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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烈·维萨里与日心说创立者哥白尼齐名，同为科学革命的代表人物。和哥白尼一样，他也是一个不惜用生命捍卫真理的科学勇士。然而相对哥白尼的众所周知，维萨里在历史娴尘中的姿态要低调内敛得多，维萨里是近代人体解剖学的创始人，主要贡献是撰写了《人体的构造》一书，该书总结了当时解剖学的成就，是人体解剖学上的一座丰碑，为后来英国科学家哈维发现血液循环开辟了道路。
在15世纪至16世纪初期问，比利时有个赫赫有名的医学世家，一家三代都是为皇族服务的名医。1514年，维萨里就出生在这样一个“满屋子都是药材味”的家庭。虽然他的父亲只是皇帝身边的一个药剂师，与他的曾祖父和祖父的地位已不可同日而语，然而这一点也不影响父亲鼓励儿子延续家族的传统——学医。
家里到处都是医学方面的书籍，再加上父亲的影响，维萨里从小就受医学的熏陶，立志当个好医生。不过14岁那年，他像很多孩子一样，出现了喜新厌旧的情绪，中学毕业后选择了去鲁汶大学修读美术。父亲不支持他的这个决定，他学过一段时间后也发现并非自己真正所好，于是还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医学上，并于1533年正式进入巴黎大学学医。
当时很多陈旧、错误的东西已经被文艺复兴的浪潮埋葬，但巴黎大学的医学教育仍然没有完全挣脱中世纪的精神桎梏。被奉为经典和信条的，依旧是一千多年前古罗马医生盖仑的那一套。盖仑对医学的贡献无疑是巨大的，不过他的很多观点也错得离谱。比如，他认为动脉和静脉是两种相互隔离的脉管系统，彼此之间没有沟通、联系。另外，他还有一种让我们的伤口很难受的看法。他认为伤口化脓不但无害，而且有益。是伤口愈合的标志。
在解剖学上，盖仑也非等闲之辈。他发展了机体的解剖结构和器官生理学的概念，不过研究时采用的是各种各样的动物。盖仑的解剖学“教材”，在16世纪照样“畅销”。维萨里每天坐在教堂式的教室里，教授则坐在高高的高坛上，一字不改地“宣读”盖仑的理论。很多错误，维萨里一听就知道，却不能指出，更谈不上反驳。勇气维萨里倒是有，但课堂上根本就没学生说话的余地，往往都是教授们一鼓作气把书本念完就下课了。
更滑稽的是上实验课。毫无疑问，那依然是一个刽子手和理发师充当外科医生的时代。每次实验课前，学校便会给每个班分配一只猴子或者一条狗，然后由老师花点工钱请来刽子手或者理发师操刀。于是，一堂血星四溅的实验课便在学生们的“围观”中匆匆开始又匆匆结束。整个过程中，学生不准发问，不准动手，只有眼巴巴看的份儿。解剖完毕，老师会做些“点拨”，无非就是诱导学生南动物类推到人体，因为不是动物解剖学课，而是人体解剖学课。这也是盖仑的一贯做法。
年轻气盛的维萨里实在没办法忍受下去了。在他看来，所谓的实验课，还不如看屠夫杀头牛所学到的知识多。他鼓起勇气找到了教授，压制住心中的不满，很委婉地指出课堂上的一些错误。居然有如此“挑剔”的学生，这自然让一直处在威严位置上的教授很不舒服。好在教授还比较有“绅士风度”，没有用大声呵斥来教训维萨里的以下犯上，而是很耐心地解释说：盖仑的解剖学是一贯正确、绝无错误的，任何知识的进步，都不可能超越盖仑的叙述。
有错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把错误也当成神圣，当成真理。维萨里决心要搬开这块阻碍科学向前发展的绊脚石。这天，教授又带着个理发师来上实验课了。刚要开始，维萨里突然腾地站起来，大声说道：“我们实在不想听了，你每天总是这一套，像乌鸦坐在高高的椅子上，呱呱地叫个不停，还自以为了不起。”维萨里原本是个懂礼貌的人，如果不是忍无可忍，他怎么也不可能对老师说出这么一番话来。因为维萨里的“挑衅”和其他学生的帮腔，教授和理发师愤然退席，课也不上了。
