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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1月，空军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培养女航空员（现统称为飞行人员）的决定，先后从华东军政大学、中南预科总队、华北预科总队挑选55名女学员，安排到东北牡丹江空军第七航校学习飞行、领航、通信和机械专业，她们于该年11月正式毕业，从此新中国有了自己培养的女航空员（现统称为飞行人员）。在这50多名女学员中，有14朵金花圆了翱翔蓝天的梦想，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为中国妇女开辟了一条通天大道。我是新中国第二批女飞行员，耳闻目睹了第一批女飞行员在面临生死考验，在爱情、家庭与事业的抉择之间，演绎着一个个充满惊险又感人至深的故事……
破茧成蝶，飞上蓝天
1951年1月，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在北京接见即将进入航校学习的女飞行员，并向她们宣布“禁爱令”：“我代表空军党委向你们宣布，你们5年内不准谈恋爱，有男朋友的也要断掉，你们中间如果有谁下不了这个决心就不要去航校了。你们也不用担心，不要有后顾之忧，我向你们保证，空军会管你们一辈子，管你们的老，管你们的死。”对于这似乎不近人情的“禁爱令”，姑娘们毫无抵触情绪。到航校后，她们主动写了5年内不谈恋爱的保证书，其中女飞行学员班班长周映芝在保证书上写道：“我愿一辈子不结婚，一生献给航空事业，包括生命。”但是，她的保证书被退了回来，要求重写，理由是“谁让你一辈子不谈恋爱不结婚？只保证5年，不许保证多了”。
女飞行学员到航校后，面临一系列考验。第一关是严寒关。14名女飞行学员全是关内姑娘，除武秀梅来自河南开封外，其余13人全是南方人。其中，陈志英、阮荷珍、黄碧云、施丽霞是上海姑娘；伍竹迪、秦桂芳、王坚是花城广州的三朵花；周映芝、周真明、万婉玲是湘妹子；何月娟、邱以群、戚木木是浙江人。她们从小到大很少与冰雪打交道，乍到东北牡丹江，又正赶上数九寒冬，气温一般在零下20多摄氏度，最低达到零下40摄氏度，困难不言而喻。姑娘们在空旷的机场学飞行，冻得手脚跟针扎似的疼痛。她们驾驶的PT-19教练机又是一种非常落后的双座教练机，没有座舱盖，飞行时温度比地面更低，飞机落地后，她们发僵的双腿动弹不得，久久下不了飞机，不少人生了冻疮。
第二关是理论关。学飞行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理论学习阶段，即内场；第二阶段为学习驾驶飞机阶段，即外场。14名女飞行学员中，周映芝（参军前已被燕京大学录取）、周真明是高中毕业生，其他12人都是高、初中肄业生，陈志英、黄碧云只上过7年学。在这种文化基础上，要掌握好空气动力学、气象学、领航学、发动机构造原理以及无线电、仪表、电器等理论知识，难度可想而知。对文化程度较低的学员来说，这一关比严寒关难过得多，黄碧云就差点被淘汰。她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因为我文化水平不高，教员讲课我不能完全理解，问我的问题，我老是答不上来，怎么办？我只有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复习功课。星期天从不休息，熄灯后我还躲在厕所里继续学。”正是凭着这种拼搏精神，只有小学文化的黄碧云与其他姐妹一起闯过了理论关。
第三关是教员关。负责给姑娘们带飞的教员共4人，其中有赵赠熊、蔡善炳两名中国教员，出乎意料的是还有宫田忠明、长谷川正两名日本教官，而且长谷川正还是主任教官。一见两名“日本鬼子”，姑娘们脑海中立刻浮现出日本飞行员在中国领土上狂轰滥炸的画面，怒火一下子蹿上了脑门，对两名日本教官怒目而视，恨不得狠狠揍他俩一顿。尽管校长和连领导反复做工作，但不管用，较长一段时间后，她们也没有消除对日本教官的仇恨敌视情绪，严重影响了教学进度。最后，校长只好使出杀手锏，他召集女飞行学员训话：“你们翘什么尾巴，他俩是反战同盟的成员，参加革命比你们早，他俩都立有战功。现在站在你们面前的已不再是日本战俘，更不是什么日本鬼子，而是你们的教官，你们要像尊敬我一样尊敬他俩。如果有不想跟日本教官学飞行的，可以打铺盖卷走人。”校长这番话字字千钧，吓得姑娘们都软了下来，她们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不让她们学飞行。日久见人心，在以后的教学飞行过程中，两名日本教官与姑娘们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演绎出许多感人的故事。1952年春夏之交，两名日本教官途经北京回国，姑娘们到他们下榻的宾馆送行。临别时，长谷川正在自己的笔记本上画了一只大乌龟和几只小乌龟，大乌龟回头望着小乌龟，一长串泪水从大乌龟双眼里流出来，洒在地上。这张画是异国师生分离时内心情感的真实写照，可见师生情谊之深。
1951年4月12日，14名姑娘穿着毛皮飞行服，踏着整齐的步伐来到停机坪，这天是她们正式开飞的日子，教员要带她们体验飞行。第一个被带飞的是阮荷珍，刚上飞机时她异常兴奋，谁知起飞不久，就感到头晕目眩，酸水直冲嗓门，开始她还强忍着，可当教员压杆飞机转弯时，她再也忍不住了，哇哇大吐起来。教员发现她越吐越凶，只得提前落地。体验飞行时不仅阮荷珍吐成了泪人儿，施丽霞等人吐得也很厉害。少数人还形成了条件反射，一上飞机，一闻汽油味就吐，吐得简直从飞机上往下跳的想法都有了。但她们没因呕吐终止“通天”的脚步，为了不怵汽油味，她们用小瓶灌上汽油带在身边经常闻，闻到习惯为止。同时，她们坚持平衡器官的锻炼，克服心理障碍，终于闯过呕吐关，再坏的气流也不怕。
