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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技术为主导的时代里,人与技术的关系逐渐成为学者们关注的议题。文章基于身体技术观分析了书法字体设计过程,从物质观、传承观和反思观三个维度,由表及里地探讨了设计师如何融合现代数码技术和传统书法技艺,完成了两者在身体中的内化,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主体的话语权,从而批判以往技术工具论和反技术工具论对人与技术关系的片面认识。
【关键词】 身体技术;书法字体设计;三维观
[中图分类号]J50 [文献标识码]A
书法是中国传统的书写艺术形式,不仅传达和记录信息,还具有传达文字意境的艺术价值。然而,现代数码技术的普及,让这一传统的书写方式逐渐淡出人们日常生活。现代设计师不甘于如此美妙的书法艺术形式的逐渐消退,他们极力地运用现代技术重建书法表达的艺术魅力。由此,现代书法的字体设计孕育而生。但是在具体实践中,设计师却走向对技术的迷失。比如,有的设计师排斥现代技术的不断渗透——认为这会导致传统书法艺术形式的变味。这使得他们无法适应技术变迁带来的设计表现方式的变换。[1]168-169还有的设计师认为技术构成是设计的本体,因而沉迷于工具软件的便捷和虚拟的美妙,从而脱离传统文脉的传承,迷失于形式化和趣味化的表现技法。[2]102-103
上述问题,可以归结为设计与主体之间的关系。针对此,早在学界就素有技术工具论(1)和反技术工具论(2)的争论。一方面,技术工具论认为技术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或者工具体系,技术本身是中性的,服从于使用者的意志。技术存在的意义仅仅限于技术使用的目的。[3]22-23另一方面,反技术工具论看到了人与技术之间的冲突。它认为,现代技术作为改造世界的工具,很快就会滥觞成统治一切,并反作用于人本身。[4]23-30实际上,设计技术与设计师主体本身具有互通的一面。对此,法国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指出,在人类身体和技术的惯习中,个人是一种总体性的人,在生物的、心理的和社会的维度中活动。[5]78因此,在身体技术的范畴中,人和技术互为一体。借用莫斯的概念,设计师与技术可以从物质、传承和自我反思三个层面讨论两者之间的关系构成。其一,物质观对应身体技术的客体建构;其二,传承观对应身体技术中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互动;其三,反思观对应身体技术的主体能动性。这三个层面分别从主体、客体和主客体间进行分别阐述,立体呈现在技术占支配地位的现代社会中,设计师是如何主导自己的身体技术,并审视技术之于设计师身体的内化状态,从而讨论设计师主体话语权的体现。
一、身体技术的物质观:书写工具的现代变革
现代技术可以视为人自然身体之外的器官延伸。它可使人类弥补自然身体的不足,提升人的社会生产能力。对此,莫斯认为:“身体是人第一个、也是最自然的工具,……是人的第一个、也是最自然的技术对象,同时也是技术手段。”[5]85同样,克里斯·席琳在“技术态的身体”中论述了技术和身体的关系,他把“人们利用技术尝试改变其身体存在的特定形式及所居处的社会情境当下所造成的约束”看成是“身体拓展”。[6]204 由此,人的自然身体和技术工具作为主体的两个组成部分,是创作主体展演身体技能的物质基础。而工具是身体外在器官的物质延伸,是历史的产物。
在现代技术的变革中,数码技术改变了世界,甚至主导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构建创作主体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在文字的书写方式上,大部分人很少通过笔墨来书写文字,而是通过敲击键盘在屏幕上呈现文字。文字形态不是由文字表达者直接书写,而是通过选择字库里现有字体来呈现。因此,字库里的字体是设计师有计划的、有目的的设计成果。设计师把设计好的字体放入字库中,供文字表达者选择使用。从而,设计师成为了文字风格的直接创造者。那么,现代设计师又是如何创作书法字体形态?方法大致有两种:其一,先通过传统的笔墨工具进行书写,然后扫描输入电脑,将文字转化成数码格式,最后通过电脑的绘图软件进行编辑与修缮;其二,通过手写板和绘图软件等现代电子技术,直接在电脑上模仿书法笔画特点进行设计。虽然在整个设计过程中包含了传统书写技术的使用,但是最终的设计方案仍须通过数字化的技术手段来完成。因此,设计师需要把握现代技术变革带来的文字形态表达方式的变化,把现代数码技术内化为经验,运用于设计过程之中。毋容置疑,数码现代技术的广泛应用,已经渗透到整个设计过程,并与人发生叠加,真切地成为创作主体的一部分。
