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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经济发展不仅面临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之间二元分割的问题，而且还必须面对国有部门与民营部门分割的问题。中国改革开放30年，是制度结构和经济结构双重变迁的30年。本文以修正的刘易斯模型证明，民营企业是30年来经济和制度“双重结构变迁”的支点，它担负着改变中国经济二元性的重任。要改造中国的二元经济，实现经济的转型发展，仅仅按经典发展理论主张解决资本积累问题是不够的，还必须进行制度结构变迁，完善各种政策支持体系，解决民营企业所面临的行业进入壁垒、融资约束等问题，创造各种条件促进民营部门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民营企业；二元经济；经济结构变迁；制度结构变迁
中图分类号：F271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８５４Ｘ（２００8）09－００09－０5
一、背景与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成分从单一的公有制向多种所有制并存转变的30年，是由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逐渐过渡的30年，即制度结构和经济结构双重变迁的30年。在这一“双重结构变迁”过程中，民营企业迅速成长，在增加就业、增加出口、促进技术进步等方面，日益占据主导地位，成为拉动经济增长，提高经济效率的主要力量①。个体工商业从1981年的183万户、227万从业人员，发展到2006年的2595.6万户、5159.68万人，分别增长了13倍和22.73倍②；私营企业从1990年的9.81万户、170万人，增长到2006年的498.1万户、6586.3万人，分别增长了50倍和近38倍③；私营企业的产值从1990年的122亿元增长到2005年的27434.1亿元，增长了220多倍。民营企业的出口份额从1996年的2.3%迅速上升到2006年的19.6%，出口金额从35亿美元增长到1489.8亿美元，增长了40多倍④。民营经济对GDP的贡献不断提高。以私营工业企业增加值为例，其占工业总增加值的比重由1998年的不足3%增长到2006年的近21%，年均增长率高达40%-50%，成为我国工业增长的最主要动力⑤。
中国的民营企业在中国经济各个方面已经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在吸收就业方面成为主导。在中国就业结构中，传统国有部门的就业份额在下降，而民营企业吸收的就业则在稳步上升，尤其是私营企业的就业比重一直保持较快增长，有望超过国有单位的就业比重。国有单位对新增的就业贡献率为负，而民营企业不仅担当着吸纳新增劳动力的就业任务，而且还要不断吸收从国有部门转移出来的下岗失业工人。
中国民营企业的迅速发展，引起国内外经济学家们的高度关注。许多文献试图分析和解释中国经济转轨进程中的民营企业行为及其绩效，其研究视角相对集中在三个方面：（1）产权理论视角，强调民营企业的产权结构及其相应的制度安排是其良好行为绩效的根本原因⑥；（2）公司治理理论视角，研究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绩效⑦；（3）专注于企业目标函数的微观经济学视角，讨论民营化与利润最大化行为、民营化与效率之间的关系⑧。这些研究文献大多致力于解释民营企业绩效显著的原因，分析民营企业在改革不彻底的市场环境下的行为特征，论证民营化、市场化的必要性，以及渐近式改革的合理性。在经济效率层面上，这些代表性文献的基本结论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问题是，中国改革开放及其由此推动的经济发展，远远不只是提高经济效率的过程，更是一个经济结构和制度结构的双重变迁过程。民营企业的崛起恰好集中而浓缩地体现了这种“双重结构变迁”，而现有研究民营企业的文献却忽略了这种结构变迁视角。本文的目的在于，把民营企业放置于经济发展的“双重结构变迁”进程中来审视和剖析，更深刻地理解民营企业，更深刻地洞悉它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使命、在推进经济发展进程中的特殊功能。
二、基本模型
1. 对刘易斯模型的修正
中国经济发展不仅面临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二元分割问题，而且还必须面对国有部门与民营部门的二元分割问题。30年来的改革开放以及由此推动的经济发展，除了经济增长的量变之外，在本质上是由制度结构变迁以及由此推动的经济结构变迁过程。民营企业及其迅速发展正是这种“双重结构变迁”的支点：一方面，民营企业的新生与发展本身就是制度结构变迁的载体与表征；另一方面，民营企业的大量成长，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为国有企业分离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因而为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过渡开辟了道路。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本文试图从结构变迁视角出发，通过修正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来分析改革开放进程中民营企业的角色与功能，并由此提出进一步改革的政策建议。
