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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物形象的虚构与叙事问题对于创作和鉴赏都有重要意义。通过比较《红楼梦》和近年颇受瞩目的小说《尘埃落定》在主人公形象塑造上的异同，作者认为两部小说都建构了呆或傻的他者形象，都通过贵而败蕴藏了悲剧内涵，但是《尘埃落定》在叙事处理上过于虚化，以致难以达到《红楼梦》的丰富与深厚，从而导致了作品的高下之别。这个比较说明了人物形象的虚构与叙事必须有机地结合起来。
关键词：人物形象；虚构；叙事；贾宝玉；麦其土司二少爷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８５４Ｘ（２００8）08－０112－０5
形象之于文学尤其是小说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20世纪现代派和后现代派的文学实践，使文学形象的意义发生了许多改变，但是，这些只是丰富了文学形象的内涵，而不是消解了它的价值。在已经扩大的形象范围内，人物形象依然是占主导地位的审美对象，既让作者倾注大量心血又最能引起读者的关注。可是作为作者虚构的产物，一个人物形象要想真正打动人心，引起深远的回响，必须负载深广的历史文化内涵，成为对人类存在进行反思的叙事。就此，我们发现了《红楼梦》的贾宝玉与《尘埃落定》的主人公麦其土司二少爷的相关性。《红楼梦》是一部最伟大的中国小说，它最早出版于1792年，以广阔的观察视野，深刻的悲剧体验，真实的心理探索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红楼中人”。《尘埃落定》是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史诗般的笔调，伤感悲凉的语言，独特的叙事视角，引起了当代许多读者的注意，已经被载入几部中国当代文学史。两部小说对人物形象的塑造既有不少相似之处，更有显著差异，这对于认识人物形象的虚构与叙事有积极的作用。
一、呆或傻：他者形象
贾宝玉一出场就被“批”为“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这种痴傻为家人取笑和不解。不仅如此，作者又借下人之口渲染他的“呆傻”秉性：“怪道有人说他们家的宝玉是相貌好里头糊涂，中看不中吃，果然竟有些呆气”，“他成天家疯疯癫癫，说话人也不懂，干的事人也不知。外头人人看着好清俊模样儿，心里自然是聪明的，谁知里头更糊涂”。这样一个异于常人的形象从小说一开始就出现了。麦其土司二少爷也是这样。他是父亲醉酒后的孩子，明显地痴痴呆呆，心智长期处于童蒙状态；他自认是个傻子，也被别人当作傻子，很早就被排除在权力继承者之外，只是混迹于丫环下人之列。这同样构成了与普通人的鲜明差异。正是通过塑造人物的呆或傻，两部作品都建构了一个他者形象。“他者”的概念是由西方人首先提出来的。在殖民扩张的过程中，欧洲国家积累了许多对于与自己不同的“他者”世界的记述和认识。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叶逐渐形成了一股探寻“他者”的热潮。在和“他者”的接触中，欧洲人确立了欧洲中心主义的文化立场，他们把以新大陆和非洲等为代表的“他者”的世界，视为野蛮和未开化的世界。与这一“他者”相对应的欧洲被认定为理性和文明的世界。“他者”的观念在中国也早已有之，如《左传》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就已经把“我族”与非我的“异族”区分开来，并且带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心态，甚至于歧视异族的心理。贾宝玉与麦其土司二少爷的形象都蕴含着这种他者意识，他们皆是不符合社会主流思想的“异族”，不为世俗的社会观念所容。
如贾宝玉身为封建贵族家庭的嫡系继承人，却整日与一群女孩儿厮混，并认为“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浊臭逼人”，对所有年轻美丽的女孩充满爱惜尊敬之情；身上不见“刚气儿”，而“女孩儿气”十足，不是忙着搜集各种香粉簪花,就是急着给姐姐妹妹赔不是。他说话不顾禁忌，常常“谤僧毁道”；不愿正经上学，不读四书五经，厌恶“深精举业”，鄙视功名利禄，与人厮混或参与社会事务时往往心不在焉，神思恍惚。他喜欢没上没下，毫无主子架子；对婚姻没有门当户对的要求，并不从家族利益和自身前途方面考虑，所以不想与薛宝钗结为夫妇，而是执着地追求与知己林黛玉的爱情。他常常关注并同情别人的痛苦，并尽一切力量去帮助他们，不计身份，不计利益，即使自己受到伤害。他的一切举止和思想皆与封建传统伦理观念所要求的男子形象不符，“俨然成为一个父权社会的逃离者”①。贾宝玉的呆、傻、痴，实际上是大不合流俗的表现。这一形象前无古人，是曹雪芹抛弃传统“大贤大忠、理朝政、治风俗的善政”，以及“满篇‘子建’，千部一腔，千人一面”的笔法，只按“自己的事体情理”②创作出的人物。同样，麦其土司二少爷不仅被作者刻意写成一个有神经问题的傻子，而且价值观念上也有问题。他喜欢和下人呆在一起，对奴隶的悲欢离合充满关怀。他拒绝权力、暴力、武力，对勾心斗角不感兴趣。而这些并非他无能力为之，其实他聪明能干，创造了麦其土司家族的辉煌，使领地、人口、财富达到空前的规模。用小说中管家的话说：“要我说老实话，你也许是个傻子，也许你就是天下最聪明的人。”作为这样的人，却轻易地放弃了很多走上权力之巅的机会，放弃了对各种伤害的报复，他对自己是谁以及历史的真相抱有极大的兴趣。他的行为处事和自我意识，脱离了常规，更脱离了身份地位的要求。
