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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沦陷区和阎管区的恶劣环境
十二月事变之后，在山西大体形成了五种地区：一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主要是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二是日军占领的沦陷区，主要是同蒲铁路、正太铁路、白晋铁路及主要公路等交通要道和这些交通要道上的若干大中城市；三是根据地和沦陷区之间敌我双方势力都可以深入的游击区，主要是同蒲铁路北段以及大同、太原与晋东北、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接壤的地区，同蒲铁路南段以及榆次、平遥、霍县、临汾与太岳抗日根据地接壤的地区，正太铁路西段以及榆次、寿阳、阳泉、娘子关与晋东北抗日根据地、太行抗日根据地接壤的地区，白晋铁路以及沁县、长治与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接壤的地区；四是阎锡山统治的阎管区，主要是汾离公路以南、汾河以西、黄河以东的晋西南地区；五是各种政治势力混杂的地区，主要是临屯公路和长治、壶关一线以南、南同蒲铁路以东、黄河以北的太南、岳南和中条山地区，其中岳南、中条山地区从1940年5月至1941年8月由国民党军驻扎，存在着国民党政权、阎锡山政权、日伪政权及共产党领导的地下政权4种政权。1941年5月中条山战役后，基本上为日军所控制。在沦陷区、阎管区、几种政治势力混杂区和游击区，党的工作环境十分恶劣，斗争条件十分艰苦，其中尤以沦陷区和阎管区为最。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日本侵略军在山西逐步占领了主要交通要道和大中城市，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据点为锁，实施“囚笼政策”，妄图把各抗日根据地分割开来，封锁起来，加以残酷的“扫荡”与“蚕食”，消灭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山西新军和各种抗日力量，变根据地为游击区、再变游击区为敌占区。日本华北方面军在1939年肃正作战的基础上，确定1940年肃正建设的方针是：“尽快建成特殊地区巩固的华北”，“使讨伐肃正更加彻底，进一步加强各项治安工作，切实恢复治安，并推进‘日满中连锁国防经济’的建设”。而治安肃正的重点是“剿灭共军”。它一方面在山西的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北和晋西南地区加紧“扫荡”，扩大其占领区；另一方面加强了对铁路、公路沿线以及太原、大同、阳泉、临汾、长治等重点城市及其占领区的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的统治，叫嚷要“根除共产势力，宣扬新民精神，以建设王道社会”。在政治思想方面，其在《华北地区思想战指导纲要附录书》第四章中，特别指出：“对共产抗日分子的搜查侦察工作，务必做到严密周到。”“为了准确、迅速地检举、扑灭共产抗日分子”，其对策的第一条规定：“实行彻底的户口调查，并进行及时的盘查搜索”；第二条规定：“对有左倾嫌疑者及伪装的叛变分子，要严密监视其言行”。并对言论、著作、印刷出版及戏剧、电影等作了取缔的具体规定。在行政方面，一方面加强省公署、道公署、县公署和区村的建设，从1939年4月开始，在山西先后设立了河东道（驻运城，辖36个县）、雁门道（驻榆次，辖25个县）、冀宁道（驻临汾，辖31个县）、上党道（驻长治，辖19个县），在太原设立了市公署，任命了省长、道尹、市长、县知事，以承担防共、治安等任务；另一方面，在各地扩大和加强维持会，制定“山西省新村制度”，推行保甲制。在军事方面，1940年春夏，日军在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北、晋西南，进行了大规模的“扫荡”。
1940年秋，百团大战给了日本华北方面军以沉重的打击之后，他们惊呼要“重新认识共军”，“使以后的治安肃正工作空前加强”，各部队“均由痛苦的经验中取得了宝贵的教训，改变了对共产党的认识，从而采取了各项治安措施”。12月，华北方面军参谋部在其《方面军特报第3号》中称：“国内外形势虽然对华北共产势力未必有利，但以之作为肃正对象予以剿灭，不消说，则是确保治安的中心课题。尤其是共军移驻华北更直接影响华北治安，因此要特别注意其动向。”到1941年，日军在其年度肃正建设计划中，更“决定以对共施策为重点，积极具体地开展各项工作，并且尽快努力恢复治安”。强调：“剿共一事，仅靠武力进行讨伐，不能取得成效。必须以积极顽强的努力和统一发挥军、政、民的力量，摧毁破坏敌的组织力量和争取群众为重点。”要求“在争取农村民众的同时，必须加强领导，不使成为共产势力的温床。相反进而使之主动驱逐共产势力，则是极为重要的”。为此，1941年至1942年，日军在华北进行了5次“治安强化运动”，变单纯的军事进攻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和政治、军事、经济、思想、文化等为一体的“总力战”；变短期的“鲸吞式扫荡”为“堡垒主义”，步步为营，有计划地“蚕食”和长期“扫荡”、反复“清剿”；变一般的烧杀抢掠为对根据地进行烧光、杀光、抢光的残酷的“三光政策”。
为了推行“强化治安”，日军把华北地区划分为“治安区”（即敌占区）、“准治安区”（即游击区）、“未治安区”（即抗日根据地区）3种地区，制定了既不急于求成、又不稍有放松的扩大华北治安区的3年长期计划，向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扩大治安区及准治安地区”：从1941年7月到1943年，“治安区”由10%扩大到70%，“准治安区”由60%缩小到20%，“未治安区”由30%缩小到10%。其具体施策是：在“治安区”推进文化、经济的施策，促进“反共形势”的发展。在“准治安区”“部署固定的日军主力，在其指导、支援下，建成并加强县警备队及保乡团等，以控制县政，并不断搜寻中共的势力，加以扫荡，扼制其活动，削弱其势力，逐渐提高中国方面的政治、军事力量，使之过渡到治安地区”。在“未治安区”不断进行有计划的讨伐作战，并排除、破坏抗日根据地的设施及军需品，“使中共方面不能安身和进行建设”；作战结束后，再反复进行“扫荡”，“使中共方面难以重建根据地”，随即，日军进驻、分散部署，设置行政机关，“使该地区向‘准治安地区’发展”。因此，从1940年以后，日军对占领区的统治日益严密，抗日运动受到摧残，抗日人员无法存身，人民群众处在日本法西斯统治的牢笼之中，共产党的活动极为困难，工作环境极度恶劣。
在阎锡山管辖的晋西南地区，十二月事变后其政权虽然只有7个形式上的完整县、16个残缺不全的县，而且阎锡山的军队官多兵少，行政机构庞杂，组织与行政明争暗斗，文人和军人互相排挤，干部离心，人民怨恨，大有土崩瓦解之势。阎锡山为改变这种不利局面，以巩固其对晋西南的统治，一方面与日本暗中勾结，另一方面同蒋介石谋求妥协，对共产党的防范则十分严密。为了加强对其管辖区的控制，采取了几项重要措施： 第一，建立特务组织，加强内部统治。一是在军队内部用封建法西斯的办法，建立秘密铁军组织“三三铁血团”。其成员歃血为盟，称兄道弟，开始是发展上、中级军官，以后发展到下级军官，1941年以后又发展到敌工、政工人员，先后参加者总计在1万人以上。这个组织的参加人均跪在阎锡山跟前宣誓：“誓以至诚，亲爱团结，用铁血拥护会长阎伯川先生。”其纪律极为严格，规定“组织永远不开除同志，如有违犯纪律的，就给予最严厉的处分——自裁处死”。为了加强对铁军组织成员的控制，1942年又成立了铁军纪律维护团，其成员具有特殊的权力，可以当场打死缴械投降的任何人。二是把同志会的区、县级组织改为精建会区、县分会，在同志会内部发展同志会先锋队员（简称“同先”）和同志会基本干部（简称“同干”，后又改称“基干”），规定了严格的纪律，要求参加人员终身不脱离组织，不得会长允许绝不参加其他任何团体。三是强化特务组织系统，阎锡山的特务组织最初为杨贞吉的政卫团，其组织系统一直到各县、区、村。杨贞吉曾以“希姆莱”（希特勒的特务头子）自命。1939年6月，在原敌工队的基础上建立了敌区工作团（简称“敌工团”），阎锡山亲自兼任总团长，总团部直辖3个敌工团（不久改为敌工突击团）、60多个敌工县团部，其主要任务是：（1）查扣共产党员、地下工作人员和抗日进步人士；（2）监视新军军官言行，搜集各地中共地下组织、牺盟会和新军活动的情报；（3）盘查来往行人，考查、捕捉、审讯嫌疑人员；（4）送取秘密文件；（5）协助地方行政机构征粮、征款等等。如1939年10月，阎锡山密令杨贞吉向晋东南地区派遣了一个敌工团，在长治、襄垣、沁县等地进行特工活动，搜集牺盟会、决死队的活动情报，对决死队、牺盟会的领导人伺机进行暗杀。1941年5月，杨贞吉又建立了同志会敌区工作委员会（简称“敌工委员会”），并在临汾土门成立了三、五、七区办事处，策动各县敌工团在汾东一带尤其在浮山、安泽等县进行特工活动。这一系列特务组织，担负着所谓“净白阵营”、“反共防共”的重任。在阎锡山管辖区内，不论什么人，凡有共产党嫌疑者，统统由政卫系统关押、审讯、处理。四是指示梁化之建立特种警察指挥处的特工系统。