刘易斯模型(Lewis, 1954; Ros, 2000)从发展中国家资本稀缺而劳动力过剩的基本条件出发，构建了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共存的两部门模型，指出了经济发展的阶段和路径，并提出了通过资本积累来实现从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变的著名论断⑨。当然，该模型也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但本文更关注的是：（1）它没有讨论资本的配置及其内部结构问题，该模型假定现代部门是同质的，市场是完善的、完全竞争的，资本积累的路径也是内生的；（2）它假定现代工业部门可以自由地接纳从传统部门转移而来的剩余劳动力，当我们审视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具体历程时，这两点必须得到修正。因为，中国改革开放以及由此推动的经济发展，是制度结构和经济结构双重变迁，它给发展经济学意义上的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型注入了新的“中国元素”。
在计划经济时代，发达的工业部门同时也完全是国有部门，而在城乡分割的体制下国有部门并不能自由地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极大地阻滞了经济的转型。计划经济几十年的发展（1949-1977）不仅没有降低、反而增强了经济的二元性。改革之初已经累积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改革以后，农村实行承包制，剩余劳动力从隐性变为显性。转移农村剩余的迫切性增强，而国有部门不仅没有对农村劳动力开放，而且，随后拉开国有企业改革序幕之后，国有企业自身不断分离出一批又一批的冗员。在此过程中，制度结构变迁给民营企业的兴起与成长开辟了生存空间，民营企业成为承接和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体。所以，只有民营企业才具有刘易斯模型中现代部门(M)的基本特征，国有部门并不具备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我国经济转型是以民营部门的扩张和国有部门的缩小为特征的，民营企业面对的几乎是无限供给的剩余劳动力。然而，我国金融市场同样存在制度造成的二元分割问题，国有银行主导的金融市场基本不对民营企业开放。民营企业的特殊成长环境使其在中国经济转轨的进程中扮演了一个特殊的角色，并发挥着特殊的功能。面临着传统部门转移出来的低质劳动力供给过剩，以及由制度约束造成的资本供给不足，民营企业大多首选进入劳动密集型产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民营企业是随着剩余劳动力素质的提高、资本供给约束的缓解而不断发展的。
2. 模型假定
假定在我国的现代部门内部又分为两个部门，国有部门和民营部门，民营部门与刘易斯模型中的现代部门(M)一样，这里对国有部门有一个极端的假定，国有部门仅使用资本进行生产，原因是，一方面由于城乡分割的继续存在，国有部门并不能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国有部门普遍存在冗员的状况，劳动力的边际产出很低，对于创造就业的作用非常之弱。这一点可从附图1我国各类型企业就业增长状况看到，国有企业的就业增长率一直是负的。
生存部门的生产函数是：S=wS，LS(1)
民营部门的生产函数为：M=A（?姿K）aL1-aM (2)
国有部门的生产函数为：Q=?兹（1-?姿）K(3)
并且有：L=LS+LM以及K=?姿K+（1-?姿）K
这里的生产函数都是总量生产函数。其中S表示生存部门的产出，M表示部门的产出，Q为国有部门的产出，LS，LM分别代表生存部门和民营部门的劳动力数量，L为劳动力总供给，?姿是民营部门在总资本中所占的比重，可以用其来反映民营化的程度，这是一个广义的度量，对民营企业融资门槛的降低，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扩大以及对民营企业准入的放宽所带来的民营化的提高都可以由?姿的增长来体现。?兹是国有部门的资本边际报酬，假定其不变。
民营部门的工资率为：wM=f1wS(4)
资本边际报酬为：rM=f2?兹(5)
其中f1，f2>1，分别为工资的溢价系数和资本的溢价系数，这一条件保证了劳动力从生存部门向民营部门转移，同时保证了资本可从传统国有部门向民营部门转移。f2>1的假定，即当前我国民营部门的经营效率高于国有部门的事实，已经为多数学者从理论与实证上加证明而成为理论分析的一个基本假定（樊纲2000，刘小玄2003，刘小玄2005，胡一帆，宋敏等2006）。民营部门生产函数分别对资本和劳动力求偏导，可得到民营部门劳动力和资本的需求函数：
LM=[（1-a）A/wM]1/a?姿K(6)
?姿K=（aA/rM）1/（1-a）(7)
可见，在现代部门内部存在分割的情况下，现代部门对剩余劳动力的需求不仅取决于资本的多少，还取决于资本在国有部门与民营部门之间的比例?姿。