在《红楼梦》与《尘埃落定》里，呆或傻的人物成为与现实社会对立的他者形象，或者说形成了反观社会的新视角。首先，我们注意到书中的两个主人公都有一种超越自我超越环境的能力和要求。贾宝玉以“愚”和“痴”而出名，不谙经济伦常，多次受到长辈的训斥，甚至受到他所喜欢的姑娘们的取笑，这其实是主人公的自我超越，是他独有的能力。他身在贾府，对贾家的事并不关心，听见别人议论贾府的事，对林黛玉说：管他哩，反正再难也少不了咱们俩的。他这种非常天真的态度既是以自我为中心，又表示自己是局外人。麦其土司二少爷认为“聪明人就像山上那些永远担惊受怕的旱獭，吃饱了不好好安安生生地在太阳底下睡觉，偏偏这里打一个洞，那里屙一泡尿，要给猎人无数障眼的疑团。可到头来总是徒劳枉然”。正是看透了聪明人的可悲，他“心甘情愿当一个傻子”。因为是傻子，“有着独具的特点和权利，就是在这世界上作外人，不同这个世界上任何一种相应的人生处境发生联系，任何人生处境都不能令他们满意，他们看出了每一处境的反面和虚伪”③，因而能够更好地实现作者“破一时之闷，醒同人之目”的目的。其次，呆或傻使人物带有一种不同的认识眼光，不再按常识进行判断、推理，从而避免了先入之见，也就可能更加客观。这也与道家知人论世的“畸人”理论相通。庄子说：“畸人者，畸于人而俟于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④意思是异于常人的人，在常人眼中不正常，但与天齐一，其本身所包蕴的内涵才真正体现了终极的本质。贾宝玉和麦其土司二少爷可谓“畸人”，他们眼中的是非好坏与世人相反，使我们能从“他者”的眼光接近世界的真实，以及从他们与周围人的比较中获得更清醒的认识。当代小说家余华在《虚伪的作品》中曾说：“人类自身的肤浅来自于经验的局限和对精神的疏远，只有脱离常识，背弃现状世界的秩序和逻辑，才能自由地接近真实。”⑤ 贾宝玉的“似傻如狂”，麦其土司二少爷的真傻与假傻，作为对现实常态的背离，正是作者力图实现的 “自由地接近真实”，由此接近了人性的真实。
这两个与时相悖的呆傻人物，一生都趋害避利，顺从内心的召唤，用作家王小波的话说是个“熵减”的过程。他们都不愿审时度势，投世人所好，不按世俗的功利要求行事，因为顺着一个自然的方向往下滑，如果大家都如此，“最后准会在低洼的地方会齐，挤在一起像粪缸里的蛆”⑥。就像贾宝玉身边的男子，蝇营狗苟还是与家族一起败亡；所有争权夺利的土司社会的人物，倾巢之下也无完卵。而贾宝玉与麦其土司二少爷则以卓然独立的姿态，成为了不含杂质的纯粹的人。他们的精神机制都是“求诸内”，都是面对外界的压力转而求诸内心，以求得心灵最大程度的自然和洁净。他们呆傻的背后是人类无视现实功利、追求至真至性真情人格的一种精神。他们体现了中国古代思想家所提倡的“真人”风范：“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谟士”，“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意味着一种新的人格价值取向的出现，从而为异端于传统的个体人格找到了心灵的归宿，开出了情为根性的精神家园”⑦。这两个形象也因此而闪烁出一种灵性的光辉，有一种动人心弦的审美价值。
二、贵而败：悲剧内涵
对人物形象进行塑造，作者一方面可以就人物本身深入开掘，在行为活动与思想意识中展示人物独有的精神内核，另一方面也可以从外部着力，通过人生处境烘托和升华人物的价值内涵。对于要表现“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以致今日一事无成，半生潦倒之最，编述一集，以告天下”的曹雪芹，和要讲述“一部关于权力和时间的寓言”⑧的小说的阿来来说，真挚的人性都不应该是空中楼阁，而是历史的叙事。因而在作者的处理中，贾宝玉与麦其土司二少爷都置身于一个高贵的家庭，都经历了一个败落的过程，高尚的人格在无可挽回的历史中也于事无补，人物的命运成为一出苍凉的悲剧。
贾宝玉与麦其土司二少爷都出生于官宦人家，都是家族的继承人。贾府是“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之地、温柔富贵之乡”，外享皇室姻亲，内则府库充足，非等闲人家可比。麦其家族是皇帝册封的辖制数万人众的藏族土司，辖区物丰人足，实力雄厚，拥有大量的财宝和武器，很有野心称霸一方。家庭条件提供了他们优越的生长环境。贾宝玉出生就口衔宝玉，因而深得祖母以及其他众人的宠爱，成为家族希望的所在；另外，他天赋聪慧，喜爱文学艺术，长期生活在年少善良的女孩中间，人性获得了更多发展和表达的可能。故此，他获得了充分接触各色人等的机会。向上，他可以与北静王之类的王族结识相交，了解他们的生活状态；向下，他可以自由地出入寻常人家，感受他们别样的人生。在众多生活形态和人心的感知下，他对世情的体察有一种深广的人类眼光。麦其土司二少爷亦如此。他身体孱弱，先天条件不足，别人很少提防伤害他，再加上母亲的庇护，导致他长期不受任何侵害，心灵比较纯洁善良。虽然他不能像哥哥一样受人敬畏，但他身为土司之子的高贵身份，又使他有机会观察各色人等——从能决定其家族力量兴衰的黄专员到世代为奴的刽子手、仆人、百姓。广泛的生存形态和人性体察使他的审视有一种普遍的意义。对于这两个人物来说，家庭地位的贵保证了他们的认识之广，尤其是能接触那些普通人不能接触的所谓重大的事情，如贾宝玉之于皇妃省亲，麦其土司二少爷之于战争的发动等，从而也明白了其背后掩藏的人性的罪恶和人生的荒谬。这种广度，使得小说有一种观照整个人类的精神气质，也使得主人公本身的形象具有生命哲学的高度。