1943年，他们把隰县中心区战地动员工作团（简称“战工团”）变为专门从事“肃伪”活动的特工组织，侦察中共地下组织情况，搜集抗日军民情报，扣捕和处理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牺盟会员、新军家属和进步人士。9月，又撤销了各专区的战工团，以其团员为基础，成立了“民族革命同志会流动工作队”（简称“流工队”），继续担负“净白阵营、肃清伪装”的任务。同时在孝义、介休、汾阳、中阳、灵石、汾西、永和、石楼、大宁、隰县、蒲县等11个县设立了流动工作联合组，搜集情报，组织扣捕活动，审理“政治犯”，联系和管理自首人员。随后又成立了个随队工作组，并设立了类似监狱性质的真理辩证处，专门扣押和审处革命分子。在1943年，为了发现“伪装分子”，杨贞吉的敌工组织采取过滤嫌疑人户的办法，对公务人员进行识别，大搞“家肃家、户肃户、村肃村”的特务活动，仅在晋西一隅，就对2000多户、500多个公务人员进行了过滤，并与战工团展开了捕人杀人竞赛。战工团在大扣捕中，“宁叫错扣一千，不叫漏掉一个”，在隰县、吉县、永和、大宁、汾西、孝义、石楼、中阳、离石、襄陵等县中，每县一次至少扣捕100余人，最多的达到300余人。据不完全统计，仅战工团变为特工组织的半年时间内，先后扣捕中共地下党员和所谓“伪装”嫌疑人员达820余人，在隰县中心区就残杀50余人。而其所谓“真理辩证处”则是利用共产党的叛徒，进行“以伪肃伪”。他们炮制了“断归路、辟前途”的方针，强制政治犯交出与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关系。在强迫交关系的过程中，采用了棍打、鞭抽、钉竹签、压杠子、坐板凳、灌辣椒水、火柱烙铁烫等各种酷刑，从而使晋西南变成了一个恐怖的世界。
第二，实行“村管理”制度，对人民群众严加统治。阎锡山首先在晋西南建立组（同志会）、政（行政）、军（兵役）、经（经济）各种组织，从1943年以后，组成专、县级的“组政军经统一行政委员会”（简称“统委会”）和区级的“组政军经督进组”。各级的负责人都有很大的权力，对同级干部有报请撤职之权，对下级干部有绝对撤职之权。然后实行枷锁式的“村管理”，严密监视和限制村民的行动，要求做到“不让什么人进村，什么人进不了村；不让什么人出村，什么人出不了村”。“村管理”的主要对象是所谓“特种村民”，即其认为有共产党、牺盟会嫌疑的人。对这些“特种村民”，强迫其觅具“妥”保，保证在村内不出事，不偷出村；要出村须向保人声明去何处、找何人、做何事、走几天，保人认为无疑，再向闾里请假，发给出村证，才准出村。闾邻长、闾组长每晚都要检点本间“特种村民”是否在家。对外村的“特种公民”，本村村民一律不准留宿，遇有特别事故必须留宿的，要觅三家连环保，村里批准才能留宿。阎锡山对此称之为“政治上的防卫工作”，要求做到不许一个不了解的人进入他的政权范围之内。这种制度如同枷锁一样，把所有的村民都管制起来。村民稍有不慎，就有被杀头的危险。
第三，实行“兵农合一”暴政。这一暴政是从1943年8月15日决定实行的。阎锡山说：“我们这是打破（共产党）地下组织，巩固我们组织的唯一好办法。”其主要内容为编组互助、划分份地、平均粮银等项。所谓“编组互助”，即把役龄壮丁每3人编为1组，其中1人当常备兵，入营打仗，受该组优待；其余2人当国民兵，在家种地或做工，出粮出棉，优待常备兵家属。所谓“划分份地”，即把村中所有土地划分为若干份地，分配给国民兵领种。所谓“平均粮银”，即按土地平分粮银。通过这套办法，把农民变成份地的奴隶，又转化为军队的隶属。这样，就可以要人有人，要粮有粮，常备兵替他卖命，国民兵供他需索，同时从政治上控制了农民。
除此之外，阎锡山在其管辖区还实行“政治经济化”的所谓新经济政策，用政治权力管理经济，建立了层层节制的、严密、复杂的组织机构，控制人民的生活和消费，监视人民的生活和行动。 总之，在同蒲铁路、正太铁路及一些主要公路沿线和大中城市等沦陷区，日军极力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加强军国主义的法西斯统治，重点“剿除”共产党的势力；在阎锡山管辖的晋西南地区，则极力打击共产党和抗日分子的活动，加强封建主义的法西斯统治，破坏抗日斗争。在这两种地区，党的组织处于非法的地位，党员没有存身的余地，党的工作十分困难，人民的抗日活动受到严重摧残，抗日斗争的开展陷入极为艰难的境地。
二、党在沦陷区和阎管区的工作方针
在日、阎的严密控制和残酷统治之下的沦陷区和阎管区，虽然条件非常恶劣，党的工作困难重重，但各地的党组织依然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
沦陷区和阎管区的主要矛盾，是日、阎同广大人民群众的矛盾。但这两种区域的矛盾又有所区别。在沦陷区，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突出的表现为日本侵略者极力巩固其占领的地盘，并不断把“准治安区”变为“治安区”，缩小甚至消灭“未治安区”，以摧毁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而在阎管区，主要矛盾则是阶级矛盾，突出的表现为阎锡山极力控制自己的地盘，防止和打击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势力的深入，为其妥协投降做准备。虽然他也想从共产党、八路军和山西新军手中“收复失地”、“发展政权”，但碍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更由于其力量的不足，还不敢大胆地向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进攻，对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北解放区还不敢大打出手，仅仅是向岳南地区进行骚扰。对于上述两种地区，党的基本政策是：“一方面尽量地发展统一战线工作，一方面采取隐蔽精干的政策”，“在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上采取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山西各根据地的党组织在贯彻执行党的基本方针政策时，根据这两种地区各自不同的特点，又采取了不同的措施。
在沦陷区，主要采取了“发展”的方针。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阎锡山的限制，“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1940年6月14日、11月25日，八路军野战政治部连续发出关于敌占区工作的指示，11月25日，中共中央北方局也发出关于敌占区及接敌区工作的指示。指示要求：在相持阶段中，应积极主动地向敌占区扩展工作，收复人心，击破日军隔断及封锁各抗日根据地，掠夺人、财及毒化、奴化政策等阴谋，并进行敌伪军工作。在敌占区的工作，不是运用根据地的政策，而是“执行广泛的统一战线，精干的发展组织，谨慎的组织群众。对敌伪军队及其政策仍是采取长期隐蔽与埋头苦干的方针，对两面汉奸则争取之，以便孤立日寇、死心塌地的汉奸，对广大不愿意当亡国奴的民众则耐心教育团结之，以便积累和准备反攻力量”。在工作方式方法上，也不是运用根据地的工作方式和方法，而是“一切工作和组织都必须注意秘密与隐蔽，力求职业化与群众化，争取合法与公开的存在，并设法深入到敌伪组织及群众中去活动，以灰色的和群众的面目出现工作，力求取得与群众建立密切关系。”根据这一指示精神，从1941年秋开始，各根据地的党组织，都建立了对敌斗争委员会，并就对敌斗争的各项工作作了分工：由地方党组织负责瓦解敌伪政权，建立抗日政权，争取各种伪组织，组织对敌文化斗争、宣传斗争及经济斗争；由军队的锄奸部门和地方政权的公安部门负责打击敌伪特务机关及特务的阴谋活动，铲除汉奸、捕捉敌探等活动；由军队的敌工部门负责敌伪军工作。在分工的基础上，各个部门互相配合，协力行动。
为了开展沦陷区的工作，首要的任务是秘密地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当时，在日军占领的主要交通要道和大中城市，如太原、大同、阳泉、临汾、长治等地，由于日伪统治极为严密，党的组织只能由邻近的根据地党组织秘密派遣少量党员打进去，以社会化、职业化作掩护，秘密开展力所能及的工作。有的地方在交通线和大中城市之外，建立一些精干的组织，如敌工会等，点点滴滴地开展工作。在交通线和大中城市附近的沦陷区，则有的建立秘密地委，有的建立秘密县委或县工委，发展社会统一战线，进行群众工作，开展多种形式的抗日斗争。
在大同日伪统治区，中共晋绥边地委于1940年7月派刘耀宗到大（同）怀（仁）左（云）地区任大怀左县委书记，化名刘富贵，先后深入到口泉永定庄矿、黄草洼等地，以开小杂货铺为掩护，秘密发展地下党员，瓦解敌军，传递情报，发动和领导大同矿区的抗日斗争。8月，中共雁北地委（1940年8月中共晋绥边地委改称）又派刘耀宗从口泉打入大同城内开展工作。1941年5月14日，中共晋绥五地委在朔县召开大同西部地区高干会议，部署了城工工作和敌区工作，会后组织了大（同）怀（仁）工作团和左（云）右（玉）工作团两个敌区工作团，分赴开展工作，恢复了一些瘫痪的党组织，联系了一些失掉关系的党员，发展了一批新党员，建立了一批秘密联络点和一些抗日武装。