维萨里成了个不折不扣的“坏学生”，几乎所有的老师都不喜欢他。学校有个叫西尔维的老师对维萨里倒是没什么不好的印象、但生活在大环境的西尔维也是个守旧之人，因此也不可能明确地支持维萨里。西尔维其实早就发现了盖仑的一些错误，但他不敢说出来，害怕影响自己在学校的“学术地位”。一天，维萨里拿着自己解剖的标本去向西尔维求教，他说：“盖仑讲人腿的骨头是弯的，我们每天直立行走怎么会是弯的呢?你看这解剖出来的也是直的啊!”西尔维心里认同维萨里的观点，支吾了半天却说出了令人啼笑皆非的话来：“恐怕盖仑还是没有错，现在的人腿直，只不过是因为后来穿窄裤腿之故。”
为了让解剖学走出“由动物类推人体”的困境，青年时代的维萨里可没少做冒险之事。1536年，他曾多次到比利时卢万城去“盗尸”。那里有座用来处死犯人的绞刑架，维萨里专“偷”那些没人收尸的犯人的尸体。虽然这种做法在现在看来也有着诸多不是之处，但在当时的医学环境下却似乎是维萨里获取人体解剖学知识的唯一途径了。“盗尸”之事，据说在维萨里被巴黎大学开除、到意大利的帕多亚大学任教时也还曾发生过。
对一些无名尸的解剖，让维萨里掌握和积累了许多“正确的知识”。1543年，尚不足30岁的他出版了《人体的构造》一书。同年出版的，还有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这两本书，拉开了近代自然科学革命的序幕。《人体的构造》一经问世，就给维萨里带来了巨大麻烦，有来自盖仑的忠实信徒的攻击，更有来自宗教领域的迫害。因为维萨里居然说“男人和女人的肋骨数都是24根”，这显然触动了上帝的权威，于是他被宗教界视为不共戴天的死敌。
出于安全考虑，1544年，维萨里离开意大利去了西班牙，担任西班牙国王的御医。在这里，他度过了比较安逸的20年。然而厄运并没有放过他。有一次，他为一位贵族做验尸解剖，当剖开胸膛时，监视官说心脏还在跳动，于是以此为借口，诬陷维萨里用活人做解剖，最终判了他死罪，只是由于国王亲自出面干预，才改判往耶路撒冷朝圣。结果在回去的路上，航船遇险，维萨里不幸身亡。当时，他刚刚度过自己的50岁生日。
在15世纪至16世纪初期问，比利时有个赫赫有名的医学世家，一家三代都是为皇族服务的名医。1514年，维萨里就出生在这样一个“满屋子都是药材味”的家庭。虽然他的父亲只是皇帝身边的一个药剂师，与他的曾祖父和祖父的地位已不可同日而语，然而这一点也不影响父亲鼓励儿子延续家族的传统——学医。
家里到处都是医学方面的书籍，再加上父亲的影响，维萨里从小就受医学的熏陶，立志当个好医生。不过14岁那年，他像很多孩子一样，出现了喜新厌旧的情绪，中学毕业后选择了去鲁汶大学修读美术。父亲不支持他的这个决定，他学过一段时间后也发现并非自己真正所好，于是还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医学上，并于1533年正式进入巴黎大学学医。
当时很多陈旧、错误的东西已经被文艺复兴的浪潮埋葬，但巴黎大学的医学教育仍然没有完全挣脱中世纪的精神桎梏。被奉为经典和信条的，依旧是一千多年前古罗马医生盖仑的那一套。盖仑对医学的贡献无疑是巨大的，不过他的很多观点也错得离谱。比如，他认为动脉和静脉是两种相互隔离的脉管系统，彼此之间没有沟通、联系。另外，他还有一种让我们的伤口很难受的看法。他认为伤口化脓不但无害，而且有益。是伤口愈合的标志。
在解剖学上，盖仑也非等闲之辈。他发展了机体的解剖结构和器官生理学的概念，不过研究时采用的是各种各样的动物。盖仑的解剖学“教材”，在16世纪照样“畅销”。维萨里每天坐在教堂式的教室里，教授则坐在高高的高坛上，一字不改地“宣读”盖仑的理论。很多错误，维萨里一听就知道，却不能指出，更谈不上反驳。勇气维萨里倒是有，但课堂上根本就没学生说话的余地，往往都是教授们一鼓作气把书本念完就下课了。