贵固然可以成就广，但这往往需要其它条件的促进。当高贵处于败落的过程当中，广阔的视野适宜形成深切的观察。如两位主人公所处的家族和阶级都土崩瓦解了，日渐没落的历史进程可以暴露许多人性和社会的罪恶。阿来就说：“在一种形态到另一种形态的过渡期，社会总是显得卑俗；从一种文明过渡到另一种文明，人心委琐而混浊。”⑨ 它又能唤醒亲历者精神的觉醒，如鲁迅先生所说：“有谁从小康之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⑩ 那么，由钟鸣鼎食之家到“举家食粥酒常赊”，“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亲历者生存境遇落差越大，人的心理变化层次越清晰，对社会人生的理解也就越深刻，他们所呈现的悲剧内涵就越丰富。
贾宝玉处于封建大家庭由盛转衰的没落时期，运行数千年的封建统治体系及其维持这种体系运转的精神支柱——封建文化不合理的一面已经暴露无遗，他完整地体验了家族由盛而衰的辛酸和凄凉，看到或感悟到人性的许多丰富而深刻的东西。在他人耽于肉欲，疯狂攫取金钱，对即将到来的灾祸不以为然的背景下，贾宝玉凭着一颗敏感高贵的心，早已察觉现有的一切都将逝去，美的东西终将被不合理的文化秩序所湮灭，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然荣公府虽煊赫，而‘生齿日繁，事务日盛，主仆上下，安富贵尊荣者尽多，运筹谋画者无一，其日用排场，又不能讲究省俭’，故‘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第二回）颓运方至，变故渐多；宝玉在繁华丰厚中，且亦屡与‘无常’觋面，先有可卿自经；秦钟夭逝；自又中父妾厌胜之术，几死；继以金钏投井；尤二姐吞金，而所爱之侍儿又被遣，随殁。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矣。”{11}在一切都有可能获取或失去的时代，他徒然地做着与大观园内众女孩儿永不分开的梦，竭力维持女儿国的纯净和完整，他的精神追求成了周围人的笑柄，也呈现了无尽的悲剧意味。在第二次游历了太虚幻境，弄清了那些诗词谶语的含义后，他便心如死灰，听天由命了。他最终明白了，在堕落的世界里，博大深沉的爱是无法挽救时代的贪婪和仇恨的，崇高的理想和性情只能使自己更加痛苦，在爱与自我拯救这个无法解决的两难境地中，他只能选择抛弃红尘这条路。
麦其土司二少爷生于藏族土司制度行将解体的时代，外来者的精神侵蚀和土司制度本身道德的溃烂以及文化的沦丧使得家族“已经变成一股旋风飞到了天上，剩下的尘埃落下来，融入大地”。但旁人和家族的其他人浑然不觉，继续扩充领土、争夺权力、获取金钱，并为之挥洒着残忍和愚蠢。“红色汉人”的到来，打破了麦其土司家一向“逢炎化吉”的好运，家族成员尽数死亡，土司官寨化作尘灰。麦其土司二少爷早已预见没落命运即将来临，觉悟到个人的智慧和善良永远无法抵抗一个时代，在无法抵抗时间的永恒性的绝望意识下，他选择了平静地死去。
追求自由、高贵、美好的生命在个性服从制度和规则的社会要求下陨落了，这其中的悲剧远非一个时代的结束就会结束。贾宝玉和麦其土司二少爷体现了边缘化的人物形象所作的一次从容而悲壮的生命实践。
一部文学作品，其立足点可能是一个人、一个家族或一个民族，也可能着重于历史的某一个时段或某一个点，但真正伟大的文学作品，其最终指向绝不仅限于此，它直接关涉人类的整体命运。而《红楼梦》和《尘埃落定》就在贵而败中实现了对人类命运、归宿和去向的关注，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民族和历史的问题，体现了一种更高意义上的人道主义。
三、虚与实：典型效果
虽然两部小说在主人公形象的塑造上有诸多相同之处，都努力把虚构转化为叙事，但是它们呈现出来的艺术世界又相当不同。如何把想象之虚处理为人生之实，两个作家截然有别，从而也使作品具有不同的审美效果，产生了高下之分。《红楼梦》的深厚与贾宝玉的典型性远非《尘埃落定》和麦其土司二少爷所能比。
《红楼梦》采用第三人称叙事，作者既从容地描述外部生活，世态人情、民俗方物悉收眼底，又能够自如地揭示主人公的内心活动；既通过他看别人，也通过别人看他，深入挖掘人物的独特性，人物之呆更反映了社会的荒谬。因而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能兼顾，虚与实也能够自由地转换。夏志清在《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就说：“即便是最好的现代小说，在广度和深度上也难以与《红楼梦》相匹敌。”{12}
