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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父亲姜椿芳16岁时就随奶奶从江苏的常州到了东北的哈尔滨，找在那里打工的爷爷，为的是让父亲学会俄文，能在中东铁路找到工作，能有个铁饭碗。奶奶给他找了个白俄的侨民当老师，每天学习一个小时。但这位老师不会中国话，只会英语、用英语作解释，父亲仅靠小学时学的简单的英文，听俄文课，其难度可想而知。俄文连续不断地学习了一年，程度还是很差，家中生活又极其困难，无力继续学习。但必须靠这一点资本去找工作，几经周折后，在1930年初，经朋友介绍，父亲进了哈尔滨光华通讯社当翻译。
“硬译”的工作使俄文水平被迫着提高
通讯社每天要给全市发通讯稿，父亲每天必须翻译出一两千字的新闻。俄文晚报一般下午3时左右出版，收到报纸立刻着手翻译（还要先看一下哪些是中午早报上所没有的消息，哪些消息是值得报道给中国读者的）新闻必须抓紧时间，当天的报当天译，时间有限制，傍晚7时截稿，经过编辑审阅修改、刻蜡版、油印至晚上9时，分送到各报馆去。一个俄语程度很低的人要在两三个小时译出两千字左右的新闻稿，看得懂看不懂的都得赶快译出，身边没有任何人可以请教，只能翻查字典。译出来的新闻还要文字通顺，第二天要见报的。畏难不干又不行，好容易才找到这个职业，生活逼着他必须硬着头皮干下去，爷爷奶奶还靠着他呢。在种压力下，父亲每天过着煎熬的生活，看报查字典、深思苦想、选择新闻，每天做着“硬译”的工作。俄文水平被强迫着提高，这煎熬的译报工作延续了近两年，1931年底日军攻入哈尔滨，光华社停办，父亲也失业了。
这是父亲在翻译道路上走出的第一步，他总结这段时间的经验是：“做任何事情，包括翻译在内，要能够有所成就，必须有一个艰苦钻研、努力坚持的过程。”将近两年的译报工作，在工作后期，父亲已经能够比较愉快地胜任，而且翻译的内容又是多样化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类新闻，使得他就有机会掌握比较广泛的语汇。
参加革命之初的翻译与编辑生涯
1931年“9·18”事变前夜，父亲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初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哈尔滨团市委宣传部长，开始了革命生涯。 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罗登贤找只有20岁的他，派他到英亚通讯社工作，英亚社是苏联塔斯社的化身，那是个绝对保密的工作。父亲了解到组织的期待和地下斗争的严酷，那时候，父亲还要靠翻译来维持全家的生活，白天做党团的工作，下午到英亚社工作。那个时期，所有东北的消息，关于各地义勇军和抗日部队的消息，以及来自上海、天津的中国工人的斗争、农民运动、社会名流营救被捕共产党人的消息，都是他通过英亚社这个渠道发送出去的。父亲的足迹和党的斗争需要密不可分。在此同时，省团委又让他负责主编《满洲青年》（后改名《东北青年报》）。团省委机关就设在父亲的家中。
由于父亲的出色工作，哈尔滨省党委根据革命形势的需要，调他到省党委工作，父亲家又成了省党委机关。爷爷奶奶也充当了放哨员、交通员、送情报的工作。工作相当危险，但从来没有出过任何差错。为了斗争的需要，这个革命家庭在哈尔滨搬了13次家。1933年，从南满游击队到哈尔滨来开省党委扩大会议的杨靖宇将军在父亲家住了一个多月，他们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军委负责人李兆麟、省委书记李实、组织部长何成湘经常来父亲家开会。省党委又决定让父亲负责编辑党报《满洲红旗》（后又改名为《东北人民报》）。他不分昼夜地工作着。
父亲在英亚社秘密工作了4年，国际知识扩大了，政治经济、马列主义理论的术语也掌握得多了，更有机会接触较多的苏联报刊和文学杂志，开始在文学翻译上试笔，为今后的文学翻译做准备。
1936年春夏之间，他和金剑啸合编的《大北画刊》发表了高尔基病重的消息，因而被捕。在日本人的监狱里，被上了老虎凳，他编造了假口供，在各方面的千方百计帮助下获释。同年7月，父亲离开了战斗8年多的哈尔滨，转到了上海，开始了新的革命之路。