从身体技术物质性的角度出发,设计师既要看到现代技术带来的优越性,又要充分理解其局限性。一方面,电脑技术的介入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人们的书写效率。因书写失误或者字迹不够美观,需要重新抄写的困扰已经被消除。不仅如此,设计师作为字体形态的创作者也获益良多。不是每种字体设计师都得成为书法家,才能创作一款让人满意的书法字体。运用数码技术反复雕琢与修改,可以帮助书法艺术摆脱以往手工抄录的困扰。但问题同样明显,比如,通过电脑设计出来的文字形态会呈现模式化的艺术表现痕迹,失去书法书写中“字如其人”的文字性情。阅读者可以从字体的风格中体会书写者想要表达的文字信息,却无法像传统书法那样,通过外在时空的笔画流动韵律,来洞悉和体会书写者波澜起伏的内在情感。
总之,从物质层面分析,我们认为:设计师的成长需要一个与现代技术互相磨合的过程,不仅接受技术给予的主动导引,而且要把握技术最终实现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技术和设计师的关系表现為:设计是技术向设计主体敞开的过程,反过来,也是技术塑造设计主体的过程。
二、身体技术的传承观:现代技术与传统法则的交融
莫斯认为身体技术具有传承的特点,他把技术称为“传统的、有效的行为”,如果没有传统,就没有技术和技术的传承。[5]84以现代的书法字体设计为例。它是传统艺术形式在现代技术中的延续,为丰富现代人的文字表现形态、领略古典文化的艺术魅力而产生。它表达了传统文化的存在方式,彰显了现代技术实践的媒介。因此,兼有现代技术与传统文化之间的混合。因此,设计师在书法字体设计中所表现出来的身体技术不仅包含上述计算机绘图能力和现代数码工具的使用技能,还需要具备扎实的书法艺术基本功。因此,后天教化和技术的传承尤为重要。若设计师要深刻领会笔墨的特性,及传统审美的意蕴,就需要强调主体的“身”与“心”的规训,进行书法的执笔姿势和用笔方法的身体训练。 (一)技术传承对主体“身”的规训
莫斯认为,身体技术的传承,是在一系列被集合在一起的行为中所追寻的个人行为。因为传承行为既通过主体本身,也通过主体所接受的全部教育和主体所属的社会、占据的位置等要素聚集而成的。[5]85他强调,在使用身体技术的所有这些要素中,教育占据主导位置。古训:“无规矩,难成方圆”,“自古百工皆有法度”。其中,“规矩”和“法度”的熟练掌握是驾驭技能的最佳手段。
书法字体设计亦是如此。例如,书法基本功中的笔法练习,笔法即用笔的技法,包括了下笔、行笔和收笔。这需要用毛笔弹性而柔软的性能,让笔毫在疾涩相顾、顺逆相交、轻重相间的境况中从容运行。对此,元代书法家赵孟頫曾说道:“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须用功,盖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由此可见,笔法的练习需要在古往今来书法领域中,对“有威信的成功行为的模仿”[5]82。在这一过程中,设计师从中体会运笔过程线条的各种表达方式,即在不同的笔法下点画线条所产生的形态变化。现代数码技术的掌握更是如此。任何类型的绘图软件培训均是在教育者的指导下逐步进行,被教育者通过向师者的模仿的方式,反复地操作练习,掌握相关软件的使用功能。
上述两种类型的设计技能:一是来源于传统;另一种则来源于现代。在设计应用过程中,传统技术和现代技术相互交织——或是被穿插使用,或是融合为一种设计技法。它们内化于设计主体的潜在意识中,外化为其身体技能,并演绎于每幅设计作品之中。
(二)技术传承对主体“心”的建构
身体技术的传承性不仅体现在设计技能上的适应和熟练应用,还渗透到设计理念和审美心理上的体会和理解。正如,美国社会学家芒福德所说,每一种技术都根源于人类心灵的某种模式。[7]377同样,笛卡尔身心二元论和之后的斯宾诺莎身心一元论,均揭示了身体拥有思考的能力以及身体的精神性。[8]26-27莫斯也提到:“这些技术很容易地进入我们共同的系统:成为心理学家们思想的象征性生活的基本观念。”[5]85在技术的习得过程中,受教育者被潜移默化地灌输了特定的技术生产所代表的审美价值。