在正太铁路、同蒲铁路沿线的敌占区，建立了一些秘密党组织。1940年8月18日，晋冀豫区党委专门召开了点线工作会议，总结敌占区工作的经验教训，讨论敌占区工作的政策问题，并连续发出配合百团大战开展正太铁路沿线敌占区工作的指示，提出了“面向敌人”、“面向交通线”、“面向敌占区”的口号，并作出《关于敌占区组织形式的决定》。当时，这些地区的党组织是按照职业、地域（自然村、工厂）进行组织的，强调发展党员要提高质量，限制数量，力求精干；工作方式避免根据地的形式，力求隐蔽；党支部执行情报、发行、宣传、群众工作等主要任务，并进行教育工作和整顿、发展党的工作。在这些地区工作的干部，都采取地方化、职业化的形式，以小贩、医生、教员、长工等身份，隐蔽在群众之中，谨慎地、秘密地进行工作。总的来看，有一定成绩，但成绩不大。虽然配合了百团大战，但只是“一般的配合”，党的工作“未能大大开展”。到1942年，在这些地区建立了武装工作队，主要任务是：深入敌占区发动群众，配合作战打击敌人，为建立“敌后之敌后”根据地创造条件；执行某些特殊任务，如破坏交通、烧毁仓库、搜集情报、瓦解敌伪、镇压罪大恶极的汉奸等。在太行二地委、第二军分区的领导下，敌后武工队在敌人的“格子网”内，经过秋季3个月的斗争，收复了254个村庄，扩大了6775平方里的土地。在此期间，活动在武乡县的武工队，把52个“维持村”的伪人员抓获，镇压了罪大恶极、死心塌地的汉奸张兴旺等。在紧靠正太铁路的平（定）西县，敌人分割封锁，严密控制，形成了双层“格子网”。在极端困难而又艰苦的条件下，县委组织基干武装，武装机关干部，建立两面政权，打击敌探汉奸，有效地坚持了对敌斗争。 在晋豫边界的中条山地区，1941年5月，日军发动中条山战役并控制了这个地区之后，中共晋豫区党委把原中条地委分成条东、条西两个地委，条东地委书记杨蔚屏，条西地委书记柴泽民。条东地委领导曲沃、翼城、绛县、垣曲等县党的工作。地委机关驻地不固定，领导成员化装隐蔽，分头独立领导各县的工作。地委书记杨蔚屏打扮成商人，在翼城县符册村开设杂货铺，经销纸张、纸烟、酒类等商品，作为指导和联系工作的立脚点。他们通过单线联系，对党的组织进行了整顿，把原来公开的不易存在的党员和干部转移出去，或调到其他县、区，或送往根据地；对严重动摇的党员，经教育无效后，停止其组织关系；对叛变投敌的党员，开除其党籍；对于一般动摇的党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使其站稳立场；对于被杀害党员的家属，进行慰问安置。同时，根据斗争的形势，对党的组织化大变小。如在垣曲县，将原来的3个区委变为5个区委，配备了秘密区委书记和委员，分头领导各区的地下工作。在翼城县，则以曲高公路为界，成立路南、路北两个县委，把原来的5个区委变为8个区委。在上述地区，还指派人员打入伪军、伪组织内部，进行搜集情报和分化争取工作。驻曲沃高显镇的伪军、侯马日伪警察局、翼城日伪新民会和警察局内部，都有党员打入。条西地委书记柴泽民，先后以蒸馍铺管账先生、粉房伙计作掩护，后来又化名王富贵，以医生职业作掩护，进行巡视和指导工作。这个地委特别重视利用合法形式，建立灰色的、伪装的、秘密的抗日武装。经过谨慎而又艰苦的工作，到1943年直接领导的武装即有康支队、五支队、九支队、十支队和夏县县支队等5支武装，拥有两三千人。后来乘太岳南进支队向中条山挺进，建立了太岳第五军分区，并建立了夏县、康杰县、稷麓县、平陆县的县政权及安邑办事处等。
在岳南和中条山地区，沦陷区工作的一大突破，是执行“发展”的方针，把敌占区变成了抗日根据地。十二月事变之后，中条山地区由国民党军驻防。1941年5月，日军发动中条山战役，驻扎在中条山的国民党军大部分撤退到黄河以南，一部分四处溃散，中条山地区大部分为日伪军占领。在这里，日军据点林立，伪军伪组织蜂起，一部分国民党溃军也自推首领，占地为王，一时呈现出复杂的局面。根据党中央关于“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发展”的方针，经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同意，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于1941年6月发出乘机开辟岳南和中条山局面的指示，决定将白晋、博爱线以西，同蒲铁路以东，黄河以北及汾河以南三角地带整个区域，划归太岳军区管辖，并且决定决死第一纵队、八路军第三八六旅及太岳各地方武装，为太岳军区建制的部队，由陈赓任司令员，薄一波任政治委员。6月6日，决死第一纵队、第三八六旅各一个团及第二一二旅，奉命开赴岳南地区。同时，太岳区党委和山西第三专署抽调干部组成沁（河）东、沁（河）西两个工作委员会，随军南下，开辟岳南地区的群众工作和政权工作。不久，彭德怀于7月间指示晋豫区党委书记聂真，南下开辟中条山的时机已经成熟。8月7日，北方局又发出开辟晋豫边工作的指示，指出：开辟晋豫地区的任务，在于创造根据地；基本方针是隐蔽的、踏实的、反对大吹大擂和过分过早刺激日伪，有计划、有步骤地巩固与依据已有阵地，再求开辟发展。根据这一指示，八路军总部命令第三八六旅第十七团、第十八团和决一旅之第五十七团，组成太岳南进支队，由周希汉任司令员（1942年1月改由王新亭任司令员）、聂真任政委，执行开辟中条山的任务。在开辟岳南的过程中，太岳军区部队在太岳南进支队和国民党第九十八军的配合下，粉碎了日军1941年秋季发动的“铁壁合围”大“扫荡”，打击了阎锡山勾结日伪的捣乱和破坏，建立了由韩柏（焦善民）任书记的中共岳南地委（后称太岳四地委）和时逸之任主任的第三专署岳南办事处（也称太岳行署岳南办事处）以及长子、冀氏、浮山等县的县政府，委任了沁水、临汾等县的县长（但这两个县的基层工作未建立起来）。接着，1942年1月，太岳南进支队和晋豫区党委干部共600余人，分3个梯队向中条山地区挺进。经过与日伪军的激烈战斗，重新开辟了中条山区，于4月间建立了豫晋边区人民抗日联防区（简称“豫晋联防区”），司令员刘忠，政委聂真；接着建立了豫晋边区人民抗日联合办事处（简称“豫晋联办”），主任郭清文。从此，使日军占领的这一区域，逐步变成了抗日根据地。
在阎锡山管辖的晋西南地区，主要采取了对中间势力地方实力派政策和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顽固派政策相结合的一种政策。阎锡山是一个地方实力派，他既同抗日进步势力有矛盾，又同蒋介石国民党中央政府有矛盾。但是，阎锡山又不单纯是地方实力派，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之后逐步跨入了顽固派的行列，表现出顽固派两面政策的特点，即“一面尚在主张团结抗日，一面又执行摧残进步势力的极端反动政策，作为准备将来投降的步骤。”山西各根据地的党组织，在阎管区采取了与沦陷区不同的革命的两面政策，一方面尽量避免与阎锡山顽固势力绝对对立，拖住他妥协投降的后腿，使他尽量留在抗日统一战线之内，而且时间越长越好；另一方面又对他摧残抗日进步势力的政策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在斗争的方式与方法上，主要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工作的重心放在秘密地发展党的组织，在群众中进行各种抗日反顽的动员与组织工作，使广大群众认清形势，坚持抗日与反顽斗争，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1941年3月，晋西区党委决定成立以王文达任书记的中共沿河工委，在沿黄河一带积蓄力量，准备收复晋西南。后来，又根据党中央关于晋西南短期内不宜解放的指示，加之1942年5月日阎举行安平会议，互相勾结更为密切，如果给阎更多的压力，使阎走投无路，公开投降日军，则对坚持山西抗战的大局不利，所以中共晋绥分局决定撤销沿河工委，重新组建中共沿河地委，仍由王文达任书记，利用晋绥三地委（临县地委）设在黄河西岸冯家岔村的后方留守处作掩护，与所属的中共石（楼）隰（县）工委、永（和）大（宁）工委、中（阳）离（石）工委建立单线联系，确定向每个县派去一名可以派进去或可以找到关系、或在各县能够联系原有党员的人，东渡黄河，到各县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东渡派遣工作，采取极其秘密的单线联系的办法。当时确定的原则是：如能找到可靠的关系和社会职业作掩护，在站稳脚跟后，再派人和黄河以西的地委联系；如站不住脚跟，即设法返回。东渡之前，他们通过各种关系，如通过从黄河东岸阎管区逃到陕甘宁边区经商的商人了解阎管区的情况，进行分析研究，物色能用羊皮筏子偷渡黄河、利用夜间进行护送的可靠的人；为过河以后能够站稳脚跟，除利用亲属、亲戚关系外，还准备利用阎锡山在军政人员中广泛发展青红帮的特点，学习青红帮的对话和暗语，准备对付阎军的盘查。经过研究，沿河地委确定在黄河东岸开辟工作的地区是大宁、永和、石楼、中阳和离石之石碛公路以南的十几个村庄。但由于阎锡山统治极为严密，东渡人员东渡之后，开展工作十分困难，派去的人只是进入石楼、中阳两县，其余各县均未进去，而进入石楼、中阳的人员也只是了解了一些情况，工作无法开展，便又用偷渡的办法返回河西。到1943年11月，沿河地委奉命撤销。 1941年8月，晋西区党委决定成立中共晋西南工委，由龚子荣任书记。根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和彭德怀的指示，洪赵总队改编为第一一五师洪赵独立支队，归晋西南工委领导。