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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庆饩，著名翻译家，南开大学英美文学教授。1928年出生，湖南长沙人。出版译著20多部，尤其擅长诗化散文翻译。在中国翻译史和英美文学研究方面亦颇有建树，发表论文多篇。
毫无疑问，如果没有倪庆饩的译介，许多英国文学大家的散文经典，中国读者至今都不能读到。
《诗人漫游记·文坛琐忆》（威廉·亨利·戴维斯）、《鸟和人》（威廉·亨利·赫德逊）、《苏格兰旅游回忆》（多萝西·华兹华斯）《水滴的音乐》（阿尔多斯·赫胥黎）……耄耋之年的倪庆饩先生，还在源源不断地推出一部又一部新的译作。他的译作，近几年引起读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读书》《中华读书报》《文汇读书周报》《中国图书评论》《羊城晚报》等报刊都发表了评介文章。
虽然勘称“译作等身”，然而广大读者对“译者倪庆饩”仍不甚了解。甚至对于这位曾被学者喻为“南开的门面”甚至“中国翻译界的劳模”的教授，在其工作、生活了几十年的南开园，也没有多少人注意他。
七拐八拐的，才终于联系上倪先生。穿过南开大学西南村的几条小巷，在一排白蜡树后面有一栋年代久远的四层红砖老楼，老先生便住在这里的三楼。起居室兼做书房，陈设十分简朴，虽是水泥地板，但十分干净利索。整一面墙的大书架，在没有书架的那面素白墙上，点缀着的一两幅油画，连同那窗前的摇曳树影，颇为这间略有些幽暗的老屋增添了几分灵动的自然之趣。
老先生神态朴素而清俊，虽不太善于言辞，但我们话题切入“翻译”时，他打开的话匣子再也没收住……
从“译”之由
倪庆饩最早发表的译作是希曼斯夫人的诗《春之呼声》， 1947年刊发于上海《中央日报》副刊上。那年，他正就读于有“东方哈佛”和“外交人才养成所”之称的上海圣约翰大学。当时倪庆饩虽年仅19岁，但已经接受了多年的古典英语的熏陶——从圣约翰大学附中到圣约翰大学，倪庆饩一直接受的是全英文授课。
在圣约翰大学英语系，倪庆饩上得最多的课是文学课，“课程都是按专题设立的，如莎士比亚专题课、英诗专题课、小说专题课等，系统而深入地介绍英语语言文学史上的那些重要作家及其作品”。教课的多是美籍教师，战乱时也有从中国北方的大学转到上海圣约翰大学教书的著名教授，如王文显、司徒月兰等。这样的学习条件，让喜欢文学的倪庆饩如鱼得水。
对于文学尤其英国文学的深深喜爱，使倪庆饩有一种愿望——通过翻译来检验自己的学习所得，并以此与他人分享英国文学之魅力。虽只是“学而习”的尝试，但大学时的译作却时而能见诸报端。
1949年大学毕业后，倪庆饩曾在北京短暂任职于某对外文化交流部门。后因患肺病而被迫离职回老家养病。1953年，他到湖南师范学院任教，开始是在中文系教外国文学。十余年的教学与研究，让他“打通”了欧洲文学史的“脉络”，这对文学翻译工作来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视野之基。
当时教学之余，也偶尔从事一些翻译工作，但都是“零碎不成规模”的。正当倪庆饩想在翻译方面进一步“扩大规模”时，“文革”的来袭，使他不得不暂时放弃——他在中文系教的外国文学课被批判为“公然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当时他觉着自己很委屈：“像雨果、狄更斯作品的价值，便在于人道主义精神，但当时讲这些，都是‘犯错误’的，那就真是没法讲了。”
于是，只知道温文尔雅，还喜欢在课堂上高谈阔论人道主义，而不知“阶级斗争”为何物的倪庆饩，只得转到英文系教语法了。虽然起初中文系的学生仍然追着将大字报贴到外文系来批判他，但那些枯燥的“主语、谓语、宾语、动词、名词……”逐渐为他筑起了临时“避风港”。
