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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杀前的几个月，胡迁在2017年初接受过天津《每日新报》的一个采访，谈及他的小说《大裂》：
如果有人想拍《大裂》，我希望不要当做一个青春片，这里面的写的不是青春，是中国大部分大学生，或者叫专科生。人们总是讨论白领群体、底层、既得利益者、创业者，等等人群，这些标签下的人在若干年前还是青年时，人们又都统一美化成青春，这是一个错误的定义。赖在宿舍每天打游戏，无所适从，不明所以地谈恋爱，这个中国庞大的青年群体，不叫青春。①
胡迁这段话显示出他对于80后文学背后的青春叙事有深入的反思。20世纪末以来的青春叙事，契合着方兴未艾的城市化进程，长久地聚焦于我们这个时代所谓成功者的梦想——无论是“小时代”的纸醉金迷还是“北漂”们的迷茫彷徨。而北上广之外的世界，边缘地带普通青年的辗转流离，在青春叙事中一直处于暗影之中。
《大裂》这样杰作的出现，深刻地赋形了边缘青年的青春叙事，并且将其转化为包含历史复杂性的寓言。遗憾的是，作家胡迁过早地离开这个世界，但诚如“大裂”这一命名，他的作品凿破了对于青春的迷思，展现了一个灰暗而阔大的世界。
沿着这个线索，笔者集中阅读广西80后作家小昌的小说。不必说普通读者，就是对于专业的文学批评者而言，恐怕还有很多人不知道小昌。小昌原名刘俊昌，1982年出生于山东冠县，在兰州读的大学，专业热能与动力工程。毕业后去大连机车厂工作，两个月后辞职考研，被调剂到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专业是管理科学与工程，2007年年底毕业。毕业后小昌去富士康工作，一年后辞职，2009年入职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北海校区），现居北海，做了一名大学老师。
在与何平的对谈中，小昌回忆说二十八岁才写出第一篇小说，“时间大概是2010年年底，然后小说就在2011年5月份发表出来。”②在此之前，很难找到半点小昌和文学的关系。而从2011年开始的这六七年，小昌避免了这类青年作家常见的昙花一现，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创作活力与发表量。诚如何平在对话时的感喟，“突发奇想写小说，竟然也让你做成了。还有个现象，我发现几乎所有发现新人的文学栏目——像《西湖·新锐视线》《十月·新干线》《青年作家·小辑》《青年文学·一推一》等，都推介过你。”③
小昌的小说，摆脱了以往80后文学中常见的城市的、小资的、个人主义的叙述腔调，他的小说调子格外地灰，描摹着这个时代边缘青年的故事。比如《我梦见了古小童》（《广西文学》2014年第5期），“我”在21世纪初的黄河边的城市读大学，终日泡在网吧里，或者在日租房与包括古小童在内的一个个女朋友做爱。小说的主线是“我”与古小童的交往，两个人从大学到工作，一直维持着时断时续的肉体关系，同时和各自的对象谈婚论嫁。两个人最后一次见面，是“我”在电视相亲节目上发现了古小童，“她神采飞扬，说起话来一口港台腔。”④
在《我梦见了古小童》这类典型的小昌小说中，人物没有道德约束，没有生活目标，只是浑浑噩噩地向前。“我”这样的人自然是个混蛋，但并不坏——至少不比衣冠楚楚的时代精英们更坏。在这类男女的灰色青春中，在日租房里，你能感受到作者深埋在文字下面的破碎的“爱”，但这份爱无法落在恰当的形式里，以往的恋人絮语都已变得陈腐可疑。故而小说结尾，“我”梦见和古小童两个人赤裸着身体在丛林里，从社会退回到自然之中。
