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0月，蒋介石与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密谋偷袭石家庄（旧称石门）和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以此挽回东北战场败局。10月23日，华北“剿总”开会下达偷袭石家庄的作战任务和部队编制的命令：行动对内代号“穿心战术”，部队对外称“援晋兵团”；任命94军军长郑挺锋为总指挥，骑四师师长刘春芳、新二军暂32师师长刘化南为副总指挥，率3个军、10个师、1个旅共10万兵力，并配属爆破队及汽车500辆，携带100吨炸药，分偷袭、策应两个梯队，从北平、涿州地区沿平汉线及两侧，兵分三路秘密向南开进；24日开始集结。占领石家庄后，由竹生任市长、刘化南任守备司令。
　　“穿心战术”抓住了当时石家庄地区解放军兵力部署空虚的软肋，从局部战场来说，的确是步狠招。然而，傅作义部队如此机密的军事行动，从目前掌握的史料看，中共中央至少从四条地下情报渠道获悉，是中共情报斗争史上辉煌的一笔。

渠道一：中共中央华北局社会部甘陵情报组刘光国小组

　　对于这个绝密计划的所有作战命令、部队调动，国民党华北“剿总”都用密码传递，具体工作由傅作义的亲信参谋处长和作战参谋何祖修
　　办理。
　　但是，潜伏在华北“剿总”参谋处担任司书的中共中央华北局社会部甘陵情报组的刘光国、金××等人，感到部队要有大动作。开始他们并不知道要打什么地方、怎么打？于是，就巧妙地向参谋处的同事、绘图员崔德义了解情况。崔德义对他俩毫无戒心，很坦诚地说：上峰让我绘制石门、阜平一带的地图，在阜平一带地图上还要标上轰炸目标，立即给空军送去。崔德义虽然也不知道行动的具体内容，但从绘图内容分析，行动目标就在石家庄、阜平一带。
　　10月22日，作战参谋何祖修亲手把发给94军的关于偷袭石家庄、阜平、平山等地的作战命令、计划交给司书刘光国、金××抄写。他们俩掩饰住内心的兴奋，在抄写的同时，凭借平素训练的强记本领，把作战命令、计划全部背了下来。
　　23日上午，华北“剿总”下达偷袭行动命令。在同一天的早晨，金××在北平西安门附近的一家回民餐馆，将情报向负责人甘陵一字不差地做了汇报。为了准确无误，两个人又把情报核实一遍，立即分手。
　　情况万分危急，此时离华北“剿总”偷袭行动时间（27日）只有3天了。用地下电台发报是最快捷的。不巧的是，此时甘陵情报组的王文密台，由于天线被隔壁一个可疑的人拉上一根线，担心暴露，报务员王文撤回了解放区。所以，分手后，甘陵把情报整理一份要点、一份详细材料，让情报组成员戴继清把详细材料密写下来，缝在一件内衣里。
　　当天中午，甘陵与情报组交通员刘之骥在中华门内小松树林（今毛主席纪念堂位置）接头。甘陵一边走一边对刘之骥说：情况紧急，电台不行，你赶紧回边区送情报，请你背下情报要点：傅作义令郑挺锋带4个骑兵师、1个骑兵旅及爆破队，定于10月27日开始，经保定向我石家庄、阜平、平山等地深入奔袭，企图破坏我后方机关、学校、工厂、仓库等。
　　甘陵让刘之骥背下情报要点后，又交代他办两件事：到解放区后，找军事机关或党的机关，用电话一字不差地报告给机关的首长；打电话时，请聂司令员通知你所在地的军事机关，派车将你送到总部，还有密写详细资料交给聂总。
　　两人分手后，刘之骥找到隐蔽在大蒋家胡同的华北局社会部徐水交通站50多岁的交通员靳国璋，在前门东站乘下午3点火车出发。
　　火车到河北涿州西南的松林店镇后，不能走了。这时天色已晚，刘之骥、靳国璋沿公路继续步行南下。一路上，只见傅作义部队的运输汽车鱼贯而行，气氛十分紧张。半夜12点左右，刘之骥、靳国璋到达高碑店。没有了汽车灯，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无法继续前进，他俩只好先在一家小店住下。由于半宿的疾行，刘之骥双脚已经打起了
　　血泡。
　　10月24日，天刚蒙蒙亮，刘之骥、靳国璋离开小店，沿拒马河、穿越青纱帐，直奔定兴县西边的南高洛村（现属涞水县）。在南高洛村，刘之骥、靳国璋在小脚老太太、交通员何阎氏家吃了点东西，又赶往易水河畔的西洛
　　堡村。
　　中午时分，两个人终于赶到了属于解放区的西洛堡村，找到了定兴县公安局局长黎平琪。继续赶路来不及了，干脆用电话报告。
　　于是，刘之骥借定兴县政府的电话，接通军分区。为了证实自己的身份和情报的真实性，刘之骥报出了自己的秘密代号“C01”、上级领导甘陵的秘密代号“B01”。军分区做完记录后，答复立刻报告华北军区聂荣臻司令员。和军分区通话后，刘之骥又和满城情报站站长王兴华通电话，复述以上军情，让王兴华立即报告华北局社会部部长许建国。
　　之后，刘之骥派交通员靳国璋赶往满城情报站，向王兴华提交藏在内衣里的那份密写详细情报，用情报站电台报告许建国部长。
　　10月25日一早，刘之骥在西洛堡村收听到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播发的一则新华社消息《蒋傅军妄图偷袭石家庄》，知道情报要点已经到了党中央手里，自己的任务完成了。