对姑娘们来说，最难的还是飞行技术的掌握。她们往往因某一个动作做不好，不仅自己着急，还要挨教官批。女孩子好面子，经常被教员批得哭鼻子。凶狠的批评姑娘们还能忍受，她们最怕的是停飞。当某些动作总做不好时，教官往往将她们无情地撵下飞机，让她们回去反省。为了尽快掌握飞行技术，她们想出很多土办法，用扫帚当驾驶杆，练习推拉杆的动作；两人双脚相抵，体验蹬舵的力度；从山坡上跑上跑下，观察高度的变化，提高着陆时目测的准确度，等等。
1951年7月6日是一个值得庆贺的日子，这天姑娘们开始放单飞，即独立驾驶飞机飞行。经过近3个月的难苦训练，姑娘们终于可以驾机翱翔蓝天了。阮荷珍是第一个放单飞的女学员，也是新中国第一个独立飞上蓝天的女性。她在回忆录中详细讲述了她放单飞时的情景：“1951年7月6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这天天气很好，所有的飞机都停飞了，平时嘈杂的机场顿时变得非常寂静。我的心兴奋得快蹦出来了。为了平衡，在平时教员坐的座位上放了一个大沙袋，飞机的尾部系上一根红布条，表示是学员第一次单独飞行。我稳稳地起飞，做了一个本场航线后，又轻轻地着陆了。我单飞得很好，机场上的人欢腾了，我也松了口气，很开心，校长、教员都很满意，给我打了5分，我笑了。”随后，其余13名金花都相继单飞。
1951年11月30日，14名女飞行学员经考试合格，顺利毕业，从此新中国有了自己培养出来的女飞行员。
要训练成人民的飞行员，
不要训练成表演员
1951年12月中旬，14位姑娘依依不舍地告别航校，来到四川某运输机部队。她们被分在某团新成立的三大队，该大队装备的是此前不久从苏联进口的里-2型运输机。不久，从北京传来振奋人心的喜讯：1952年三八国际妇女节那天，全国妇联和总政治部将在北京西郊机场为女飞行员举行隆重的起飞典礼，她们将驾驶里-2型飞机飞越天安门广场，接受毛泽东主席等中央领导和首都人民的检阅。经过33个飞行日的突击改装训练，14位姑娘完成了起落、编队、穿云、转场等课目，还初步掌握了仪表飞行、单发等飞行技术。
1952年2月底，姑娘们驾驶6架里-2型飞机，从成都太平寺机场转到北京西郊机场，准备执行受阅任务。3月8日，北京西郊机场红旗招展，歌声飞扬。一清早，7000多名妇女代表陆续涌进机场，参加即将举行的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的起飞典礼。参加起飞典礼的还有各国驻华大使夫人50多人。10点20分，起飞典礼正式开始，朱德总司令，全国妇联副主席邓颖超、李德全，总政副主任肖华，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等进入会场。朱德总司令在讲话中指出：“我们早有了女拖拉机手，女火车司机，现在我们又经过两年的培养，训练出了新中国第一批女航空员。她们都是我们新中国妇女的光荣，也是我们解放了的妇女的榜样。”
起飞典礼仪式结束后，朱德、邓颖超、李德全在肖华陪同下，分乘两辆敞篷吉普车检阅了女飞行员队伍，并与她们合影。11时45分，3颗绿色信号弹蹿上天空，姑娘们胸佩大红花按计划登机。12点15分，在一片欢呼声中，在万人瞩目下，姑娘们驾驶6架绿色里-2飞机依次起飞。此时机场沸腾了，欢呼声震天动地，人们纷纷朝腾空的飞机挥手致敬。下午1点10分，姑娘们驾驶的6架飞机，以单机跟进队形准时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上空，接受首都群众的检阅。此时，毛泽东也从中南海的办公室走出来，望着空中的机群，异常高兴地对身旁工作人员说：“我国第一批女飞行员驾驶的飞机正从我们头上飞过。”
1952年3月24日下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准备在中南海接见全体女飞行员。喜讯一经宣布，姑娘们顿时激动得像疯了一样，又蹦又跳，有的高兴得将帽子抛向空中，有的高兴得在床上打滚。下午2点多钟，姑娘们在刘亚楼司令员带领下，乘车前往中南海颐年堂。下午3点20分，毛主席向姑娘们健步走来，一见毛主席高大的身影，她们激动地高呼：“毛主席好！”“毛主席万岁！”毛主席则微笑着向她们频频招手。毛主席与刘亚楼司令员握手时问：“她们都成器了吗？”刘亚楼司令员回答道：“都成器了，能单独执行任务了。”毛主席听后很高兴，语重心长地对刘亚楼司令员说：“要训练成人民的飞行员，不要训练成表演员。”这时刘少奇副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也来到女航空员队伍前，周总理笑着对毛主席说：“她们的自尊心很强啊，听说教员要上飞机，她们要把教员关到厕所里。”毛主席听后爽朗地笑了。随后毛主席问周映芝：“你在飞机上能与地面说话吗？”周映芝答道：“可以通过无线电台与地面联络通话。”正巧，一群小鸟从空中飞过，毛主席便指着那群小鸟对姑娘们道：“你们是学了它的。”大家都笑了起来。
这时摄影师架好了照相机，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副主席、周恩来总理与全体女飞行员合影。这一刻对女飞行员来说是终生最幸福难忘的一刻，至今她们都珍藏着这张极为珍贵的照片。
巾帼不让须眉，蓝天玫瑰绽放异彩
姑娘们参加完起飞典礼后，全部留在北京西郊机场，编入空军独立第三团，开始了真正的飞行员生活。到部队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她们开始执行专机飞行、军事运输、抢险救灾、科学研究等飞行任务。她们不辱使命，在万里长空穿云破雾，划出了一条条闪光的航线，谱写了一曲曲动人的凯歌，留下了一幕幕难忘的回忆。
姑娘们所在的部队，是一支以执行专机任务为主的运输机部队，她们和男飞行员一样，载着我国党、政、军领导人和国际友人，飞越万水千山，横跨大江南北，将他们安全送达目的地，受到国内外各方要人的赞颂。