“时代”的10年辉煌与“上俄”的筹办
父亲到了上海之后，进入了专门放映苏联电影、专门经营苏联电影发行业务的亚洲影片公司。他的工作是翻译所以苏联影片的说明书和影片中的对白（作为字幕），因此有更多的机会观看苏联影片和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影片，这使他是视野扩大到艺术领域。在上海这个中国当时的文化中心，特别是中国革命文学艺术的中心，父亲认识几乎所有的进步电影、戏剧艺术工作者，并且进一步扩大到文学、音乐等领域。1936年10月10日，父亲还见到了鲁迅先生（见《鲁迅日记》），并邀请鲁迅看电影，但万万没有想到，一个星期后，鲁迅先生去世了。
在这个时期，地下党组织分配给父亲的工作是搞戏剧运动。他翻译了苏联的《祖国进行曲》歌词、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员自我修养》《我的艺术生活》、果戈里的《赌棍》、丹青科的《往事点滴》、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等等，成为专门的戏剧翻译家。
在“孤岛”时期，当的所有报刊都被迫停刊，急需另辟宣传阵地，地下党组织把这一艰巨的任务派给父亲这个懂俄文的人，他去设在租借地的塔斯社找负责人联系，商量办一份中文日报，但这个日报没有办成，却同意办了一份《时代周刊》，1941年8月20日创刊，以后发展成时代出版社，1942年又增出了《时代日报》，团结了一大批俄文翻译工作者，父亲又逐渐变成了文学翻译家。
1942年，父亲只有30岁，而其工作面之广却是惊人的！他做新闻工作、电影宣传工作、编辑工作、戏剧工作、出版工作、统战工作、翻译工作。父亲在工作上异常认真，抓得很紧，不放弃任何可以为党和人民工作的机会。令人感动的是，他在任何一项工作中都做得那么深入，那么出色，那么令人念念不忘。
父亲是社长、总编辑，还要负责一般性组织管理工作，社会活动也特别多，不得不给自己分配一些随时拿得起、放得下的工作。诗歌、剧本、短篇小说、中篇小说，这些都是选择翻译的对象。随后，父亲又翻译了葛洛斯曼的《人民不死》、吉洪诺夫的《列宁格勒的故事》、肖洛霍夫的《他们为祖国而战》没有译完，因原作也未写完，普希金的剧本《鲍里斯·戈都诺夫》、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剧本《智者千虑必有一失》、高尔基的《小市民》《索莫夫及其他》（解放后又译了高尔基的剧本《敌人》《怪人》《小孩子》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森林》《肥缺》、西蒙諾夫的《俄罗斯问题》等等。
父亲经历了时代出版社3个不寻常的时期：英美当局统治的租借时期（“孤岛”时期）、日伪统治时期、国民党统治时期，前后8年之久。1949年解放后又持续了3年，父亲在这里工作长达10多年，他的翻译之路是从事文学、戏剧工作，党组织委任他为地下党的文委书记。
父亲在那三个不寻常的历史时期，也在别的报刊上发表译文和文章，多了老用一个和几个笔名容易被敌人发现，于是经常换笔名，总共用了上百个笔名。正是靠了众多的笔名，不用本名，始终不求出名，做无名小卒，所以才能在租界、日伪、国民党3个“朝代”活了下来。在“时代”工作期间，他和宋庆龄有比较多的交往，宋庆龄办的《儿童时代》得到时代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时代出版社也得到宋庆龄多方面关照。
《时代日报》的宣传鼓动引起国民党当局的嫉恨。1948年6月3日，由淞沪警备司令部下令《时代日报》停刊，要对我父亲下毒手，用汽车将之撞死，敌人内部我地工人员火速将这一情报送出，党组织让父亲立即离开上海，到香港化名草帽商魏晋卿，穿了一身最好的西服、戴上墨镜，像是为很有身份的商人，母亲也打扮得很漂亮到机场送行。在父亲通过关口检查时，她也被吓得提心吊胆，因为有家属送行，国民党检查人员才相信父亲是做生意的。
