特征，在执政党与参政党、政党与人民、政党与政权、政党与社会等多重结构关系中彰显出独特的结构性活力与治理效能[38]。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合理性，也就直接体现为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领导与被领导、执政与参政的和谐关系和为共同的国家现代化目标奋斗，以及由此凸显的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社会主义属性的政治一致性、中国共产党全局利益代表性与民主党派局部利益代表性的人民利益统一性、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现代化目标相同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开放性与包容性等特性。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有效性
政党制度的规律性、科学性与合理性，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其有效性基础上，或者说需要借助有效性来获得验证。制度的有效性需要在历史的比较与现实的比较中来显现。在国家政党政治及其国家治理行为中执政党发挥着中枢作用，因而政党制度的有效性考察可以将其放置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过程中进行。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在通往现代化的过程中更是普遍面临着政治发展的认同危机、合法性危机、贯彻危机、参与危机、整合危机、分配危机等，而这些危机往往是共时性发生的。“要想成为现代化的民族国家，就必须成功地解决所有这些危机”，而解决这些危机“都需要能动型的领导”[39]。因而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以执政党为核心的政党制度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发挥“能动型的领导”作用对推动危机的解決和实现现代化至关重要。这就取决于政党制度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行为中是否具有有效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对现代化中发展危机的解决效果，除了作历史比较外，还可在世界政党制度治理绩效的比较中来检验它的制度有效性，从国际比较维度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特色”到底“特”在什么地方。从现实来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世界政党政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完成了现代化的西方发达国家面临政党政治的重大危机;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重大风险和重大危机并未随着现代化的推进而减少或者降低，其执政党面临更严峻的挑战;而政党的主张及其社会动员方式，以及政党领导人的言行，越来越显著地影响着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不论是美国的两党分歧日益加剧导致政治动荡，还是欧洲极右翼政治力量的崛起，都意味着政党变化已经深刻影响到全球政治局势。国际治理趋于无效化或者说趋于混乱，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与一些国家内部政党制度的治理失效是关联在一起的。因而政党政治及其政党制度的发展趋势、治理效能应当引起足够重视。
也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有效性才获得更大范围和更深刻的认识。在世界一些大国及其政党领导人出现“逆全球化”和推卸全球治理责任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写入政党章程与国家宪法），积极倡导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中国周边区域合作，加强中国与非洲、拉丁美洲合作，为全球经济发展和民生福祉进步而努力，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从国内治理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定航导向、稳定政局、凝心聚力、民主协商、统一战线等作用，使中国长期保持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族团结，以实现共同富裕和人民美好生活向往为使命，协调推进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朝着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稳定前进。 因此，从比较的视野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在有效解决发展危机、稳定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同时，也有效避免了一些发达国家经济低迷时期政党极化带来的社会冲突和较多发展中国家因政党竞争带来的社会动荡。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良好的国家治理绩效，能够从国际比较的视野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有效性及其优越性。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和西方国家政党制度因各自政治实践和政治文化不同而产生本质差异，但两种类型的政党制度都是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成果。因此，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并不是否定或者贬斥其他政党制度的优越性，每一种制度几乎都是在比较中发现各自存在的优越性。制度优越性是相对性与绝对性的统一，相对性是相对于他者，绝对性是相对于自己，即适应自己国家稳定与发展的制度也就具有优越性，而具有优越性的他者的制度只适合于他者而不会适合自己，不必照搬他者的制度。这样，我们需要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理论研究和成果推广，在一种中西对比的视角下阐释中国智慧和中国话语，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40]。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来源要素的整合
一种制度能够长时间存续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它的有效性，即制度运行能够解决它所面临的问题。制度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既为制度的有效性奠定了前提条件与运行基础，也需要制度的有效性来验证其科学性与合理性。制度的有效性和其科学性、合理性之间是一种正相关的相互强化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说这也是一种制度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优越性，不仅需要理论的阐释，更需要实践的检验，即制度运行的实际效果检验。这种效果不仅体现在制度本身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上，而且体现在制度的治理有效性上。同时，在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生深刻变化的新时代，仅靠优越性的某一种来源性因素说明，其说服力是不足够的，因而需要多种来源性因素的整合，形成优越性的合力性解释，方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充分展现出来，在世界政党制度体系中取得充分的话语权。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要素整合的基本逻辑
中國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的来源性因素较多，主要是其历史规律性、科学规范性、现实合理性与治理有效性。这分别从历史维度、制度维度、国内维度与国际维度，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从何而来—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的问题，共同形成合力来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为什么具有优越性。因而，在探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时，其逻辑首先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与发展的历史脉络出发是合理的，能够为制度优越性提供历史的正当性说明。其次，需要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为什么是一种新型的政党制度，即解释它在国家制度结构中的地位与作用，以及它的内在结构与功能，从政党理论维度上阐释它蕴含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特征，从而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科学性。再次，需要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为什么是这样，即分析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政党属性及其相互关系，以及这种属性及其相互关系对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积极效应，从而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合理性。最后，需要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放置在国际视野中比较分析其在国家治理中的制度绩效怎么样，通过比较分析来验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有效性。这就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阐释的逻辑链。