在严峻的社会转型期，对于无法接轨的边缘青年而言，退回到丛林之中成为一种普遍的历史象征。金理细读过鄭小驴《可悲的第一人称》，在这篇小说中主人公小娄作为“北漂”中的“失败者”同样选择退回到云贵边地的原始丛林之中。小昌笔下的主人公们内心更为寂灭，或者用当下流行的话来讲，更为“佛系”。他们已然放弃了去北京上海这类城市“拼一拼”的念头，对于边缘的处境安之若素。唯一的不安，就是在小昌的小说中，这个边缘而孱弱的“我”，往往患上了“疑病症”。比如《我梦见了古小童》中的“我”：“我幻想自己得过很多病，带有濒死感。临床上这叫疑病症。至今我仍被这种病折磨着。得上疑病症也许是好事，我老实了下来。我对周遭充满警惕，像一只身处猎食世界的小鹿，时刻危机四伏。”⑤小昌非常在乎“疑病症”这一象征，他为此专门写了一篇小说《幻病者》，这篇小说中的“我”依然颓废、孱弱，不在乎自己与异性发生关系是否道德，焦虑的是女友的黑人男友是否染给她艾滋病，“我吃不下饭，开始想头天晚上安全套破损的细节。”⑥对于这种“病人”，小昌自己想得清楚：“就是一个人站在那里，没有安全感，危机四伏，但又无法准确判断，也没办法具体描述。我想写这个感觉。”⑦这种“幻病”，是典型的社会结构的问题转化为精神世界的问题，社会的危机转化为心理的危机，而虚弱的“我”显然无力识别“病”的根源所在。
如同金理的概括，“当下文学中大规模涌现的青年失败者形象，大抵具有外表淡漠、心如死水的特征，这背后有着深刻的根源。”⑧笔者知道青年作家大多喜欢听到“天才论”，但如小昌这样的写作，并不是基于神秘的天赋，而是对自身所在的历史处境保持诚实，这位出身乡村、求学与教书于普通高校与小城市、曾经在富士康工作过的青年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借助文学表现出自身所在的边缘青年的命运。小昌要感谢他背后那“沉默的大多数”，正是他所在的边缘青年群体成就了他边缘的文学。
小昌小说的奥秘，必须还原到所在的社会结构中得到理解。何平在和小昌的对谈中谈到过：“几乎所有的评论都涉及如何认识你小说的‘意义’，李云雷说你将‘个人主观的价值、情感与道德判断悬置’，金赫楠认为你表达和营造出‘没有意义的意义’。”⑨在张陵先生为小昌第一本也是目前唯一的一本小说集《小河夭夭》写的序言中，张陵谈到小昌的小说有些像法国新小说派的“零度叙事”。无论是悬置意义还是零度叙事，笔者阅读小昌小说，也有类似的观感。但这种“悬置”，不是出于作家自觉的艺术选择，而是基于这个时代的城市化变得严酷之后，无法形成“可信”的故事——什么样的意义能够真实地安妥小昌笔下的灰色男女呢？小昌正是在这个历史结构中写作，他诚实地面对自己，就会诚实地悬置意义。 由此出发，小昌小说的叙述视点永远不高于人物，他的叙述基本上都是第一人称限制叙事，在《小河夭夭》这部小说集中，十篇小说中有九篇的叙述都是从“我”出发。隐含作者对于任何一个故事都非常淡漠，一切都像隔着一层毛玻璃演出，连主人公们的抱头痛哭，仿佛都是消音了的。这些青年依赖残存的本能式的情欲，通过大量几乎无意义的对话与无目的的行动，在破败的世界中跌跌撞撞地生活。一切深度模式都被取消了，小昌小说中外在的景物与内在的心理描写极少，一切浮到表面。
这种边缘人的文学，在当代文学史的脉络中可以追到王朔，只是王朔的人物还有反讽，反讽者多少还是不甘心。而到了小昌这里，仿佛到了路的尽头，路的尽头一片寂灭。小昌的小说表面上很故事化，骨子里是一种寂灭的情感结构。对于这种历史性的情绪，他的故事有时候对应得好，有时候对应得生硬。而且几乎没有例外，小昌小说的结尾都有些弱，这确实为难了小昌，因为他的故事，其实从一开始就结束了，本来就没有结局——只有英雄或史诗才享有结局，小昌的人物只是“活着”。
对于小昌这样作家的写作，一个严峻的挑战是，下一步走向何处？这种写作很容易流于自我重复，迅速耗尽个人的体验。比如写这类青年的灰暗心态，小昌在一本小说集中已经几次使用“寄裸照”这种情节，《我梦见了古小童》中的“我”：“这根本难解我心头之恨，我把刘健雅的裸照四处乱发，还发给了刘健雅的爸爸”⑩；《三座椅》中的“我”：“我拿出手机，看她一张张没穿衣服的照片。那些照片我藏了很久，终于派上用场了。”11小昌也有所自省，在创作谈中谈过：“可能是码字的原因，我正在透支那些经验。”12