书法艺术孕育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历代书者对书法文字意境的追求都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道、禅的哲学根源,从而在篇章中透露出独特的文化意识和审美方式。相对而言,现代技术来源西方文明,代表着西方工业文明所推崇的功能至上,讲究简洁、效率、模式化的设计理念。这两类身体技术(传统的身体实践和现代技术实践)背后蕴含的审美价值观既有共通和融洽之处,也有剧烈的冲突和妥协的挣扎之处。例如,基于人类在工业化进程中对破坏生态环境的反思而提出的后现代主义设计理念,它与中国传统艺术中“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有着共通之处。然而,草书线条的抽象化表达、追求笔墨的痛快挥洒和酣畅淋漓的自由情境,与现代字库技术仍未能脱离模式化表达而形成的工整、效率的设计审美观之间不相协调。可以说,在书法字体设计中,因传统的身体实践和现代技术实践的训练,不同设计师会形成对作品各自的独特构想和审美水准。例如,获得第五届方正中文字体设计大赛一等奖的作品——《新新魏》。设计师基于现代数码技术网格化设计原则,重新解读传统魏碑书法的艺术风格。作品既体现了计算机时代的零部件标准化的审美特点,又以锐角的笔画呈现传统魏碑书法艺术的金石趣味和“宁拙毋巧”的审美标准(图1)。
三、身体技术的反思观:传统艺术形式的现代延续
在莫斯看来,人的一生其实是通过训练而获得社会所承认的身体技术,从而表现自我并与他人交往的过程。设计师的身体不是一个消极的文化教化容器。任何一项身体技术,不管其受到怎样的社会文化规制,其实践过程必然包含主体对行动的反思性监测。[9]145-245规范化的训练使设计师获得了标准的、具有效率的身体技能。但是,这并不是设计师获得身体技术的最终目的。日本设计师武藏野曾说过,“设计是追求新的可能。”近250年的现代艺术设计发展史告诉我们:每一次时代风格运动的形成无不以反叛和突破为时代精神特征。设计的任务必须具有不断假设、推测并保持思维的前瞻性,才能起到引领社会时尚文化,满足消费者心理需求的重要作用。[10]58-60单纯依靠传承得来的“被驯服的身体”,无法满足设计任务的创新需求。那么,在书法字体设计过程中,设计主体是如何反思由传承构建起来的身体技术,而不至于使身体遭受技术的殖民呢?
(一)时代环境带给主体的身体技术反思
刘熙载《艺概》言:“一代之书,无有不肖乎一代之人与文者。”书法字体设计亦如此。在消费主义盛行的浪潮下,任何现代风格的设计作品都是基于消费者的需求进行创作。设计师对传统书法的深入理解,是建立书法审美感受模式不可或缺的基础。然而,传统书法中所蕴含的审美理想、精神生活是无法满足现代人们的精神生活需要的,会引导人们不自觉地回到过去,复制前人的感受。这样设计出来的作品不仅不能体现我们这个时代精神,更不能在现代人心中引起共鸣、产生震撼。
艺术来源于生活。设计师从现代社会生活中获得身體体验,并把它渗透在自己整个心灵中,成为创作的重要资源。亚瑟·普洛斯(ICSID前主席)曾认为,设计师的目标不是维持现状而是尽力改变它。设计师用身心体验生活,不会满足于那些表现肤浅的或者过时的精神面貌的作品。他们会强烈地渴望寻找对新的精神生活的表现——不满的情绪从心灵开始萌动,最后表现在形式上。以书法设计为例。设计师通过对自己生活的深刻体察,构建属于这个时代的审美感受模式和审美判别标准,藉此来重新诠释从传承而来的身体技术,形成每一个社会所接纳的身体技术习惯。如第二届获评委奖的设计作品——《美眉》,是设计者为现代网络女孩量身定做,借鉴中国传统工笔画的白描技法,以热烈、恬静而又舒展的线条,昭示现代女性的精神面貌。作品中折射出设计者对现代生活方式的一种审美态度(图2)。
(二)个体差异性带给主体的身体技术反思 在身体技术的实践过程中,反思性使设计主体获得一种自我表达的快感,实现了设计主体话语权。与此同时,反思性还表达了现代人对传统艺术形式自己的审美理解,借助群体的力量建构具有文脉气息的时代感。
莫斯认为,在身体技术的模仿行为中,包含着心理学和生理学的因素。对同一个身体技术的模仿,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模仿能力,对模仿内容不同的解读,最后模仿产生的结果也必然是不同的。在书法字体设计中,设计主体的身体技术不仅展现为如“秦碑力劲,汉碑气厚”的时代风格,还有“书如其人”的个体风貌。南朝梁袁昂在《古今书评》中品评了二十多位书家的书法:“王右军书如谢家子弟, 纵复不端正者, 爽爽有一种风气。王子敬书如河洛间少年,虽皆充悦,而举体沓拖,殊不可耐。羊欣书如大家婢为夫人,虽处其位,而举止羞涩,终不似真。”他把书家笔下的字,当作个人的品性风貌来进行观照。其中同时代的书家,亦是有迥然不同的独自文风。因此,在同一时代的背景下,个体差异性也会带给主体对身体技术独特的认识、想象和表现力,呈现独特的人格与修养。“故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3)