14位姑娘中，第一个出国执行专机任务的是黄碧云。1955年7月21日，黄碧云在大队长刘发科带领下，执行了送胡志明回越南河内的机群任务。她飞的虽然是副机，但在河内受到胡志明的接见和宴请。胡志明与机组合影留念时，特意将黄碧云安排在他的身旁，亲手将一朵小红花插在她的头上，风趣地说：“姑娘头上有了花，更漂亮。”临别时，胡志明夸赞黄碧云：“你是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了不起，我们也要培养女飞行员，向你们学习！”
从越南回国不久，黄碧云被任命为机长，开始独立执行飞行任务。1958年5月初，她执行了接贺龙、罗荣桓、聂荣臻、徐向前4位元帅和罗瑞卿大将由张家口回北京的专机任务。飞行途中，贺龙元帅来到驾驶舱看机组飞行，当飞机飞越山川河流时，就问那些山川河流的名字，黄碧云都迅速准确地作了回答。贺龙离开驾驶舱时，非常高兴地称赞黄碧云不仅飞得好，还是一张活地图。飞机安全、准时地在北京西郊机场降落后，贺龙与黄碧云亲切握手，并再一次夸赞她：“你飞得很好，很平稳，下次我还要坐你开的飞机。”黄碧云是新中国第一位执行重要专机任务的女飞行员，在她之后，一些女飞行员也执行了各种类型和级别的专机任务。
每当出现大的灾情需要空军救援时，姑娘们总是冲在最前面，在抗击各种重大灾害斗争的功劳簿上都留有她们的芳名。用秦桂芳的话说：“抢险救灾是女飞行员的职责，是回报人民哺育之恩的时候，也是体现女飞行员价值的时候。”秦桂芳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她一生执行过无数次救援任务，给受大雪围困的牧民空投过粮食医药；大同矿难时，她第一个冒着大侧风，将救援人员和物资送到灾区；内蒙古乌兰浩特钢铁厂锅炉大爆炸时，她连夜长途奔袭将氧气送到钢厂。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58年11月，秦桂芳承担了驾机救援一支被困在大兴安岭林海雪原中的铁路筑路队的任务。这支筑路队由100多名工人与几百匹骡马组成，与外界失去了联系，人畜都处于饥寒交迫的绝境，急待救援。当时正值隆冬季节，冰天雪地，最低气温达零下30多摄氏度。秦桂芳机组在这样异常严寒的恶劣天气下，每天连续工作15个小时左右，连续飞行了40多天。最终，铁路筑路队人员和骡马都安全获救。这次，秦桂芳创造了单机救援时间最长、飞行强度最大、营救人数最多、生活环境最苦的中国之最。
1963年8月初，山东、河南、河北三省部分地区连降暴雨，造成特大洪涝灾害，成千上万的群众被洪水围困在山头、高地场院、屋顶上……在这危急关头，姑娘们承担了到灾区空投食品和药物的任务。她们每天要飞2次至3次，4个至6个小时，最多时，一天要飞10多个小时。因为受灾面积太大，空投点太多，她们近一个月连续执行飞行任务。在第一批女飞行员的历史中，这是唯一一次大机群救灾活动，也是她们一次集体建功的难忘飞行。
第一批女飞行员的翅膀练硬之后，在执行专机、救援和军事运输等任务的同时，还担负了大量的教学工作，培养了大批的男、女飞行员。她们作为飞行指挥员和教员，在训练新飞行员的过程中，无私地把“女飞”精神、飞行经验、飞行技术传授出去，把一批批男女飞行学员送上云端。
在教学过程中，还演绎出了不少小故事。有一次，一位男学员（在陆军时是个连级干部）见是个女教官带他，很不乐意，给领导提出换教员的意见，理由是不要女同志当教员，觉得“女同志总不如男同志”。领导笑着告诉他：“你了解你的教员吗？老实告诉你吧，她出席过空军首届英模功臣代表大会和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是个响当当的女同志。她不仅技术好，教学能力也很强，把你安排在她的教学组，是为了照顾你这位陆军老大哥，你能碰上她这样的教员是你的福气。”男学员听后将信将疑，但没再提换教员的事。后来，他以优异的成绩结束了改装训练。分别时，他握着女教员的手，含着泪只说了一句话：“谢谢你，我们的好教员。”这位令男子汉“臣服”的好教员就是第一批女飞行员中的伍竹迪。
生死考验，临危不乱
飞行事业风险高，死亡是每一个飞行员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也是对每个飞行员的严峻考验。第一批女飞行员都有经受与死神擦肩而过考验的经历。
1958年10月20日，秦桂芳驾驶里-2型专机，载着14位省委书记从西安西关机场起飞，向着延安飞去。一个小时后，专机飞临延安上空，秦桂芳操纵飞机在延河谷中缓缓下降，飞机快要着陆时，一系列意想不到的险情发生了：跑道头200米的保险道上有鸡蛋大小的鹅卵石，秦桂芳赶忙将飞机拉起来，让飞机与地面保持1米多高的距离。飞机飘过碎石区后，秦桂芳正准备收油门落地，突然发现跑道两侧的人群中有人往跑道上跑，秦桂芳明知剩下的跑道长度有限，也深知延安机场低空无法复飞的净空环境，但人命关天，她毫不犹豫地将飞机再度拉起，飞机呼啸着从这几个“亡命之徒”头顶飞过，又飘去100多米后才着地，这时余下的跑道不足700米了。而正常情况下滑行距离最少还要有800多米。显然，要想在这么短的距离内让飞机停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怎么办？胆大心细的秦桂芳一面踩着刹车，一面机警地观察到，在跑道中心线40度左右的前方，有一道高约一米的土坡，土坡后面是一片平坦宽阔的沙土地。她急中生智，操纵飞机向土坡冲去。飞机在秦桂芳的驾驭下，越过土坡后，重重地蹾在沙地上，耗尽速度的飞机终于被她停住了。可这一蹾真不轻，前舱除秦桂芳与副驾驶员外，领航员和机械师摔得人仰马翻。秦桂芳顾不得察看机组人员的伤情，赶紧跑到客舱看望客人。14位省委书记一个个都系着安全带，安安稳稳地坐在沙发座椅上安然无恙，他们没有一人脸上有不快之色，都面带笑容地感谢和宽慰眼前这位帮他们飞越鬼门关的女闯将。