“文革”的遭遇时常让倪先生心有余悸，他因此得了一个教训：就算只是安守本分搞文学研究和翻译，也保不准哪天会被扣上莫名其妙的“帽子”。此后，他的为学处世变得更加低调了，他时常暗暗告诫自己“不要出风头”。
倪先生重拾译笔，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调到南开大学外文系任教之后。改革开放带来了文艺的春天，初到南开，他便开始在教课之余做一些翻译工作，当然，只是“试探性的”，因为“还是怕又挨‘批判’”，所以难免“有点战战兢兢的”，都是以零散的短篇为主。
倪先生虽然很低调，但还是引起了同事的注意。经同事张镜潭教授介绍，他认识了著名诗人、学者、南开大学原英文系主任柳无忌先生。柳先生对倪庆饩的译才很重视，上世纪80年代他主编的《英国浪漫派诗选》，其中“雪莱诗选”与“济慈诗选”的翻译，便由倪庆饩、周永启共同承担。柳无忌先生深受英国浪漫派诗人（特别是雪莱）的影响，他在耶鲁大学获得英国文学博士学位的论文题目便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由倪庆饩来翻译雪莱，可见其对倪的赏识。
独辟“译”径
相比退休前的“小打小闹”，1989年退休后，他的文学翻译可谓“勇猛精进”。日积月累，倪庆饩先生至今已出版译著20多部。
细心的读者发现，他的翻译并非“东一榔头西一棒”的“任性”，而是自成体系的——他的翻译对象主要是英国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经典散文作品，尤其擅长翻译“自然书写”的诗化散文。在当今世界盛行的生态思潮中，这些作品的价值日益得到彰显。而倪庆饩在许多年前就选择这类作品翻译，并逐渐形成自己的“译作系统”，足见其眼力之独到。
可以说，许多英国作家的散文经典，是经过倪庆饩的翻译，才让中国读者渐渐有了深入了解的。就算别人一时难以理解，倪庆饩仍对自己所做工作的意义有着清醒的认识。比如他在《格拉斯米尔日记》中文版序言中，不仅为多萝西·华兹华斯在文学史上标出了位置：“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先驱和奠基者，在诗歌方面是威廉·华兹华斯（1770-1850）和塞缪尔·柯尔律治（1772-1834），在散文上筚路蓝缕，则华兹华斯的妹妹多萝西（1771- 1855）功不可没。英国18-19世纪的女作家中，和简·奥斯丁、勃朗特姊妹、乔治·爱略特相比，由于我国缺乏介绍，她的光华不如她们耀眼，但她同样是一颗永放光芒的恒星，则是没有疑义的。” 大概每一种成功的背后，都有一份鲜为人知的艰辛。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电脑还没普及，所有的译稿，倪先生都是逐字逐句地手写。译完后，再逐字逐句地抄一份投给出版社。出版过程也不是那么轻松，有些译著甚至多次辗转历经十几年才能够最终出版。
比如1984年翻译完成的史蒂文生《巴兰特雷公子》，倪庆饩先是交给百花文艺出版社，本来已经通过了审核，将要排版时由于该出版社人事变动，又把它搁下来了。后来，这部译著曾得到著名作家、翻译家李霁野先生的推荐而寄给另一家出版社，但编辑复信称，该出版社只出版现当代作品，古典的东西不列入计划。于是，这部译著躺在书桌里沉睡了十年，直到1995年才得以在百花文艺出版社付梓。
2011年对倪先生来说，可谓丰收的季节。这一年他出版了四种译著——赫德逊的《鸟和人》、威廉·亨利·戴维斯的《诗人漫游记·文坛琐忆》和多萝西·华兹华斯的《苏格兰旅游回忆》、《格拉斯米尔日记》，引起了中国文学界、读书界的重视。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审祝晓风在《读书》杂志（2012年第5期）发表了题为“英国散文的伟大传统”的文章，认为这四种译著“可谓之曰2011年中国散文界或曰文学出版界‘倪译英国散文四种’”。