父亲到了香港后，立即同夏衍等同志联系，潘汉年向他布置了工作。在香港只停留了十几天，随着形势的发展，党中央让他们立即从香港回到北京。在北京的北京饭店，周恩来接见了他们，说：“你们这些老上海要协助陈毅同志去接管上海。”于是，父亲同潘汉年、夏衍、许涤新等人一行又回到上海。父亲第一次穿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装，从前用笔作为武器的他，腰间的皮带上别上了手枪，有一种扬眉吐气的畅快。他只有一个想法，迈开大步，全身心投入到新上海的建设事业中去。
新中国建立后不久，父亲接受新任务，原来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在陈毅市长的倡议下，要创办一所培养俄语人才的高等学校，委任当时担任时代出版社社长的父亲负责筹建工作。市委副书记刘晓告诉他，要尽快成立，要用速成的方法培训，解决新中国成立后急需外语人才的问题。父亲的身上又多了一副担子，他欣然领命，去白手起家创办新中国第一所俄文学校。组织上决定筹办的俄文学校，不是以党和政府的名义招生，而以姜椿芳个人的名义登报招生。多少年来一直隐姓埋名的他，第一次堂堂正正地公开自己的真名实姓。为抢时间，招生考试工作同步进行。生源按不同水平分初、中、高三级招生，学校正式定名为上海俄文学校（简称“上俄”）。虽然上俄是以姜椿芳的名义办的，但这是党领导的一所培养外语干部的学校，不收学费、管吃管住、负责毕业分配。这样的好待遇受到求学青年的欢迎，第一次考试结果，就录取了近400人。这么多人到哪里去上课、哪里去住宿？学校还缺乏师资，也没有教材，一切都从零开始。父亲深信有上级领导、有师生的热情，正像他翻译的《列宁在十月》影片中对白所说的：“粮食会有的，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上俄从筹办到开学，仅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父亲用自己编写的、署名为贺青的《俄文读本》作为教材，为学生打好俄文基础。
上海市政府陈毅市长全力支持父亲的工作，对他说：“有困难就找我。”又让他的夫人张茜到上俄做班主任。陈毅市长说，“办学不要小手小脚，要招1000个学生。”第二期就扩大了招生，还增加了英语班。
刘伯承非常关心上俄，从南京到上海参观上俄，他征得我父亲同意后，把学习了半年的俄文班调到南京充实军校。
1956年“上俄”更名为上海外国语学院，后又更名为上海外国语大学。创业者的开拓和奉献功不可没。
从中央编译局到中国大百科全书
1951年冬天，中共中央组织部调父亲到北京，任中宣部《斯大林全集》翻译室主任。朱德总司令代表党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设宴，欢迎他们这些从外地调到中央工作的同志们。父亲从此又开创了一个新的工作领域。
1953年，党中央为了集中翻译马克思、列宁的经典著作，决定把中共中央俄文编译局、中宣部斯大林全集翻译室合并一起，成立了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由师哲任局长，陈昌浩、姜椿芳任副局长。父亲负责《斯大林全集》和《列宁全集》的定稿工作。他还经常被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点名做俄文的口头翻译，他每天有永远做不完的工作，也从来没有节假日，编译局的同事们把他比作沙漠中负重跋涉的“骆驼”。1958年底，他又被委任为国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
1960年，父亲负责把《毛泽东选集》、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翻译出来，他具体从事中译俄的工作。在这之前，党中央制定他为党和国家重要文件、文章翻译定稿五人小组成员之一。如一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他作为常任代表多次参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会议。