1959年夏天，王坚率机组执行送8位将军由西安去南京开会的专机任务。早上8点钟，她驾驶里-2型客机从西安起飞，起飞不久便进入云中，根本看不到地面，只能按罗盘指示飞行。飞机经过4个多小时的云中飞行，已飞临南京上空，她开始下降高度，突然无线电罗盘的指针飞转起来，同时通讯中断，王坚立即又把飞机拉起。此时，仪表板上左面汽油箱的油量表指示红灯亮了，油箱快没油了，只能飞10多分钟了，机组已面临“弹尽粮绝”的境地。10多条生命和1架飞机的安全都掌握在王坚的手中，一着不慎，后果不堪设想！王坚果断地把发动机的油门往后收，以最小的速度保持平飞，尽量节省油料，争取较长的留空时间。王坚根据磁罗盘的指示度数，开始下降高度。她两手紧握驾驶盘，两眼死死地盯着前方，万一遇到山峰必须赶快拉起来，否则随时都有撞山的危险。
飞机下降到150米时，王坚终于飞出云层，机组成员都长长地舒了口气。可是这口气还没吐完，右油箱油量表的红灯也亮了，这意味着两个油箱的油都快用光了，双发即将停车。在这万分危急的关键时刻，王坚临危不乱，通过观看地貌地标，很快判明飞机的具体位置。万幸，机场就在不远的前方，她即以最小的速度飞进机场，一进跑道便将飞机落了下去。滑行一段距离后，两台发动机都停车了。好悬！如果飞机在空中多呆一分钟，估计他们就永远回不来了。
共和国首批女飞行员都曾有过空中历险经历，大都凭借高超的技术逃过了死神的魔爪，但不幸的是，曾9次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的陈志英却未能幸免。1968年7月25日，陈志英率领3架直升机执行接送外宾任务时，所乘直升机因机械故障坠毁，不幸遇难，成为新中国第一个为航空事业献身的女飞行员。
蓝天玫瑰的爱情与婚姻
1956年2月，刘亚楼司令员没有食言，他代表空军党委宣布解除对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的“禁爱令”，姑娘们终于可以谈恋爱结婚了。“禁爱令”解除后，好强的姑娘们都把飞行事业放在第一位，并不急于恋爱结婚，她们立志先立业后成家。不过，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女飞行员事业心再强，也不可能总不食人间烟火。随着年龄的增大，她们也要恋爱，也要结婚。只不过她们对爱情的渴望与追求，更具“女飞”特色。她们择偶的首要标准是志同道合，必须是飞行事业的知音。14朵金花，除周真明在部队未谈恋爱就停飞转业外，其余13人的爱人全是飞行人员，其中7人是飞行员，5人是领航员，1人是空勤机械师。为了飞行事业姑娘们都自觉地实行晚婚晚育，1956年春天“禁爱令”解除了，但她们绝大多数两年后才结婚。她们结婚时没有婚假，没有蜜月。施丽霞结婚的当天上午还在飞行，她是穿着飞行服进的洞房。伍竹迪结婚后第三天就到广州执行任务。阮荷珍与陆琦这对新人是新婚第三天，夫妻同机执行送首长的专机任务。他们的新房也很简陋，新床是由两张单人床拼凑而成，更没有其他家具。有的姑娘新房是临时向招待所借的，一个月后就被收回去了，伍竹迪就是这样。当她从广州回来时已无“家”可归，星期六晚上只有“四处流浪”，谁外出执行任务没回来就到谁那里借宿一晚，大伙笑称她“打游击”。直到生第一个孩子时，伍竹迪才结束了“流浪生活”，“游击战”才算打完。
首批女飞行员怀孩子、生孩子与众不同。飞行飞行，不飞不行，为了尽量减少因怀孕、生孩子的停飞时间，她们怀孕后都坚持飞行。武秀梅、阮荷珍、施丽霞、王坚、伍竹迪、邱以群等怀孕五六个月后还在天上飞。黄碧云头两胎因飞行过多而流产，当她怀第三胎时，领导强行取消她的飞行资格，命令她卧床静养，终于保住了第三胎。首批女飞行员中，秦桂芳更是创造了奇迹，怀孕7个月还在飞，临产前10天还在塔台指挥飞行。这些事听起来不可思议，令人难以置信，古典文学中虽有女将临阵分娩的故事，但那毕竟是故事，而这些则是实实在在的真人真事。
我是新中国第二批女飞行员，1959年初调到秦桂芳任中队长的飞行大队，不久开始改装里-2飞机的训练，秦桂芳是我的带飞教员。4月底，西郊机场跑道翻修，我们训练小分队转去沈阳东塔机场，那时秦桂芳已有4个多月的身孕，肚子已经显形。团与大队两级领导都不同意她继续当教员，让她留守。但她坚决要求去沈阳，理由很充分，中途换教员会影响训练进度，领导最后只好同意了她的请求。就这样已有4个多月身孕的秦桂芳带着我们飞往沈阳。
训练中，我们学员起飞之前经常做的一件事，就是先把秦桂芳坐的座椅往后调整，免得操纵飞机时，驾驶盘顶到她肚子里的孩子。随着秦桂芳肚子里的孩子逐渐长大，她的座椅向后调到了尽头。有一次着陆时，因怕驾驶盘顶到她的大肚子，我的拉杆动作不到位。飞行后讲评时，秦桂芳说了一番令我终生难忘的肺腑之言，她说：“晓红，你一向飞得很好，今天出现差错，原因不在你，而是我肚子里的孩子。你的想法我明白，都是为了他（她）好。可是你应该了解我，我之所以来沈阳，唯一的目的就是把你们尽早带出来。我可以坦白地告诉你，我不是不考虑肚子里的孩子，这是我的第一个孩子，我当然要百倍呵护他（她）。但孩子与咱们的事业比起来，孰轻孰重，不用说你也清楚。万一孩子掉了，我们还很年轻，还可以再要再生，可你们的飞行时间耽误不得，流失的时间追不回来。当然，不是说离开我地球就不转了，也可以换教员带你们，但中途换教员，会影响你们的训练进度，因为教员了解学员和学员适应教员都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需要时间。同时我相信我自己皮实的身体，孩子不会有事。”
第一批女飞行员多数生有两个孩子，孩子出生后，多是托人哺养，有的就送往婆家或娘家，由孩子的奶奶或姥姥照顾。陈志英的第一个孩子就生在上海娘家，她休完产假就回北京飞行，孩子6岁时才接到身边。共和国首批女飞行员中，有3人因受极左路线的影响，没飞几年便停飞了，没在部队成家。其他11名女飞行员都没因怀孕生孩子影响飞行，她们用实际行动再一次证明，新中国妇女不仅能飞上天，怀孕生孩子后照样能驰骋蓝天，打破了中国女飞行员过不了生子关的守旧观念。