与此同时,个体反思也受其心理结构的制约——有其习惯和活动范围。齐美尔认为,身体是社会文化形式的一个源头。反之,这些社会文化形式也使个体发挥出他们的个性。[11]73-81除了生物学上的基因差异,设计师的个体差异性的形成,更是人生经历的概括性体现——涉及社会实践、生活经历、教育方式、个人信仰、家庭环境等方面。社会文化因素会通过个体的社会实践活动,渗透入个体的心理结构,并通过个体的外化结构折射出来,展示为主体对身体技术的多样化反思。图3为第三届方正奖中文字体设计大赛获得第一名的作品《魑魅》。其设计者唐一鸣在谈及设计灵感时,这样描述道:“这套字体起初的想法是来自我迷迷糊糊的一个梦,几经修改形成了一套字体。”设计者力足于书法笔墨“元气淋漓幛犹温”的传统审美基础,加上了个体在现实生活中的主观体会,挑战现有成规的极限,在字体中彰显“似在现代人的白日梦中搜获最自由的感情印记”(4)。
四、结 语
在这个以技术为主导的时代,技术工具论和反技术工具论的辩论方兴未艾。它们是以改善人类的社会生活为出发点,不仅探讨技术存在的现实意义,而且看到在人类该如何应对技术的自我膨胀所带来的反作用力。然而,不管是技术工具论,还是反技术工具论,都把人和技术看成两个独立的实体。这样的立足点很可能导向两个极端:要么为技术大唱赞歌,乐观看待技术为人类服务的社会价值,产生统治技术的幻想;要么认为在当今的世界,人已经沦落为技术的附庸,恐惧于技术对人类的反控制力——主张技术必须停止乃至后退。
上述两个观点均存在片面性。本文基于身体技术的理论,把设计师——主体和技术——客体看成一个实体,一个“总体的人”,分别从身体技术的三个维度,以书法字体的设计实践为例,阐述设计主体与技术之间的相互作用力以及两者如何成为统一体的过程。首先,在现代书写方式颠覆性变革的时代趋势下,现代技术是设计师身体的延伸,帮助设计师实现的设计构想。同时,它又在一定程度上规训设计师的创作行为,决定设计作品的最后呈現;其次,现代数码技术和传统书法技术通过以教育为主,在传承方式上,内化于设计师的身体当中,并潜移默化地构建两种技术混合后形成的审美标准;最后,设计师通过对身体技术的主体性反思,感悟生活中的点滴,演绎在设计作品中。整个设计实践是技术内化于设计主体“身”和“心”之中的过程,是技术与设计主体融为一体的过程。因此,在技术与设计主体的关系中,不是两个实体之间的使用与被使用的关系,也不是殖民与被殖民的关系,而是一个实体身体里的两个元素,通过彼此之间互动交融,在不断反思中,实现设计师的主体话语权。
注释:
(1)在亚里士多德所处的时代就形成了朴素的技术工具观。从工业革命到20 世纪中叶,“工具论”逐渐成为了人们认识技术的主要观点。人们认为通过技术人类可以达到对自然的真正控制。当代西方技术工具论的代表人物E·梅森认为,技术“为人类的选择和行动创造了新的可能性,也使得对这些可能性的处理变得不确定。产生什么影响和服务于何种目的与技术本身并不相干,而取决于人们用它来做什么”。
(2)18世纪,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卢梭主张消除技术,以人的天性代替文明的罪恶。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着现代工业的蓬勃发展,批判技术消极作用的思潮悄然兴起。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技术向社会的全面渗透,技术发展所引发的危机也逐渐露出端倪,于是反技术思潮席卷全球。
(3)西汉扬雄在《法言·问神》中指出:“书,心画也。”其中,“心画”指书法是文人心性意态的自然流露。
(4)这是香港著名设计师靳埭强担任第三届方正奖中文字体设计大赛评委时,对作品《魑魅》的评语。
参考文献:
[1]余洋.书法印刷字体的当代困境[J].大舞台,2010(9).
[2]徐懿睿,钟兆荣.设计教育要走出“技术工具论”的思维误区[J].装饰,2008(11).
[3]谷娟,刘志业,张召媛.关于技术工具论与技术价值论的哲学思考[J].湖北经济学院报,2010(9).
[4]高亮华.技术:社会批判理论的批判——法兰克福学派技术哲学思想述评[J].自然辩证法研究,1992(2).
[5](法)马赛尔·莫斯,爱弥尔·涂尔干,亨利·于贝尔.论技术、技术与文明[M].蒙养山人,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社,2010.
[6](英)克里斯·席林.文化、技术与社会中的身体[M].李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7](美)刘易斯·芒福德.技术与文明[M].陈允明,王克仁,李华山,等,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
[8](荷)斯宾诺莎.知性改进论[M].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
[9]林晓珊.反思性身体技术:一项汽车与身体的扎根理论研究[J].社会学研究,2013 (6).