渠道二：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工部南系平津学委职业青年支部地下党员、《益世报》采访部主任刘时平

　　蒋介石1948年10月17日飞到北平后，华北局城工部部长刘仁奉聂荣臻司令员的指示，要求北平地下党了解蒋介石的动向。北平地下党学委通过南系平津学委职业青年支部书记李炳泉，将这个任务交给了职青支部的地下党员刘时平。
　　刘时平时任北平《益世报》采访部主任，与国民党骑兵12旅旅长鄂友三、华北“剿总”爆破队长杜长城、国民党宪兵三团营长刘建龙都是绥远人，与鄂友三还是绥远一中的同学。
　　10月23日晚，华北“剿总”部署偷袭石家庄会议结束后，刘时平与鄂友三、杜长城、刘建龙三个绥远老乡饮酒欢聚。这三个人对“晋人治绥”特别是傅作义长期统治绥远极为不满，借着酒劲，鄂友三说：“委座有令，要老傅明天去端共产党的老窝。这次兄弟要大显身手了。”杯来盏去，刘时平把华北“剿总”偷袭行动大体了解清楚了。为防有诈，第二天凌晨，刘时平又到西直门火车站，利用《益世报》记者身份做掩护，探明杜长城所属的爆破队确实装车待命。 　　情况万分危急，刘时平马上向职青支部书记李炳泉汇报，李炳泉立即向学委负责人崔月犁报告。
　　关于刘时平获得的情报是如何传送出去的，目前说明不一。
　　第一种说法。1979年1月12日《人民日报》刊载的署名“柏生”的《光明磊落忠心耿耿——北京人民怀念刘仁同志》一文说：“刘仁同志亲自指挥我地下工作人员，利用敌人的电台给党中央传递情报，粉碎了敌人偷袭的阴谋，保卫了党中央、毛主席的安全。”但是，这个说法没有点明地下党利用敌人哪部电台、怎么发出的。
　　第二种说法。郑维山将军《从华北到西北——忆解放战争》一书“保卫石家庄”一节中写道：“当日上午8时许。学委负责同志根据刘时平侦知的情况，拟成电稿转给崔月犁，崔月犁和地下电台的同志冒着机毁人亡的危险，破例在上午开机。10时许，这份关系重大的紧急军事情报，就变成无形的电波，传向城工部，传向华北军区，传向中央军委……”
　　郑维山将军时任晋察冀野战军第三纵队司令员，奉毛泽东、周恩来之命，率领三纵从河北北部涿鹿的矾山堡星夜兼程，四天急行军赶到望都，指挥三纵、七纵阻击向石家庄进犯之敌。他后来在回忆文章中说：多年来，脑子一直转着这件事，也就是党中央获悉偷袭西柏坡情报这件事。“文革”后趁写回忆录的机会，几经访查，终于从当时在北平地下党工作的同志那里获得了实况。
　　可是，当时华北局城工部在北平有三部地下电台，即赵振民台、艾山台、王超向台。地下电台译电员方亭回忆：三部秘密电台和城工部电台通讯联络都有规定时间，没有在上午发报的经历。即使上午10点破例开机，城工部的电台也不会接收，而且崔月犁从来没有到过秘密电台隐蔽地点。三部地下电台同志回忆，都没有发过该内容的电报。所以，郑维山将军的说法也只好存疑。
　　到底刘时平获取的情报是如何报给华北局城工部部长刘仁、城工部又是如何报告中央的，至今还没有准确的说法。

渠道三：国民党联勤总部第五补给区少将副司令、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工部情报关系人赵龙韬将军