《尘埃落定》采用第一人称叙事，这虽然能够深入地刻画人物的内心意识，使得作品很快进入叙述者的情境中，有一种淡淡的感伤情调，但它也制约了作品展示更多的外部世界，影响了小说叙事的广度。故而外在生活就比较虚化，进入叙述者话语中的都是粗线条的情节或结果，失去了具体生动的人性品质，往往落入概念化形态。如第22节《英国夫人》，写嫁给英国爵爷的姐姐和居住在印度的叔叔一起回来，借叔叔之口点明“土司不会再存在多久了”，借姐姐的表现反映所谓的文明，从而也交代了土司政权以外的社会形势的变化。除了少数的几句细致刻画外，大多是概括叙述和散漫的感想议论，一些人物对话有观点却无个性，总体上都显平面化，属于直白的观念产物。而对于内心生活的开掘来说，因为叙述者被刻意描述为一个傻子，而且说不清是真傻还是假傻，这主导了人物一切的内心活动，他时常是神又时常是傻子。比如，作者在好几个地方借“我”之口告诉人们，自己的傻是客观事实：父亲醉酒后的孩子，恋乳癖，流唾涎，十三岁才开始记事……但又借“我”的口、眼、心，写出自己超人的智慧和聪明。“我”知道“麦子有着比枪炮还大的威力”，“在有土司以来的历史上，第一个把御敌的堡垒变成时常的人是我”，并得意地说“一个傻子怎么可能同时是新生事物的缔造者” 。作者像是与读者捉迷藏，把人物主要的内心活动纠缠于真傻与假傻的问题，既没有更多地开掘人性的广度，又造成了含混的结果，这也导致了人物形象的分裂和虚假，失去了一个人的真实性和丰满性，使得人物形象显得浮泛、矫情，承载的人文关怀没有可靠的基础，也无法由审美的现实形态引发哲学和伦理的思考，从而使人物的艺术感染力也消减了许多，难以形成深刻的主题内涵。
除了对叙述者的修辞处理不同之外，两部小说进入事件的着眼点也不一样。《红楼梦》在展示人类的悲剧经验和哲理思考时，虽然将主人公与故事置于世事激荡变幻的历史情境中，可是在具体叙述中却完全抛开重大题材，只是把重大事件作为人物活动的背景，而从日常生活、从平常琐事入手，通过人物的音容笑貌、行为举止传递出真实的人性和历史的回响，如写元春省亲。这件事大概算整部小说中最重大的事了，许多学者认为这一回传递出众多关于世事兴衰的重要信息，但作者在处理这件事时，落脚点依然是俗世儿女的相见别离。皇妃贾元春回到娘家来，大观园景致的华美和奢侈，与深宫并无二样，她不以为然；她所看重的是家人团聚共话心声，待见到亲人，“贾妃垂泪，彼此上前厮见，一手挽贾母，一手挽王夫人，三人满心皆有许多话说，但说不出，只是呜咽对泣而已……半日贾妃方忍悲强笑，安慰道：‘当日既送我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好容易今日回家，娘儿们这时不说不笑，反倒哭个不了，一会子我去了，又不知多早晚才能一见！’说到这句，不禁又哽咽起来。”见到宝玉，她的母性不自觉流露出来：“命他进前，携手揽于怀内，又抚其头颈笑道：‘比先长了好些——’一语未终，泪如雨下”。悲哀的哭与无奈的笑，人物内心深处的哀怨和委屈自然表达出来，这反映了封建宫廷制度对人性的压制和摧残，也隐隐传递出贾府好景不长的悲音。而不同身份的人物对这件大喜事的不同反应，正体现了人性的丰富。作品自林黛玉进贾府伊始，各式人物依次登场，寒来暑往、年节寿辰、晨昏交错、起居宴饮，一一道来，即使有争有斗也是一些家庭纠葛。人生的热闹和孤寂其实平平淡淡、安安稳稳。然而喜怒哀乐、爱恨嗔痴，蕴含无限的悲凉。简单的一件小事，如林黛玉从侧门进贾府，实在意味深长。贾府的衰败、社会的没落，所有重大的变迁都是点点滴滴在细处体现，可观、可感、可叹。
而《尘埃落定》较多地选取了宏大的事件和壮观的场面。如麦其土司二少爷开始涉世，就遇到了麦其土司官寨有人叛变的事情，接着是汉人黄专员的到来。黄专员不仅传来了汉文化，还带来了让整个土司制度为之动摇的东西——鸦片。麦其土司二少爷接下来的人生就与鸦片、争夺联系在一起了。作者在塑造他的性格时，大部分靠的是传奇英勇的大事件，如土司争霸，兄弟在权力诱惑下的斗智斗勇，土司头人的被杀，边境贸易的开启，一个制度的真正解体……这些情节和场面虽然让作品显得新鲜和特别，有助于突出麦其土司二少爷的英雄气质和神秘色彩，使得作品显示了浓重的飞扬的一面，但是这更多地是依靠力量而不是美来打动人心，获得突出的是事件而不是活生生的人。也就是说小说的兴趣主要还是停留在事功方面，还没有进一步落实到人的关怀。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就说：“好的作品，还是在于它是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的。没有这底子，飞扬只能是浮沫。许多强有力的作品只予人以兴奋，不能予人以启示，就是失败在不知道把握这底子。”{13}
概而言之，《尘埃落定》依然还飘荡在想象的虚构当中，自然不能比肩《红楼梦》所抵达的人性之实。所以，前者叙述的是个故事，甚至是不错的故事；后者却建构了典型，是人类经验的象征。
注释：
① 黄莺：《宝玉形象新论》，《红楼梦学刊》2000年第1期。
② 曹雪芹：《红楼梦》（图文本），上海古籍出版2003年版，第2页。
③ 巴赫金：《小说理论》，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55页。
④ 曹础基校注《庄子浅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页。
⑤ 余华：《虚伪的作品》，《上海文论》1989年第5期。
⑥ 王小波：《沉默的大多数》，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309页。
⑦ 付丽：《贾宝玉正邪两重人格的背离与超越》，《红楼梦学刊》2000年第3期。
⑧ 沈文愉、阿来：《写作是生命本身的一种冲动》，《北京晚报》2000年11月20日。
⑨ 阿来：《落不定的尘埃》，《小说选刊·长篇小说增刊》1997年第2期。
⑩ 《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7页。
{11} 《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9页。
{12} [美]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史论》，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58页。