父亲一生中接受党的委派所担任的工作，大都是要筚路蓝缕、披荆斩棘进行开创性的工作，或者是需要创造性地继承前人已有建树的事业。凭着他的政治修养、聪明才智和坚韧不拔、再艰巨的任务，他都能出色完成。
然而，像他这样一位为革命事业出生入死，做出卓著功勋的杰出人物，也逃不过“文化大革命”这一浩劫，以莫须有的罪名被监禁，在秦城监狱被关押了近7年之久。在单身牢房里，身心受尽折磨，双目几乎失明，但他的精神始终坚强不屈，他忍受着苦难，心里却思考一个问题，中国怎么会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悲剧？他得出一个结论，这是由于全民文化水平低，受不健康思想的影响，不能抵制这一场浩劫。因此必须千方百计提高全民文化水平，增加知识，了解世界形势，认清历史发展趋向。他认为出版一部中国大百科全书是当务之急，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不能没有一部大百科全书。
1975年4月19日，在周恩来、邓小平的关怀下，父亲终于出狱了。打倒“四人帮”后，他不顾虚弱的身躯，到處宣传他的百科计划，并给中央打报告，提出宏伟计划，不久便得到中央的批准。他及时汇集各方精英，研讨编辑计划，拟定各卷主编、编委会成员名单。1982年由国务院总理颁发聘书，任命他为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总编辑。这份聘书说明中央对编撰、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的重视，也表示对他胜任这一伟大文化工程的肯定。
父亲知道自己身体很不好，抓紧每分每秒拼着老命工作着。他的生命已和百科全书的事业连在了一起。
这部巨著共收有77859个条目，1.3亿字，涵盖了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文化教育、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等在内的66个学科以及知识门类，汇集了当代中国和世界最新的科学文化成果，参加编撰者有两万多人，囊括了各学科一流的专家学者。这部巨著让世界瞩目，人们看到这部书时，都会想起一个名字——姜椿芳，无疑，我们的父亲当之无愧的是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奠基人。他也因此被人们称为“中国现代百科全书之父”！
“硬译”的工作使俄文水平被迫着提高
通讯社每天要给全市发通讯稿，父亲每天必须翻译出一两千字的新闻。俄文晚报一般下午3时左右出版，收到报纸立刻着手翻译（还要先看一下哪些是中午早报上所没有的消息，哪些消息是值得报道给中国读者的）新闻必须抓紧时间，当天的报当天译，时间有限制，傍晚7时截稿，经过编辑审阅修改、刻蜡版、油印至晚上9时，分送到各报馆去。一个俄语程度很低的人要在两三个小时译出两千字左右的新闻稿，看得懂看不懂的都得赶快译出，身边没有任何人可以请教，只能翻查字典。译出来的新闻还要文字通顺，第二天要见报的。畏难不干又不行，好容易才找到这个职业，生活逼着他必须硬着头皮干下去，爷爷奶奶还靠着他呢。在种压力下，父亲每天过着煎熬的生活，看报查字典、深思苦想、选择新闻，每天做着“硬译”的工作。俄文水平被强迫着提高，这煎熬的译报工作延续了近两年，1931年底日军攻入哈尔滨，光华社停办，父亲也失业了。
这是父亲在翻译道路上走出的第一步，他总结这段时间的经验是：“做任何事情，包括翻译在内，要能够有所成就，必须有一个艰苦钻研、努力坚持的过程。”将近两年的译报工作，在工作后期，父亲已经能够比较愉快地胜任，而且翻译的内容又是多样化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类新闻，使得他就有机会掌握比较广泛的语汇。
参加革命之初的翻译与编辑生涯