从历史逻辑来看，中国共产党成立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从产生到新时代的最新发展，这一制度在中华民族现代化过程中的运动轨迹显示出它的历史规律性，从中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这种制度的生命力与发展趋势。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的历史基础。在这一发展历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有效避免了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普遍存在的种族冲突与阶级冲突加剧、暴力事件迭起、政变（政治反抗）频繁、政治腐败严重、行政效率和效能低下、政治权威性严重缺乏、带来灾难性后果的政治经济社会改革政策等，以及由此产生的重大政治危机。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在解决这些危机的同时有效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因而当我们发掘它的历史规律性或者上升到这个高度时，能够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来自历史深处的强大支撑力。
从现实逻辑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结构与功能、治理体系与治理效能，显示其在政党政治理论上的规范性、科学性与政党政治实践上的合理性、有效性。这一制度在领导国家建设与改革过程中实现了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同时维持了国家与社会的大局稳定，这在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是比较成功的。其主要原因在于居于政党制度核心的中国共产党能够制定长远的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同时能够团结与合作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并且注重政党之间的相互协商与相互监督。而这种协商与监督，一是在制度框架内进行，是以共同的国家与民族利益目标为追求，二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是以民主与团结为主题，从而避免了现代政党政治中由于政党竞争所导致的种种冲突、动乱以及带来灾难性后果的政策。这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推进有着极端重要意义。因而中国国家治理效能彰显的是这一制度的治理功能、治理效应及其治理意义。当我们将这一制度放在国家政治制度结构与国家治理过程中分析它时，能够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有着来自现实的强大支撑力。
因此，从整体性上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的具有说服力的解释，其基本逻辑在于，从历史向度与现实向度相结合的维度阐释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优越性是什么和为什么能够产生，沿着制度的历史发展脉络（怎么产生的与怎么发展的）—制度的结构-功能规范（是什么与为什么）—制度的现实治理绩效（怎么样与怎么评价）的逻辑进路来建构一个三维分析框架：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为原点，从历史维度、现实维度（国内）与比较维度（国际）来分析该制度的优越性。这个基本逻辑所建构的三维分析框架，也就是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现实逻辑三个方面来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从何而来、为何产生以及表现在何处。这就可以为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为什么具有优越性提供一种具有说服力与解释力的学理性支撑。而这种学理性解释又建基于政党政治理论与政党制度实践的相互融合。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要素整合的主要路径
在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生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中，制度优越性的彰显需要其各种来源性要素的有机整合而形成制度的解释力、说服力与竞争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的这四种来源性要素不能单独存在，因为历史的规律性需要现实的合理性来照应、制度理论的科学性需要制度运行的有效性来验证，同时，要建构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在世界政党政治中的话语权既需要理论性优势也需要国家治理实践性优势来共同支撑。
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的这四种来源性要素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这四个特点是高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是该制度生成于“中国”这个特定的历史场景，融汇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华民族追求国强民富的现代化规律之中;也只有了解中国百年来特殊的历史及其特殊的现代化目标，才会明白中国共产党领导创造的该制度为何能够生成与发展壮大，并成为世界政党制度体系中具有独创性的政党制度。换言之，这是中国近百年来历史发展规律的产物，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生成之后又推动了这个规律不断实现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二是该制度属于世界政党制度体系的组成部分，既具有“政党制度”的普遍性，也有特殊性，而其特殊性源于其特定的历史规律性。三是该制度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有效融合形成了它的科学性——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在制度里的法定地位、政治功能、运行机制、行为规范等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规律、适应了国家现代化的要求、满足了社会稳定发展的需求。在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各个政党的“社会主义”属性与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共同目标追求。四是该制度的“特色”既在于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独特关系方面，也在于该制度国家治理的有效性方面，而有效性又恰恰根植于这种党际关系的独特性。
因而整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的来源性要素，其主要路径一是理论性整合，二是实践性整合。从前者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为什么具有优越性，本身需要一套理论来说明与体现，尤其是在世界政党制度体系中获取话语权，更需要理论来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对外传播时要采用融通中外的概念、范疇、表述，把“陈情”和“说理”结合起来[41]。这种“说理”，既包括理由、道理，也包括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的这四个来源性要素或者主要特性，每一种都包含着丰富的理论，但需要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理论体系。从后者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在很大程度上说是一个实践性问题，即制度对现实问题的解决效果如何，这是最具说服力的衡量标准。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衡量中国的政党制度及其优越性，最根本的是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践的效果着眼，看能否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实现人民民主与增强国家活力、保持国家与社会稳定、实现和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等[42]。这个衡量标准既是一种理论提炼，也说明需要形成整体性的实践效果来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优越性。
因此，实践效果在最终意义上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优越性。但实践效果又需要上升到理论的层面才能使人们更加清晰地认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优越性。这就需要我们基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实践效果进行理论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及其理论总结提供了历史合法性基础。但这毕竟是基于历史的回顾与认知，仍然需要回到现实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中来验证其优越性，即历史规律性需要转化为现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科学性、合理性与有效性。简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更需要现实的实践有效性来支持。这就需要基于实践有效性来整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的规律性、科学性、合理性与有效性等来源性要素，从而为之提供具有说服力的理论解释。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理论体系又建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实践效果基础之上。