著名英美文学研究专家和翻译家朱虹曾认为，除了诗歌、戏剧、小说传统，英国还有着伟大的散文传统，其丰富是难以简单概括的，“但若要指出一个主要特点，也许英国散文的嘲讽精神值得我们特别重视”。
而祝晓风在《英国散文的伟大传统》中则认为，读了多萝西·华兹华斯、赫德逊、戴维斯等人的散文，会感到有另一个散文传统，也贯穿在英国文学中，而其同样可称得上是伟大的。或者说，这也是英国散文之伟大传统的重要的一部分，“这些作品从另一个大的角度描述了另一个英国，表达了作家们对自然的一种态度，同时也表达出对人本身的态度……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对自然的热爱，对四季美景的审美，甚至对鸟的亲近，其本身未尝不可以就看做是对现实的一种温和的批评。热爱自然、审美自然，与‘嘲讽’社会、批判人性，从大的文学传统来说，其实是相关联的”。
“译”进乎道
许多读者读了倪庆饩的译著深受启发，常常写了书评发表在文学和读书类报刊上。当然，多数读者并不一定注意到“译者倪庆饩”，而只是关注译著本身的内容，但倪庆饩对此并不介意。他认为翻译本身是一个幕后工作，译者并不需要很大的公众知名度。
从事这样默默无闻的“幕后工作”，获得的物质回报实在是微不足道的。少得可怜的稿费 “不足为外人道”。而在现行的大学评价体制下，翻译乃至文艺创作都不算“科研成果”，不能成为业绩考核和职称晋升的条件，因此不能借此获得优厚的“科研经费”。
从所居住的老房子来看，倪先生的生活条件并不太好。但在他看来，为志业而执着求索，虽苦亦甘甜。翻译威廉·亨利·戴维斯的《诗人漫游记·文坛琐忆》给倪庆饩的启发是：一个身患残疾的穷诗人也可以从徒步旅游中找到乐趣和朋友。“我同意他的观点：要使人快乐，需要的东西其实是那么少。”而洋溢在史蒂文生《驱驴旅行记》中的热爱生活、不畏艰险的精神，使倪庆饩“自愧弗如又受到鼓舞”。
著名诗人、翻译家余光中曾说：“读一本书最彻底的办法，便是翻译。”倪先生对此深有同感，对他来说，一部又一部译作的行世，也标志着自己完成了一次又一次“深阅读”的心灵之旅。
虽然阅读的过程很“享受”，但翻译的工作并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么容易。倪先生觉得，对于翻译来说，“火候”十分重要，“译文读起来不能完全是洋文那样的味道，必须有中文的流畅凝练，但又不能完全地‘意译’，要保留点‘洋味’，这样才耐品——这个分寸的把握是十分重要的，又是十分的难。”
他认为好的翻译家必须具备很高的中文功底和文艺素养，诚如傅雷所言：“一个成功的译者除钻研外文外，中文亦不可忽视……译事虽近舌人，要以艺术修养为根本：无敏感之心灵，无热烈之同情，无适当之鉴赏能力，无相当之社会经验，无充分之常识（即所谓杂学），势难彻底理解原著作，即或理解，亦未必能深切领悟。”
倪先生喜欢读苏东坡、归有光、梁启超等的诗文。其实早在圣约翰大学念书时，他就选修了中文系的一些课程，如中国文学史、杜诗研究等。有了这样的中文功底，倪先生在翻译外国文学时才能做到“游刃有余”。正是基于此，柳无忌先生才郑重地将其在北美具有广泛影响的英文著作《中国文学概论》（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Literature），交给倪庆饩翻译成中文。倪先生至今还珍藏着柳无忌当年在美国收到译稿之后的复信。柳先生在信中说：“《中国文学概论》译稿在阅读中，文笔畅通流利，至佩。