{13} 金宏达、于青编《张爱玲文集》第4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72-173页。
（责任编辑 刘保昌）
关键词：人物形象；虚构；叙事；贾宝玉；麦其土司二少爷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８５４Ｘ（２００8）08－０112－０5
形象之于文学尤其是小说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20世纪现代派和后现代派的文学实践，使文学形象的意义发生了许多改变，但是，这些只是丰富了文学形象的内涵，而不是消解了它的价值。在已经扩大的形象范围内，人物形象依然是占主导地位的审美对象，既让作者倾注大量心血又最能引起读者的关注。可是作为作者虚构的产物，一个人物形象要想真正打动人心，引起深远的回响，必须负载深广的历史文化内涵，成为对人类存在进行反思的叙事。就此，我们发现了《红楼梦》的贾宝玉与《尘埃落定》的主人公麦其土司二少爷的相关性。《红楼梦》是一部最伟大的中国小说，它最早出版于1792年，以广阔的观察视野，深刻的悲剧体验，真实的心理探索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红楼中人”。《尘埃落定》是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史诗般的笔调，伤感悲凉的语言，独特的叙事视角，引起了当代许多读者的注意，已经被载入几部中国当代文学史。两部小说对人物形象的塑造既有不少相似之处，更有显著差异，这对于认识人物形象的虚构与叙事有积极的作用。
一、呆或傻：他者形象
贾宝玉一出场就被“批”为“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这种痴傻为家人取笑和不解。不仅如此，作者又借下人之口渲染他的“呆傻”秉性：“怪道有人说他们家的宝玉是相貌好里头糊涂，中看不中吃，果然竟有些呆气”，“他成天家疯疯癫癫，说话人也不懂，干的事人也不知。外头人人看着好清俊模样儿，心里自然是聪明的，谁知里头更糊涂”。这样一个异于常人的形象从小说一开始就出现了。麦其土司二少爷也是这样。他是父亲醉酒后的孩子，明显地痴痴呆呆，心智长期处于童蒙状态；他自认是个傻子，也被别人当作傻子，很早就被排除在权力继承者之外，只是混迹于丫环下人之列。这同样构成了与普通人的鲜明差异。正是通过塑造人物的呆或傻，两部作品都建构了一个他者形象。“他者”的概念是由西方人首先提出来的。在殖民扩张的过程中，欧洲国家积累了许多对于与自己不同的“他者”世界的记述和认识。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叶逐渐形成了一股探寻“他者”的热潮。在和“他者”的接触中，欧洲人确立了欧洲中心主义的文化立场，他们把以新大陆和非洲等为代表的“他者”的世界，视为野蛮和未开化的世界。与这一“他者”相对应的欧洲被认定为理性和文明的世界。“他者”的观念在中国也早已有之，如《左传》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就已经把“我族”与非我的“异族”区分开来，并且带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心态，甚至于歧视异族的心理。贾宝玉与麦其土司二少爷的形象都蕴含着这种他者意识，他们皆是不符合社会主流思想的“异族”，不为世俗的社会观念所容。
如贾宝玉身为封建贵族家庭的嫡系继承人，却整日与一群女孩儿厮混，并认为“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浊臭逼人”，对所有年轻美丽的女孩充满爱惜尊敬之情；身上不见“刚气儿”，而“女孩儿气”十足，不是忙着搜集各种香粉簪花,就是急着给姐姐妹妹赔不是。他说话不顾禁忌，常常“谤僧毁道”；不愿正经上学，不读四书五经，厌恶“深精举业”，鄙视功名利禄，与人厮混或参与社会事务时往往心不在焉，神思恍惚。他喜欢没上没下，毫无主子架子；对婚姻没有门当户对的要求，并不从家族利益和自身前途方面考虑，所以不想与薛宝钗结为夫妇，而是执着地追求与知己林黛玉的爱情。他常常关注并同情别人的痛苦，并尽一切力量去帮助他们，不计身份，不计利益，即使自己受到伤害。他的一切举止和思想皆与封建传统伦理观念所要求的男子形象不符，“俨然成为一个父权社会的逃离者”①。贾宝玉的呆、傻、痴，实际上是大不合流俗的表现。这一形象前无古人，是曹雪芹抛弃传统“大贤大忠、理朝政、治风俗的善政”，以及“满篇‘子建’，千部一腔，千人一面”的笔法，只按“自己的事体情理”②创作出的人物。同样，麦其土司二少爷不仅被作者刻意写成一个有神经问题的傻子，而且价值观念上也有问题。他喜欢和下人呆在一起，对奴隶的悲欢离合充满关怀。他拒绝权力、暴力、武力，对勾心斗角不感兴趣。而这些并非他无能力为之，其实他聪明能干，创造了麦其土司家族的辉煌，使领地、人口、财富达到空前的规模。用小说中管家的话说：“要我说老实话，你也许是个傻子，也许你就是天下最聪明的人。”作为这样的人，却轻易地放弃了很多走上权力之巅的机会，放弃了对各种伤害的报复，他对自己是谁以及历史的真相抱有极大的兴趣。他的行为处事和自我意识，脱离了常规，更脱离了身份地位的要求。