四、结语
“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发生的三大历史性事件，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43]。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致力于建立新政权和实现民族独立，在初步完成这个历史任务之后就致力于中国现代化建设。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提出实现现代化的奋斗目标、绘制现代化的蓝图、创新现代化建设的布局、凝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现代化的力量、探索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模式[44]。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与使命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具有更高的价值追求，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目标的政党理念超越了旧式政党制度模式和理念[45]。崇高的价值追求赋予该制度的结构优势、程序优势、治理优势、比较优势，从而在理论与实践双重维度上显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适应了中国现代化建设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发展规律，推动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合规律性的和符合中国人民要求的新型政党制度，具有新颖性与独创性，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对世界政党制度与政党理论的重要贡献，是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国家治理与政治发展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世界政党政治的新变化新挑战考验着政党的适应能力、执政能力和国家治理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建设与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民主党派自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紧密结合在一起，中国共产党通过自身建设来提高执政能力与领导水平，团结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与中国人民，共同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而防范和化解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的种种危机与风险，朝着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代化目标稳步迈进，从而显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优越性。因此，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改变中国政党制度结构与功能，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形成与发展，这百年来的历程彰显的历史规律性、政党制度结构与功能形成的科学规范性、政党的社会主义本质属性及其运行产生的现实合理性和政党制度的国家治理绩效比较显现的治理有效性，共同塑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优越性。这为构建具有解释力、说服力和传播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话语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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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制度优越性;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
中图分类号：D6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21）03-0001-13
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多方面的显著优势”，“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是“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基本依据”[1]。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讲“制度优势和特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很重要的一個方面”[2]74，因此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建设，展现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作为新型政党制度，“新”在何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就新在它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能够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的弊端;它把各个政党和无党派人士紧密团结起来为着共同目标而奋斗，有效避免了一党缺乏监督或者多党恶性竞争的弊端;它集中各种意见和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因利益冲突而导致社会撕裂的弊端[3]。显然，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个重要讲话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基本特征与主要优势，以及政党制度的“新”与其优越性之间的内在关联。那么，这种内在关联源于什么样的逻辑，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大局背景下，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迎来建党100周年的辉煌历史时刻，如何整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来源要素，成为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话语体系需要回答的问题。
一、研究文献述评与问题的提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从产生以来就在制度形式与制度功能上显现出独特性。随着它在中国国家治理中的功能越来越丰富、地位越来越重要、效能越来越显著的同时，相关研究也越来越多。从国内研究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开始兴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研究。与这一概念意思相同或者相近的是中国政党制度、中国特色政党制度。虽然三个概念存在内涵、外延和形成时间上的差别，但在当下语境中其本质与主体都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一）研究的主要思路及其观点
周淑真、吴美华等学者认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理论体系应从历史的纵向说明政党这种组织形式在中国近代出现后是如何逐步中国化的，从现实政治发展说明其结构特点和有机构成的各种要素，从改革开放几十年来说明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组织形式、运行机制及参政特点[4]。这表明理解与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可以从历史的、现实的与制度本身的角度进行。因而从目前相关研究文献来看，其研究思路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种类型。
一是历史思路。从历史的维度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形成与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及其优越性寻求历史合理性或合法性。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是中国社会政治变革的历史选择[5]，因而学者们在中国历史和国情的分析中把握其形成的必然性，阐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发展历程、伟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从中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价值与生命力[6]，在此基础上为构建和谐政党关系、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提供理论支持[7];或者在整体上沿着历史脉络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形成与发展[8]、经验与启示[9]、现状与前景[10]以及运行机制、功能和价值[11]等，从而为该制度的现实正当性提供来自历史的法理性支持。历史维度的研究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发展脉络及其优越性的历史基础，但不足可能在于对其中的历史逻辑发掘还不够充分。