小昌的下一步，是按照主流的文学秩序改造自己吗？笔者的看法是，小昌小说中最值得重视的，是边缘青年的情感结构；最没有价值的，是对于文学期刊趣味的模仿。“边缘”尽管蕴含着宝贵的可能性，但也不宜过分美化，毕竟“边缘”也可能沦为“中心”劣等的复制。在《乡间的小径也分岔》这篇创作谈中，小昌谈到自己开始读博尔赫斯的《虚构集》。边缘作家由于话语权的薄弱，总要面对经典文学的压力。小昌对于博尔赫斯的态度很暧昧，一方面他承认“书早就买回來了，一直没看进去”13，另一方面也表示，“我多么希望有人说，嘿，你的小说有博尔赫斯的味道。”14最终小昌读进去了《小径分岔的花园》，并且感受到了“通篇最精彩的部分”：
我在想我的身边是不是有无数个“我”，或者你的身边也有很多个“我”。那些因各式各样理由离开我的姑娘们，甚至连正眼也不屑瞧我一眼的人，在时间的分岔里，我正在她们身边，过得有滋有味。那些“我”隐蔽在时间的其他维度之中，忙忙碌碌，形形色色。想来真是好玩，还有点庄子梦蝶的味道。15
小昌的“读法”包含着他与“纯文学”深刻的裂隙，小昌自己也未必发现，当他想起“离开我的姑娘们”或是“连正眼也不屑瞧我一眼的人”，其实在以“平行宇宙”的方式来理解博尔赫斯，而这种包含着疗愈与慰藉的时空观在全球的边缘青年中都很流行。在这样一个时刻，与其说小昌暴露出他的美学趣味，不如更直接地说暴露出他在社会结构中的历史位置。小昌将自己的创作谈不无反讽地命名为《乡村的小路也分岔》，这里隐含着找来博尔赫斯“补课”的调侃。读不懂博尔赫斯，对于小昌恐怕更好，不是每一个青年作家都得在博尔赫斯的道路上写作。对于当代文学而言，博尔赫斯长久以来被简化、被误读为一位纯粹而精湛的艺术大师16，然而“为艺术而艺术”的纯文学，已经耗尽了几乎所有的历史能量。
今天讨论80后一代乃至于普遍的青年写作，有必要回到一个最朴素的问题上：是书本，还是生活，教会我们写作？今天流行的文学期刊中的文学范式，能否容纳我们这代人的生存体验，能否容纳城市化进程中阶级、资本、身份、趣味等等的激烈冲突？如果不能，有抱负的青年作家，就应该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学。对于小昌，这种新的文学，体现在他命名自己小说集的那篇《小河夭夭》，这篇小说尽管还是从“我”出发，但是“我”不再是故事的焦点，而是群像中的“我”。尽管带有浓郁的情节剧味道，但《小河夭夭》展现了“一群”而非“一个”边缘青年的命运。就像成功一样，真实的失败，也是“一群”而不是“一个”的失败。由于处理的是群像，这篇小说的视点在结尾处难得的开始拉升，“我”最终站在高楼的天台上，俯瞰着街道、村子与小河，二爷、丹丹这些人的命运涌上心头。此刻的“我”温暖而开阔，因对于自身所在的共同体的牵挂而展现出获救的可能。在这样一个时刻，笔者猜测小昌会恍惚间想起，自己究竟为什么开始写作。
【注释】
①《对话胡迁》，载《每日新报》2017年1月17日。
②③⑦⑨何平、小昌：《漫不经心是特别高贵的品质》，载《花城》2017年第5期。
④⑤⑩小昌：《我梦见了古小童》，载《广西文学》2014年第5期。
⑥小昌：《幻病者》，载《上海文学》2013年第11期。
⑧金理：《失败青年故事的限制与可能——以〈可悲的第一人称〉为例》，首届全国当代文学研究青年论坛论文集，2017年11月3-4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艺评论基地编印，本文引用已征得作者同意。
11小昌：《三座椅》，选自《小河夭夭》，134页，作家出版社2015年版。
12131415小昌：《乡间的小径也分岔》，载《十月》2015年第1期。
16博尔赫斯相关的接受史勾勒，参见滕威：《博尔赫斯是“后现代主义”吗？》，载《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黄平，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南京市“青春文学人才成长计划”签约评论家）