3. 成熟经济拐点与稳态工资和资本水平
依照刘易斯模型的做法，我们可以得到经济从劳动力剩余到成熟经济转变的拐点人均资本水平以及经济稳态的人均资本水平。
经济成为一个成熟经济的条件是LS=0或LM=L，将LM=L代入(6)可得
K=1/ ?姿[f1wS/（1-a）A]1/a(8)
wM=A（1-a）（?姿k）a =?姿aA（1-a）ka(9)
此时工资水平将会随着人均资本和民营化系数的上升而上升，同时因为0<?姿[f1ws/（1-a）A]1/a，即当现代部门内部存在分割时经济成熟的资本水平高于单一现代部门的水平，因为资本并不能全部而只能部分地用于与剩余劳动力相结合的部门，从而减缓了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进程。另一方面，?姿aaA（1-a） 再看长期稳态的工资水平和人均资本量。对参数作如下限定：（n+?啄）/ S?仔>?兹(A1)，该条件的涵义将在后文加以讨论。
资本积累率为：I/K=S?仔r-?啄，其中S?仔为来自利润的储蓄率，和刘易斯模型一样本文假定储蓄只来自于利润而不来自于工资，同时假定国有部门和民营部门的储蓄率相等，r是利润率，可将其表示为一个国有部门和民营部门的加权利润率：r=?姿rM+（1-?姿）?兹，将此式代入稳态的资本积累方程可解得稳态民营部门利润率由I/K=S?仔[?姿rM+（1-?姿）?兹]-?啄=n（n为劳动力增长率，假定为外生）解得：
rM*=（n+?啄）/ S?仔-（1-?姿）?兹(10)
另外由(6) 式和(7)式可解得：
rM=aA1/a[（1-a）A/wM]（1-a）/a (11)
联立(10)和(11)可解得长期稳态工资率为：
wM*=（1-a）A1/（1-a）■a/（1-a）
(12)
由条件(A1)可以得到，w*M是关于民营化系数?姿的一个增函数，因此
wM* 即存在分割现代部门的经济长期稳态工资率低于现代部门没有分割的经济，原因在于在成熟经济中由于民营部门资本供给低于未分割的经济，限制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因此使得资本的相对价格较高而劳动力的相对价格较低。
图1 现代部门存在分割时的经济转轨过程
在现代部门存在分割的发展中国家经济中，经济的转轨过程可由图1所示。其中k0，k*0分别表示没有分割经济的经济成熟的拐点以及稳态资本水平；k，k*分别表示现代部门存在分割时的成熟经济拐点与稳态资本水平。分割的效应是在劳动力剩余阶段，延缓了经济由二元经济向一元成熟经济转变的进程，在成熟经济阶段降低了稳态的工资率，而民营化的提高将使得稳态工资率上升。
4. 民营化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
经济的总产出是三个部门产出之和：
Y=wSLS+A（?姿k）aL1-aM+?兹（1-?姿）K
写成人均产出的形式为：
y=Y/L=wSLS/L+A（?姿k）aL1-aM/L+?兹（1-?姿）K/L=wS（1-LM/L）+A（?姿k）aL1-aM/L+?兹（1-?姿）k(13)
将劳动力需求方程LM=[（1-a）A/wM]1/a?姿K代入(13)并化简可得：
y=wS+{?姿（a+f-1）[（1-a）/wS]（1-a）/a（a/f）1/a+（1-?姿）?兹}k=wS+ck(14)
其中，c={?姿（a+f-1）[（1-a）/wS]（1-a）/a（a/f）1/a+（1-?姿）?兹}，当?姿=1时，我们有y=wS{（a+f-1）[（1-a）/wS]（1-a）/a（a/f）1/a}k，得到了与经典刘易斯模型一样的结果。
产出增长率为：
gy=■=c■=■■=（1-wS /y）gk(15)
(15)式与经典刘易斯模型的结果是一样的，产出增长率与产出水平y以及人均资本增长率gk之间都是正相关关系，但人均资本增长率gk的内容有所不同。
gy=■=■-n=■-n
I=S?仔rK-?啄K，从而■=S?仔r-?啄=S?仔[?姿f2?兹+（1-?姿）?兹]-?啄=S?仔[?姿（f2-1）+1]?兹-?啄
gk=S?仔[?姿（f2-1）+1]?兹-（?啄+n） (16)
(16)式表明在劳动力剩余阶段当其他参数不变时，由于f2-1>0，即民营部门的生产率要高于国有部门，因此人均资本增长率gk要大于纯国有部门（?姿=1）的水平，从而带来更高的产出增长率水平，这正是改革所释放出来的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如果保持其他条件不变，并且民营部门继续有着比国有部门更高的生产率，那么更高的民营化水平?姿在劳动力剩余阶段将带来更高的人均产出增长率。当（?姿=0）时，gk=S?仔?兹=（?啄+n），与工资率的变化无关，稳态条件是?兹=（?啄+n）/S?仔。而如果代入条件(A1)，亦即?兹<（?啄+n）/S?仔，则有gk<0，资本增长率为负，现代部门会收缩，使得经济转型失败。其含义是，在一个只有国有部门的二元经济中，如果国有部门的效率太低则无法完成经济转型，而要成功实现转型只能依靠效率高于国有部门又能够吸纳剩余劳动力的部门——在中国即民营部门，才能实现经济的转型和持续增长。中国当前属于这种情形，国有部门的低效率成为经济进一步增长的包袱，改革成为必要举措。另一方面，即使国有部门的生产率足够高?兹>（?啄+n）/S?仔，使得gk>0，却不能减少剩余劳动力，会造成经济的二元性更加严重，生存部门越来越落后，现代部门越来越先进，这是中国改革之前的经济发展主要模式，经济虽然也保持了较高增长，但使得工农业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综合以上分析，可把两部门模型与三部门模型或未分割的现代部门与分割的现代部门经济比较列成表1。