二是政治思路。依据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讲话与中共中央关于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统一战线等的重要决定与政策，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发展及其政治动力，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寻求政治依据与理论依据。学者们比较系统和全面地研究毛泽东[12]、邓小平[13]、江泽民[14]和胡锦涛[15]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政策思想，从这个角度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特色和优势[16]，并基于中国共产党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发展为线索，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入手考察该制度的发展经验以及制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基本内容，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当代世界政党政治舞台上占有重要地位[7]。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方面的重要论述[17]又成为学者们研究的重要理论来源，认为在与西方政党制度的对比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愈发显示出优越性[18]。政治维度的研究注重引经据典及其阐释，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讲话与党中央文件中的理论与思想观点的学理性分析还不够深入。 三是制度思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内在结构与功能的维度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在推进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发展中的作用与功能，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寻求制度依据与理论依据。学者们认为，从结构上讲该制度是核心一元性和结构多元性的统一，从价值上说其目的是既要保证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又要實现中国各项事业的全面进步，同时还要担负起推动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前进的历史重任[19]。为此，学者们从制度结构与功能方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理论基础[20]、与国家政权的关系[21]、创新发展[22]等重点和难点问题进行研究。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运行机制而言，学者们认为它包含目标机制、领导机制、合作机制、协商机制、监督机制等，产生了政治参与、利益表达、社会整合、民主监督和维护稳定等政治功能[23]。这些政治功能在实践中增强了党和国家的活力，适应了人民民主专政国体的要求，是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自信的源泉[24]。制度维度的研究注重使用政党政治理论来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及其优越性，但以中外政党制度治理绩效为主的比较研究还是薄弱点。
四是法规思路。从法规政策文本的维度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内涵与优势，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在国家政治制度结构中的地位与作用，并思考制度改革和完善的方法与路径。学者们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制度结构、制度效率、制度设计，论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必然产物[25]，并从这些角度比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与外国政党体制，阐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具体运作模式、特点与优点[26]，尤其是从协商民主的法规与政策角度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结构-功能及其优化空间[27]。法规维度的研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制度设计以及党委政府制定的政策文件，在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实践运行的基础上提出改进完善的意见建议。这虽然注重了政党制度的规范性与制度结构-功能的推导，但可能又局限于文本的应然规定与制度价值设定，对制度优越性的历史性与现实性的关照度不够。
（二）可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目前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及其优越性的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为我们理解这一制度的发展脉络、结构-功能、运行状况、经验启示及其优越性奠定了良好基础。但从国际来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使得各国政党制度发展进入关键期，从国内来看，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远景目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治理功能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需要在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变化作出时代的回应与解答，以进一步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因此，我们可能需要在目前研究基础上，整合这四种研究思路，在厘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主要来源要素的基础上，整体性地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保持政治稳定，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显著优势”[1]，十九届五中全会在规划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远景目标时继续提出，要“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28]，这正是我们加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研究，整体性塑造和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的时代需要，以便从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为世界政党制度理论与政党治理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的四重来源
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为什么具有优越性，在某种程度上说也就是探究这种优越性的产生、主要表现，以及如何构建起制度优越性的话语体系来直观展现的问题。这就需要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回答好这个问题，以便沿着这个逻辑进一步解释为什么需要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以及更好地理解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的意涵。在这个意义上说，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百年历程中探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的来源也就十分必要和重要了。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规律性
在探寻一种制度的优越性时往往需要从其产生与发展的历程开始。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制度与政府乃至国家一样，“长时间的存在”或者说已经建立很久的通常会受到公民的尊重，即在内心认为它是“合法的和公正的”[29];二是一种制度的存续时间越长和发展空间越大，表明这种制度具有内在的合理性与适应性，即能够经历历史的考验。前一因素可以视为公民政治文化心理，后一因素可视为制度本身的历史生命力。这两个因素是相辅相成的，形成一种制度的历史正当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是一种新型的政党制度，但根植于中国近现代以来特定的历史场域。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是弱小的，但能够在众多的政党政派中成长起来并最终领导众多的民主党派建立新的国家政权而取得执政地位与领导地位，领导人民与各民主党派一道实现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这本身就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经历了政治社会革命历史与国家社会建设历史的双重考验。这种历史生命力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坚实的历史合法性根基。