晋西南工委率领洪赵独立支队以太岳抗日根据地的沁源县为基地，领导汾孝、洪赵、乡吉及汾南4个地委，派遣一批地、县、区的领导骨干，深入晋西南腹地，在阎管区秘密开展党的工作。开始派进去的有孙先余、郭万胜、郭达、廉怀德、张铁民、马平定、成克、武高、仝云、李发英、郭芝炳、石启明、贾平、李晓林、田寿、金石、张如森、杨殿青、梁生林、苏向明、杨耀等二三十人，以后逐渐增多。9月间，晋西南工委召开工作会议，强调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既要有机配合，不能脱节，又必须严格分开，不能混淆。凡做秘密工作的干部，要有点点滴滴的工作作风和踏实深入、埋头苦干的精神；恢复组织和发展党员重质不重量，每个党支部或党小组，必须能够起到战斗堡垒作用。派出去的干部大部分取得了社会化、职业化的身份，以医生、商人、教员、长工、小贩等职业作掩护，在实际工作中探索出了一套开展党的秘密工作的经验。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据不完全统计，洪赵地委在洪洞、赵城汾河以西地区保存的秘密组织和党员人数为：洪洞党支部10个，党员174人；赵城党支部29个，党员274人。其中洪洞的白石、杜戍、程曲等八九个村的党支部和赵城的石止、马牧、堤村、下张瑞等党支部，坚持地下斗争四五年，涌现出被群众誉为“四大天王”的英雄人物。汾西县在出现叛徒、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仍整理和恢复了一些党组织，保存了党员80余名。乡吉地委保存的党员人数为：河津100人，稷山138人，新绛35人，乡宁39人，吉县96人，汾城89人，襄陵38人，共计535人。汾南地委保存的党员人数为：万荣108人，猗氏30人，临虞40人，荣河100人，秘密武装22人，共计300人。汾孝地委也保存了几十个支部，坚持斗争四五年，没有一个被破坏。仅孝义县一、二、三区即有秘密党员300余人，四、五、六区有党员160余人。另外，原中共沿河地委保存了秘密党员120人，中阳、离石有36个支部。
这些地区党的秘密组织和保存下来的党员，长年累月地冒着生命危险，紧紧地依靠群众，建立秘密武装和隐蔽政权，把合法的公开斗争与非法的秘密斗争结合起来，对阎顽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开展力所能及的斗争，搜集军政情报、营救被捕人员、处决汉奸叛徒、分化瓦解阎之军政组织，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为日后的革命斗争积蓄了力量，打下了基础。有不少秘密党员遭到阎锡山军政警宪机关的逮捕和残酷迫害，其中绝大多数坚贞不屈，视死如归，有的慷慨捐躯、英勇就义。他们的艰苦斗争和壮烈事迹，值得永远纪念。
三、敌工、城工、情报工作的进行与敌后秘密交通线的开辟
在沦陷区的重要工作之一，是建立敌军工作和情报工作以及秘密交通线，借以瓦解敌军和搜集敌伪情报，加强中央与各根据地以及各根据地之间的联系，更好地配合根据地的抗日斗争。1940年4月6日，党中央发出《关于瓦解敌军工作的指示》，指出加强对敌军的工作，“是决定抗战胜利和引起日本革命的重要条件之一”，要求“必须健全军队中的敌军工作部和地方党的敌伪军工作委员会”，收集敌人的各种文件，进行对敌宣传，大力瓦解敌伪军。之后，党中央又连续发出关于开展敌占大城市工作的指示和开展敌伪军、伪组织工作的指示。据此，山西各临近敌占区的党组织，于1941年、1942年先后分别建立了相应的工作机构，开展了这方面的工作。
在太原地区，晋绥八地委于1941年决定由第八军分区的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参加，组成敌军工作委员会，并在有关县建立了敌工站。1942年，八地委的敌工委员会在清（源）太（原）徐（沟）地区建立敌工站，由胡耀东负责。他们化装成普通群众的模样，从日伪警察机关搞到“良民证”，选择若干社会关系，隐蔽在群众当中，进行群众工作。接着通过各种渠道进行社会调查，分析敌我情况，研究工作重点和工作方法与方式，灵活机动地开展工作。在开展社会调查的基础上，通过敌伪人员的家属、亲戚进行瓦解伪军、伪人员的工作，并利用日伪内部的矛盾，促进分化瓦解，争取其中有一定爱国心的人转向抗日，发展秘密“关系”，交付特殊任务。经过努力，在敌人的不少据点里，通过单线联系，建立了秘密的敌伪“关系”。如清源县日伪军中队长、太原县日伪军中队长、徐沟县日伪军小队长，以及一些日伪军班长、士兵及日伪警、政、宪、特人员，都成了可以利用的“关系”。这些“关系”有的主动为共产党八路军提供情报、文件、枪支、弹药，或想方设法购买布匹、纸张、药品、电讯器材等禁运物资；有的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暗中为自己留“后路”、为群众办好事，如出扰时消极怠工、打仗时放些空枪；有的甚至可以协助党和八路军营救被捕人员。1942年冬，晋绥军区又在太原地区建立了由郑校先负责的情报工作站。他们依靠地方党组织和当地群众，在敌伪内部建立了30多个秘密“关系”。这些“关系”多数分布在城郊敌人的各个据点，有些则是在太原城内上班而家在郊区村镇的敌伪人员。通过这些“关系”，不仅摸清了各个据点敌人的人数、装备、工事等情况以及敌人活动的规律，而且掌握了太原城内敌人的情况，甚至拿到了日伪山西省政府和太原日本宪兵队特高课等机关的人员名册，为有效地开展对敌斗争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资料。不仅如此，他们还进行了营救被捕人员、处决汉奸叛徒等工作，便利了敌工工作和情报工作的开展，有力地震慑了敌人。
在大同地区，北岳区党委社会部于1942年秋在大同城内建立了由傅之干负责的情报组，联系秘密“关系”，进行内线工作，为北岳区党委社会部和桑干河武工队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其中，深入龙潭虎穴的李泽英勇献身，血染平城。李泽受大（同）丰（镇）左（云）工委的派遣，潜入大同城内，以晋北输入组合业务股长的合法身份，秘密搜集日伪军情报，不幸于1942年1月暴露被捕。在审讯中，日军对他施以种种酷刑，把他的四肢肌肉切开，撒上食盐，逼其屈服，残酷折磨达两三个月。但他大义凛然，宁死不屈，最后被敌人用400斤重的石磨，活活压死，以身殉职。 在临汾地区，太岳军区情报处利用陈香元（当时改名陈焕章）打入日伪军内部，通过各种关系，当上了驻在临汾城内的日伪大汉义军参谋长、副司令直至司令，被党组织秘密吸收为共产党员。以后又打入日军清水师团情报班当了班长，搜集日伪的情报。陈焕章身居日伪要职，行动不便，只能得到情报，传递转送困难。于是太岳军区情报处又派进去十几名干部，进行具体工作，其中有县、团级干部七八个。如曾任过县委书记的第三八六旅敌工科科长朱向离、原沁源县抗日县长禾影、赵城县敌工科科长袁子平、太岳军区情报处干部刘子安及赵铭等。他们在敌人严密控制的临汾城内，单线联系，人自为战，独立工作，巧妙周旋，先后搜集了大量情报，为根据地反“扫荡”作战提供了准确的依据。1943年10月，著名的伏击日军观战团的韩略村伏击战，就曾得益于他们提供的情报。
在长治地区，晋冀豫四地委、太行第四军分区于1942年1月建立了由王培仁任总站长的太行第四军分区敌工站（对外称“太南联络处”），在日军占领的长治、潞城、壶关3县建立了敌工分站，进行了大量搜集情报和瓦解伪军的工作。
在南同蒲线和白晋线，太岳区党委和军区于1942年春建立了情报处，由军区司令员陈赓兼处长（后由敖纪明接任处长，康福申任副处长）。这年秋天，由李溪林、盛子夏分头到南同蒲铁路南段敌占城镇和战略要地，对日伪军、政、警、特机构开展谍报工作。到1943年秋，建立了同蒲、白晋两个谍报站，同蒲谍报站站长李溪林，白晋谍报站站长康福申兼。这两个情报站派遣情报人员，战斗在敌人的心脏内部，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为了打破敌人对抗日根据地的分割、包围和封锁，沟通各抗日根据地之间及与党中央的联系，山西各根据地的党组织，在八路军的配合下，以地方武装为骨干，以沦陷区、阎管区的秘密联络站为基础，建立了多条地下交通线。1940年以前，在山西指挥华北抗战的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与驻陕北的党中央的交通联系，就是由太行区经太岳区、晋豫区，再经设在河南渑池、洛阳的八路军兵站和设在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通往陕北延安的。朱德、彭德怀等在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与延安之间的来往，都是借助了这条交通线。1939年底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和阎锡山发动十二月事变后，这条交通线被阻塞。1942年1月12日，党中央发出《关于建立各根据地秘密交通的指示》，指出：“为着保证将中央与各根据地的文件及干部能迅速而安全的互相转送，除利用各根据地内运输司令部之武装交通兵团公开掩护外，所有各根据地之间，必须同时建立通过敌人封锁线的秘密交通线。”规定从延安到各抗日根据地之间，在山西建立两条主要秘密交通线：一条是由晋西北之文水、交城到晋东南转山东、苏北到华中的交通线；一条是由原平到晋察冀转冀中、平西及冀东的交通线。为此，要求晋西北、晋察冀、晋东南、冀鲁豫、山东、苏北、华中等地，最高党的领导机关选派能力较强、有秘密工作经验的干部，到与各临近边区来往方便之地区，建立强有力的对头交通据点，每个据点选派两个有社会经验和秘密技巧的交通员，向对方联络，各区互相商讨对头交通据点之方位及交通联络之方法。