60年一个甲子过去了，当年叱咤风云、风华正茂的年轻姑娘，如今都已白发苍苍，甚至有的已经去世，但第一批女飞行员留下的精神和开创的飞行事业还在延续和拓展。
（欲了解更多共和国首批飞行员的故事，可参阅《共和国首批女飞行员》一书，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9月出版）
（责任编辑 文世芳）
破茧成蝶，飞上蓝天
1951年1月，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在北京接见即将进入航校学习的女飞行员，并向她们宣布“禁爱令”：“我代表空军党委向你们宣布，你们5年内不准谈恋爱，有男朋友的也要断掉，你们中间如果有谁下不了这个决心就不要去航校了。你们也不用担心，不要有后顾之忧，我向你们保证，空军会管你们一辈子，管你们的老，管你们的死。”对于这似乎不近人情的“禁爱令”，姑娘们毫无抵触情绪。到航校后，她们主动写了5年内不谈恋爱的保证书，其中女飞行学员班班长周映芝在保证书上写道：“我愿一辈子不结婚，一生献给航空事业，包括生命。”但是，她的保证书被退了回来，要求重写，理由是“谁让你一辈子不谈恋爱不结婚？只保证5年，不许保证多了”。
女飞行学员到航校后，面临一系列考验。第一关是严寒关。14名女飞行学员全是关内姑娘，除武秀梅来自河南开封外，其余13人全是南方人。其中，陈志英、阮荷珍、黄碧云、施丽霞是上海姑娘；伍竹迪、秦桂芳、王坚是花城广州的三朵花；周映芝、周真明、万婉玲是湘妹子；何月娟、邱以群、戚木木是浙江人。她们从小到大很少与冰雪打交道，乍到东北牡丹江，又正赶上数九寒冬，气温一般在零下20多摄氏度，最低达到零下40摄氏度，困难不言而喻。姑娘们在空旷的机场学飞行，冻得手脚跟针扎似的疼痛。她们驾驶的PT-19教练机又是一种非常落后的双座教练机，没有座舱盖，飞行时温度比地面更低，飞机落地后，她们发僵的双腿动弹不得，久久下不了飞机，不少人生了冻疮。
第二关是理论关。学飞行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理论学习阶段，即内场；第二阶段为学习驾驶飞机阶段，即外场。14名女飞行学员中，周映芝（参军前已被燕京大学录取）、周真明是高中毕业生，其他12人都是高、初中肄业生，陈志英、黄碧云只上过7年学。在这种文化基础上，要掌握好空气动力学、气象学、领航学、发动机构造原理以及无线电、仪表、电器等理论知识，难度可想而知。对文化程度较低的学员来说，这一关比严寒关难过得多，黄碧云就差点被淘汰。她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因为我文化水平不高，教员讲课我不能完全理解，问我的问题，我老是答不上来，怎么办？我只有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复习功课。星期天从不休息，熄灯后我还躲在厕所里继续学。”正是凭着这种拼搏精神，只有小学文化的黄碧云与其他姐妹一起闯过了理论关。
第三关是教员关。负责给姑娘们带飞的教员共4人，其中有赵赠熊、蔡善炳两名中国教员，出乎意料的是还有宫田忠明、长谷川正两名日本教官，而且长谷川正还是主任教官。一见两名“日本鬼子”，姑娘们脑海中立刻浮现出日本飞行员在中国领土上狂轰滥炸的画面，怒火一下子蹿上了脑门，对两名日本教官怒目而视，恨不得狠狠揍他俩一顿。尽管校长和连领导反复做工作，但不管用，较长一段时间后，她们也没有消除对日本教官的仇恨敌视情绪，严重影响了教学进度。最后，校长只好使出杀手锏，他召集女飞行学员训话：“你们翘什么尾巴，他俩是反战同盟的成员，参加革命比你们早，他俩都立有战功。现在站在你们面前的已不再是日本战俘，更不是什么日本鬼子，而是你们的教官，你们要像尊敬我一样尊敬他俩。如果有不想跟日本教官学飞行的，可以打铺盖卷走人。”校长这番话字字千钧，吓得姑娘们都软了下来，她们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不让她们学飞行。日久见人心，在以后的教学飞行过程中，两名日本教官与姑娘们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演绎出许多感人的故事。1952年春夏之交，两名日本教官途经北京回国，姑娘们到他们下榻的宾馆送行。临别时，长谷川正在自己的笔记本上画了一只大乌龟和几只小乌龟，大乌龟回头望着小乌龟，一长串泪水从大乌龟双眼里流出来，洒在地上。这张画是异国师生分离时内心情感的真实写照，可见师生情谊之深。
1951年4月12日，14名姑娘穿着毛皮飞行服，踏着整齐的步伐来到停机坪，这天是她们正式开飞的日子，教员要带她们体验飞行。第一个被带飞的是阮荷珍，刚上飞机时她异常兴奋，谁知起飞不久，就感到头晕目眩，酸水直冲嗓门，开始她还强忍着，可当教员压杆飞机转弯时，她再也忍不住了，哇哇大吐起来。教员发现她越吐越凶，只得提前落地。体验飞行时不仅阮荷珍吐成了泪人儿，施丽霞等人吐得也很厉害。少数人还形成了条件反射，一上飞机，一闻汽油味就吐，吐得简直从飞机上往下跳的想法都有了。但她们没因呕吐终止“通天”的脚步，为了不怵汽油味，她们用小瓶灌上汽油带在身边经常闻，闻到习惯为止。同时，她们坚持平衡器官的锻炼，克服心理障碍，终于闯过呕吐关，再坏的气流也不怕。
对姑娘们来说，最难的还是飞行技术的掌握。她们往往因某一个动作做不好，不仅自己着急，还要挨教官批。女孩子好面子，经常被教员批得哭鼻子。凶狠的批评姑娘们还能忍受，她们最怕的是停飞。当某些动作总做不好时，教官往往将她们无情地撵下飞机，让她们回去反省。为了尽快掌握飞行技术，她们想出很多土办法，用扫帚当驾驶杆，练习推拉杆的动作；两人双脚相抵，体验蹬舵的力度；从山坡上跑上跑下，观察高度的变化，提高着陆时目测的准确度，等等。