1931年“9·18”事变前夜，父亲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初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哈尔滨团市委宣传部长，开始了革命生涯。 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罗登贤找只有20岁的他，派他到英亚通讯社工作，英亚社是苏联塔斯社的化身，那是个绝对保密的工作。父亲了解到组织的期待和地下斗争的严酷，那时候，父亲还要靠翻译来维持全家的生活，白天做党团的工作，下午到英亚社工作。那个时期，所有东北的消息，关于各地义勇军和抗日部队的消息，以及来自上海、天津的中国工人的斗争、农民运动、社会名流营救被捕共产党人的消息，都是他通过英亚社这个渠道发送出去的。父亲的足迹和党的斗争需要密不可分。在此同时，省团委又让他负责主编《满洲青年》（后改名《东北青年报》）。团省委机关就设在父亲的家中。
由于父亲的出色工作，哈尔滨省党委根据革命形势的需要，调他到省党委工作，父亲家又成了省党委机关。爷爷奶奶也充当了放哨员、交通员、送情报的工作。工作相当危险，但从来没有出过任何差错。为了斗争的需要，这个革命家庭在哈尔滨搬了13次家。1933年，从南满游击队到哈尔滨来开省党委扩大会议的杨靖宇将军在父亲家住了一个多月，他们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军委负责人李兆麟、省委书记李实、组织部长何成湘经常来父亲家开会。省党委又决定让父亲负责编辑党报《满洲红旗》（后又改名为《东北人民报》）。他不分昼夜地工作着。
父亲在英亚社秘密工作了4年，国际知识扩大了，政治经济、马列主义理论的术语也掌握得多了，更有机会接触较多的苏联报刊和文学杂志，开始在文学翻译上试笔，为今后的文学翻译做准备。
1936年春夏之间，他和金剑啸合编的《大北画刊》发表了高尔基病重的消息，因而被捕。在日本人的监狱里，被上了老虎凳，他编造了假口供，在各方面的千方百计帮助下获释。同年7月，父亲离开了战斗8年多的哈尔滨，转到了上海，开始了新的革命之路。
“时代”的10年辉煌与“上俄”的筹办
父亲到了上海之后，进入了专门放映苏联电影、专门经营苏联电影发行业务的亚洲影片公司。他的工作是翻译所以苏联影片的说明书和影片中的对白（作为字幕），因此有更多的机会观看苏联影片和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影片，这使他是视野扩大到艺术领域。在上海这个中国当时的文化中心，特别是中国革命文学艺术的中心，父亲认识几乎所有的进步电影、戏剧艺术工作者，并且进一步扩大到文学、音乐等领域。1936年10月10日，父亲还见到了鲁迅先生（见《鲁迅日记》），并邀请鲁迅看电影，但万万没有想到，一个星期后，鲁迅先生去世了。
在这个时期，地下党组织分配给父亲的工作是搞戏剧运动。他翻译了苏联的《祖国进行曲》歌词、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员自我修养》《我的艺术生活》、果戈里的《赌棍》、丹青科的《往事点滴》、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等等，成为专门的戏剧翻译家。
在“孤岛”时期，当的所有报刊都被迫停刊，急需另辟宣传阵地，地下党组织把这一艰巨的任务派给父亲这个懂俄文的人，他去设在租借地的塔斯社找负责人联系，商量办一份中文日报，但这个日报没有办成，却同意办了一份《时代周刊》，1941年8月20日创刊，以后发展成时代出版社，1942年又增出了《时代日报》，团结了一大批俄文翻译工作者，父亲又逐渐变成了文学翻译家。
1942年，父亲只有30岁，而其工作面之广却是惊人的！他做新闻工作、电影宣传工作、编辑工作、戏剧工作、出版工作、统战工作、翻译工作。父亲在工作上异常认真，抓得很紧，不放弃任何可以为党和人民工作的机会。令人感动的是，他在任何一项工作中都做得那么深入，那么出色，那么令人念念不忘。
父亲是社长、总编辑，还要负责一般性组织管理工作，社会活动也特别多，不得不给自己分配一些随时拿得起、放得下的工作。诗歌、剧本、短篇小说、中篇小说，这些都是选择翻译的对象。随后，父亲又翻译了葛洛斯曼的《人民不死》、吉洪诺夫的《列宁格勒的故事》、肖洛霍夫的《他们为祖国而战》没有译完，因原作也未写完，普希金的剧本《鲍里斯·戈都诺夫》、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剧本《智者千虑必有一失》、高尔基的《小市民》《索莫夫及其他》（解放后又译了高尔基的剧本《敌人》《怪人》《小孩子》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森林》《肥缺》、西蒙諾夫的《俄罗斯问题》等等。