现尚未读完，惟根据所阅各章，并无问题……”虽然倪先生所翻译的对象，都是自己所喜爱的作家的作品，但他并非对其一味赞美，对其得失，他有自己的主见。比如，他对卢卡斯的看法是：“他写得太多，有时近于滥，文字推敲不够，算不得文体家，但是当他写得最好的时候，在英国现代散文史上占有一席地位是毫无疑问的。”而对于自己十分推崇的小泉八云（原名拉夫卡迪奥·赫恩），倪庆饩认为：“我并没有得出结论说赫恩的作品都是精华，他的作品往往不平衡，即使一篇之中也存在这种情况，由于他标榜搜奇猎异，因此走向极端，谈狐说鬼，信以为真，这样我就根据我自己的看法有所取舍。”
在长期的外国文学教学和翻译实践中，倪先生还开辟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学术研究道路，他的研究方向侧重于中国翻译史。“中国翻译史是个冷门的研究方向，很少有人问津。但我觉得通过这个角度可以管窥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及其当代意义。”倪庆饩颇有远见地说。在这方面他曾发表过《我国历史上翻译制度的演变》《晚清翻译概略》《明清之际我国的科技翻译》《严复的翻译理论与实践》等多篇论文。
闲时，倪先生喜欢听舒伯特、贝多芬的音乐，欣赏莫奈、毕沙罗、西斯莱等印象派画家的画册。他觉得，文学与音乐、绘画确是相通的，能够直抵人性的本真。最近他还着手自学德语，仅仅因为喜欢读海涅的诗：“虽然冯至的翻译很好，但我还是喜欢读原作。”
临别了，倪先生赠给我今年出版的一期《散文》（海外版）双月刊杂志，这本杂志有个栏目叫“海外佳作赏析”，该期赏析者是百花文艺出版社原副总编辑、著名作家谢大光先生，他所赏析的是布罗斯的《四月的气息》和小泉八云的《草百灵》。
谢大光所赏析的这两篇散文，译者分别是“林荇”和“孟修”。
“‘林荇’‘孟修’一般人都不知道是谁。”倪先生稍微顿了顿，脸上露出一丝神秘而自得的微笑，“其实那都是我的笔名。这两个笔名我用了好多年。我还用过别的一些笔名，有的因为长时间不用，连我自己都忘掉了……”
毫无疑问，如果没有倪庆饩的译介，许多英国文学大家的散文经典，中国读者至今都不能读到。
《诗人漫游记·文坛琐忆》（威廉·亨利·戴维斯）、《鸟和人》（威廉·亨利·赫德逊）、《苏格兰旅游回忆》（多萝西·华兹华斯）《水滴的音乐》（阿尔多斯·赫胥黎）……耄耋之年的倪庆饩先生，还在源源不断地推出一部又一部新的译作。他的译作，近几年引起读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读书》《中华读书报》《文汇读书周报》《中国图书评论》《羊城晚报》等报刊都发表了评介文章。
虽然勘称“译作等身”，然而广大读者对“译者倪庆饩”仍不甚了解。甚至对于这位曾被学者喻为“南开的门面”甚至“中国翻译界的劳模”的教授，在其工作、生活了几十年的南开园，也没有多少人注意他。
七拐八拐的，才终于联系上倪先生。穿过南开大学西南村的几条小巷，在一排白蜡树后面有一栋年代久远的四层红砖老楼，老先生便住在这里的三楼。起居室兼做书房，陈设十分简朴，虽是水泥地板，但十分干净利索。整一面墙的大书架，在没有书架的那面素白墙上，点缀着的一两幅油画，连同那窗前的摇曳树影，颇为这间略有些幽暗的老屋增添了几分灵动的自然之趣。
老先生神态朴素而清俊，虽不太善于言辞，但我们话题切入“翻译”时，他打开的话匣子再也没收住……
从“译”之由
倪庆饩最早发表的译作是希曼斯夫人的诗《春之呼声》， 1947年刊发于上海《中央日报》副刊上。那年，他正就读于有“东方哈佛”和“外交人才养成所”之称的上海圣约翰大学。当时倪庆饩虽年仅19岁，但已经接受了多年的古典英语的熏陶——从圣约翰大学附中到圣约翰大学，倪庆饩一直接受的是全英文授课。