[10]钱品辉.论设计师创新思维的理性结构[J].艺术百家,2006(6).
[11]文军.身体意识的觉醒:西方身体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及其反思[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6).
【关键词】 身体技术;书法字体设计;三维观
[中图分类号]J50 [文献标识码]A
书法是中国传统的书写艺术形式,不仅传达和记录信息,还具有传达文字意境的艺术价值。然而,现代数码技术的普及,让这一传统的书写方式逐渐淡出人们日常生活。现代设计师不甘于如此美妙的书法艺术形式的逐渐消退,他们极力地运用现代技术重建书法表达的艺术魅力。由此,现代书法的字体设计孕育而生。但是在具体实践中,设计师却走向对技术的迷失。比如,有的设计师排斥现代技术的不断渗透——认为这会导致传统书法艺术形式的变味。这使得他们无法适应技术变迁带来的设计表现方式的变换。[1]168-169还有的设计师认为技术构成是设计的本体,因而沉迷于工具软件的便捷和虚拟的美妙,从而脱离传统文脉的传承,迷失于形式化和趣味化的表现技法。[2]102-103
上述问题,可以归结为设计与主体之间的关系。针对此,早在学界就素有技术工具论(1)和反技术工具论(2)的争论。一方面,技术工具论认为技术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或者工具体系,技术本身是中性的,服从于使用者的意志。技术存在的意义仅仅限于技术使用的目的。[3]22-23另一方面,反技术工具论看到了人与技术之间的冲突。它认为,现代技术作为改造世界的工具,很快就会滥觞成统治一切,并反作用于人本身。[4]23-30实际上,设计技术与设计师主体本身具有互通的一面。对此,法国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指出,在人类身体和技术的惯习中,个人是一种总体性的人,在生物的、心理的和社会的维度中活动。[5]78因此,在身体技术的范畴中,人和技术互为一体。借用莫斯的概念,设计师与技术可以从物质、传承和自我反思三个层面讨论两者之间的关系构成。其一,物质观对应身体技术的客体建构;其二,传承观对应身体技术中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互动;其三,反思观对应身体技术的主体能动性。这三个层面分别从主体、客体和主客体间进行分别阐述,立体呈现在技术占支配地位的现代社会中,设计师是如何主导自己的身体技术,并审视技术之于设计师身体的内化状态,从而讨论设计师主体话语权的体现。
一、身体技术的物质观:书写工具的现代变革
现代技术可以视为人自然身体之外的器官延伸。它可使人类弥补自然身体的不足,提升人的社会生产能力。对此,莫斯认为:“身体是人第一个、也是最自然的工具,……是人的第一个、也是最自然的技术对象,同时也是技术手段。”[5]85同样,克里斯·席琳在“技术态的身体”中论述了技术和身体的关系,他把“人们利用技术尝试改变其身体存在的特定形式及所居处的社会情境当下所造成的约束”看成是“身体拓展”。[6]204 由此,人的自然身体和技术工具作为主体的两个组成部分,是创作主体展演身体技能的物质基础。而工具是身体外在器官的物质延伸,是历史的产物。
在现代技术的变革中,数码技术改变了世界,甚至主导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构建创作主体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在文字的书写方式上,大部分人很少通过笔墨来书写文字,而是通过敲击键盘在屏幕上呈现文字。文字形态不是由文字表达者直接书写,而是通过选择字库里现有字体来呈现。因此,字库里的字体是设计师有计划的、有目的的设计成果。设计师把设计好的字体放入字库中,供文字表达者选择使用。从而,设计师成为了文字风格的直接创造者。那么,现代设计师又是如何创作书法字体形态?方法大致有两种:其一,先通过传统的笔墨工具进行书写,然后扫描输入电脑,将文字转化成数码格式,最后通过电脑的绘图软件进行编辑与修缮;其二,通过手写板和绘图软件等现代电子技术,直接在电脑上模仿书法笔画特点进行设计。虽然在整个设计过程中包含了传统书写技术的使用,但是最终的设计方案仍须通过数字化的技术手段来完成。因此,设计师需要把握现代技术变革带来的文字形态表达方式的变化,把现代数码技术内化为经验,运用于设计过程之中。毋容置疑,数码现代技术的广泛应用,已经渗透到整个设计过程,并与人发生叠加,真切地成为创作主体的一部分。