这个历史合法性的主线是中国共产党对近现代以来民族国家现代化规律的遵循。“现代化过程中，任何国家的政党制度，不论其如何形成，都与现代国家建设有关”，它“不简单出自民主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还出自现代国家建设的要求”[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是基于中国历史发展进程成长起来的一种政治制度，主要原因就在于它符合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需要，或者说符合近现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伟大复兴的现代化历史规律。中国近现代以来的特殊历史决定了中国的政党制度存续在一个特殊的国家场域之中，即在根深蒂固的大一统历史文化、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四分五裂的国家民族状态和外来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深重压迫的国际国内环境基础上追求国强民富的现代化。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与国家场域也就决定了中国政党制度的特殊性与使命感。 具体落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就是，其肩负的政治使命是基于科学理论与具体国情对未来发展的规律性认识和判断而形成的，因而具有革命性和前瞻性的特征[30]。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生成与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现代化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追求这种历史规律的产物。中国早期一些政党尤其是在当时政党制度中居主导地位的政党，虽然看到了中華民族现代化与民族复兴这个历史规律，但未能顺应这个规律并担负起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早期中国政党制度中脱颖而出，就在于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时就自觉担任历史使命、顺应历史规律，因而不仅逐步改变了中国早期的政党制度结构与功能，而且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夕构建起新型政党制度，继续领导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人民一道建设现代化国家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历史演进的内在机理看，百年来中国共产党致力于民族独立复兴和国家现代化，通过构建起现代民主政党制度来调动各方力量投入革命、建设、改革事业。这是中国共产党基于中国地域广阔、人口庞大、民族众多、发展程度千差万别、阶层结构复杂的国情特点，需要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政党制度来充分反映各方利益诉求且凝聚各种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选择;而各民主党派之所以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而且成为参政党，从本质上说首先在于对民族独立复兴和现代化的共同追求，其次在于存在的制度环境——国体与政体的社会主义属性——决定的，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因而在这个制度中又存在三种政治建设：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民主党派的建设、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建设。其中，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又利用自身建设推动了整个政党制度的调适与发展，以适应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需要，从而获得了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的拥护，成为这一制度能够不断发展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31]。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科学性
一种制度能够经受历史发展检验，制度设计的科学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前提性条件，同时历史延续性也是制度科学性的一种反映。而且，制度设计在历史发展中能够不断调适而显示出一种规律性，这也是制度科学性的表现。因而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历史规律性离不开对制度本身的科学性的考察。如果说历史规律性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提供历史支持的话，那么制度的科学性则给其优越性提供理论支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科学性为其优越性提供的理论支持力，不仅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相关法规政策的科学合理，而且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蕴含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有效融合。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过程中，居于领导地位的中国共产党基于各个历史发展阶段面临的不同历史任务，不断调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结构-功能，相关思想理论也在不断与时俱进[16]。政党制度结构-功能及其思想理论随国家现代化而不断调适，这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历史发展规律性的一种体现，也是其科学性的一种展现，同时也符合世界政党制度发展的普遍性规律。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这种普遍性特征中蕴含的特殊性在于其形成跨越了两个不同性质的国家政权与社会形态的大阶段，即在这个制度中的各个政党并未随着旧政权的解体而去，而是继续在新政权中存在而且长期发展。从其历史演进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经历了民主革命时期的孕育、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确立、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曲折发展、改革开放后的成熟完善等四个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长期共存、相互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政党关系，而且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写进了宪法，同时各民主党派在其章程里都明确提出“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亲密友党，是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参政党”。长期共存是多长？那就是周恩来所说的“我们党的寿命有多长，民主党派的寿命就有多长，一直要共存到将来社会的发展不需要政党的时候为止”[32]。这都成为世界政党制度体系中的特殊现象。
作为政党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另一个普遍性特征是各个政党都代表着一定数量群体的利益，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担负着利益表达与利益综合等政治功能，追求国家的现代化及其对政权的获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在这种普遍性中又有其特殊性，即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关系既不是竞争性的更不是敌对性的，也不是联合执政的，同时在意识形态体系中也不是左、中、右等的划分，而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执政党与参政党的关系，在意识形态上是一致性的。这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拥有共同的社会基础，即成员均来自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二是“建立在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之上”，这个“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123。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在实践中具有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国体、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社会制度服务的根本功能，与强大的整合功能、独特的民主功能和有效的稳定功能等基本功能[33]，以及发挥统一战线和实现祖国统一的重要功能[3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中政党关系的这种特殊结构表现出特殊性：形成了一种不同于一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传统政党类型的新型政党制度，是一种合作型的政党制度形式，一种在多党合作基础上的复合形式、立体结构的关系格局，一种执政与参政有机结合、领导与合作内在统一的政党执政参政方式，一种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互为补充、相辅相成的民主政治实现形式[35]。这就与当今世界政党制度比较普遍的政党之间的协调合作关系是应急性、临时性、非制度化的，合作的广度、深度以及长度极为有限，随着政党力量的变化、具体利益的调整，合作对象、合作时间、合作目标都会随之而变的特点大为不同[36]。而这种特殊性表现出的科学性在于：多党合作团结了各种政治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民主协商在社会稳定与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一党执政与多党参政确保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运行的稳定发展;相互监督、政党协商实现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高效化;执政党与参政党之间“领导—合作”、相互监督的党际关系实现政治力量的“有机团结”，保证国家政治生活的生机活力和持久合力[37]。这种科学性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结构特质及其特有功能。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既是历史规律的产物，又符合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要求，确保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取得经济快速发展与社会稳定的两大奇迹。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合理性