在《红楼梦》与《尘埃落定》里，呆或傻的人物成为与现实社会对立的他者形象，或者说形成了反观社会的新视角。首先，我们注意到书中的两个主人公都有一种超越自我超越环境的能力和要求。贾宝玉以“愚”和“痴”而出名，不谙经济伦常，多次受到长辈的训斥，甚至受到他所喜欢的姑娘们的取笑，这其实是主人公的自我超越，是他独有的能力。他身在贾府，对贾家的事并不关心，听见别人议论贾府的事，对林黛玉说：管他哩，反正再难也少不了咱们俩的。他这种非常天真的态度既是以自我为中心，又表示自己是局外人。麦其土司二少爷认为“聪明人就像山上那些永远担惊受怕的旱獭，吃饱了不好好安安生生地在太阳底下睡觉，偏偏这里打一个洞，那里屙一泡尿，要给猎人无数障眼的疑团。可到头来总是徒劳枉然”。正是看透了聪明人的可悲，他“心甘情愿当一个傻子”。因为是傻子，“有着独具的特点和权利，就是在这世界上作外人，不同这个世界上任何一种相应的人生处境发生联系，任何人生处境都不能令他们满意，他们看出了每一处境的反面和虚伪”③，因而能够更好地实现作者“破一时之闷，醒同人之目”的目的。其次，呆或傻使人物带有一种不同的认识眼光，不再按常识进行判断、推理，从而避免了先入之见，也就可能更加客观。这也与道家知人论世的“畸人”理论相通。庄子说：“畸人者，畸于人而俟于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④意思是异于常人的人，在常人眼中不正常，但与天齐一，其本身所包蕴的内涵才真正体现了终极的本质。贾宝玉和麦其土司二少爷可谓“畸人”，他们眼中的是非好坏与世人相反，使我们能从“他者”的眼光接近世界的真实，以及从他们与周围人的比较中获得更清醒的认识。当代小说家余华在《虚伪的作品》中曾说：“人类自身的肤浅来自于经验的局限和对精神的疏远，只有脱离常识，背弃现状世界的秩序和逻辑，才能自由地接近真实。”⑤ 贾宝玉的“似傻如狂”，麦其土司二少爷的真傻与假傻，作为对现实常态的背离，正是作者力图实现的 “自由地接近真实”，由此接近了人性的真实。
这两个与时相悖的呆傻人物，一生都趋害避利，顺从内心的召唤，用作家王小波的话说是个“熵减”的过程。他们都不愿审时度势，投世人所好，不按世俗的功利要求行事，因为顺着一个自然的方向往下滑，如果大家都如此，“最后准会在低洼的地方会齐，挤在一起像粪缸里的蛆”⑥。就像贾宝玉身边的男子，蝇营狗苟还是与家族一起败亡；所有争权夺利的土司社会的人物，倾巢之下也无完卵。而贾宝玉与麦其土司二少爷则以卓然独立的姿态，成为了不含杂质的纯粹的人。他们的精神机制都是“求诸内”，都是面对外界的压力转而求诸内心，以求得心灵最大程度的自然和洁净。他们呆傻的背后是人类无视现实功利、追求至真至性真情人格的一种精神。他们体现了中国古代思想家所提倡的“真人”风范：“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谟士”，“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意味着一种新的人格价值取向的出现，从而为异端于传统的个体人格找到了心灵的归宿，开出了情为根性的精神家园”⑦。这两个形象也因此而闪烁出一种灵性的光辉，有一种动人心弦的审美价值。
二、贵而败：悲剧内涵
对人物形象进行塑造，作者一方面可以就人物本身深入开掘，在行为活动与思想意识中展示人物独有的精神内核，另一方面也可以从外部着力，通过人生处境烘托和升华人物的价值内涵。对于要表现“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以致今日一事无成，半生潦倒之最，编述一集，以告天下”的曹雪芹，和要讲述“一部关于权力和时间的寓言”⑧的小说的阿来来说，真挚的人性都不应该是空中楼阁，而是历史的叙事。因而在作者的处理中，贾宝玉与麦其土司二少爷都置身于一个高贵的家庭，都经历了一个败落的过程，高尚的人格在无可挽回的历史中也于事无补，人物的命运成为一出苍凉的悲剧。
贾宝玉与麦其土司二少爷都出生于官宦人家，都是家族的继承人。贾府是“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之地、温柔富贵之乡”，外享皇室姻亲，内则府库充足，非等闲人家可比。麦其家族是皇帝册封的辖制数万人众的藏族土司，辖区物丰人足，实力雄厚，拥有大量的财宝和武器，很有野心称霸一方。家庭条件提供了他们优越的生长环境。贾宝玉出生就口衔宝玉，因而深得祖母以及其他众人的宠爱，成为家族希望的所在；另外，他天赋聪慧，喜爱文学艺术，长期生活在年少善良的女孩中间，人性获得了更多发展和表达的可能。故此，他获得了充分接触各色人等的机会。向上，他可以与北静王之类的王族结识相交，了解他们的生活状态；向下，他可以自由地出入寻常人家，感受他们别样的人生。在众多生活形态和人心的感知下，他对世情的体察有一种深广的人类眼光。麦其土司二少爷亦如此。他身体孱弱，先天条件不足，别人很少提防伤害他，再加上母亲的庇护，导致他长期不受任何侵害，心灵比较纯洁善良。虽然他不能像哥哥一样受人敬畏，但他身为土司之子的高贵身份，又使他有机会观察各色人等——从能决定其家族力量兴衰的黄专员到世代为奴的刽子手、仆人、百姓。广泛的生存形态和人性体察使他的审视有一种普遍的意义。对于这两个人物来说，家庭地位的贵保证了他们的认识之广，尤其是能接触那些普通人不能接触的所谓重大的事情，如贾宝玉之于皇妃省亲，麦其土司二少爷之于战争的发动等，从而也明白了其背后掩藏的人性的罪恶和人生的荒谬。这种广度，使得小说有一种观照整个人类的精神气质，也使得主人公本身的形象具有生命哲学的高度。