当时，通过以山西为中心的晋绥边区的晋西北区，晋冀鲁豫边区的太行、太岳区，晋察冀边区的北岳区建立的通往党中央所在地延安的秘密交通线，从晋绥边区的晋西北出发，有北、中、南三条。北线由兴县经岚县、静乐，通过忻（县）静（乐）公路封锁线，进入晋绥第八军分区之阳曲县，再由第八军分区交通队护送通过北同蒲铁路和太（原）大（同）公路封锁线，进入晋察冀边区之北岳第二军分区，然后经过4条支线，到达设立在定襄县窑泉村的北方分局西线交通总站。中线由兴县经临县、方山，通过离（石）岚（县）公路封锁线、太（原）汾（阳）公路封锁线、汾河封锁线，经太原县（今太原市南郊区）、徐沟县、榆次（或太谷、或祁县），通过南同蒲铁路封锁线，到达太行第二军分区。南线由兴县经临县、方山县，通过离岚公路封锁线，进入晋绥第八军分区之交城，然后经汾阳通过太汾公路封锁线，到达太岳抗日根据地。北线交通线从晋察冀再到冀中、平西和冀东；中、南线交通线从太行经冀鲁豫到山东和苏北、华中。
除此之外，各地、县还建立了许多小的交通线，并在这些交通线上建立了许多交通站、交通点。在这几条交通线上，有八路军的交通大队、地方武装参加，各地、县委积极配合，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在护送干部方面，从1942年10月到1945年底，共接送干部2852人，其中有党的第七届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央委员27人，主要党政干部800余人。1941年春，护送了八路军总部炮兵团（拥有山炮80门）。1943年3月护送了抗大总校300名学员，以及回延安的部队、鲁迅艺术学校的学员、残废军人、干部家属、国际友人、日军俘虏等大批人员。
在转运物资方面，组织了大批战略物资的进口、出口。据太行抗日根据地的统计，从1942年到1945年，通过这些交通线运入太行区的布匹达15万丈、粮食达50万公斤以上；运送食盐最多的一次有驮运牲口230多头。太行抗日根据地生产的军火等军用物资及冀南银行的钞票，也是通过交通线运送到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
在艰险而又漫长的交通线上，执行任务是相当艰巨而危险的。交通人员长期执行交通护送任务，不但要有强健的体魄，付出艰辛的劳动，而且要有机警的头脑，灵活的动作，以随机应变地处置各种复杂的情况。如稍有不慎，就会造成难以挽回的巨大损失。在这些交通线上执行任务的人员，克服了难以想象的重重困难，创造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办法和成功的经验。如在执行护送任务中，通常采取的方法主要有：
（一）公开掩护前进。交通人员沿途侦察，警戒带路，在日伪据点附近设伏警戒，掩护通过。
（二）秘密护送前进。交通人员通过秘密党的关系，事先作好联络，对过往的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进行各种化装，或化装成商人、病人、探亲者，或化装成医生、伪官吏，持以合法的证件，以合法的身份，乘坐汽车、火车，或乘坐马车，通过日伪封锁线，并事先利用敌伪内部的秘密“关系”或伪官吏或关卡检查人员，予以掩护放行。
（三）派部队进行武装护送。
秘密交通线的建立，顺利地实现了各抗日根据地与延安党中央的联系及他们之间的互相联系，打破了敌人的分割和封锁，保证了上下级的紧密联系，做到了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的迅速准确，过往干部的安全通行，以及战时物资的顺利运送。这对抗战相持阶段坚持对敌斗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十二月事变之后，在山西大体形成了五种地区：一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主要是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二是日军占领的沦陷区，主要是同蒲铁路、正太铁路、白晋铁路及主要公路等交通要道和这些交通要道上的若干大中城市；三是根据地和沦陷区之间敌我双方势力都可以深入的游击区，主要是同蒲铁路北段以及大同、太原与晋东北、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接壤的地区，同蒲铁路南段以及榆次、平遥、霍县、临汾与太岳抗日根据地接壤的地区，正太铁路西段以及榆次、寿阳、阳泉、娘子关与晋东北抗日根据地、太行抗日根据地接壤的地区，白晋铁路以及沁县、长治与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接壤的地区；四是阎锡山统治的阎管区，主要是汾离公路以南、汾河以西、黄河以东的晋西南地区；五是各种政治势力混杂的地区，主要是临屯公路和长治、壶关一线以南、南同蒲铁路以东、黄河以北的太南、岳南和中条山地区，其中岳南、中条山地区从1940年5月至1941年8月由国民党军驻扎，存在着国民党政权、阎锡山政权、日伪政权及共产党领导的地下政权4种政权。1941年5月中条山战役后，基本上为日军所控制。在沦陷区、阎管区、几种政治势力混杂区和游击区，党的工作环境十分恶劣，斗争条件十分艰苦，其中尤以沦陷区和阎管区为最。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日本侵略军在山西逐步占领了主要交通要道和大中城市，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据点为锁，实施“囚笼政策”，妄图把各抗日根据地分割开来，封锁起来，加以残酷的“扫荡”与“蚕食”，消灭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山西新军和各种抗日力量，变根据地为游击区、再变游击区为敌占区。日本华北方面军在1939年肃正作战的基础上，确定1940年肃正建设的方针是：“尽快建成特殊地区巩固的华北”，“使讨伐肃正更加彻底，进一步加强各项治安工作，切实恢复治安，并推进‘日满中连锁国防经济’的建设”。而治安肃正的重点是“剿灭共军”。它一方面在山西的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北和晋西南地区加紧“扫荡”，扩大其占领区；另一方面加强了对铁路、公路沿线以及太原、大同、阳泉、临汾、长治等重点城市及其占领区的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的统治，叫嚷要“根除共产势力，宣扬新民精神，以建设王道社会”。在政治思想方面，其在《华北地区思想战指导纲要附录书》第四章中，特别指出：“对共产抗日分子的搜查侦察工作，务必做到严密周到。”“为了准确、迅速地检举、扑灭共产抗日分子”，其对策的第一条规定：“实行彻底的户口调查，并进行及时的盘查搜索”；第二条规定：“对有左倾嫌疑者及伪装的叛变分子，要严密监视其言行”。并对言论、著作、印刷出版及戏剧、电影等作了取缔的具体规定。在行政方面，一方面加强省公署、道公署、县公署和区村的建设，从1939年4月开始，在山西先后设立了河东道（驻运城，辖36个县）、雁门道（驻榆次，辖25个县）、冀宁道（驻临汾，辖31个县）、上党道（驻长治，辖19个县），在太原设立了市公署，任命了省长、道尹、市长、县知事，以承担防共、治安等任务；另一方面，在各地扩大和加强维持会，制定“山西省新村制度”，推行保甲制。在军事方面，1940年春夏，日军在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北、晋西南，进行了大规模的“扫荡”。
1940年秋，百团大战给了日本华北方面军以沉重的打击之后，他们惊呼要“重新认识共军”，“使以后的治安肃正工作空前加强”，各部队“均由痛苦的经验中取得了宝贵的教训，改变了对共产党的认识，从而采取了各项治安措施”。12月，华北方面军参谋部在其《方面军特报第3号》中称：“国内外形势虽然对华北共产势力未必有利，但以之作为肃正对象予以剿灭，不消说，则是确保治安的中心课题。尤其是共军移驻华北更直接影响华北治安，因此要特别注意其动向。”到1941年，日军在其年度肃正建设计划中，更“决定以对共施策为重点，积极具体地开展各项工作，并且尽快努力恢复治安”。强调：“剿共一事，仅靠武力进行讨伐，不能取得成效。必须以积极顽强的努力和统一发挥军、政、民的力量，摧毁破坏敌的组织力量和争取群众为重点。”要求“在争取农村民众的同时，必须加强领导，不使成为共产势力的温床。相反进而使之主动驱逐共产势力，则是极为重要的”。为此，1941年至1942年，日军在华北进行了5次“治安强化运动”，变单纯的军事进攻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和政治、军事、经济、思想、文化等为一体的“总力战”；变短期的“鲸吞式扫荡”为“堡垒主义”，步步为营，有计划地“蚕食”和长期“扫荡”、反复“清剿”；变一般的烧杀抢掠为对根据地进行烧光、杀光、抢光的残酷的“三光政策”。