如果有人想拍《大裂》，我希望不要当做一个青春片，这里面的写的不是青春，是中国大部分大学生，或者叫专科生。人们总是讨论白领群体、底层、既得利益者、创业者，等等人群，这些标签下的人在若干年前还是青年时，人们又都统一美化成青春，这是一个错误的定义。赖在宿舍每天打游戏，无所适从，不明所以地谈恋爱，这个中国庞大的青年群体，不叫青春。①
胡迁这段话显示出他对于80后文学背后的青春叙事有深入的反思。20世纪末以来的青春叙事，契合着方兴未艾的城市化进程，长久地聚焦于我们这个时代所谓成功者的梦想——无论是“小时代”的纸醉金迷还是“北漂”们的迷茫彷徨。而北上广之外的世界，边缘地带普通青年的辗转流离，在青春叙事中一直处于暗影之中。
《大裂》这样杰作的出现，深刻地赋形了边缘青年的青春叙事，并且将其转化为包含历史复杂性的寓言。遗憾的是，作家胡迁过早地离开这个世界，但诚如“大裂”这一命名，他的作品凿破了对于青春的迷思，展现了一个灰暗而阔大的世界。
沿着这个线索，笔者集中阅读广西80后作家小昌的小说。不必说普通读者，就是对于专业的文学批评者而言，恐怕还有很多人不知道小昌。小昌原名刘俊昌，1982年出生于山东冠县，在兰州读的大学，专业热能与动力工程。毕业后去大连机车厂工作，两个月后辞职考研，被调剂到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专业是管理科学与工程，2007年年底毕业。毕业后小昌去富士康工作，一年后辞职，2009年入职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北海校区），现居北海，做了一名大学老师。
在与何平的对谈中，小昌回忆说二十八岁才写出第一篇小说，“时间大概是2010年年底，然后小说就在2011年5月份发表出来。”②在此之前，很难找到半点小昌和文学的关系。而从2011年开始的这六七年，小昌避免了这类青年作家常见的昙花一现，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创作活力与发表量。诚如何平在对话时的感喟，“突发奇想写小说，竟然也让你做成了。还有个现象，我发现几乎所有发现新人的文学栏目——像《西湖·新锐视线》《十月·新干线》《青年作家·小辑》《青年文学·一推一》等，都推介过你。”③
小昌的小说，摆脱了以往80后文学中常见的城市的、小资的、个人主义的叙述腔调，他的小说调子格外地灰，描摹着这个时代边缘青年的故事。比如《我梦见了古小童》（《广西文学》2014年第5期），“我”在21世纪初的黄河边的城市读大学，终日泡在网吧里，或者在日租房与包括古小童在内的一个个女朋友做爱。小说的主线是“我”与古小童的交往，两个人从大学到工作，一直维持着时断时续的肉体关系，同时和各自的对象谈婚论嫁。两个人最后一次见面，是“我”在电视相亲节目上发现了古小童，“她神采飞扬，说起话来一口港台腔。”④
在《我梦见了古小童》这类典型的小昌小说中，人物没有道德约束，没有生活目标，只是浑浑噩噩地向前。“我”这样的人自然是个混蛋，但并不坏——至少不比衣冠楚楚的时代精英们更坏。在这类男女的灰色青春中，在日租房里，你能感受到作者深埋在文字下面的破碎的“爱”，但这份爱无法落在恰当的形式里，以往的恋人絮语都已变得陈腐可疑。故而小说结尾，“我”梦见和古小童两个人赤裸着身体在丛林里，从社会退回到自然之中。