贵固然可以成就广，但这往往需要其它条件的促进。当高贵处于败落的过程当中，广阔的视野适宜形成深切的观察。如两位主人公所处的家族和阶级都土崩瓦解了，日渐没落的历史进程可以暴露许多人性和社会的罪恶。阿来就说：“在一种形态到另一种形态的过渡期，社会总是显得卑俗；从一种文明过渡到另一种文明，人心委琐而混浊。”⑨ 它又能唤醒亲历者精神的觉醒，如鲁迅先生所说：“有谁从小康之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⑩ 那么，由钟鸣鼎食之家到“举家食粥酒常赊”，“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亲历者生存境遇落差越大，人的心理变化层次越清晰，对社会人生的理解也就越深刻，他们所呈现的悲剧内涵就越丰富。
贾宝玉处于封建大家庭由盛转衰的没落时期，运行数千年的封建统治体系及其维持这种体系运转的精神支柱——封建文化不合理的一面已经暴露无遗，他完整地体验了家族由盛而衰的辛酸和凄凉，看到或感悟到人性的许多丰富而深刻的东西。在他人耽于肉欲，疯狂攫取金钱，对即将到来的灾祸不以为然的背景下，贾宝玉凭着一颗敏感高贵的心，早已察觉现有的一切都将逝去，美的东西终将被不合理的文化秩序所湮灭，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然荣公府虽煊赫，而‘生齿日繁，事务日盛，主仆上下，安富贵尊荣者尽多，运筹谋画者无一，其日用排场，又不能讲究省俭’，故‘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第二回）颓运方至，变故渐多；宝玉在繁华丰厚中，且亦屡与‘无常’觋面，先有可卿自经；秦钟夭逝；自又中父妾厌胜之术，几死；继以金钏投井；尤二姐吞金，而所爱之侍儿又被遣，随殁。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矣。”{11}在一切都有可能获取或失去的时代，他徒然地做着与大观园内众女孩儿永不分开的梦，竭力维持女儿国的纯净和完整，他的精神追求成了周围人的笑柄，也呈现了无尽的悲剧意味。在第二次游历了太虚幻境，弄清了那些诗词谶语的含义后，他便心如死灰，听天由命了。他最终明白了，在堕落的世界里，博大深沉的爱是无法挽救时代的贪婪和仇恨的，崇高的理想和性情只能使自己更加痛苦，在爱与自我拯救这个无法解决的两难境地中，他只能选择抛弃红尘这条路。
麦其土司二少爷生于藏族土司制度行将解体的时代，外来者的精神侵蚀和土司制度本身道德的溃烂以及文化的沦丧使得家族“已经变成一股旋风飞到了天上，剩下的尘埃落下来，融入大地”。但旁人和家族的其他人浑然不觉，继续扩充领土、争夺权力、获取金钱，并为之挥洒着残忍和愚蠢。“红色汉人”的到来，打破了麦其土司家一向“逢炎化吉”的好运，家族成员尽数死亡，土司官寨化作尘灰。麦其土司二少爷早已预见没落命运即将来临，觉悟到个人的智慧和善良永远无法抵抗一个时代，在无法抵抗时间的永恒性的绝望意识下，他选择了平静地死去。
追求自由、高贵、美好的生命在个性服从制度和规则的社会要求下陨落了，这其中的悲剧远非一个时代的结束就会结束。贾宝玉和麦其土司二少爷体现了边缘化的人物形象所作的一次从容而悲壮的生命实践。
一部文学作品，其立足点可能是一个人、一个家族或一个民族，也可能着重于历史的某一个时段或某一个点，但真正伟大的文学作品，其最终指向绝不仅限于此，它直接关涉人类的整体命运。而《红楼梦》和《尘埃落定》就在贵而败中实现了对人类命运、归宿和去向的关注，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民族和历史的问题，体现了一种更高意义上的人道主义。
三、虚与实：典型效果
虽然两部小说在主人公形象的塑造上有诸多相同之处，都努力把虚构转化为叙事，但是它们呈现出来的艺术世界又相当不同。如何把想象之虚处理为人生之实，两个作家截然有别，从而也使作品具有不同的审美效果，产生了高下之分。《红楼梦》的深厚与贾宝玉的典型性远非《尘埃落定》和麦其土司二少爷所能比。
《红楼梦》采用第三人称叙事，作者既从容地描述外部生活，世态人情、民俗方物悉收眼底，又能够自如地揭示主人公的内心活动；既通过他看别人，也通过别人看他，深入挖掘人物的独特性，人物之呆更反映了社会的荒谬。因而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能兼顾，虚与实也能够自由地转换。夏志清在《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就说：“即便是最好的现代小说，在广度和深度上也难以与《红楼梦》相匹敌。”{12}
《尘埃落定》采用第一人称叙事，这虽然能够深入地刻画人物的内心意识，使得作品很快进入叙述者的情境中，有一种淡淡的感伤情调，但它也制约了作品展示更多的外部世界，影响了小说叙事的广度。故而外在生活就比较虚化，进入叙述者话语中的都是粗线条的情节或结果，失去了具体生动的人性品质，往往落入概念化形态。如第22节《英国夫人》，写嫁给英国爵爷的姐姐和居住在印度的叔叔一起回来，借叔叔之口点明“土司不会再存在多久了”，借姐姐的表现反映所谓的文明，从而也交代了土司政权以外的社会形势的变化。除了少数的几句细致刻画外，大多是概括叙述和散漫的感想议论，一些人物对话有观点却无个性，总体上都显平面化，属于直白的观念产物。而对于内心生活的开掘来说，因为叙述者被刻意描述为一个傻子，而且说不清是真傻还是假傻，这主导了人物一切的内心活动，他时常是神又时常是傻子。比如，作者在好几个地方借“我”之口告诉人们，自己的傻是客观事实：父亲醉酒后的孩子，恋乳癖，流唾涎，十三岁才开始记事……但又借“我”的口、眼、心，写出自己超人的智慧和聪明。“我”知道“麦子有着比枪炮还大的威力”，“在有土司以来的历史上，第一个把御敌的堡垒变成时常的人是我”，并得意地说“一个傻子怎么可能同时是新生事物的缔造者” 。作者像是与读者捉迷藏，把人物主要的内心活动纠缠于真傻与假傻的问题，既没有更多地开掘人性的广度，又造成了含混的结果，这也导致了人物形象的分裂和虚假，失去了一个人的真实性和丰满性，使得人物形象显得浮泛、矫情，承载的人文关怀没有可靠的基础，也无法由审美的现实形态引发哲学和伦理的思考，从而使人物的艺术感染力也消减了许多，难以形成深刻的主题内涵。