在圣约翰大学英语系，倪庆饩上得最多的课是文学课，“课程都是按专题设立的，如莎士比亚专题课、英诗专题课、小说专题课等，系统而深入地介绍英语语言文学史上的那些重要作家及其作品”。教课的多是美籍教师，战乱时也有从中国北方的大学转到上海圣约翰大学教书的著名教授，如王文显、司徒月兰等。这样的学习条件，让喜欢文学的倪庆饩如鱼得水。
对于文学尤其英国文学的深深喜爱，使倪庆饩有一种愿望——通过翻译来检验自己的学习所得，并以此与他人分享英国文学之魅力。虽只是“学而习”的尝试，但大学时的译作却时而能见诸报端。
1949年大学毕业后，倪庆饩曾在北京短暂任职于某对外文化交流部门。后因患肺病而被迫离职回老家养病。1953年，他到湖南师范学院任教，开始是在中文系教外国文学。十余年的教学与研究，让他“打通”了欧洲文学史的“脉络”，这对文学翻译工作来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视野之基。
当时教学之余，也偶尔从事一些翻译工作，但都是“零碎不成规模”的。正当倪庆饩想在翻译方面进一步“扩大规模”时，“文革”的来袭，使他不得不暂时放弃——他在中文系教的外国文学课被批判为“公然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当时他觉着自己很委屈：“像雨果、狄更斯作品的价值，便在于人道主义精神，但当时讲这些，都是‘犯错误’的，那就真是没法讲了。”
于是，只知道温文尔雅，还喜欢在课堂上高谈阔论人道主义，而不知“阶级斗争”为何物的倪庆饩，只得转到英文系教语法了。虽然起初中文系的学生仍然追着将大字报贴到外文系来批判他，但那些枯燥的“主语、谓语、宾语、动词、名词……”逐渐为他筑起了临时“避风港”。
“文革”的遭遇时常让倪先生心有余悸，他因此得了一个教训：就算只是安守本分搞文学研究和翻译，也保不准哪天会被扣上莫名其妙的“帽子”。此后，他的为学处世变得更加低调了，他时常暗暗告诫自己“不要出风头”。
倪先生重拾译笔，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调到南开大学外文系任教之后。改革开放带来了文艺的春天，初到南开，他便开始在教课之余做一些翻译工作，当然，只是“试探性的”，因为“还是怕又挨‘批判’”，所以难免“有点战战兢兢的”，都是以零散的短篇为主。
倪先生虽然很低调，但还是引起了同事的注意。经同事张镜潭教授介绍，他认识了著名诗人、学者、南开大学原英文系主任柳无忌先生。柳先生对倪庆饩的译才很重视，上世纪80年代他主编的《英国浪漫派诗选》，其中“雪莱诗选”与“济慈诗选”的翻译，便由倪庆饩、周永启共同承担。柳无忌先生深受英国浪漫派诗人（特别是雪莱）的影响，他在耶鲁大学获得英国文学博士学位的论文题目便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由倪庆饩来翻译雪莱，可见其对倪的赏识。
独辟“译”径
相比退休前的“小打小闹”，1989年退休后，他的文学翻译可谓“勇猛精进”。日积月累，倪庆饩先生至今已出版译著20多部。
细心的读者发现，他的翻译并非“东一榔头西一棒”的“任性”，而是自成体系的——他的翻译对象主要是英国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经典散文作品，尤其擅长翻译“自然书写”的诗化散文。在当今世界盛行的生态思潮中，这些作品的价值日益得到彰显。而倪庆饩在许多年前就选择这类作品翻译，并逐渐形成自己的“译作系统”，足见其眼力之独到。