从身体技术物质性的角度出发,设计师既要看到现代技术带来的优越性,又要充分理解其局限性。一方面,电脑技术的介入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人们的书写效率。因书写失误或者字迹不够美观,需要重新抄写的困扰已经被消除。不仅如此,设计师作为字体形态的创作者也获益良多。不是每种字体设计师都得成为书法家,才能创作一款让人满意的书法字体。运用数码技术反复雕琢与修改,可以帮助书法艺术摆脱以往手工抄录的困扰。但问题同样明显,比如,通过电脑设计出来的文字形态会呈现模式化的艺术表现痕迹,失去书法书写中“字如其人”的文字性情。阅读者可以从字体的风格中体会书写者想要表达的文字信息,却无法像传统书法那样,通过外在时空的笔画流动韵律,来洞悉和体会书写者波澜起伏的内在情感。
总之,从物质层面分析,我们认为:设计师的成长需要一个与现代技术互相磨合的过程,不仅接受技术给予的主动导引,而且要把握技术最终实现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技术和设计师的关系表现為:设计是技术向设计主体敞开的过程,反过来,也是技术塑造设计主体的过程。
二、身体技术的传承观:现代技术与传统法则的交融
莫斯认为身体技术具有传承的特点,他把技术称为“传统的、有效的行为”,如果没有传统,就没有技术和技术的传承。[5]84以现代的书法字体设计为例。它是传统艺术形式在现代技术中的延续,为丰富现代人的文字表现形态、领略古典文化的艺术魅力而产生。它表达了传统文化的存在方式,彰显了现代技术实践的媒介。因此,兼有现代技术与传统文化之间的混合。因此,设计师在书法字体设计中所表现出来的身体技术不仅包含上述计算机绘图能力和现代数码工具的使用技能,还需要具备扎实的书法艺术基本功。因此,后天教化和技术的传承尤为重要。若设计师要深刻领会笔墨的特性,及传统审美的意蕴,就需要强调主体的“身”与“心”的规训,进行书法的执笔姿势和用笔方法的身体训练。 (一)技术传承对主体“身”的规训
莫斯认为,身体技术的传承,是在一系列被集合在一起的行为中所追寻的个人行为。因为传承行为既通过主体本身,也通过主体所接受的全部教育和主体所属的社会、占据的位置等要素聚集而成的。[5]85他强调,在使用身体技术的所有这些要素中,教育占据主导位置。古训:“无规矩,难成方圆”,“自古百工皆有法度”。其中,“规矩”和“法度”的熟练掌握是驾驭技能的最佳手段。
书法字体设计亦是如此。例如,书法基本功中的笔法练习,笔法即用笔的技法,包括了下笔、行笔和收笔。这需要用毛笔弹性而柔软的性能,让笔毫在疾涩相顾、顺逆相交、轻重相间的境况中从容运行。对此,元代书法家赵孟頫曾说道:“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须用功,盖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由此可见,笔法的练习需要在古往今来书法领域中,对“有威信的成功行为的模仿”[5]82。在这一过程中,设计师从中体会运笔过程线条的各种表达方式,即在不同的笔法下点画线条所产生的形态变化。现代数码技术的掌握更是如此。任何类型的绘图软件培训均是在教育者的指导下逐步进行,被教育者通过向师者的模仿的方式,反复地操作练习,掌握相关软件的使用功能。
上述两种类型的设计技能:一是来源于传统;另一种则来源于现代。在设计应用过程中,传统技术和现代技术相互交织——或是被穿插使用,或是融合为一种设计技法。它们内化于设计主体的潜在意识中,外化为其身体技能,并演绎于每幅设计作品之中。
(二)技术传承对主体“心”的建构
身体技术的传承性不仅体现在设计技能上的适应和熟练应用,还渗透到设计理念和审美心理上的体会和理解。正如,美国社会学家芒福德所说,每一种技术都根源于人类心灵的某种模式。[7]377同样,笛卡尔身心二元论和之后的斯宾诺莎身心一元论,均揭示了身体拥有思考的能力以及身体的精神性。[8]26-27莫斯也提到:“这些技术很容易地进入我们共同的系统:成为心理学家们思想的象征性生活的基本观念。”[5]85在技术的习得过程中,受教育者被潜移默化地灌输了特定的技术生产所代表的审美价值。
书法艺术孕育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历代书者对书法文字意境的追求都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道、禅的哲学根源,从而在篇章中透露出独特的文化意识和审美方式。相对而言,现代技术来源西方文明,代表着西方工业文明所推崇的功能至上,讲究简洁、效率、模式化的设计理念。这两类身体技术(传统的身体实践和现代技术实践)背后蕴含的审美价值观既有共通和融洽之处,也有剧烈的冲突和妥协的挣扎之处。例如,基于人类在工业化进程中对破坏生态环境的反思而提出的后现代主义设计理念,它与中国传统艺术中“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有着共通之处。然而,草书线条的抽象化表达、追求笔墨的痛快挥洒和酣畅淋漓的自由情境,与现代字库技术仍未能脱离模式化表达而形成的工整、效率的设计审美观之间不相协调。可以说,在书法字体设计中,因传统的身体实践和现代技术实践的训练,不同设计师会形成对作品各自的独特构想和审美水准。例如,获得第五届方正中文字体设计大赛一等奖的作品——《新新魏》。设计师基于现代数码技术网格化设计原则,重新解读传统魏碑书法的艺术风格。作品既体现了计算机时代的零部件标准化的审美特点,又以锐角的笔画呈现传统魏碑书法艺术的金石趣味和“宁拙毋巧”的审美标准(图1)。