在严峻的社会转型期，对于无法接轨的边缘青年而言，退回到丛林之中成为一种普遍的历史象征。金理细读过鄭小驴《可悲的第一人称》，在这篇小说中主人公小娄作为“北漂”中的“失败者”同样选择退回到云贵边地的原始丛林之中。小昌笔下的主人公们内心更为寂灭，或者用当下流行的话来讲，更为“佛系”。他们已然放弃了去北京上海这类城市“拼一拼”的念头，对于边缘的处境安之若素。唯一的不安，就是在小昌的小说中，这个边缘而孱弱的“我”，往往患上了“疑病症”。比如《我梦见了古小童》中的“我”：“我幻想自己得过很多病，带有濒死感。临床上这叫疑病症。至今我仍被这种病折磨着。得上疑病症也许是好事，我老实了下来。我对周遭充满警惕，像一只身处猎食世界的小鹿，时刻危机四伏。”⑤小昌非常在乎“疑病症”这一象征，他为此专门写了一篇小说《幻病者》，这篇小说中的“我”依然颓废、孱弱，不在乎自己与异性发生关系是否道德，焦虑的是女友的黑人男友是否染给她艾滋病，“我吃不下饭，开始想头天晚上安全套破损的细节。”⑥对于这种“病人”，小昌自己想得清楚：“就是一个人站在那里，没有安全感，危机四伏，但又无法准确判断，也没办法具体描述。我想写这个感觉。”⑦这种“幻病”，是典型的社会结构的问题转化为精神世界的问题，社会的危机转化为心理的危机，而虚弱的“我”显然无力识别“病”的根源所在。
如同金理的概括，“当下文学中大规模涌现的青年失败者形象，大抵具有外表淡漠、心如死水的特征，这背后有着深刻的根源。”⑧笔者知道青年作家大多喜欢听到“天才论”，但如小昌这样的写作，并不是基于神秘的天赋，而是对自身所在的历史处境保持诚实，这位出身乡村、求学与教书于普通高校与小城市、曾经在富士康工作过的青年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借助文学表现出自身所在的边缘青年的命运。小昌要感谢他背后那“沉默的大多数”，正是他所在的边缘青年群体成就了他边缘的文学。
小昌小说的奥秘，必须还原到所在的社会结构中得到理解。何平在和小昌的对谈中谈到过：“几乎所有的评论都涉及如何认识你小说的‘意义’，李云雷说你将‘个人主观的价值、情感与道德判断悬置’，金赫楠认为你表达和营造出‘没有意义的意义’。”⑨在张陵先生为小昌第一本也是目前唯一的一本小说集《小河夭夭》写的序言中，张陵谈到小昌的小说有些像法国新小说派的“零度叙事”。无论是悬置意义还是零度叙事，笔者阅读小昌小说，也有类似的观感。但这种“悬置”，不是出于作家自觉的艺术选择，而是基于这个时代的城市化变得严酷之后，无法形成“可信”的故事——什么样的意义能够真实地安妥小昌笔下的灰色男女呢？小昌正是在这个历史结构中写作，他诚实地面对自己，就会诚实地悬置意义。 由此出发，小昌小说的叙述视点永远不高于人物，他的叙述基本上都是第一人称限制叙事，在《小河夭夭》这部小说集中，十篇小说中有九篇的叙述都是从“我”出发。隐含作者对于任何一个故事都非常淡漠，一切都像隔着一层毛玻璃演出，连主人公们的抱头痛哭，仿佛都是消音了的。这些青年依赖残存的本能式的情欲，通过大量几乎无意义的对话与无目的的行动，在破败的世界中跌跌撞撞地生活。一切深度模式都被取消了，小昌小说中外在的景物与内在的心理描写极少，一切浮到表面。
这种边缘人的文学，在当代文学史的脉络中可以追到王朔，只是王朔的人物还有反讽，反讽者多少还是不甘心。而到了小昌这里，仿佛到了路的尽头，路的尽头一片寂灭。小昌的小说表面上很故事化，骨子里是一种寂灭的情感结构。对于这种历史性的情绪，他的故事有时候对应得好，有时候对应得生硬。而且几乎没有例外，小昌小说的结尾都有些弱，这确实为难了小昌，因为他的故事，其实从一开始就结束了，本来就没有结局——只有英雄或史诗才享有结局，小昌的人物只是“活着”。
对于小昌这样作家的写作，一个严峻的挑战是，下一步走向何处？这种写作很容易流于自我重复，迅速耗尽个人的体验。比如写这类青年的灰暗心态，小昌在一本小说集中已经几次使用“寄裸照”这种情节，《我梦见了古小童》中的“我”：“这根本难解我心头之恨，我把刘健雅的裸照四处乱发，还发给了刘健雅的爸爸”⑩；《三座椅》中的“我”：“我拿出手机，看她一张张没穿衣服的照片。那些照片我藏了很久，终于派上用场了。”11小昌也有所自省，在创作谈中谈过：“可能是码字的原因，我正在透支那些经验。”12