制度设计的科学性最终要体现为制度运行或者制度实践的合理性，以制度合理性来支撑制度的科学性。一种制度无论设计得如何科学，如果缺乏合理性或者合理性不足，那么制度要么无法运行而成为悬浮的制度，要么运行起来很难而无法持续。因而制度的科学性需要制度运行的合理性来表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之所以具有科学性，也在于它的结构-功能在运行中具有合理性。这个合理性最为集中的政治表达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三个“有效避免”[3]。应该说，旧式政党制度的弊端不仅表现在中国早期的政党制度之中，也表现在今天众多国家的政党制度之中。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出现政治动荡与社会分裂，一个重要原因是其两党或多党在竞争性选举中的冲突与分裂导致的。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为何能够有效避免这些弊端而呈现出科学性、合理性及其历史生命力与现实活力呢？
这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设计的“社会主义”规定性，即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包含的政党的性质出发来理解所有政党的社会主义本质属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中，由于都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这一相同政治目标，同时也存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制度环境中，因此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一样具有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这一相同属性决定了能够建立起中国共产党领导与执政、民主党派被领导与参政议政的制度格局，以及实行“长期共存、相互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共生发展、民主协商的运行机制。由于不存在两党制与多党制下的政党竞争，因而在确保中国共产党制定的国家经济社会中长期发展规划的情况下又能实现政治社会稳定。显然，这一制度合理性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的内在机制。
同时，现代国家政治绝大多数是政党政治，政党在宪法与法律的框架内成为政治生活的中心，作为重要政治制度的政党制度又与国家其他主要制度形成紧密的互嵌关系。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具有普遍性的表现。但其特殊性在于在宪法里明确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与各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地位，尤其是宪法的具体条款里明文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全面领导，领导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与国防军队建设，而各民主党派又参与其中，在多个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政党制度运行的协商民主方法贯穿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全过程，成为实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重要方式。这样，居于政党制度核心地位的中国共产党能够统揽全局、协调各方，一方面确保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行政制度、司法制度、军事制度等国家主要制度有效运行，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人民当家作主之间实现有机统一;另一方面保障国家发展有坚强的领导核心，能够在制定的国家经济社会中长期发展规划的指引下一步一步去实现，从而确保现代化建设的稳步推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呈现“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结构性特征，在执政党与参政党、政党与人民、政党与政权、政党与社会等多重结构关系中彰显出独特的结构性活力与治理效能[38]。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合理性，也就直接体现为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领导与被领导、执政与参政的和谐关系和为共同的国家现代化目标奋斗，以及由此凸显的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社会主义属性的政治一致性、中国共产党全局利益代表性与民主党派局部利益代表性的人民利益统一性、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现代化目标相同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开放性与包容性等特性。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有效性
政党制度的规律性、科学性与合理性，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其有效性基础上，或者说需要借助有效性来获得验证。制度的有效性需要在历史的比较与现实的比较中来显现。在国家政党政治及其国家治理行为中执政党发挥着中枢作用，因而政党制度的有效性考察可以将其放置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过程中进行。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在通往现代化的过程中更是普遍面临着政治发展的认同危机、合法性危机、贯彻危机、参与危机、整合危机、分配危机等，而这些危机往往是共时性发生的。“要想成为现代化的民族国家，就必须成功地解决所有这些危机”，而解决这些危机“都需要能动型的领导”[39]。因而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以执政党为核心的政党制度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发挥“能动型的领导”作用对推动危机的解決和实现现代化至关重要。这就取决于政党制度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行为中是否具有有效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对现代化中发展危机的解决效果，除了作历史比较外，还可在世界政党制度治理绩效的比较中来检验它的制度有效性，从国际比较维度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特色”到底“特”在什么地方。从现实来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世界政党政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完成了现代化的西方发达国家面临政党政治的重大危机;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重大风险和重大危机并未随着现代化的推进而减少或者降低，其执政党面临更严峻的挑战;而政党的主张及其社会动员方式，以及政党领导人的言行，越来越显著地影响着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不论是美国的两党分歧日益加剧导致政治动荡，还是欧洲极右翼政治力量的崛起，都意味着政党变化已经深刻影响到全球政治局势。国际治理趋于无效化或者说趋于混乱，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与一些国家内部政党制度的治理失效是关联在一起的。因而政党政治及其政党制度的发展趋势、治理效能应当引起足够重视。