表1 三部门模型与两部门模型的比较⑩
三﹑基本结论及其政策含义
刘易斯模型认为，在资本稀缺和劳动力丰裕的发展中国家，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并存，其经济发展首先必须经历一个劳动力从生存部门（即农业部门）向现代部门转移的过程，实现从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转变。在中国，除了资本稀缺和劳动力丰裕以及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并存之外，另一个突出的特殊性问题就是经济体制造成的现代部门内部分割，即低效率的国有部门和高效率的民营部门并存。国有部门掌握的大量的资本却不能大量吸纳剩余劳动力，民营部门可以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却面临资本和政策的各种限制。所以，中国经济转型发展与经典二元经济模型最大的差异在于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型过程是与制度结构变迁过程交织在一起的。因此，我们修正了刘易斯模型，以分析民营部门的成长与中国经济转型发展过程的内在联系。分析表明，在中国劳动力剩余经济中，民营化程度的提高有助于产出增长率的提高：当国有部门缺乏效率时，现代经济部门将趋于萎缩，发展民营经济就成为一种必要；即使国有部门效率较高，只要就业分割仍然存在，若没有民营企业，那种无就业的经济增长也只会强化而不是消除经济的二元性。因此，本文的基本结论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进程中，民营企业成为经济和制度“双重结构变迁”的支点，担负着改变中国经济二元性的重任。若没有民营企业，中国经济不可能改变落后的二元经济格局。
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认为，转移的条件就是资本积累，只有资本扩大了才能创造对劳动力的需求，从而转移出剩余劳动力，实现一元经济。但是，我们的模型表明，要实现中国经济的转型发展，使传统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现代工业部门，必须使资本更多地流向效率更高的民营部门。这就是说，仅仅解决资本积累问题是不够的，还必须进行制度结构变迁，以解决资本的结构性问题。因此，本文的基本政策含义是，要把民营企业提升到关乎中国经济转型发展成败的战略高度，在重视资本积累的同时，通过完善各种政策支持体系，解决民营企业所面临的行业进入壁垒、融资约束等问题，创造各种条件促进民营部门的进一步发展。
此外，我们注意到，当前民营企业生产规模偏小、技术水平偏低，这些特征其实是与中国经济转型初期的劳动力结构和资本结构相适应的。一方面，数量庞大且技术水平偏低的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使得劳动力能够在较低工资水平下趋于无限供给，这是民营企业能够在资本政策等诸多约束下仍能快速发展的基本条件。数量庞大且技术水平偏低的剩余劳动力、融资约束以及不公正的市场待遇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民营企业规模偏小、技术水平偏低。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具备这些特征，改革开放30年来，民营企业才能够接纳传统农业部门转移出来的、从传统国有部门释放出来的低技术劳动力，从而顺应了中国经济转型发展初期的客观要求。但是，在今后一个时期，人力资本素质偏弱、规模小、技术低将会成为民营企业进一步发展的约束。
注释：
① 不同文献对民营企业的界定其统计口径上略有不同，但大多文献都把个体工商业、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看做是民营企业的构成主体。因此，本文所讨论的民营企业也主要是指这三类企业。
②④⑤ 黄孟复、胡德平：《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No.3（2005-2006）》，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3、105、105页。
③ 王克忠：《非公有制经济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0页。
⑥ 樊纲：《论体制转轨的动态过程———非国有部门的成长与国有部门的改革》，《经济研究》2000年第1期。
⑦ 刘小玄、李利英：《改制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实证分析》，《中国工业经济》2005年第3期。
⑧ 赵志君、金村俊树：《一个中国私营部门发展模型》，《经济研究》2005年第4期。
⑨ Lewis, W. A. 1954,“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y of Labor”, The 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e and Socialstudies 22，P.139-191.