为了推行“强化治安”，日军把华北地区划分为“治安区”（即敌占区）、“准治安区”（即游击区）、“未治安区”（即抗日根据地区）3种地区，制定了既不急于求成、又不稍有放松的扩大华北治安区的3年长期计划，向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扩大治安区及准治安地区”：从1941年7月到1943年，“治安区”由10%扩大到70%，“准治安区”由60%缩小到20%，“未治安区”由30%缩小到10%。其具体施策是：在“治安区”推进文化、经济的施策，促进“反共形势”的发展。在“准治安区”“部署固定的日军主力，在其指导、支援下，建成并加强县警备队及保乡团等，以控制县政，并不断搜寻中共的势力，加以扫荡，扼制其活动，削弱其势力，逐渐提高中国方面的政治、军事力量，使之过渡到治安地区”。在“未治安区”不断进行有计划的讨伐作战，并排除、破坏抗日根据地的设施及军需品，“使中共方面不能安身和进行建设”；作战结束后，再反复进行“扫荡”，“使中共方面难以重建根据地”，随即，日军进驻、分散部署，设置行政机关，“使该地区向‘准治安地区’发展”。因此，从1940年以后，日军对占领区的统治日益严密，抗日运动受到摧残，抗日人员无法存身，人民群众处在日本法西斯统治的牢笼之中，共产党的活动极为困难，工作环境极度恶劣。
在阎锡山管辖的晋西南地区，十二月事变后其政权虽然只有7个形式上的完整县、16个残缺不全的县，而且阎锡山的军队官多兵少，行政机构庞杂，组织与行政明争暗斗，文人和军人互相排挤，干部离心，人民怨恨，大有土崩瓦解之势。阎锡山为改变这种不利局面，以巩固其对晋西南的统治，一方面与日本暗中勾结，另一方面同蒋介石谋求妥协，对共产党的防范则十分严密。为了加强对其管辖区的控制，采取了几项重要措施： 第一，建立特务组织，加强内部统治。一是在军队内部用封建法西斯的办法，建立秘密铁军组织“三三铁血团”。其成员歃血为盟，称兄道弟，开始是发展上、中级军官，以后发展到下级军官，1941年以后又发展到敌工、政工人员，先后参加者总计在1万人以上。这个组织的参加人均跪在阎锡山跟前宣誓：“誓以至诚，亲爱团结，用铁血拥护会长阎伯川先生。”其纪律极为严格，规定“组织永远不开除同志，如有违犯纪律的，就给予最严厉的处分——自裁处死”。为了加强对铁军组织成员的控制，1942年又成立了铁军纪律维护团，其成员具有特殊的权力，可以当场打死缴械投降的任何人。二是把同志会的区、县级组织改为精建会区、县分会，在同志会内部发展同志会先锋队员（简称“同先”）和同志会基本干部（简称“同干”，后又改称“基干”），规定了严格的纪律，要求参加人员终身不脱离组织，不得会长允许绝不参加其他任何团体。三是强化特务组织系统，阎锡山的特务组织最初为杨贞吉的政卫团，其组织系统一直到各县、区、村。杨贞吉曾以“希姆莱”（希特勒的特务头子）自命。1939年6月，在原敌工队的基础上建立了敌区工作团（简称“敌工团”），阎锡山亲自兼任总团长，总团部直辖3个敌工团（不久改为敌工突击团）、60多个敌工县团部，其主要任务是：（1）查扣共产党员、地下工作人员和抗日进步人士；（2）监视新军军官言行，搜集各地中共地下组织、牺盟会和新军活动的情报；（3）盘查来往行人，考查、捕捉、审讯嫌疑人员；（4）送取秘密文件；（5）协助地方行政机构征粮、征款等等。如1939年10月，阎锡山密令杨贞吉向晋东南地区派遣了一个敌工团，在长治、襄垣、沁县等地进行特工活动，搜集牺盟会、决死队的活动情报，对决死队、牺盟会的领导人伺机进行暗杀。1941年5月，杨贞吉又建立了同志会敌区工作委员会（简称“敌工委员会”），并在临汾土门成立了三、五、七区办事处，策动各县敌工团在汾东一带尤其在浮山、安泽等县进行特工活动。这一系列特务组织，担负着所谓“净白阵营”、“反共防共”的重任。在阎锡山管辖区内，不论什么人，凡有共产党嫌疑者，统统由政卫系统关押、审讯、处理。四是指示梁化之建立特种警察指挥处的特工系统。1943年，他们把隰县中心区战地动员工作团（简称“战工团”）变为专门从事“肃伪”活动的特工组织，侦察中共地下组织情况，搜集抗日军民情报，扣捕和处理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牺盟会员、新军家属和进步人士。9月，又撤销了各专区的战工团，以其团员为基础，成立了“民族革命同志会流动工作队”（简称“流工队”），继续担负“净白阵营、肃清伪装”的任务。同时在孝义、介休、汾阳、中阳、灵石、汾西、永和、石楼、大宁、隰县、蒲县等11个县设立了流动工作联合组，搜集情报，组织扣捕活动，审理“政治犯”，联系和管理自首人员。随后又成立了个随队工作组，并设立了类似监狱性质的真理辩证处，专门扣押和审处革命分子。在1943年，为了发现“伪装分子”，杨贞吉的敌工组织采取过滤嫌疑人户的办法，对公务人员进行识别，大搞“家肃家、户肃户、村肃村”的特务活动，仅在晋西一隅，就对2000多户、500多个公务人员进行了过滤，并与战工团展开了捕人杀人竞赛。战工团在大扣捕中，“宁叫错扣一千，不叫漏掉一个”，在隰县、吉县、永和、大宁、汾西、孝义、石楼、中阳、离石、襄陵等县中，每县一次至少扣捕100余人，最多的达到300余人。据不完全统计，仅战工团变为特工组织的半年时间内，先后扣捕中共地下党员和所谓“伪装”嫌疑人员达820余人，在隰县中心区就残杀50余人。而其所谓“真理辩证处”则是利用共产党的叛徒，进行“以伪肃伪”。他们炮制了“断归路、辟前途”的方针，强制政治犯交出与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关系。在强迫交关系的过程中，采用了棍打、鞭抽、钉竹签、压杠子、坐板凳、灌辣椒水、火柱烙铁烫等各种酷刑，从而使晋西南变成了一个恐怖的世界。
第二，实行“村管理”制度，对人民群众严加统治。阎锡山首先在晋西南建立组（同志会）、政（行政）、军（兵役）、经（经济）各种组织，从1943年以后，组成专、县级的“组政军经统一行政委员会”（简称“统委会”）和区级的“组政军经督进组”。各级的负责人都有很大的权力，对同级干部有报请撤职之权，对下级干部有绝对撤职之权。然后实行枷锁式的“村管理”，严密监视和限制村民的行动，要求做到“不让什么人进村，什么人进不了村；不让什么人出村，什么人出不了村”。“村管理”的主要对象是所谓“特种村民”，即其认为有共产党、牺盟会嫌疑的人。对这些“特种村民”，强迫其觅具“妥”保，保证在村内不出事，不偷出村；要出村须向保人声明去何处、找何人、做何事、走几天，保人认为无疑，再向闾里请假，发给出村证，才准出村。闾邻长、闾组长每晚都要检点本间“特种村民”是否在家。对外村的“特种公民”，本村村民一律不准留宿，遇有特别事故必须留宿的，要觅三家连环保，村里批准才能留宿。阎锡山对此称之为“政治上的防卫工作”，要求做到不许一个不了解的人进入他的政权范围之内。这种制度如同枷锁一样，把所有的村民都管制起来。村民稍有不慎，就有被杀头的危险。
第三，实行“兵农合一”暴政。这一暴政是从1943年8月15日决定实行的。阎锡山说：“我们这是打破（共产党）地下组织，巩固我们组织的唯一好办法。”其主要内容为编组互助、划分份地、平均粮银等项。所谓“编组互助”，即把役龄壮丁每3人编为1组，其中1人当常备兵，入营打仗，受该组优待；其余2人当国民兵，在家种地或做工，出粮出棉，优待常备兵家属。所谓“划分份地”，即把村中所有土地划分为若干份地，分配给国民兵领种。所谓“平均粮银”，即按土地平分粮银。通过这套办法，把农民变成份地的奴隶，又转化为军队的隶属。这样，就可以要人有人，要粮有粮，常备兵替他卖命，国民兵供他需索，同时从政治上控制了农民。
除此之外，阎锡山在其管辖区还实行“政治经济化”的所谓新经济政策，用政治权力管理经济，建立了层层节制的、严密、复杂的组织机构，控制人民的生活和消费，监视人民的生活和行动。 总之，在同蒲铁路、正太铁路及一些主要公路沿线和大中城市等沦陷区，日军极力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加强军国主义的法西斯统治，重点“剿除”共产党的势力；在阎锡山管辖的晋西南地区，则极力打击共产党和抗日分子的活动，加强封建主义的法西斯统治，破坏抗日斗争。在这两种地区，党的组织处于非法的地位，党员没有存身的余地，党的工作十分困难，人民的抗日活动受到严重摧残，抗日斗争的开展陷入极为艰难的境地。
二、党在沦陷区和阎管区的工作方针
在日、阎的严密控制和残酷统治之下的沦陷区和阎管区，虽然条件非常恶劣，党的工作困难重重，但各地的党组织依然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
沦陷区和阎管区的主要矛盾，是日、阎同广大人民群众的矛盾。但这两种区域的矛盾又有所区别。在沦陷区，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突出的表现为日本侵略者极力巩固其占领的地盘，并不断把“准治安区”变为“治安区”，缩小甚至消灭“未治安区”，以摧毁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而在阎管区，主要矛盾则是阶级矛盾，突出的表现为阎锡山极力控制自己的地盘，防止和打击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势力的深入，为其妥协投降做准备。虽然他也想从共产党、八路军和山西新军手中“收复失地”、“发展政权”，但碍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更由于其力量的不足，还不敢大胆地向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进攻，对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北解放区还不敢大打出手，仅仅是向岳南地区进行骚扰。对于上述两种地区，党的基本政策是：“一方面尽量地发展统一战线工作，一方面采取隐蔽精干的政策”，“在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上采取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山西各根据地的党组织在贯彻执行党的基本方针政策时，根据这两种地区各自不同的特点，又采取了不同的措施。