父亲经历了时代出版社3个不寻常的时期：英美当局统治的租借时期（“孤岛”时期）、日伪统治时期、国民党统治时期，前后8年之久。1949年解放后又持续了3年，父亲在这里工作长达10多年，他的翻译之路是从事文学、戏剧工作，党组织委任他为地下党的文委书记。
父亲在那三个不寻常的历史时期，也在别的报刊上发表译文和文章，多了老用一个和几个笔名容易被敌人发现，于是经常换笔名，总共用了上百个笔名。正是靠了众多的笔名，不用本名，始终不求出名，做无名小卒，所以才能在租界、日伪、国民党3个“朝代”活了下来。在“时代”工作期间，他和宋庆龄有比较多的交往，宋庆龄办的《儿童时代》得到时代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时代出版社也得到宋庆龄多方面关照。
《时代日报》的宣传鼓动引起国民党当局的嫉恨。1948年6月3日，由淞沪警备司令部下令《时代日报》停刊，要对我父亲下毒手，用汽车将之撞死，敌人内部我地工人员火速将这一情报送出，党组织让父亲立即离开上海，到香港化名草帽商魏晋卿，穿了一身最好的西服、戴上墨镜，像是为很有身份的商人，母亲也打扮得很漂亮到机场送行。在父亲通过关口检查时，她也被吓得提心吊胆，因为有家属送行，国民党检查人员才相信父亲是做生意的。
父亲到了香港后，立即同夏衍等同志联系，潘汉年向他布置了工作。在香港只停留了十几天，随着形势的发展，党中央让他们立即从香港回到北京。在北京的北京饭店，周恩来接见了他们，说：“你们这些老上海要协助陈毅同志去接管上海。”于是，父亲同潘汉年、夏衍、许涤新等人一行又回到上海。父亲第一次穿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装，从前用笔作为武器的他，腰间的皮带上别上了手枪，有一种扬眉吐气的畅快。他只有一个想法，迈开大步，全身心投入到新上海的建设事业中去。
新中国建立后不久，父亲接受新任务，原来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在陈毅市长的倡议下，要创办一所培养俄语人才的高等学校，委任当时担任时代出版社社长的父亲负责筹建工作。市委副书记刘晓告诉他，要尽快成立，要用速成的方法培训，解决新中国成立后急需外语人才的问题。父亲的身上又多了一副担子，他欣然领命，去白手起家创办新中国第一所俄文学校。组织上决定筹办的俄文学校，不是以党和政府的名义招生，而以姜椿芳个人的名义登报招生。多少年来一直隐姓埋名的他，第一次堂堂正正地公开自己的真名实姓。为抢时间，招生考试工作同步进行。生源按不同水平分初、中、高三级招生，学校正式定名为上海俄文学校（简称“上俄”）。虽然上俄是以姜椿芳的名义办的，但这是党领导的一所培养外语干部的学校，不收学费、管吃管住、负责毕业分配。这样的好待遇受到求学青年的欢迎，第一次考试结果，就录取了近400人。这么多人到哪里去上课、哪里去住宿？学校还缺乏师资，也没有教材，一切都从零开始。父亲深信有上级领导、有师生的热情，正像他翻译的《列宁在十月》影片中对白所说的：“粮食会有的，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上俄从筹办到开学，仅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父亲用自己编写的、署名为贺青的《俄文读本》作为教材，为学生打好俄文基础。
上海市政府陈毅市长全力支持父亲的工作，对他说：“有困难就找我。”又让他的夫人张茜到上俄做班主任。陈毅市长说，“办学不要小手小脚，要招1000个学生。”第二期就扩大了招生，还增加了英语班。
刘伯承非常关心上俄，从南京到上海参观上俄，他征得我父亲同意后，把学习了半年的俄文班调到南京充实军校。
1956年“上俄”更名为上海外国语学院，后又更名为上海外国语大学。创业者的开拓和奉献功不可没。
从中央编译局到中国大百科全书