⑩ 表中两部门模型的结论取自Jaime Ros, 2000. Development Theory and the Economics of Growth.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P69-78.
（责任编辑 陈孝兵）
关键词：民营企业；二元经济；经济结构变迁；制度结构变迁
中图分类号：F271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８５４Ｘ（２００8）09－００09－０5
一、背景与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成分从单一的公有制向多种所有制并存转变的30年，是由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逐渐过渡的30年，即制度结构和经济结构双重变迁的30年。在这一“双重结构变迁”过程中，民营企业迅速成长，在增加就业、增加出口、促进技术进步等方面，日益占据主导地位，成为拉动经济增长，提高经济效率的主要力量①。个体工商业从1981年的183万户、227万从业人员，发展到2006年的2595.6万户、5159.68万人，分别增长了13倍和22.73倍②；私营企业从1990年的9.81万户、170万人，增长到2006年的498.1万户、6586.3万人，分别增长了50倍和近38倍③；私营企业的产值从1990年的122亿元增长到2005年的27434.1亿元，增长了220多倍。民营企业的出口份额从1996年的2.3%迅速上升到2006年的19.6%，出口金额从35亿美元增长到1489.8亿美元，增长了40多倍④。民营经济对GDP的贡献不断提高。以私营工业企业增加值为例，其占工业总增加值的比重由1998年的不足3%增长到2006年的近21%，年均增长率高达40%-50%，成为我国工业增长的最主要动力⑤。
中国的民营企业在中国经济各个方面已经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在吸收就业方面成为主导。在中国就业结构中，传统国有部门的就业份额在下降，而民营企业吸收的就业则在稳步上升，尤其是私营企业的就业比重一直保持较快增长，有望超过国有单位的就业比重。国有单位对新增的就业贡献率为负，而民营企业不仅担当着吸纳新增劳动力的就业任务，而且还要不断吸收从国有部门转移出来的下岗失业工人。
中国民营企业的迅速发展，引起国内外经济学家们的高度关注。许多文献试图分析和解释中国经济转轨进程中的民营企业行为及其绩效，其研究视角相对集中在三个方面：（1）产权理论视角，强调民营企业的产权结构及其相应的制度安排是其良好行为绩效的根本原因⑥；（2）公司治理理论视角，研究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绩效⑦；（3）专注于企业目标函数的微观经济学视角，讨论民营化与利润最大化行为、民营化与效率之间的关系⑧。这些研究文献大多致力于解释民营企业绩效显著的原因，分析民营企业在改革不彻底的市场环境下的行为特征，论证民营化、市场化的必要性，以及渐近式改革的合理性。在经济效率层面上，这些代表性文献的基本结论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问题是，中国改革开放及其由此推动的经济发展，远远不只是提高经济效率的过程，更是一个经济结构和制度结构的双重变迁过程。民营企业的崛起恰好集中而浓缩地体现了这种“双重结构变迁”，而现有研究民营企业的文献却忽略了这种结构变迁视角。本文的目的在于，把民营企业放置于经济发展的“双重结构变迁”进程中来审视和剖析，更深刻地理解民营企业，更深刻地洞悉它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使命、在推进经济发展进程中的特殊功能。
二、基本模型
1. 对刘易斯模型的修正
中国经济发展不仅面临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二元分割问题，而且还必须面对国有部门与民营部门的二元分割问题。30年来的改革开放以及由此推动的经济发展，除了经济增长的量变之外，在本质上是由制度结构变迁以及由此推动的经济结构变迁过程。民营企业及其迅速发展正是这种“双重结构变迁”的支点：一方面，民营企业的新生与发展本身就是制度结构变迁的载体与表征；另一方面，民营企业的大量成长，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为国有企业分离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因而为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过渡开辟了道路。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本文试图从结构变迁视角出发，通过修正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来分析改革开放进程中民营企业的角色与功能，并由此提出进一步改革的政策建议。