在沦陷区，主要采取了“发展”的方针。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阎锡山的限制，“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1940年6月14日、11月25日，八路军野战政治部连续发出关于敌占区工作的指示，11月25日，中共中央北方局也发出关于敌占区及接敌区工作的指示。指示要求：在相持阶段中，应积极主动地向敌占区扩展工作，收复人心，击破日军隔断及封锁各抗日根据地，掠夺人、财及毒化、奴化政策等阴谋，并进行敌伪军工作。在敌占区的工作，不是运用根据地的政策，而是“执行广泛的统一战线，精干的发展组织，谨慎的组织群众。对敌伪军队及其政策仍是采取长期隐蔽与埋头苦干的方针，对两面汉奸则争取之，以便孤立日寇、死心塌地的汉奸，对广大不愿意当亡国奴的民众则耐心教育团结之，以便积累和准备反攻力量”。在工作方式方法上，也不是运用根据地的工作方式和方法，而是“一切工作和组织都必须注意秘密与隐蔽，力求职业化与群众化，争取合法与公开的存在，并设法深入到敌伪组织及群众中去活动，以灰色的和群众的面目出现工作，力求取得与群众建立密切关系。”根据这一指示精神，从1941年秋开始，各根据地的党组织，都建立了对敌斗争委员会，并就对敌斗争的各项工作作了分工：由地方党组织负责瓦解敌伪政权，建立抗日政权，争取各种伪组织，组织对敌文化斗争、宣传斗争及经济斗争；由军队的锄奸部门和地方政权的公安部门负责打击敌伪特务机关及特务的阴谋活动，铲除汉奸、捕捉敌探等活动；由军队的敌工部门负责敌伪军工作。在分工的基础上，各个部门互相配合，协力行动。
为了开展沦陷区的工作，首要的任务是秘密地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当时，在日军占领的主要交通要道和大中城市，如太原、大同、阳泉、临汾、长治等地，由于日伪统治极为严密，党的组织只能由邻近的根据地党组织秘密派遣少量党员打进去，以社会化、职业化作掩护，秘密开展力所能及的工作。有的地方在交通线和大中城市之外，建立一些精干的组织，如敌工会等，点点滴滴地开展工作。在交通线和大中城市附近的沦陷区，则有的建立秘密地委，有的建立秘密县委或县工委，发展社会统一战线，进行群众工作，开展多种形式的抗日斗争。
在大同日伪统治区，中共晋绥边地委于1940年7月派刘耀宗到大（同）怀（仁）左（云）地区任大怀左县委书记，化名刘富贵，先后深入到口泉永定庄矿、黄草洼等地，以开小杂货铺为掩护，秘密发展地下党员，瓦解敌军，传递情报，发动和领导大同矿区的抗日斗争。8月，中共雁北地委（1940年8月中共晋绥边地委改称）又派刘耀宗从口泉打入大同城内开展工作。1941年5月14日，中共晋绥五地委在朔县召开大同西部地区高干会议，部署了城工工作和敌区工作，会后组织了大（同）怀（仁）工作团和左（云）右（玉）工作团两个敌区工作团，分赴开展工作，恢复了一些瘫痪的党组织，联系了一些失掉关系的党员，发展了一批新党员，建立了一批秘密联络点和一些抗日武装。
在正太铁路、同蒲铁路沿线的敌占区，建立了一些秘密党组织。1940年8月18日，晋冀豫区党委专门召开了点线工作会议，总结敌占区工作的经验教训，讨论敌占区工作的政策问题，并连续发出配合百团大战开展正太铁路沿线敌占区工作的指示，提出了“面向敌人”、“面向交通线”、“面向敌占区”的口号，并作出《关于敌占区组织形式的决定》。当时，这些地区的党组织是按照职业、地域（自然村、工厂）进行组织的，强调发展党员要提高质量，限制数量，力求精干；工作方式避免根据地的形式，力求隐蔽；党支部执行情报、发行、宣传、群众工作等主要任务，并进行教育工作和整顿、发展党的工作。在这些地区工作的干部，都采取地方化、职业化的形式，以小贩、医生、教员、长工等身份，隐蔽在群众之中，谨慎地、秘密地进行工作。总的来看，有一定成绩，但成绩不大。虽然配合了百团大战，但只是“一般的配合”，党的工作“未能大大开展”。到1942年，在这些地区建立了武装工作队，主要任务是：深入敌占区发动群众，配合作战打击敌人，为建立“敌后之敌后”根据地创造条件；执行某些特殊任务，如破坏交通、烧毁仓库、搜集情报、瓦解敌伪、镇压罪大恶极的汉奸等。在太行二地委、第二军分区的领导下，敌后武工队在敌人的“格子网”内，经过秋季3个月的斗争，收复了254个村庄，扩大了6775平方里的土地。在此期间，活动在武乡县的武工队，把52个“维持村”的伪人员抓获，镇压了罪大恶极、死心塌地的汉奸张兴旺等。在紧靠正太铁路的平（定）西县，敌人分割封锁，严密控制，形成了双层“格子网”。在极端困难而又艰苦的条件下，县委组织基干武装，武装机关干部，建立两面政权，打击敌探汉奸，有效地坚持了对敌斗争。 在晋豫边界的中条山地区，1941年5月，日军发动中条山战役并控制了这个地区之后，中共晋豫区党委把原中条地委分成条东、条西两个地委，条东地委书记杨蔚屏，条西地委书记柴泽民。条东地委领导曲沃、翼城、绛县、垣曲等县党的工作。地委机关驻地不固定，领导成员化装隐蔽，分头独立领导各县的工作。地委书记杨蔚屏打扮成商人，在翼城县符册村开设杂货铺，经销纸张、纸烟、酒类等商品，作为指导和联系工作的立脚点。他们通过单线联系，对党的组织进行了整顿，把原来公开的不易存在的党员和干部转移出去，或调到其他县、区，或送往根据地；对严重动摇的党员，经教育无效后，停止其组织关系；对叛变投敌的党员，开除其党籍；对于一般动摇的党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使其站稳立场；对于被杀害党员的家属，进行慰问安置。同时，根据斗争的形势，对党的组织化大变小。如在垣曲县，将原来的3个区委变为5个区委，配备了秘密区委书记和委员，分头领导各区的地下工作。在翼城县，则以曲高公路为界，成立路南、路北两个县委，把原来的5个区委变为8个区委。在上述地区，还指派人员打入伪军、伪组织内部，进行搜集情报和分化争取工作。驻曲沃高显镇的伪军、侯马日伪警察局、翼城日伪新民会和警察局内部，都有党员打入。条西地委书记柴泽民，先后以蒸馍铺管账先生、粉房伙计作掩护，后来又化名王富贵，以医生职业作掩护，进行巡视和指导工作。这个地委特别重视利用合法形式，建立灰色的、伪装的、秘密的抗日武装。经过谨慎而又艰苦的工作，到1943年直接领导的武装即有康支队、五支队、九支队、十支队和夏县县支队等5支武装，拥有两三千人。后来乘太岳南进支队向中条山挺进，建立了太岳第五军分区，并建立了夏县、康杰县、稷麓县、平陆县的县政权及安邑办事处等。
在岳南和中条山地区，沦陷区工作的一大突破，是执行“发展”的方针，把敌占区变成了抗日根据地。十二月事变之后，中条山地区由国民党军驻防。1941年5月，日军发动中条山战役，驻扎在中条山的国民党军大部分撤退到黄河以南，一部分四处溃散，中条山地区大部分为日伪军占领。在这里，日军据点林立，伪军伪组织蜂起，一部分国民党溃军也自推首领，占地为王，一时呈现出复杂的局面。根据党中央关于“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发展”的方针，经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同意，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于1941年6月发出乘机开辟岳南和中条山局面的指示，决定将白晋、博爱线以西，同蒲铁路以东，黄河以北及汾河以南三角地带整个区域，划归太岳军区管辖，并且决定决死第一纵队、八路军第三八六旅及太岳各地方武装，为太岳军区建制的部队，由陈赓任司令员，薄一波任政治委员。6月6日，决死第一纵队、第三八六旅各一个团及第二一二旅，奉命开赴岳南地区。同时，太岳区党委和山西第三专署抽调干部组成沁（河）东、沁（河）西两个工作委员会，随军南下，开辟岳南地区的群众工作和政权工作。不久，彭德怀于7月间指示晋豫区党委书记聂真，南下开辟中条山的时机已经成熟。8月7日，北方局又发出开辟晋豫边工作的指示，指出：开辟晋豫地区的任务，在于创造根据地；基本方针是隐蔽的、踏实的、反对大吹大擂和过分过早刺激日伪，有计划、有步骤地巩固与依据已有阵地，再求开辟发展。根据这一指示，八路军总部命令第三八六旅第十七团、第十八团和决一旅之第五十七团，组成太岳南进支队，由周希汉任司令员（1942年1月改由王新亭任司令员）、聂真任政委，执行开辟中条山的任务。在开辟岳南的过程中，太岳军区部队在太岳南进支队和国民党第九十八军的配合下，粉碎了日军1941年秋季发动的“铁壁合围”大“扫荡”，打击了阎锡山勾结日伪的捣乱和破坏，建立了由韩柏（焦善民）任书记的中共岳南地委（后称太岳四地委）和时逸之任主任的第三专署岳南办事处（也称太岳行署岳南办事处）以及长子、冀氏、浮山等县的县政府，委任了沁水、临汾等县的县长（但这两个县的基层工作未建立起来）。接着，1942年1月，太岳南进支队和晋豫区党委干部共600余人，分3个梯队向中条山地区挺进。经过与日伪军的激烈战斗，重新开辟了中条山区，于4月间建立了豫晋边区人民抗日联防区（简称“豫晋联防区”），司令员刘忠，政委聂真；接着建立了豫晋边区人民抗日联合办事处（简称“豫晋联办”），主任郭清文。从此，使日军占领的这一区域，逐步变成了抗日根据地。