小昌的下一步，是按照主流的文学秩序改造自己吗？笔者的看法是，小昌小说中最值得重视的，是边缘青年的情感结构；最没有价值的，是对于文学期刊趣味的模仿。“边缘”尽管蕴含着宝贵的可能性，但也不宜过分美化，毕竟“边缘”也可能沦为“中心”劣等的复制。在《乡间的小径也分岔》这篇创作谈中，小昌谈到自己开始读博尔赫斯的《虚构集》。边缘作家由于话语权的薄弱，总要面对经典文学的压力。小昌对于博尔赫斯的态度很暧昧，一方面他承认“书早就买回來了，一直没看进去”13，另一方面也表示，“我多么希望有人说，嘿，你的小说有博尔赫斯的味道。”14最终小昌读进去了《小径分岔的花园》，并且感受到了“通篇最精彩的部分”：
我在想我的身边是不是有无数个“我”，或者你的身边也有很多个“我”。那些因各式各样理由离开我的姑娘们，甚至连正眼也不屑瞧我一眼的人，在时间的分岔里，我正在她们身边，过得有滋有味。那些“我”隐蔽在时间的其他维度之中，忙忙碌碌，形形色色。想来真是好玩，还有点庄子梦蝶的味道。15
小昌的“读法”包含着他与“纯文学”深刻的裂隙，小昌自己也未必发现，当他想起“离开我的姑娘们”或是“连正眼也不屑瞧我一眼的人”，其实在以“平行宇宙”的方式来理解博尔赫斯，而这种包含着疗愈与慰藉的时空观在全球的边缘青年中都很流行。在这样一个时刻，与其说小昌暴露出他的美学趣味，不如更直接地说暴露出他在社会结构中的历史位置。小昌将自己的创作谈不无反讽地命名为《乡村的小路也分岔》，这里隐含着找来博尔赫斯“补课”的调侃。读不懂博尔赫斯，对于小昌恐怕更好，不是每一个青年作家都得在博尔赫斯的道路上写作。对于当代文学而言，博尔赫斯长久以来被简化、被误读为一位纯粹而精湛的艺术大师16，然而“为艺术而艺术”的纯文学，已经耗尽了几乎所有的历史能量。
今天讨论80后一代乃至于普遍的青年写作，有必要回到一个最朴素的问题上：是书本，还是生活，教会我们写作？今天流行的文学期刊中的文学范式，能否容纳我们这代人的生存体验，能否容纳城市化进程中阶级、资本、身份、趣味等等的激烈冲突？如果不能，有抱负的青年作家，就应该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学。对于小昌，这种新的文学，体现在他命名自己小说集的那篇《小河夭夭》，这篇小说尽管还是从“我”出发，但是“我”不再是故事的焦点，而是群像中的“我”。尽管带有浓郁的情节剧味道，但《小河夭夭》展现了“一群”而非“一个”边缘青年的命运。就像成功一样，真实的失败，也是“一群”而不是“一个”的失败。由于处理的是群像，这篇小说的视点在结尾处难得的开始拉升，“我”最终站在高楼的天台上，俯瞰着街道、村子与小河，二爷、丹丹这些人的命运涌上心头。此刻的“我”温暖而开阔，因对于自身所在的共同体的牵挂而展现出获救的可能。在这样一个时刻，笔者猜测小昌会恍惚间想起，自己究竟为什么开始写作。
【注释】
①《对话胡迁》，载《每日新报》2017年1月17日。
②③⑦⑨何平、小昌：《漫不经心是特别高贵的品质》，载《花城》2017年第5期。
④⑤⑩小昌：《我梦见了古小童》，载《广西文学》2014年第5期。
⑥小昌：《幻病者》，载《上海文学》2013年第11期。
⑧金理：《失败青年故事的限制与可能——以〈可悲的第一人称〉为例》，首届全国当代文学研究青年论坛论文集，2017年11月3-4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艺评论基地编印，本文引用已征得作者同意。
11小昌：《三座椅》，选自《小河夭夭》，134页，作家出版社2015年版。
12131415小昌：《乡间的小径也分岔》，载《十月》2015年第1期。
16博尔赫斯相关的接受史勾勒，参见滕威：《博尔赫斯是“后现代主义”吗？》，载《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黄平，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南京市“青春文学人才成长计划”签约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