也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有效性才获得更大范围和更深刻的认识。在世界一些大国及其政党领导人出现“逆全球化”和推卸全球治理责任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写入政党章程与国家宪法），积极倡导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中国周边区域合作，加强中国与非洲、拉丁美洲合作，为全球经济发展和民生福祉进步而努力，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从国内治理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定航导向、稳定政局、凝心聚力、民主协商、统一战线等作用，使中国长期保持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族团结，以实现共同富裕和人民美好生活向往为使命，协调推进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朝着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稳定前进。 因此，从比较的视野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在有效解决发展危机、稳定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同时，也有效避免了一些发达国家经济低迷时期政党极化带来的社会冲突和较多发展中国家因政党竞争带来的社会动荡。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良好的国家治理绩效，能够从国际比较的视野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有效性及其优越性。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和西方国家政党制度因各自政治实践和政治文化不同而产生本质差异，但两种类型的政党制度都是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成果。因此，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并不是否定或者贬斥其他政党制度的优越性，每一种制度几乎都是在比较中发现各自存在的优越性。制度优越性是相对性与绝对性的统一，相对性是相对于他者，绝对性是相对于自己，即适应自己国家稳定与发展的制度也就具有优越性，而具有优越性的他者的制度只适合于他者而不会适合自己，不必照搬他者的制度。这样，我们需要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理论研究和成果推广，在一种中西对比的视角下阐释中国智慧和中国话语，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40]。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来源要素的整合
一种制度能够长时间存续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它的有效性，即制度运行能够解决它所面临的问题。制度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既为制度的有效性奠定了前提条件与运行基础，也需要制度的有效性来验证其科学性与合理性。制度的有效性和其科学性、合理性之间是一种正相关的相互强化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说这也是一种制度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优越性，不仅需要理论的阐释，更需要实践的检验，即制度运行的实际效果检验。这种效果不仅体现在制度本身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上，而且体现在制度的治理有效性上。同时，在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生深刻变化的新时代，仅靠优越性的某一种来源性因素说明，其说服力是不足够的，因而需要多种来源性因素的整合，形成优越性的合力性解释，方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充分展现出来，在世界政党制度体系中取得充分的话语权。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要素整合的基本逻辑
中國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的来源性因素较多，主要是其历史规律性、科学规范性、现实合理性与治理有效性。这分别从历史维度、制度维度、国内维度与国际维度，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从何而来—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的问题，共同形成合力来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为什么具有优越性。因而，在探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时，其逻辑首先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与发展的历史脉络出发是合理的，能够为制度优越性提供历史的正当性说明。其次，需要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为什么是一种新型的政党制度，即解释它在国家制度结构中的地位与作用，以及它的内在结构与功能，从政党理论维度上阐释它蕴含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特征，从而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科学性。再次，需要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为什么是这样，即分析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政党属性及其相互关系，以及这种属性及其相互关系对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积极效应，从而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合理性。最后，需要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放置在国际视野中比较分析其在国家治理中的制度绩效怎么样，通过比较分析来验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有效性。这就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阐释的逻辑链。
从历史逻辑来看，中国共产党成立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从产生到新时代的最新发展，这一制度在中华民族现代化过程中的运动轨迹显示出它的历史规律性，从中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这种制度的生命力与发展趋势。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的历史基础。在这一发展历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有效避免了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普遍存在的种族冲突与阶级冲突加剧、暴力事件迭起、政变（政治反抗）频繁、政治腐败严重、行政效率和效能低下、政治权威性严重缺乏、带来灾难性后果的政治经济社会改革政策等，以及由此产生的重大政治危机。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在解决这些危机的同时有效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因而当我们发掘它的历史规律性或者上升到这个高度时，能够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来自历史深处的强大支撑力。
从现实逻辑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结构与功能、治理体系与治理效能，显示其在政党政治理论上的规范性、科学性与政党政治实践上的合理性、有效性。这一制度在领导国家建设与改革过程中实现了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同时维持了国家与社会的大局稳定，这在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是比较成功的。其主要原因在于居于政党制度核心的中国共产党能够制定长远的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同时能够团结与合作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并且注重政党之间的相互协商与相互监督。而这种协商与监督，一是在制度框架内进行，是以共同的国家与民族利益目标为追求，二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是以民主与团结为主题，从而避免了现代政党政治中由于政党竞争所导致的种种冲突、动乱以及带来灾难性后果的政策。这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推进有着极端重要意义。因而中国国家治理效能彰显的是这一制度的治理功能、治理效应及其治理意义。当我们将这一制度放在国家政治制度结构与国家治理过程中分析它时，能够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有着来自现实的强大支撑力。
因此，从整体性上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的具有说服力的解释，其基本逻辑在于，从历史向度与现实向度相结合的维度阐释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优越性是什么和为什么能够产生，沿着制度的历史发展脉络（怎么产生的与怎么发展的）—制度的结构-功能规范（是什么与为什么）—制度的现实治理绩效（怎么样与怎么评价）的逻辑进路来建构一个三维分析框架：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为原点，从历史维度、现实维度（国内）与比较维度（国际）来分析该制度的优越性。这个基本逻辑所建构的三维分析框架，也就是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现实逻辑三个方面来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从何而来、为何产生以及表现在何处。这就可以为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为什么具有优越性提供一种具有说服力与解释力的学理性支撑。而这种学理性解释又建基于政党政治理论与政党制度实践的相互融合。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要素整合的主要路径