三、身体技术的反思观:传统艺术形式的现代延续
在莫斯看来,人的一生其实是通过训练而获得社会所承认的身体技术,从而表现自我并与他人交往的过程。设计师的身体不是一个消极的文化教化容器。任何一项身体技术,不管其受到怎样的社会文化规制,其实践过程必然包含主体对行动的反思性监测。[9]145-245规范化的训练使设计师获得了标准的、具有效率的身体技能。但是,这并不是设计师获得身体技术的最终目的。日本设计师武藏野曾说过,“设计是追求新的可能。”近250年的现代艺术设计发展史告诉我们:每一次时代风格运动的形成无不以反叛和突破为时代精神特征。设计的任务必须具有不断假设、推测并保持思维的前瞻性,才能起到引领社会时尚文化,满足消费者心理需求的重要作用。[10]58-60单纯依靠传承得来的“被驯服的身体”,无法满足设计任务的创新需求。那么,在书法字体设计过程中,设计主体是如何反思由传承构建起来的身体技术,而不至于使身体遭受技术的殖民呢?
(一)时代环境带给主体的身体技术反思
刘熙载《艺概》言:“一代之书,无有不肖乎一代之人与文者。”书法字体设计亦如此。在消费主义盛行的浪潮下,任何现代风格的设计作品都是基于消费者的需求进行创作。设计师对传统书法的深入理解,是建立书法审美感受模式不可或缺的基础。然而,传统书法中所蕴含的审美理想、精神生活是无法满足现代人们的精神生活需要的,会引导人们不自觉地回到过去,复制前人的感受。这样设计出来的作品不仅不能体现我们这个时代精神,更不能在现代人心中引起共鸣、产生震撼。
艺术来源于生活。设计师从现代社会生活中获得身體体验,并把它渗透在自己整个心灵中,成为创作的重要资源。亚瑟·普洛斯(ICSID前主席)曾认为,设计师的目标不是维持现状而是尽力改变它。设计师用身心体验生活,不会满足于那些表现肤浅的或者过时的精神面貌的作品。他们会强烈地渴望寻找对新的精神生活的表现——不满的情绪从心灵开始萌动,最后表现在形式上。以书法设计为例。设计师通过对自己生活的深刻体察,构建属于这个时代的审美感受模式和审美判别标准,藉此来重新诠释从传承而来的身体技术,形成每一个社会所接纳的身体技术习惯。如第二届获评委奖的设计作品——《美眉》,是设计者为现代网络女孩量身定做,借鉴中国传统工笔画的白描技法,以热烈、恬静而又舒展的线条,昭示现代女性的精神面貌。作品中折射出设计者对现代生活方式的一种审美态度(图2)。
(二)个体差异性带给主体的身体技术反思 在身体技术的实践过程中,反思性使设计主体获得一种自我表达的快感,实现了设计主体话语权。与此同时,反思性还表达了现代人对传统艺术形式自己的审美理解,借助群体的力量建构具有文脉气息的时代感。
莫斯认为,在身体技术的模仿行为中,包含着心理学和生理学的因素。对同一个身体技术的模仿,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模仿能力,对模仿内容不同的解读,最后模仿产生的结果也必然是不同的。在书法字体设计中,设计主体的身体技术不仅展现为如“秦碑力劲,汉碑气厚”的时代风格,还有“书如其人”的个体风貌。南朝梁袁昂在《古今书评》中品评了二十多位书家的书法:“王右军书如谢家子弟, 纵复不端正者, 爽爽有一种风气。王子敬书如河洛间少年,虽皆充悦,而举体沓拖,殊不可耐。羊欣书如大家婢为夫人,虽处其位,而举止羞涩,终不似真。”他把书家笔下的字,当作个人的品性风貌来进行观照。其中同时代的书家,亦是有迥然不同的独自文风。因此,在同一时代的背景下,个体差异性也会带给主体对身体技术独特的认识、想象和表现力,呈现独特的人格与修养。“故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3)
与此同时,个体反思也受其心理结构的制约——有其习惯和活动范围。齐美尔认为,身体是社会文化形式的一个源头。反之,这些社会文化形式也使个体发挥出他们的个性。[11]73-81除了生物学上的基因差异,设计师的个体差异性的形成,更是人生经历的概括性体现——涉及社会实践、生活经历、教育方式、个人信仰、家庭环境等方面。社会文化因素会通过个体的社会实践活动,渗透入个体的心理结构,并通过个体的外化结构折射出来,展示为主体对身体技术的多样化反思。图3为第三届方正奖中文字体设计大赛获得第一名的作品《魑魅》。其设计者唐一鸣在谈及设计灵感时,这样描述道:“这套字体起初的想法是来自我迷迷糊糊的一个梦,几经修改形成了一套字体。”设计者力足于书法笔墨“元气淋漓幛犹温”的传统审美基础,加上了个体在现实生活中的主观体会,挑战现有成规的极限,在字体中彰显“似在现代人的白日梦中搜获最自由的感情印记”(4)。
