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进书包的秘密》，孙卫卫著，未来出版社，2019
　　孙卫卫的写作风格很像他的故乡“周至”：叙述的周密、语言的至诚。无论是《小小孩的春天》还是新作《装进书包的秘密》，我们都看到了叙述的艺术如何刻绘并承载了故事的整体面貌、典型形象和最终效果，以及语言的精微至诚，会对我们的认知和情感产生怎样轻盈又沉重的影响。
　　荷兰学者米克·巴尔在《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一书中说：“叙述文本是如何以一定的方式打动读者的，为什么我们会发现同样的素材由一个作者表现得如此成功，而经由另一作者之手却显得十分平庸？”可见，决定“同样的素材”是否表述“成功”的原因，是不同作者的叙述方式。也就是说，同样的“故事”会有完全不同的“叙事”，而正是“叙事”的艺术能力决定了“故事”的魅力。《装进书包的秘密》故事的背景是男孩姜听棋的妈妈为救路边幼儿而遭遇车祸并截肢——这场突发事件彻底打破了原本勤勤恳恳、初见起色的小家庭的安稳;正是在这场事故中，这位五年级小学生不断自省自新，悲痛而坚忍地长大。从叙事功能上来看，这是一个关于“艰难困苦，玉汝其成”的叙事范式，很容易得出一套固定的人物角色和情节模式。对于孩子来说，这类充满“原型”意味的故事，沉淀着人类集体无意识深处对善良、坚强等优秀品质的认同，令他们倍感亲切、易于理解;与此同时，通过这种“亲切易懂”，构建了儿童对世界、生活最基本的认知和态度;也奠定了《装进书包的秘密》一书的格局。那么在人性美、人情美的“正能量”格局中，孙卫卫采用了什么样的“叙事方式”令这个故事“成功”呢？
　　孙卫卫原本是一个不爱兜圈子、制造悬念的人，但在文学艺术的追寻之旅中，他从未停止过对文学艺术技法和品质的打磨。正如束沛德先生对他文风的点评：“原本擅长写散文的孙卫卫也善于从他熟悉的少年儿童家庭生活、校园生活中提炼情节，编织故事。作者精心设计、合理安排了几组人物。”在这部小说里，他写了一个“秘密”，而且把秘密“装进书包”——叙事的“另类”从题目开始。纵览全书，男孩姜听棋的“秘密”很多，比如在比赛结果没有出来之前，没有告诉爸爸妈妈自己报名参加作文比赛的事;在妈妈截肢、昏迷的关键期，他没有捶胸顿足，没有立即告诉老师同学家中变故;在妈妈治疗的这段时问里，他始终默默地关注着爸爸和郑红阿姨的微妙关系;他把一切所见所闻所感都记在了日记本里，有了“红账本”“黑账本”，这些都成了他装进书包的“秘密”;甚至和袁老师一起等待他身体检查的结果，也成了姜听棋和袁老师之问的“秘密”……上述这些“细节”都充满了强烈的叙事表现力，共同构建了儿童自我否定、克制、忍耐的情节结构，汇成了姜听棋成长的诘问与自律的“二律背反”。由此，少年冲破重重阻碍，从准备参加一场作文比赛开篇，到最终带着成长伤痕和心灵洗礼，走到了比赛现场，流着眼泪完成了以这段变故为素材的作文写作为终局。整个叙事结构既环环相扣，又层峦叠嶂;既细密铺陈，又屡见波澜。孙卫卫在不徐不疾地经营着一场比车祸“事故”更加具有“故事”意味的少年涅粲。
　　更值得一提的是，孙卫卫在处理因“见义勇为”而带来家庭变故的系列素材时，表现了儿童视角下的“心灵辩证法”式的精微。孙卫卫将男孩姜听棋一下子放置在妈妈因见义勇为而被截肢、昏迷的人生绝境之中，但是他的行为表现却不因此而哭天抢地、悲痛欲绝。恰恰相反，姜听棋不断地安抚弟弟，甚至坚持上课。尤其是在成为“城市榜样”之后，整个家庭既没有汲汲于荣誉称号的获得，也没有因此进人光明坦荡的通途之中。以姜听棋的儿童主体性视角，对妈妈失去健美双腿的痛惜和咏叹，对深陷老年痴呆的爷爷的接受和顾惜;以及作为成人世界的旁观者和评判者，姜听棋渐渐意识到了快人快语的小姑的鲁莽，爸爸对“青梅竹马”的老同学郑红的眷顾……从姜听棋这位五年级男孩眼中所见、心中所想、日记本中所录，以及心理活动和行为举止之间的相互博弈，慢慢交织成了儿童视角下的“心灵辩证法”，不断地质询着成人世界的复杂多元，也不断砥砺着少年成长的丰富细腻。