1951年7月6日是一个值得庆贺的日子，这天姑娘们开始放单飞，即独立驾驶飞机飞行。经过近3个月的难苦训练，姑娘们终于可以驾机翱翔蓝天了。阮荷珍是第一个放单飞的女学员，也是新中国第一个独立飞上蓝天的女性。她在回忆录中详细讲述了她放单飞时的情景：“1951年7月6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这天天气很好，所有的飞机都停飞了，平时嘈杂的机场顿时变得非常寂静。我的心兴奋得快蹦出来了。为了平衡，在平时教员坐的座位上放了一个大沙袋，飞机的尾部系上一根红布条，表示是学员第一次单独飞行。我稳稳地起飞，做了一个本场航线后，又轻轻地着陆了。我单飞得很好，机场上的人欢腾了，我也松了口气，很开心，校长、教员都很满意，给我打了5分，我笑了。”随后，其余13名金花都相继单飞。
1951年11月30日，14名女飞行学员经考试合格，顺利毕业，从此新中国有了自己培养出来的女飞行员。
要训练成人民的飞行员，
不要训练成表演员
1951年12月中旬，14位姑娘依依不舍地告别航校，来到四川某运输机部队。她们被分在某团新成立的三大队，该大队装备的是此前不久从苏联进口的里-2型运输机。不久，从北京传来振奋人心的喜讯：1952年三八国际妇女节那天，全国妇联和总政治部将在北京西郊机场为女飞行员举行隆重的起飞典礼，她们将驾驶里-2型飞机飞越天安门广场，接受毛泽东主席等中央领导和首都人民的检阅。经过33个飞行日的突击改装训练，14位姑娘完成了起落、编队、穿云、转场等课目，还初步掌握了仪表飞行、单发等飞行技术。
1952年2月底，姑娘们驾驶6架里-2型飞机，从成都太平寺机场转到北京西郊机场，准备执行受阅任务。3月8日，北京西郊机场红旗招展，歌声飞扬。一清早，7000多名妇女代表陆续涌进机场，参加即将举行的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的起飞典礼。参加起飞典礼的还有各国驻华大使夫人50多人。10点20分，起飞典礼正式开始，朱德总司令，全国妇联副主席邓颖超、李德全，总政副主任肖华，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等进入会场。朱德总司令在讲话中指出：“我们早有了女拖拉机手，女火车司机，现在我们又经过两年的培养，训练出了新中国第一批女航空员。她们都是我们新中国妇女的光荣，也是我们解放了的妇女的榜样。”
起飞典礼仪式结束后，朱德、邓颖超、李德全在肖华陪同下，分乘两辆敞篷吉普车检阅了女飞行员队伍，并与她们合影。11时45分，3颗绿色信号弹蹿上天空，姑娘们胸佩大红花按计划登机。12点15分，在一片欢呼声中，在万人瞩目下，姑娘们驾驶6架绿色里-2飞机依次起飞。此时机场沸腾了，欢呼声震天动地，人们纷纷朝腾空的飞机挥手致敬。下午1点10分，姑娘们驾驶的6架飞机，以单机跟进队形准时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上空，接受首都群众的检阅。此时，毛泽东也从中南海的办公室走出来，望着空中的机群，异常高兴地对身旁工作人员说：“我国第一批女飞行员驾驶的飞机正从我们头上飞过。”
1952年3月24日下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准备在中南海接见全体女飞行员。喜讯一经宣布，姑娘们顿时激动得像疯了一样，又蹦又跳，有的高兴得将帽子抛向空中，有的高兴得在床上打滚。下午2点多钟，姑娘们在刘亚楼司令员带领下，乘车前往中南海颐年堂。下午3点20分，毛主席向姑娘们健步走来，一见毛主席高大的身影，她们激动地高呼：“毛主席好！”“毛主席万岁！”毛主席则微笑着向她们频频招手。毛主席与刘亚楼司令员握手时问：“她们都成器了吗？”刘亚楼司令员回答道：“都成器了，能单独执行任务了。”毛主席听后很高兴，语重心长地对刘亚楼司令员说：“要训练成人民的飞行员，不要训练成表演员。”这时刘少奇副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也来到女航空员队伍前，周总理笑着对毛主席说：“她们的自尊心很强啊，听说教员要上飞机，她们要把教员关到厕所里。”毛主席听后爽朗地笑了。随后毛主席问周映芝：“你在飞机上能与地面说话吗？”周映芝答道：“可以通过无线电台与地面联络通话。”正巧，一群小鸟从空中飞过，毛主席便指着那群小鸟对姑娘们道：“你们是学了它的。”大家都笑了起来。
这时摄影师架好了照相机，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副主席、周恩来总理与全体女飞行员合影。这一刻对女飞行员来说是终生最幸福难忘的一刻，至今她们都珍藏着这张极为珍贵的照片。
巾帼不让须眉，蓝天玫瑰绽放异彩
姑娘们参加完起飞典礼后，全部留在北京西郊机场，编入空军独立第三团，开始了真正的飞行员生活。到部队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她们开始执行专机飞行、军事运输、抢险救灾、科学研究等飞行任务。她们不辱使命，在万里长空穿云破雾，划出了一条条闪光的航线，谱写了一曲曲动人的凯歌，留下了一幕幕难忘的回忆。
姑娘们所在的部队，是一支以执行专机任务为主的运输机部队，她们和男飞行员一样，载着我国党、政、军领导人和国际友人，飞越万水千山，横跨大江南北，将他们安全送达目的地，受到国内外各方要人的赞颂。
14位姑娘中，第一个出国执行专机任务的是黄碧云。1955年7月21日，黄碧云在大队长刘发科带领下，执行了送胡志明回越南河内的机群任务。她飞的虽然是副机，但在河内受到胡志明的接见和宴请。胡志明与机组合影留念时，特意将黄碧云安排在他的身旁，亲手将一朵小红花插在她的头上，风趣地说：“姑娘头上有了花，更漂亮。”临别时，胡志明夸赞黄碧云：“你是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了不起，我们也要培养女飞行员，向你们学习！”