刘易斯模型(Lewis, 1954; Ros, 2000)从发展中国家资本稀缺而劳动力过剩的基本条件出发，构建了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共存的两部门模型，指出了经济发展的阶段和路径，并提出了通过资本积累来实现从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变的著名论断⑨。当然，该模型也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但本文更关注的是：（1）它没有讨论资本的配置及其内部结构问题，该模型假定现代部门是同质的，市场是完善的、完全竞争的，资本积累的路径也是内生的；（2）它假定现代工业部门可以自由地接纳从传统部门转移而来的剩余劳动力，当我们审视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具体历程时，这两点必须得到修正。因为，中国改革开放以及由此推动的经济发展，是制度结构和经济结构双重变迁，它给发展经济学意义上的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型注入了新的“中国元素”。
在计划经济时代，发达的工业部门同时也完全是国有部门，而在城乡分割的体制下国有部门并不能自由地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极大地阻滞了经济的转型。计划经济几十年的发展（1949-1977）不仅没有降低、反而增强了经济的二元性。改革之初已经累积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改革以后，农村实行承包制，剩余劳动力从隐性变为显性。转移农村剩余的迫切性增强，而国有部门不仅没有对农村劳动力开放，而且，随后拉开国有企业改革序幕之后，国有企业自身不断分离出一批又一批的冗员。在此过程中，制度结构变迁给民营企业的兴起与成长开辟了生存空间，民营企业成为承接和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体。所以，只有民营企业才具有刘易斯模型中现代部门(M)的基本特征，国有部门并不具备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我国经济转型是以民营部门的扩张和国有部门的缩小为特征的，民营企业面对的几乎是无限供给的剩余劳动力。然而，我国金融市场同样存在制度造成的二元分割问题，国有银行主导的金融市场基本不对民营企业开放。民营企业的特殊成长环境使其在中国经济转轨的进程中扮演了一个特殊的角色，并发挥着特殊的功能。面临着传统部门转移出来的低质劳动力供给过剩，以及由制度约束造成的资本供给不足，民营企业大多首选进入劳动密集型产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民营企业是随着剩余劳动力素质的提高、资本供给约束的缓解而不断发展的。
2. 模型假定
假定在我国的现代部门内部又分为两个部门，国有部门和民营部门，民营部门与刘易斯模型中的现代部门(M)一样，这里对国有部门有一个极端的假定，国有部门仅使用资本进行生产，原因是，一方面由于城乡分割的继续存在，国有部门并不能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国有部门普遍存在冗员的状况，劳动力的边际产出很低，对于创造就业的作用非常之弱。这一点可从附图1我国各类型企业就业增长状况看到，国有企业的就业增长率一直是负的。
生存部门的生产函数是：S=wS，LS(1)
民营部门的生产函数为：M=A（?姿K）aL1-aM (2)
国有部门的生产函数为：Q=?兹（1-?姿）K(3)
并且有：L=LS+LM以及K=?姿K+（1-?姿）K
这里的生产函数都是总量生产函数。其中S表示生存部门的产出，M表示部门的产出，Q为国有部门的产出，LS，LM分别代表生存部门和民营部门的劳动力数量，L为劳动力总供给，?姿是民营部门在总资本中所占的比重，可以用其来反映民营化的程度，这是一个广义的度量，对民营企业融资门槛的降低，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扩大以及对民营企业准入的放宽所带来的民营化的提高都可以由?姿的增长来体现。?兹是国有部门的资本边际报酬，假定其不变。
民营部门的工资率为：wM=f1wS(4)
资本边际报酬为：rM=f2?兹(5)
其中f1，f2>1，分别为工资的溢价系数和资本的溢价系数，这一条件保证了劳动力从生存部门向民营部门转移，同时保证了资本可从传统国有部门向民营部门转移。f2>1的假定，即当前我国民营部门的经营效率高于国有部门的事实，已经为多数学者从理论与实证上加证明而成为理论分析的一个基本假定（樊纲2000，刘小玄2003，刘小玄2005，胡一帆，宋敏等2006）。民营部门生产函数分别对资本和劳动力求偏导，可得到民营部门劳动力和资本的需求函数：
LM=[（1-a）A/wM]1/a?姿K(6)
?姿K=（aA/rM）1/（1-a）(7)
可见，在现代部门内部存在分割的情况下，现代部门对剩余劳动力的需求不仅取决于资本的多少，还取决于资本在国有部门与民营部门之间的比例?姿。
3. 成熟经济拐点与稳态工资和资本水平
依照刘易斯模型的做法，我们可以得到经济从劳动力剩余到成熟经济转变的拐点人均资本水平以及经济稳态的人均资本水平。