　　作为一部儿童小说，典型形象的塑造占据着至关重要的艺术地位。孙卫卫花了很多笔墨刻画各类人物，比如以袁老师为代表的儿童心目中理想教师的形象;以陈晓晨为切人口，对同龄人同气相求的渴望;以及在小说的夹叙夹议中，郑红、杜叔叔等人物的迂回表现，同构了“文学文本周围的社会存在和文学文本中的社会存在”，无不向读者昭示了这个迅猛变化的时代所应把持的操守和底线。更重要的是，通过叙事结构的紧凑流畅、以心理活动为特色的细节的精微缜密，更立体、更具张力地塑造了小主人公姜听棋的典型形象。我们可以看到小说中姜听棋的性格是多重而复杂的。一方面，这位当下中国社会典型意义上的“流动儿童”，跟随打工父母来到城市，表现了这一类型儿童的许多优秀特质：勤奋、好学、要强、自觉、懂事。身为兄长的他深知父母背井离乡的艰辛，无论是在家还是在学校，都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和出人头地的心愿。但另一方面，他又极为敏感、细腻、要面子。“装进书包的秘密”堆积着他对家人、校园、社会的诸多困惑，由此，他的言谈举止多少带着“被压抑”的色彩。比如，在妈妈伤情最凶险的时候，姜听棋原本想如实向老师请假，可是发信息时却改成了爷爷身体不好急着想见他们的理由。一个11岁的男孩，遭此巨大变故时竞如此克制。从小说不断插叙补述的父母打工、创业的不易中，多少可以感受到生活的重压带给当代农村流动儿童成长的重量和深度。尤其是“再回青石街”一章，孙卫卫写得人情至深又克制隐忍。青石街是古城著名的旅游景点，更是妈妈舍身救人、失去双腿的地方。此刻的姜听棋“故意来青石街，是想挑战自己……与其躲避，不如面对。来，就是为了让自己有正确的心态。痛，可永远记住，但不能让痛成为前进的绊脚石”。轻若鸿毛的文字记下了重于泰山的情感，正如依旧熙熙攘攘的老街、人群以及人间过往，是所有人的“弱水三千”，却是男孩铿锵成长的“一瓢饮”。章节行文最后，姜听棋用“眼睛里飞进了一只小虫子”来掩饰自己的哭泣，寓言式地解释为（虫子）“出来了，没事了”，而且“说话的口气斩钉截铁”。我们可以感受到被匆忙生活忽视了的无数儿童，尤其是社会处境不利的儿童成长的珍贵心灵轨迹，这也是儿童小说中典型形象所具有的艺术魅力和力量。
　　新时代的儿童文学创作更应有“用明德引领风尚”的意识。孙卫卫写了一个悲壮的见义勇为故事，但他从不以“悲壮”来成就文学;他调动了自己的创作特色，整个文本语言延续了他真挚动人的艺术风格。借用小说中袁老师辅导姜听棋写作文的总结：“有真情，有一定写作技巧，就是好文章。”孙卫卫将“真情”作为文学创作的前提与首要条件。他的艺术定力和文学能力，让他能够拿捏得当地处理好素材和表达之问的关系;能够熨帖着儿童的身心感受，轻柔而深沉地抚慰着孩子面临家庭重创下的惶恐。作家对姜听棋每一段心理和行为的描写，都是诚朴、精微、克制的。孙卫卫放弃了以奇巧情节、华丽语言、夸张情感来迎合读者;远离了当下校园小说惯常所见的搞笑戏谑、时尚拼贴、哗众取宠的“流行”写法;舍弃了对轻描淡写、可以一目十行的“可读性”的顺应。事实上，这种“不入时”也是一种态度，一种立场，一种格局。他愿意用自甘边缘的方式耕耘自留地，用敬畏和真挚去一次次揣度和激赏少年成长的不容易，用多年文学训练所练就的散文化笔調去慢慢烘焙作品的风韵，让《装进书包的秘密》在悠长而克制的叙事中变得更加“耐读”、更加“值得读”。
　　仔细推敲这部作品，还可以看到更多孙卫卫自己的影子，比如爱写日记、乐意参加作文比赛，以及参赛地点（清河市某高校）满地金黄的银杏叶……都依稀可见孙卫卫的成长印痕和心灵流连。尽管以姜听棋父母为代表的成人形象带有理想主义的光环痕迹，小说未完成式的开放结局也让农村流动儿童的成长充满了变数，但是孙卫卫多年文学创作的关切，正在于对儿童成长的情感陪伴与价值指引。汪曾祺老先生有言：“一切文学达到极致都是儿童文学。”这固然是他个人化的审美判断、鉴赏标准，但是以片面深刻的方式阐释了儿童文学的本质力量。这也是孙卫卫少年成名、深耕儿童文学至今、始终虔敬诚朴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