从越南回国不久，黄碧云被任命为机长，开始独立执行飞行任务。1958年5月初，她执行了接贺龙、罗荣桓、聂荣臻、徐向前4位元帅和罗瑞卿大将由张家口回北京的专机任务。飞行途中，贺龙元帅来到驾驶舱看机组飞行，当飞机飞越山川河流时，就问那些山川河流的名字，黄碧云都迅速准确地作了回答。贺龙离开驾驶舱时，非常高兴地称赞黄碧云不仅飞得好，还是一张活地图。飞机安全、准时地在北京西郊机场降落后，贺龙与黄碧云亲切握手，并再一次夸赞她：“你飞得很好，很平稳，下次我还要坐你开的飞机。”黄碧云是新中国第一位执行重要专机任务的女飞行员，在她之后，一些女飞行员也执行了各种类型和级别的专机任务。
每当出现大的灾情需要空军救援时，姑娘们总是冲在最前面，在抗击各种重大灾害斗争的功劳簿上都留有她们的芳名。用秦桂芳的话说：“抢险救灾是女飞行员的职责，是回报人民哺育之恩的时候，也是体现女飞行员价值的时候。”秦桂芳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她一生执行过无数次救援任务，给受大雪围困的牧民空投过粮食医药；大同矿难时，她第一个冒着大侧风，将救援人员和物资送到灾区；内蒙古乌兰浩特钢铁厂锅炉大爆炸时，她连夜长途奔袭将氧气送到钢厂。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58年11月，秦桂芳承担了驾机救援一支被困在大兴安岭林海雪原中的铁路筑路队的任务。这支筑路队由100多名工人与几百匹骡马组成，与外界失去了联系，人畜都处于饥寒交迫的绝境，急待救援。当时正值隆冬季节，冰天雪地，最低气温达零下30多摄氏度。秦桂芳机组在这样异常严寒的恶劣天气下，每天连续工作15个小时左右，连续飞行了40多天。最终，铁路筑路队人员和骡马都安全获救。这次，秦桂芳创造了单机救援时间最长、飞行强度最大、营救人数最多、生活环境最苦的中国之最。
1963年8月初，山东、河南、河北三省部分地区连降暴雨，造成特大洪涝灾害，成千上万的群众被洪水围困在山头、高地场院、屋顶上……在这危急关头，姑娘们承担了到灾区空投食品和药物的任务。她们每天要飞2次至3次，4个至6个小时，最多时，一天要飞10多个小时。因为受灾面积太大，空投点太多，她们近一个月连续执行飞行任务。在第一批女飞行员的历史中，这是唯一一次大机群救灾活动，也是她们一次集体建功的难忘飞行。
第一批女飞行员的翅膀练硬之后，在执行专机、救援和军事运输等任务的同时，还担负了大量的教学工作，培养了大批的男、女飞行员。她们作为飞行指挥员和教员，在训练新飞行员的过程中，无私地把“女飞”精神、飞行经验、飞行技术传授出去，把一批批男女飞行学员送上云端。
在教学过程中，还演绎出了不少小故事。有一次，一位男学员（在陆军时是个连级干部）见是个女教官带他，很不乐意，给领导提出换教员的意见，理由是不要女同志当教员，觉得“女同志总不如男同志”。领导笑着告诉他：“你了解你的教员吗？老实告诉你吧，她出席过空军首届英模功臣代表大会和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是个响当当的女同志。她不仅技术好，教学能力也很强，把你安排在她的教学组，是为了照顾你这位陆军老大哥，你能碰上她这样的教员是你的福气。”男学员听后将信将疑，但没再提换教员的事。后来，他以优异的成绩结束了改装训练。分别时，他握着女教员的手，含着泪只说了一句话：“谢谢你，我们的好教员。”这位令男子汉“臣服”的好教员就是第一批女飞行员中的伍竹迪。
生死考验，临危不乱
飞行事业风险高，死亡是每一个飞行员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也是对每个飞行员的严峻考验。第一批女飞行员都有经受与死神擦肩而过考验的经历。
1958年10月20日，秦桂芳驾驶里-2型专机，载着14位省委书记从西安西关机场起飞，向着延安飞去。一个小时后，专机飞临延安上空，秦桂芳操纵飞机在延河谷中缓缓下降，飞机快要着陆时，一系列意想不到的险情发生了：跑道头200米的保险道上有鸡蛋大小的鹅卵石，秦桂芳赶忙将飞机拉起来，让飞机与地面保持1米多高的距离。飞机飘过碎石区后，秦桂芳正准备收油门落地，突然发现跑道两侧的人群中有人往跑道上跑，秦桂芳明知剩下的跑道长度有限，也深知延安机场低空无法复飞的净空环境，但人命关天，她毫不犹豫地将飞机再度拉起，飞机呼啸着从这几个“亡命之徒”头顶飞过，又飘去100多米后才着地，这时余下的跑道不足700米了。而正常情况下滑行距离最少还要有800多米。显然，要想在这么短的距离内让飞机停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怎么办？胆大心细的秦桂芳一面踩着刹车，一面机警地观察到，在跑道中心线40度左右的前方，有一道高约一米的土坡，土坡后面是一片平坦宽阔的沙土地。她急中生智，操纵飞机向土坡冲去。飞机在秦桂芳的驾驭下，越过土坡后，重重地蹾在沙地上，耗尽速度的飞机终于被她停住了。可这一蹾真不轻，前舱除秦桂芳与副驾驶员外，领航员和机械师摔得人仰马翻。秦桂芳顾不得察看机组人员的伤情，赶紧跑到客舱看望客人。14位省委书记一个个都系着安全带，安安稳稳地坐在沙发座椅上安然无恙，他们没有一人脸上有不快之色，都面带笑容地感谢和宽慰眼前这位帮他们飞越鬼门关的女闯将。
1959年夏天，王坚率机组执行送8位将军由西安去南京开会的专机任务。早上8点钟，她驾驶里-2型客机从西安起飞，起飞不久便进入云中，根本看不到地面，只能按罗盘指示飞行。飞机经过4个多小时的云中飞行，已飞临南京上空，她开始下降高度，突然无线电罗盘的指针飞转起来，同时通讯中断，王坚立即又把飞机拉起。此时，仪表板上左面汽油箱的油量表指示红灯亮了，油箱快没油了，只能飞10多分钟了，机组已面临“弹尽粮绝”的境地。10多条生命和1架飞机的安全都掌握在王坚的手中，一着不慎，后果不堪设想！王坚果断地把发动机的油门往后收，以最小的速度保持平飞，尽量节省油料，争取较长的留空时间。王坚根据磁罗盘的指示度数，开始下降高度。她两手紧握驾驶盘，两眼死死地盯着前方，万一遇到山峰必须赶快拉起来，否则随时都有撞山的危险。