可以说，许多英国作家的散文经典，是经过倪庆饩的翻译，才让中国读者渐渐有了深入了解的。就算别人一时难以理解，倪庆饩仍对自己所做工作的意义有着清醒的认识。比如他在《格拉斯米尔日记》中文版序言中，不仅为多萝西·华兹华斯在文学史上标出了位置：“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先驱和奠基者，在诗歌方面是威廉·华兹华斯（1770-1850）和塞缪尔·柯尔律治（1772-1834），在散文上筚路蓝缕，则华兹华斯的妹妹多萝西（1771- 1855）功不可没。英国18-19世纪的女作家中，和简·奥斯丁、勃朗特姊妹、乔治·爱略特相比，由于我国缺乏介绍，她的光华不如她们耀眼，但她同样是一颗永放光芒的恒星，则是没有疑义的。” 大概每一种成功的背后，都有一份鲜为人知的艰辛。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电脑还没普及，所有的译稿，倪先生都是逐字逐句地手写。译完后，再逐字逐句地抄一份投给出版社。出版过程也不是那么轻松，有些译著甚至多次辗转历经十几年才能够最终出版。
比如1984年翻译完成的史蒂文生《巴兰特雷公子》，倪庆饩先是交给百花文艺出版社，本来已经通过了审核，将要排版时由于该出版社人事变动，又把它搁下来了。后来，这部译著曾得到著名作家、翻译家李霁野先生的推荐而寄给另一家出版社，但编辑复信称，该出版社只出版现当代作品，古典的东西不列入计划。于是，这部译著躺在书桌里沉睡了十年，直到1995年才得以在百花文艺出版社付梓。
2011年对倪先生来说，可谓丰收的季节。这一年他出版了四种译著——赫德逊的《鸟和人》、威廉·亨利·戴维斯的《诗人漫游记·文坛琐忆》和多萝西·华兹华斯的《苏格兰旅游回忆》、《格拉斯米尔日记》，引起了中国文学界、读书界的重视。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审祝晓风在《读书》杂志（2012年第5期）发表了题为“英国散文的伟大传统”的文章，认为这四种译著“可谓之曰2011年中国散文界或曰文学出版界‘倪译英国散文四种’”。
著名英美文学研究专家和翻译家朱虹曾认为，除了诗歌、戏剧、小说传统，英国还有着伟大的散文传统，其丰富是难以简单概括的，“但若要指出一个主要特点，也许英国散文的嘲讽精神值得我们特别重视”。
而祝晓风在《英国散文的伟大传统》中则认为，读了多萝西·华兹华斯、赫德逊、戴维斯等人的散文，会感到有另一个散文传统，也贯穿在英国文学中，而其同样可称得上是伟大的。或者说，这也是英国散文之伟大传统的重要的一部分，“这些作品从另一个大的角度描述了另一个英国，表达了作家们对自然的一种态度，同时也表达出对人本身的态度……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对自然的热爱，对四季美景的审美，甚至对鸟的亲近，其本身未尝不可以就看做是对现实的一种温和的批评。热爱自然、审美自然，与‘嘲讽’社会、批判人性，从大的文学传统来说，其实是相关联的”。
“译”进乎道
许多读者读了倪庆饩的译著深受启发，常常写了书评发表在文学和读书类报刊上。当然，多数读者并不一定注意到“译者倪庆饩”，而只是关注译著本身的内容，但倪庆饩对此并不介意。他认为翻译本身是一个幕后工作，译者并不需要很大的公众知名度。
从事这样默默无闻的“幕后工作”，获得的物质回报实在是微不足道的。少得可怜的稿费 “不足为外人道”。而在现行的大学评价体制下，翻译乃至文艺创作都不算“科研成果”，不能成为业绩考核和职称晋升的条件，因此不能借此获得优厚的“科研经费”。
从所居住的老房子来看，倪先生的生活条件并不太好。但在他看来，为志业而执着求索，虽苦亦甘甜。翻译威廉·亨利·戴维斯的《诗人漫游记·文坛琐忆》给倪庆饩的启发是：一个身患残疾的穷诗人也可以从徒步旅游中找到乐趣和朋友。“我同意他的观点：要使人快乐，需要的东西其实是那么少。”而洋溢在史蒂文生《驱驴旅行记》中的热爱生活、不畏艰险的精神，使倪庆饩“自愧弗如又受到鼓舞”。