经济成为一个成熟经济的条件是LS=0或LM=L，将LM=L代入(6)可得
K=1/ ?姿[f1wS/（1-a）A]1/a(8)
wM=A（1-a）（?姿k）a =?姿aA（1-a）ka(9)
此时工资水平将会随着人均资本和民营化系数的上升而上升，同时因为0<?姿
资本积累率为：I/K=S?仔r-?啄，其中S?仔为来自利润的储蓄率，和刘易斯模型一样本文假定储蓄只来自于利润而不来自于工资，同时假定国有部门和民营部门的储蓄率相等，r是利润率，可将其表示为一个国有部门和民营部门的加权利润率：r=?姿rM+（1-?姿）?兹，将此式代入稳态的资本积累方程可解得稳态民营部门利润率由I/K=S?仔[?姿rM+（1-?姿）?兹]-?啄=n（n为劳动力增长率，假定为外生）解得：
rM*=（n+?啄）/ S?仔-（1-?姿）?兹(10)
另外由(6) 式和(7)式可解得：
rM=aA1/a[（1-a）A/wM]（1-a）/a (11)
联立(10)和(11)可解得长期稳态工资率为：
wM*=（1-a）A1/（1-a）■a/（1-a）
(12)
由条件(A1)可以得到，w*M是关于民营化系数?姿的一个增函数，因此
wM*
图1 现代部门存在分割时的经济转轨过程
在现代部门存在分割的发展中国家经济中，经济的转轨过程可由图1所示。其中k0，k*0分别表示没有分割经济的经济成熟的拐点以及稳态资本水平；k，k*分别表示现代部门存在分割时的成熟经济拐点与稳态资本水平。分割的效应是在劳动力剩余阶段，延缓了经济由二元经济向一元成熟经济转变的进程，在成熟经济阶段降低了稳态的工资率，而民营化的提高将使得稳态工资率上升。
4. 民营化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
经济的总产出是三个部门产出之和：
Y=wSLS+A（?姿k）aL1-aM+?兹（1-?姿）K
写成人均产出的形式为：
y=Y/L=wSLS/L+A（?姿k）aL1-aM/L+?兹（1-?姿）K/L=wS（1-LM/L）+A（?姿k）aL1-aM/L+?兹（1-?姿）k(13)
将劳动力需求方程LM=[（1-a）A/wM]1/a?姿K代入(13)并化简可得：
y=wS+{?姿（a+f-1）[（1-a）/wS]（1-a）/a（a/f）1/a+（1-?姿）?兹}k=wS+ck(14)
其中，c={?姿（a+f-1）[（1-a）/wS]（1-a）/a（a/f）1/a+（1-?姿）?兹}，当?姿=1时，我们有y=wS{（a+f-1）[（1-a）/wS]（1-a）/a（a/f）1/a}k，得到了与经典刘易斯模型一样的结果。
产出增长率为：
gy=■=c■=■■=（1-wS /y）gk(15)
(15)式与经典刘易斯模型的结果是一样的，产出增长率与产出水平y以及人均资本增长率gk之间都是正相关关系，但人均资本增长率gk的内容有所不同。
gy=■=■-n=■-n
I=S?仔rK-?啄K，从而■=S?仔r-?啄=S?仔[?姿f2?兹+（1-?姿）?兹]-?啄=S?仔[?姿（f2-1）+1]?兹-?啄
gk=S?仔[?姿（f2-1）+1]?兹-（?啄+n） (16)
(16)式表明在劳动力剩余阶段当其他参数不变时，由于f2-1>0，即民营部门的生产率要高于国有部门，因此人均资本增长率gk要大于纯国有部门（?姿=1）的水平，从而带来更高的产出增长率水平，这正是改革所释放出来的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如果保持其他条件不变，并且民营部门继续有着比国有部门更高的生产率，那么更高的民营化水平?姿在劳动力剩余阶段将带来更高的人均产出增长率。当（?姿=0）时，gk=S?仔?兹=（?啄+n），与工资率的变化无关，稳态条件是?兹=（?啄+n）/S?仔。而如果代入条件(A1)，亦即?兹<（?啄+n）/S?仔，则有gk<0，资本增长率为负，现代部门会收缩，使得经济转型失败。其含义是，在一个只有国有部门的二元经济中，如果国有部门的效率太低则无法完成经济转型，而要成功实现转型只能依靠效率高于国有部门又能够吸纳剩余劳动力的部门——在中国即民营部门，才能实现经济的转型和持续增长。中国当前属于这种情形，国有部门的低效率成为经济进一步增长的包袱，改革成为必要举措。另一方面，即使国有部门的生产率足够高?兹>（?啄+n）/S?仔，使得gk>0，却不能减少剩余劳动力，会造成经济的二元性更加严重，生存部门越来越落后，现代部门越来越先进，这是中国改革之前的经济发展主要模式，经济虽然也保持了较高增长，但使得工农业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综合以上分析，可把两部门模型与三部门模型或未分割的现代部门与分割的现代部门经济比较列成表1。
表1 三部门模型与两部门模型的比较⑩
三﹑基本结论及其政策含义