飞机下降到150米时，王坚终于飞出云层，机组成员都长长地舒了口气。可是这口气还没吐完，右油箱油量表的红灯也亮了，这意味着两个油箱的油都快用光了，双发即将停车。在这万分危急的关键时刻，王坚临危不乱，通过观看地貌地标，很快判明飞机的具体位置。万幸，机场就在不远的前方，她即以最小的速度飞进机场，一进跑道便将飞机落了下去。滑行一段距离后，两台发动机都停车了。好悬！如果飞机在空中多呆一分钟，估计他们就永远回不来了。
共和国首批女飞行员都曾有过空中历险经历，大都凭借高超的技术逃过了死神的魔爪，但不幸的是，曾9次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的陈志英却未能幸免。1968年7月25日，陈志英率领3架直升机执行接送外宾任务时，所乘直升机因机械故障坠毁，不幸遇难，成为新中国第一个为航空事业献身的女飞行员。
蓝天玫瑰的爱情与婚姻
1956年2月，刘亚楼司令员没有食言，他代表空军党委宣布解除对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的“禁爱令”，姑娘们终于可以谈恋爱结婚了。“禁爱令”解除后，好强的姑娘们都把飞行事业放在第一位，并不急于恋爱结婚，她们立志先立业后成家。不过，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女飞行员事业心再强，也不可能总不食人间烟火。随着年龄的增大，她们也要恋爱，也要结婚。只不过她们对爱情的渴望与追求，更具“女飞”特色。她们择偶的首要标准是志同道合，必须是飞行事业的知音。14朵金花，除周真明在部队未谈恋爱就停飞转业外，其余13人的爱人全是飞行人员，其中7人是飞行员，5人是领航员，1人是空勤机械师。为了飞行事业姑娘们都自觉地实行晚婚晚育，1956年春天“禁爱令”解除了，但她们绝大多数两年后才结婚。她们结婚时没有婚假，没有蜜月。施丽霞结婚的当天上午还在飞行，她是穿着飞行服进的洞房。伍竹迪结婚后第三天就到广州执行任务。阮荷珍与陆琦这对新人是新婚第三天，夫妻同机执行送首长的专机任务。他们的新房也很简陋，新床是由两张单人床拼凑而成，更没有其他家具。有的姑娘新房是临时向招待所借的，一个月后就被收回去了，伍竹迪就是这样。当她从广州回来时已无“家”可归，星期六晚上只有“四处流浪”，谁外出执行任务没回来就到谁那里借宿一晚，大伙笑称她“打游击”。直到生第一个孩子时，伍竹迪才结束了“流浪生活”，“游击战”才算打完。
首批女飞行员怀孩子、生孩子与众不同。飞行飞行，不飞不行，为了尽量减少因怀孕、生孩子的停飞时间，她们怀孕后都坚持飞行。武秀梅、阮荷珍、施丽霞、王坚、伍竹迪、邱以群等怀孕五六个月后还在天上飞。黄碧云头两胎因飞行过多而流产，当她怀第三胎时，领导强行取消她的飞行资格，命令她卧床静养，终于保住了第三胎。首批女飞行员中，秦桂芳更是创造了奇迹，怀孕7个月还在飞，临产前10天还在塔台指挥飞行。这些事听起来不可思议，令人难以置信，古典文学中虽有女将临阵分娩的故事，但那毕竟是故事，而这些则是实实在在的真人真事。
我是新中国第二批女飞行员，1959年初调到秦桂芳任中队长的飞行大队，不久开始改装里-2飞机的训练，秦桂芳是我的带飞教员。4月底，西郊机场跑道翻修，我们训练小分队转去沈阳东塔机场，那时秦桂芳已有4个多月的身孕，肚子已经显形。团与大队两级领导都不同意她继续当教员，让她留守。但她坚决要求去沈阳，理由很充分，中途换教员会影响训练进度，领导最后只好同意了她的请求。就这样已有4个多月身孕的秦桂芳带着我们飞往沈阳。
训练中，我们学员起飞之前经常做的一件事，就是先把秦桂芳坐的座椅往后调整，免得操纵飞机时，驾驶盘顶到她肚子里的孩子。随着秦桂芳肚子里的孩子逐渐长大，她的座椅向后调到了尽头。有一次着陆时，因怕驾驶盘顶到她的大肚子，我的拉杆动作不到位。飞行后讲评时，秦桂芳说了一番令我终生难忘的肺腑之言，她说：“晓红，你一向飞得很好，今天出现差错，原因不在你，而是我肚子里的孩子。你的想法我明白，都是为了他（她）好。可是你应该了解我，我之所以来沈阳，唯一的目的就是把你们尽早带出来。我可以坦白地告诉你，我不是不考虑肚子里的孩子，这是我的第一个孩子，我当然要百倍呵护他（她）。但孩子与咱们的事业比起来，孰轻孰重，不用说你也清楚。万一孩子掉了，我们还很年轻，还可以再要再生，可你们的飞行时间耽误不得，流失的时间追不回来。当然，不是说离开我地球就不转了，也可以换教员带你们，但中途换教员，会影响你们的训练进度，因为教员了解学员和学员适应教员都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需要时间。同时我相信我自己皮实的身体，孩子不会有事。”
第一批女飞行员多数生有两个孩子，孩子出生后，多是托人哺养，有的就送往婆家或娘家，由孩子的奶奶或姥姥照顾。陈志英的第一个孩子就生在上海娘家，她休完产假就回北京飞行，孩子6岁时才接到身边。共和国首批女飞行员中，有3人因受极左路线的影响，没飞几年便停飞了，没在部队成家。其他11名女飞行员都没因怀孕生孩子影响飞行，她们用实际行动再一次证明，新中国妇女不仅能飞上天，怀孕生孩子后照样能驰骋蓝天，打破了中国女飞行员过不了生子关的守旧观念。
60年一个甲子过去了，当年叱咤风云、风华正茂的年轻姑娘，如今都已白发苍苍，甚至有的已经去世，但第一批女飞行员留下的精神和开创的飞行事业还在延续和拓展。
（欲了解更多共和国首批飞行员的故事，可参阅《共和国首批女飞行员》一书，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9月出版）
（责任编辑 文世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