更滑稽的是上实验课。毫无疑问，那依然是一个刽子手和理发师充当外科医生的时代。每次实验课前，学校便会给每个班分配一只猴子或者一条狗，然后由老师花点工钱请来刽子手或者理发师操刀。于是，一堂血星四溅的实验课便在学生们的“围观”中匆匆开始又匆匆结束。整个过程中，学生不准发问，不准动手，只有眼巴巴看的份儿。解剖完毕，老师会做些“点拨”，无非就是诱导学生南动物类推到人体，因为不是动物解剖学课，而是人体解剖学课。这也是盖仑的一贯做法。
年轻气盛的维萨里实在没办法忍受下去了。在他看来，所谓的实验课，还不如看屠夫杀头牛所学到的知识多。他鼓起勇气找到了教授，压制住心中的不满，很委婉地指出课堂上的一些错误。居然有如此“挑剔”的学生，这自然让一直处在威严位置上的教授很不舒服。好在教授还比较有“绅士风度”，没有用大声呵斥来教训维萨里的以下犯上，而是很耐心地解释说：盖仑的解剖学是一贯正确、绝无错误的，任何知识的进步，都不可能超越盖仑的叙述。
有错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把错误也当成神圣，当成真理。维萨里决心要搬开这块阻碍科学向前发展的绊脚石。这天，教授又带着个理发师来上实验课了。刚要开始，维萨里突然腾地站起来，大声说道：“我们实在不想听了，你每天总是这一套，像乌鸦坐在高高的椅子上，呱呱地叫个不停，还自以为了不起。”维萨里原本是个懂礼貌的人，如果不是忍无可忍，他怎么也不可能对老师说出这么一番话来。因为维萨里的“挑衅”和其他学生的帮腔，教授和理发师愤然退席，课也不上了。
维萨里成了个不折不扣的“坏学生”，几乎所有的老师都不喜欢他。学校有个叫西尔维的老师对维萨里倒是没什么不好的印象、但生活在大环境的西尔维也是个守旧之人，因此也不可能明确地支持维萨里。西尔维其实早就发现了盖仑的一些错误，但他不敢说出来，害怕影响自己在学校的“学术地位”。一天，维萨里拿着自己解剖的标本去向西尔维求教，他说：“盖仑讲人腿的骨头是弯的，我们每天直立行走怎么会是弯的呢?你看这解剖出来的也是直的啊!”西尔维心里认同维萨里的观点，支吾了半天却说出了令人啼笑皆非的话来：“恐怕盖仑还是没有错，现在的人腿直，只不过是因为后来穿窄裤腿之故。”
为了让解剖学走出“由动物类推人体”的困境，青年时代的维萨里可没少做冒险之事。1536年，他曾多次到比利时卢万城去“盗尸”。那里有座用来处死犯人的绞刑架，维萨里专“偷”那些没人收尸的犯人的尸体。虽然这种做法在现在看来也有着诸多不是之处，但在当时的医学环境下却似乎是维萨里获取人体解剖学知识的唯一途径了。“盗尸”之事，据说在维萨里被巴黎大学开除、到意大利的帕多亚大学任教时也还曾发生过。
对一些无名尸的解剖，让维萨里掌握和积累了许多“正确的知识”。1543年，尚不足30岁的他出版了《人体的构造》一书。同年出版的，还有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这两本书，拉开了近代自然科学革命的序幕。《人体的构造》一经问世，就给维萨里带来了巨大麻烦，有来自盖仑的忠实信徒的攻击，更有来自宗教领域的迫害。因为维萨里居然说“男人和女人的肋骨数都是24根”，这显然触动了上帝的权威，于是他被宗教界视为不共戴天的死敌。
出于安全考虑，1544年，维萨里离开意大利去了西班牙，担任西班牙国王的御医。在这里，他度过了比较安逸的20年。然而厄运并没有放过他。有一次，他为一位贵族做验尸解剖，当剖开胸膛时，监视官说心脏还在跳动，于是以此为借口，诬陷维萨里用活人做解剖，最终判了他死罪，只是由于国王亲自出面干预，才改判往耶路撒冷朝圣。结果在回去的路上，航船遇险，维萨里不幸身亡。当时，他刚刚度过自己的50岁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