1951年冬天，中共中央组织部调父亲到北京，任中宣部《斯大林全集》翻译室主任。朱德总司令代表党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设宴，欢迎他们这些从外地调到中央工作的同志们。父亲从此又开创了一个新的工作领域。
1953年，党中央为了集中翻译马克思、列宁的经典著作，决定把中共中央俄文编译局、中宣部斯大林全集翻译室合并一起，成立了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由师哲任局长，陈昌浩、姜椿芳任副局长。父亲负责《斯大林全集》和《列宁全集》的定稿工作。他还经常被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点名做俄文的口头翻译，他每天有永远做不完的工作，也从来没有节假日，编译局的同事们把他比作沙漠中负重跋涉的“骆驼”。1958年底，他又被委任为国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
1960年，父亲负责把《毛泽东选集》、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翻译出来，他具体从事中译俄的工作。在这之前，党中央制定他为党和国家重要文件、文章翻译定稿五人小组成员之一。如一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他作为常任代表多次参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会议。
父亲一生中接受党的委派所担任的工作，大都是要筚路蓝缕、披荆斩棘进行开创性的工作，或者是需要创造性地继承前人已有建树的事业。凭着他的政治修养、聪明才智和坚韧不拔、再艰巨的任务，他都能出色完成。
然而，像他这样一位为革命事业出生入死，做出卓著功勋的杰出人物，也逃不过“文化大革命”这一浩劫，以莫须有的罪名被监禁，在秦城监狱被关押了近7年之久。在单身牢房里，身心受尽折磨，双目几乎失明，但他的精神始终坚强不屈，他忍受着苦难，心里却思考一个问题，中国怎么会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悲剧？他得出一个结论，这是由于全民文化水平低，受不健康思想的影响，不能抵制这一场浩劫。因此必须千方百计提高全民文化水平，增加知识，了解世界形势，认清历史发展趋向。他认为出版一部中国大百科全书是当务之急，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不能没有一部大百科全书。
1975年4月19日，在周恩来、邓小平的关怀下，父亲终于出狱了。打倒“四人帮”后，他不顾虚弱的身躯，到處宣传他的百科计划，并给中央打报告，提出宏伟计划，不久便得到中央的批准。他及时汇集各方精英，研讨编辑计划，拟定各卷主编、编委会成员名单。1982年由国务院总理颁发聘书，任命他为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总编辑。这份聘书说明中央对编撰、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的重视，也表示对他胜任这一伟大文化工程的肯定。
父亲知道自己身体很不好，抓紧每分每秒拼着老命工作着。他的生命已和百科全书的事业连在了一起。
这部巨著共收有77859个条目，1.3亿字，涵盖了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文化教育、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等在内的66个学科以及知识门类，汇集了当代中国和世界最新的科学文化成果，参加编撰者有两万多人，囊括了各学科一流的专家学者。这部巨著让世界瞩目，人们看到这部书时，都会想起一个名字——姜椿芳，无疑，我们的父亲当之无愧的是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奠基人。他也因此被人们称为“中国现代百科全书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