在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生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中，制度优越性的彰显需要其各种来源性要素的有机整合而形成制度的解释力、说服力与竞争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的这四种来源性要素不能单独存在，因为历史的规律性需要现实的合理性来照应、制度理论的科学性需要制度运行的有效性来验证，同时，要建构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在世界政党政治中的话语权既需要理论性优势也需要国家治理实践性优势来共同支撑。
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的这四种来源性要素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这四个特点是高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是该制度生成于“中国”这个特定的历史场景，融汇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华民族追求国强民富的现代化规律之中;也只有了解中国百年来特殊的历史及其特殊的现代化目标，才会明白中国共产党领导创造的该制度为何能够生成与发展壮大，并成为世界政党制度体系中具有独创性的政党制度。换言之，这是中国近百年来历史发展规律的产物，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生成之后又推动了这个规律不断实现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二是该制度属于世界政党制度体系的组成部分，既具有“政党制度”的普遍性，也有特殊性，而其特殊性源于其特定的历史规律性。三是该制度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有效融合形成了它的科学性——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在制度里的法定地位、政治功能、运行机制、行为规范等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规律、适应了国家现代化的要求、满足了社会稳定发展的需求。在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各个政党的“社会主义”属性与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共同目标追求。四是该制度的“特色”既在于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独特关系方面，也在于该制度国家治理的有效性方面，而有效性又恰恰根植于这种党际关系的独特性。
因而整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的来源性要素，其主要路径一是理论性整合，二是实践性整合。从前者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为什么具有优越性，本身需要一套理论来说明与体现，尤其是在世界政党制度体系中获取话语权，更需要理论来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对外传播时要采用融通中外的概念、范疇、表述，把“陈情”和“说理”结合起来[41]。这种“说理”，既包括理由、道理，也包括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的这四个来源性要素或者主要特性，每一种都包含着丰富的理论，但需要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理论体系。从后者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在很大程度上说是一个实践性问题，即制度对现实问题的解决效果如何，这是最具说服力的衡量标准。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衡量中国的政党制度及其优越性，最根本的是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践的效果着眼，看能否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实现人民民主与增强国家活力、保持国家与社会稳定、实现和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等[42]。这个衡量标准既是一种理论提炼，也说明需要形成整体性的实践效果来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优越性。
因此，实践效果在最终意义上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优越性。但实践效果又需要上升到理论的层面才能使人们更加清晰地认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优越性。这就需要我们基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实践效果进行理论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及其理论总结提供了历史合法性基础。但这毕竟是基于历史的回顾与认知，仍然需要回到现实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中来验证其优越性，即历史规律性需要转化为现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科学性、合理性与有效性。简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更需要现实的实践有效性来支持。这就需要基于实践有效性来整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的规律性、科学性、合理性与有效性等来源性要素，从而为之提供具有说服力的理论解释。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理论体系又建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实践效果基础之上。
四、结语
“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发生的三大历史性事件，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43]。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致力于建立新政权和实现民族独立，在初步完成这个历史任务之后就致力于中国现代化建设。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提出实现现代化的奋斗目标、绘制现代化的蓝图、创新现代化建设的布局、凝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现代化的力量、探索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模式[44]。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与使命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具有更高的价值追求，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目标的政党理念超越了旧式政党制度模式和理念[45]。崇高的价值追求赋予该制度的结构优势、程序优势、治理优势、比较优势，从而在理论与实践双重维度上显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适应了中国现代化建设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发展规律，推动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合规律性的和符合中国人民要求的新型政党制度，具有新颖性与独创性，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对世界政党制度与政党理论的重要贡献，是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国家治理与政治发展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世界政党政治的新变化新挑战考验着政党的适应能力、执政能力和国家治理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建设与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民主党派自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紧密结合在一起，中国共产党通过自身建设来提高执政能力与领导水平，团结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与中国人民，共同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而防范和化解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的种种危机与风险，朝着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代化目标稳步迈进，从而显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优越性。因此，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改变中国政党制度结构与功能，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形成与发展，这百年来的历程彰显的历史规律性、政党制度结构与功能形成的科学规范性、政党的社会主义本质属性及其运行产生的现实合理性和政党制度的国家治理绩效比较显现的治理有效性，共同塑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优越性。这为构建具有解释力、说服力和传播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话语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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