　　赵龙韬，1900年生于辽宁海城耿庄。1926年，考入东三省陆军讲武堂学习，次年任沈阳北大营少校连长，开始了军旅生涯。他是少帅张学良的亲信部下，参与了西安事变。他为人热情、坦诚，很有正义感。在陕北三次秘密与红军将领左权见面，对红军非常钦佩。抗战期间，率部在前线和日军作战，打了不少硬仗。抗战胜利后，他反对内战，主动为军调部中共代表叶剑英、滕代远提供情报。1947年11月，赵龙韬出任北平联勤第五补给区少将副司令，家住北平石碑胡同花园大院1号（今北京国家大剧院位置）。
　　赵龙韬的二儿子赵明仁是辅仁附中学生、中共地下党员；三儿子赵明勇是北平市三中学生、中共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的盟员。
　　1947年初冬，根据北平地下党“学委”领导崔月犁的指示，赵明仁安排父亲与华北局城工部专门负责军事策反工作的王（原名吴纯庸，曾化名吴静韬）建立秘密联系。从此，国民党华北“剿总”系统的后勤供应、军事调动等情报，源源不断地从赵府秘密传向华北局城工部。
　　对于获取傅作义部队偷袭石家庄、西柏坡这个情报，王在《我在党的领导下开展敌伪军工作》一文中这样写道：“1948年10月国民党在败局已定的情况下，仍图进行垂死挣扎，由傅作义集中了一些兵力准备突袭我石家庄和西柏坡党中央所在地。敌人命令联勤方面装好几车皮炸药待命。赵龙韬立刻将这一情况告我，我报告了城工部。城工部从其他渠道也获悉傅作义准备突袭西柏坡同样的情报。党中央采取了有力措施，粉碎了敌人的阴谋。事后刘仁曾带来口信，对赵龙韬提供这项情报表示
　　感谢。”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刘仁在王的陪同下，特意到赵龙韬将军家中探望。当时担任北平市市长的叶剑英，在六国饭店对新华社记者辛毅讲过这样一段话：“取信于民易，取信于敌难。南有基沣，北有龙韬”。

渠道四：国民党华北“剿总”二处石门情报站中校站长、中共地下党员李智

　　1946年夏天，李智（河北束鹿县〈今辛集市〉人，曾用名李洪义、石峰、殷志杰）受党组织派遣，打入国民党“军统”特务任福禄在石家庄的第五纵队谍报队，当上试用情报员。
　　1947年11月12日石家庄解放后，为了把潜伏的国民党特务全部肃清，党组织决定李智仍潜伏在任福禄的特务组织内，专门侦破国民党特务组织。
　　任福禄逃到北平后，成了国民党华北“剿总”二处的特务，指示李智继续潜伏石家庄重建军统地下情报组织。中共晋察冀分局社会部部长许建国、石家庄市公安局长陈守中研究后，同意由李智、殷明非、王耕、张治华、李中孚、李中业和马根山等人，组织起欺骗敌人的所谓“石门情报组”，由李智负责，然后报告给任福禄。由于“表现出色”，李智被委任为国民党“军统”石门情报站中校站长。1948年春，任福禄令李智去北平领取一部电台。于是，李智把我方公开并经过上级批准的情报，每三天通过电台向华北“剿总”二处汇报，并换回国民党的有关情报。
　　1948年10月，李智秘密电台突接国民党华北“剿总”二处密电，称：傅作义计划攻打石家庄，目的是缓和太原被围攻局势，要求李智用电台提供石家庄中共军政设防情报，并指示他离开石家庄继续隐蔽，不要暴露身份云云。
　　李智立即报告石家庄市公安局和石家庄市委。中共石家庄市委书记刘秀峰、市长柯庆施、警备司令曾涌泉等阅后，火速报送党中央。市公安局还指示李智按敌人命令携电台撤至藁城。
　　在反偷袭斗争中，李智密台不但能及时获得国民党军队的情报，还遵照中央领导指示，在华北军区副司令员萧克指挥下，在陈叔亮、王应慈直接领导下，连续向华北“剿总”二处发电报17封，真真假假，以假乱真，迷惑敌人，为保卫石家庄、保卫党中央作出了
　　贡献。
　　中共中央、毛泽东得到傅作义部队企图偷袭的情报后，一面调动解放军、发动民兵阻击傅作义部队，一面连续让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播发消息，揭露国民党军队的偷袭阴谋。一手“枪杆子”、 一手“笔杆子”，毛泽东上演的一出现代版“空城计”，迫使华北“剿总”的偷袭行动半途而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