著名诗人、翻译家余光中曾说：“读一本书最彻底的办法，便是翻译。”倪先生对此深有同感，对他来说，一部又一部译作的行世，也标志着自己完成了一次又一次“深阅读”的心灵之旅。
虽然阅读的过程很“享受”，但翻译的工作并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么容易。倪先生觉得，对于翻译来说，“火候”十分重要，“译文读起来不能完全是洋文那样的味道，必须有中文的流畅凝练，但又不能完全地‘意译’，要保留点‘洋味’，这样才耐品——这个分寸的把握是十分重要的，又是十分的难。”
他认为好的翻译家必须具备很高的中文功底和文艺素养，诚如傅雷所言：“一个成功的译者除钻研外文外，中文亦不可忽视……译事虽近舌人，要以艺术修养为根本：无敏感之心灵，无热烈之同情，无适当之鉴赏能力，无相当之社会经验，无充分之常识（即所谓杂学），势难彻底理解原著作，即或理解，亦未必能深切领悟。”
倪先生喜欢读苏东坡、归有光、梁启超等的诗文。其实早在圣约翰大学念书时，他就选修了中文系的一些课程，如中国文学史、杜诗研究等。有了这样的中文功底，倪先生在翻译外国文学时才能做到“游刃有余”。正是基于此，柳无忌先生才郑重地将其在北美具有广泛影响的英文著作《中国文学概论》（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Literature），交给倪庆饩翻译成中文。倪先生至今还珍藏着柳无忌当年在美国收到译稿之后的复信。柳先生在信中说：“《中国文学概论》译稿在阅读中，文笔畅通流利，至佩。现尚未读完，惟根据所阅各章，并无问题……”虽然倪先生所翻译的对象，都是自己所喜爱的作家的作品，但他并非对其一味赞美，对其得失，他有自己的主见。比如，他对卢卡斯的看法是：“他写得太多，有时近于滥，文字推敲不够，算不得文体家，但是当他写得最好的时候，在英国现代散文史上占有一席地位是毫无疑问的。”而对于自己十分推崇的小泉八云（原名拉夫卡迪奥·赫恩），倪庆饩认为：“我并没有得出结论说赫恩的作品都是精华，他的作品往往不平衡，即使一篇之中也存在这种情况，由于他标榜搜奇猎异，因此走向极端，谈狐说鬼，信以为真，这样我就根据我自己的看法有所取舍。”
在长期的外国文学教学和翻译实践中，倪先生还开辟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学术研究道路，他的研究方向侧重于中国翻译史。“中国翻译史是个冷门的研究方向，很少有人问津。但我觉得通过这个角度可以管窥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及其当代意义。”倪庆饩颇有远见地说。在这方面他曾发表过《我国历史上翻译制度的演变》《晚清翻译概略》《明清之际我国的科技翻译》《严复的翻译理论与实践》等多篇论文。
闲时，倪先生喜欢听舒伯特、贝多芬的音乐，欣赏莫奈、毕沙罗、西斯莱等印象派画家的画册。他觉得，文学与音乐、绘画确是相通的，能够直抵人性的本真。最近他还着手自学德语，仅仅因为喜欢读海涅的诗：“虽然冯至的翻译很好，但我还是喜欢读原作。”
临别了，倪先生赠给我今年出版的一期《散文》（海外版）双月刊杂志，这本杂志有个栏目叫“海外佳作赏析”，该期赏析者是百花文艺出版社原副总编辑、著名作家谢大光先生，他所赏析的是布罗斯的《四月的气息》和小泉八云的《草百灵》。
谢大光所赏析的这两篇散文，译者分别是“林荇”和“孟修”。
“‘林荇’‘孟修’一般人都不知道是谁。”倪先生稍微顿了顿，脸上露出一丝神秘而自得的微笑，“其实那都是我的笔名。这两个笔名我用了好多年。我还用过别的一些笔名，有的因为长时间不用，连我自己都忘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