四、结 语
在这个以技术为主导的时代,技术工具论和反技术工具论的辩论方兴未艾。它们是以改善人类的社会生活为出发点,不仅探讨技术存在的现实意义,而且看到在人类该如何应对技术的自我膨胀所带来的反作用力。然而,不管是技术工具论,还是反技术工具论,都把人和技术看成两个独立的实体。这样的立足点很可能导向两个极端:要么为技术大唱赞歌,乐观看待技术为人类服务的社会价值,产生统治技术的幻想;要么认为在当今的世界,人已经沦落为技术的附庸,恐惧于技术对人类的反控制力——主张技术必须停止乃至后退。
上述两个观点均存在片面性。本文基于身体技术的理论,把设计师——主体和技术——客体看成一个实体,一个“总体的人”,分别从身体技术的三个维度,以书法字体的设计实践为例,阐述设计主体与技术之间的相互作用力以及两者如何成为统一体的过程。首先,在现代书写方式颠覆性变革的时代趋势下,现代技术是设计师身体的延伸,帮助设计师实现的设计构想。同时,它又在一定程度上规训设计师的创作行为,决定设计作品的最后呈現;其次,现代数码技术和传统书法技术通过以教育为主,在传承方式上,内化于设计师的身体当中,并潜移默化地构建两种技术混合后形成的审美标准;最后,设计师通过对身体技术的主体性反思,感悟生活中的点滴,演绎在设计作品中。整个设计实践是技术内化于设计主体“身”和“心”之中的过程,是技术与设计主体融为一体的过程。因此,在技术与设计主体的关系中,不是两个实体之间的使用与被使用的关系,也不是殖民与被殖民的关系,而是一个实体身体里的两个元素,通过彼此之间互动交融,在不断反思中,实现设计师的主体话语权。
注释:
(1)在亚里士多德所处的时代就形成了朴素的技术工具观。从工业革命到20 世纪中叶,“工具论”逐渐成为了人们认识技术的主要观点。人们认为通过技术人类可以达到对自然的真正控制。当代西方技术工具论的代表人物E·梅森认为,技术“为人类的选择和行动创造了新的可能性,也使得对这些可能性的处理变得不确定。产生什么影响和服务于何种目的与技术本身并不相干,而取决于人们用它来做什么”。
(2)18世纪,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卢梭主张消除技术,以人的天性代替文明的罪恶。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着现代工业的蓬勃发展,批判技术消极作用的思潮悄然兴起。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技术向社会的全面渗透,技术发展所引发的危机也逐渐露出端倪,于是反技术思潮席卷全球。
(3)西汉扬雄在《法言·问神》中指出:“书,心画也。”其中,“心画”指书法是文人心性意态的自然流露。
(4)这是香港著名设计师靳埭强担任第三届方正奖中文字体设计大赛评委时,对作品《魑魅》的评语。
参考文献:
[1]余洋.书法印刷字体的当代困境[J].大舞台,2010(9).
[2]徐懿睿,钟兆荣.设计教育要走出“技术工具论”的思维误区[J].装饰,2008(11).
[3]谷娟,刘志业,张召媛.关于技术工具论与技术价值论的哲学思考[J].湖北经济学院报,2010(9).
[4]高亮华.技术:社会批判理论的批判——法兰克福学派技术哲学思想述评[J].自然辩证法研究,1992(2).
[5](法)马赛尔·莫斯,爱弥尔·涂尔干,亨利·于贝尔.论技术、技术与文明[M].蒙养山人,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社,2010.
[6](英)克里斯·席林.文化、技术与社会中的身体[M].李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7](美)刘易斯·芒福德.技术与文明[M].陈允明,王克仁,李华山,等,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
[8](荷)斯宾诺莎.知性改进论[M].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
[9]林晓珊.反思性身体技术:一项汽车与身体的扎根理论研究[J].社会学研究,2013 (6).
[10]钱品辉.论设计师创新思维的理性结构[J].艺术百家,2006(6).
[11]文军.身体意识的觉醒:西方身体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及其反思[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