刘易斯模型认为，在资本稀缺和劳动力丰裕的发展中国家，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并存，其经济发展首先必须经历一个劳动力从生存部门（即农业部门）向现代部门转移的过程，实现从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转变。在中国，除了资本稀缺和劳动力丰裕以及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并存之外，另一个突出的特殊性问题就是经济体制造成的现代部门内部分割，即低效率的国有部门和高效率的民营部门并存。国有部门掌握的大量的资本却不能大量吸纳剩余劳动力，民营部门可以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却面临资本和政策的各种限制。所以，中国经济转型发展与经典二元经济模型最大的差异在于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型过程是与制度结构变迁过程交织在一起的。因此，我们修正了刘易斯模型，以分析民营部门的成长与中国经济转型发展过程的内在联系。分析表明，在中国劳动力剩余经济中，民营化程度的提高有助于产出增长率的提高：当国有部门缺乏效率时，现代经济部门将趋于萎缩，发展民营经济就成为一种必要；即使国有部门效率较高，只要就业分割仍然存在，若没有民营企业，那种无就业的经济增长也只会强化而不是消除经济的二元性。因此，本文的基本结论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进程中，民营企业成为经济和制度“双重结构变迁”的支点，担负着改变中国经济二元性的重任。若没有民营企业，中国经济不可能改变落后的二元经济格局。
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认为，转移的条件就是资本积累，只有资本扩大了才能创造对劳动力的需求，从而转移出剩余劳动力，实现一元经济。但是，我们的模型表明，要实现中国经济的转型发展，使传统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现代工业部门，必须使资本更多地流向效率更高的民营部门。这就是说，仅仅解决资本积累问题是不够的，还必须进行制度结构变迁，以解决资本的结构性问题。因此，本文的基本政策含义是，要把民营企业提升到关乎中国经济转型发展成败的战略高度，在重视资本积累的同时，通过完善各种政策支持体系，解决民营企业所面临的行业进入壁垒、融资约束等问题，创造各种条件促进民营部门的进一步发展。
此外，我们注意到，当前民营企业生产规模偏小、技术水平偏低，这些特征其实是与中国经济转型初期的劳动力结构和资本结构相适应的。一方面，数量庞大且技术水平偏低的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使得劳动力能够在较低工资水平下趋于无限供给，这是民营企业能够在资本政策等诸多约束下仍能快速发展的基本条件。数量庞大且技术水平偏低的剩余劳动力、融资约束以及不公正的市场待遇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民营企业规模偏小、技术水平偏低。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具备这些特征，改革开放30年来，民营企业才能够接纳传统农业部门转移出来的、从传统国有部门释放出来的低技术劳动力，从而顺应了中国经济转型发展初期的客观要求。但是，在今后一个时期，人力资本素质偏弱、规模小、技术低将会成为民营企业进一步发展的约束。
注释：
① 不同文献对民营企业的界定其统计口径上略有不同，但大多文献都把个体工商业、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看做是民营企业的构成主体。因此，本文所讨论的民营企业也主要是指这三类企业。
②④⑤ 黄孟复、胡德平：《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No.3（2005-2006）》，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3、105、105页。
③ 王克忠：《非公有制经济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0页。
⑥ 樊纲：《论体制转轨的动态过程———非国有部门的成长与国有部门的改革》，《经济研究》2000年第1期。
⑦ 刘小玄、李利英：《改制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实证分析》，《中国工业经济》2005年第3期。
⑧ 赵志君、金村俊树：《一个中国私营部门发展模型》，《经济研究》2005年第4期。
⑨ Lewis, W. A. 1954,“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y of Labor”, The 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e and Socialstudies 22，P.139-191.
⑩ 表中两部门模型的结论取自Jaime Ros, 2000. Development Theory and the Economics of Growth.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P69-78.
（责任编辑 陈孝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