除了对叙述者的修辞处理不同之外，两部小说进入事件的着眼点也不一样。《红楼梦》在展示人类的悲剧经验和哲理思考时，虽然将主人公与故事置于世事激荡变幻的历史情境中，可是在具体叙述中却完全抛开重大题材，只是把重大事件作为人物活动的背景，而从日常生活、从平常琐事入手，通过人物的音容笑貌、行为举止传递出真实的人性和历史的回响，如写元春省亲。这件事大概算整部小说中最重大的事了，许多学者认为这一回传递出众多关于世事兴衰的重要信息，但作者在处理这件事时，落脚点依然是俗世儿女的相见别离。皇妃贾元春回到娘家来，大观园景致的华美和奢侈，与深宫并无二样，她不以为然；她所看重的是家人团聚共话心声，待见到亲人，“贾妃垂泪，彼此上前厮见，一手挽贾母，一手挽王夫人，三人满心皆有许多话说，但说不出，只是呜咽对泣而已……半日贾妃方忍悲强笑，安慰道：‘当日既送我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好容易今日回家，娘儿们这时不说不笑，反倒哭个不了，一会子我去了，又不知多早晚才能一见！’说到这句，不禁又哽咽起来。”见到宝玉，她的母性不自觉流露出来：“命他进前，携手揽于怀内，又抚其头颈笑道：‘比先长了好些——’一语未终，泪如雨下”。悲哀的哭与无奈的笑，人物内心深处的哀怨和委屈自然表达出来，这反映了封建宫廷制度对人性的压制和摧残，也隐隐传递出贾府好景不长的悲音。而不同身份的人物对这件大喜事的不同反应，正体现了人性的丰富。作品自林黛玉进贾府伊始，各式人物依次登场，寒来暑往、年节寿辰、晨昏交错、起居宴饮，一一道来，即使有争有斗也是一些家庭纠葛。人生的热闹和孤寂其实平平淡淡、安安稳稳。然而喜怒哀乐、爱恨嗔痴，蕴含无限的悲凉。简单的一件小事，如林黛玉从侧门进贾府，实在意味深长。贾府的衰败、社会的没落，所有重大的变迁都是点点滴滴在细处体现，可观、可感、可叹。
而《尘埃落定》较多地选取了宏大的事件和壮观的场面。如麦其土司二少爷开始涉世，就遇到了麦其土司官寨有人叛变的事情，接着是汉人黄专员的到来。黄专员不仅传来了汉文化，还带来了让整个土司制度为之动摇的东西——鸦片。麦其土司二少爷接下来的人生就与鸦片、争夺联系在一起了。作者在塑造他的性格时，大部分靠的是传奇英勇的大事件，如土司争霸，兄弟在权力诱惑下的斗智斗勇，土司头人的被杀，边境贸易的开启，一个制度的真正解体……这些情节和场面虽然让作品显得新鲜和特别，有助于突出麦其土司二少爷的英雄气质和神秘色彩，使得作品显示了浓重的飞扬的一面，但是这更多地是依靠力量而不是美来打动人心，获得突出的是事件而不是活生生的人。也就是说小说的兴趣主要还是停留在事功方面，还没有进一步落实到人的关怀。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就说：“好的作品，还是在于它是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的。没有这底子，飞扬只能是浮沫。许多强有力的作品只予人以兴奋，不能予人以启示，就是失败在不知道把握这底子。”{13}
概而言之，《尘埃落定》依然还飘荡在想象的虚构当中，自然不能比肩《红楼梦》所抵达的人性之实。所以，前者叙述的是个故事，甚至是不错的故事；后者却建构了典型，是人类经验的象征。
注释：
① 黄莺：《宝玉形象新论》，《红楼梦学刊》2000年第1期。
② 曹雪芹：《红楼梦》（图文本），上海古籍出版2003年版，第2页。
③ 巴赫金：《小说理论》，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55页。
④ 曹础基校注《庄子浅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页。
⑤ 余华：《虚伪的作品》，《上海文论》1989年第5期。
⑥ 王小波：《沉默的大多数》，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309页。
⑦ 付丽：《贾宝玉正邪两重人格的背离与超越》，《红楼梦学刊》2000年第3期。
⑧ 沈文愉、阿来：《写作是生命本身的一种冲动》，《北京晚报》2000年11月20日。
⑨ 阿来：《落不定的尘埃》，《小说选刊·长篇小说增刊》1997年第2期。
⑩ 《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7页。
{11} 《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9页。
{12} [美]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史论》，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58页。
{13} 金宏达、于青编《张爱玲文集》第4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72-173页。
（责任编辑 刘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