在阎锡山管辖的晋西南地区，主要采取了对中间势力地方实力派政策和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顽固派政策相结合的一种政策。阎锡山是一个地方实力派，他既同抗日进步势力有矛盾，又同蒋介石国民党中央政府有矛盾。但是，阎锡山又不单纯是地方实力派，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之后逐步跨入了顽固派的行列，表现出顽固派两面政策的特点，即“一面尚在主张团结抗日，一面又执行摧残进步势力的极端反动政策，作为准备将来投降的步骤。”山西各根据地的党组织，在阎管区采取了与沦陷区不同的革命的两面政策，一方面尽量避免与阎锡山顽固势力绝对对立，拖住他妥协投降的后腿，使他尽量留在抗日统一战线之内，而且时间越长越好；另一方面又对他摧残抗日进步势力的政策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在斗争的方式与方法上，主要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工作的重心放在秘密地发展党的组织，在群众中进行各种抗日反顽的动员与组织工作，使广大群众认清形势，坚持抗日与反顽斗争，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1941年3月，晋西区党委决定成立以王文达任书记的中共沿河工委，在沿黄河一带积蓄力量，准备收复晋西南。后来，又根据党中央关于晋西南短期内不宜解放的指示，加之1942年5月日阎举行安平会议，互相勾结更为密切，如果给阎更多的压力，使阎走投无路，公开投降日军，则对坚持山西抗战的大局不利，所以中共晋绥分局决定撤销沿河工委，重新组建中共沿河地委，仍由王文达任书记，利用晋绥三地委（临县地委）设在黄河西岸冯家岔村的后方留守处作掩护，与所属的中共石（楼）隰（县）工委、永（和）大（宁）工委、中（阳）离（石）工委建立单线联系，确定向每个县派去一名可以派进去或可以找到关系、或在各县能够联系原有党员的人，东渡黄河，到各县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东渡派遣工作，采取极其秘密的单线联系的办法。当时确定的原则是：如能找到可靠的关系和社会职业作掩护，在站稳脚跟后，再派人和黄河以西的地委联系；如站不住脚跟，即设法返回。东渡之前，他们通过各种关系，如通过从黄河东岸阎管区逃到陕甘宁边区经商的商人了解阎管区的情况，进行分析研究，物色能用羊皮筏子偷渡黄河、利用夜间进行护送的可靠的人；为过河以后能够站稳脚跟，除利用亲属、亲戚关系外，还准备利用阎锡山在军政人员中广泛发展青红帮的特点，学习青红帮的对话和暗语，准备对付阎军的盘查。经过研究，沿河地委确定在黄河东岸开辟工作的地区是大宁、永和、石楼、中阳和离石之石碛公路以南的十几个村庄。但由于阎锡山统治极为严密，东渡人员东渡之后，开展工作十分困难，派去的人只是进入石楼、中阳两县，其余各县均未进去，而进入石楼、中阳的人员也只是了解了一些情况，工作无法开展，便又用偷渡的办法返回河西。到1943年11月，沿河地委奉命撤销。 1941年8月，晋西区党委决定成立中共晋西南工委，由龚子荣任书记。根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和彭德怀的指示，洪赵总队改编为第一一五师洪赵独立支队，归晋西南工委领导。晋西南工委率领洪赵独立支队以太岳抗日根据地的沁源县为基地，领导汾孝、洪赵、乡吉及汾南4个地委，派遣一批地、县、区的领导骨干，深入晋西南腹地，在阎管区秘密开展党的工作。开始派进去的有孙先余、郭万胜、郭达、廉怀德、张铁民、马平定、成克、武高、仝云、李发英、郭芝炳、石启明、贾平、李晓林、田寿、金石、张如森、杨殿青、梁生林、苏向明、杨耀等二三十人，以后逐渐增多。9月间，晋西南工委召开工作会议，强调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既要有机配合，不能脱节，又必须严格分开，不能混淆。凡做秘密工作的干部，要有点点滴滴的工作作风和踏实深入、埋头苦干的精神；恢复组织和发展党员重质不重量，每个党支部或党小组，必须能够起到战斗堡垒作用。派出去的干部大部分取得了社会化、职业化的身份，以医生、商人、教员、长工、小贩等职业作掩护，在实际工作中探索出了一套开展党的秘密工作的经验。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据不完全统计，洪赵地委在洪洞、赵城汾河以西地区保存的秘密组织和党员人数为：洪洞党支部10个，党员174人；赵城党支部29个，党员274人。其中洪洞的白石、杜戍、程曲等八九个村的党支部和赵城的石止、马牧、堤村、下张瑞等党支部，坚持地下斗争四五年，涌现出被群众誉为“四大天王”的英雄人物。汾西县在出现叛徒、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仍整理和恢复了一些党组织，保存了党员80余名。乡吉地委保存的党员人数为：河津100人，稷山138人，新绛35人，乡宁39人，吉县96人，汾城89人，襄陵38人，共计535人。汾南地委保存的党员人数为：万荣108人，猗氏30人，临虞40人，荣河100人，秘密武装22人，共计300人。汾孝地委也保存了几十个支部，坚持斗争四五年，没有一个被破坏。仅孝义县一、二、三区即有秘密党员300余人，四、五、六区有党员160余人。另外，原中共沿河地委保存了秘密党员120人，中阳、离石有36个支部。
这些地区党的秘密组织和保存下来的党员，长年累月地冒着生命危险，紧紧地依靠群众，建立秘密武装和隐蔽政权，把合法的公开斗争与非法的秘密斗争结合起来，对阎顽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开展力所能及的斗争，搜集军政情报、营救被捕人员、处决汉奸叛徒、分化瓦解阎之军政组织，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为日后的革命斗争积蓄了力量，打下了基础。有不少秘密党员遭到阎锡山军政警宪机关的逮捕和残酷迫害，其中绝大多数坚贞不屈，视死如归，有的慷慨捐躯、英勇就义。他们的艰苦斗争和壮烈事迹，值得永远纪念。
三、敌工、城工、情报工作的进行与敌后秘密交通线的开辟
在沦陷区的重要工作之一，是建立敌军工作和情报工作以及秘密交通线，借以瓦解敌军和搜集敌伪情报，加强中央与各根据地以及各根据地之间的联系，更好地配合根据地的抗日斗争。1940年4月6日，党中央发出《关于瓦解敌军工作的指示》，指出加强对敌军的工作，“是决定抗战胜利和引起日本革命的重要条件之一”，要求“必须健全军队中的敌军工作部和地方党的敌伪军工作委员会”，收集敌人的各种文件，进行对敌宣传，大力瓦解敌伪军。之后，党中央又连续发出关于开展敌占大城市工作的指示和开展敌伪军、伪组织工作的指示。据此，山西各临近敌占区的党组织，于1941年、1942年先后分别建立了相应的工作机构，开展了这方面的工作。
在太原地区，晋绥八地委于1941年决定由第八军分区的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参加，组成敌军工作委员会，并在有关县建立了敌工站。1942年，八地委的敌工委员会在清（源）太（原）徐（沟）地区建立敌工站，由胡耀东负责。他们化装成普通群众的模样，从日伪警察机关搞到“良民证”，选择若干社会关系，隐蔽在群众当中，进行群众工作。接着通过各种渠道进行社会调查，分析敌我情况，研究工作重点和工作方法与方式，灵活机动地开展工作。在开展社会调查的基础上，通过敌伪人员的家属、亲戚进行瓦解伪军、伪人员的工作，并利用日伪内部的矛盾，促进分化瓦解，争取其中有一定爱国心的人转向抗日，发展秘密“关系”，交付特殊任务。经过努力，在敌人的不少据点里，通过单线联系，建立了秘密的敌伪“关系”。如清源县日伪军中队长、太原县日伪军中队长、徐沟县日伪军小队长，以及一些日伪军班长、士兵及日伪警、政、宪、特人员，都成了可以利用的“关系”。这些“关系”有的主动为共产党八路军提供情报、文件、枪支、弹药，或想方设法购买布匹、纸张、药品、电讯器材等禁运物资；有的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暗中为自己留“后路”、为群众办好事，如出扰时消极怠工、打仗时放些空枪；有的甚至可以协助党和八路军营救被捕人员。1942年冬，晋绥军区又在太原地区建立了由郑校先负责的情报工作站。他们依靠地方党组织和当地群众，在敌伪内部建立了30多个秘密“关系”。这些“关系”多数分布在城郊敌人的各个据点，有些则是在太原城内上班而家在郊区村镇的敌伪人员。通过这些“关系”，不仅摸清了各个据点敌人的人数、装备、工事等情况以及敌人活动的规律，而且掌握了太原城内敌人的情况，甚至拿到了日伪山西省政府和太原日本宪兵队特高课等机关的人员名册，为有效地开展对敌斗争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资料。不仅如此，他们还进行了营救被捕人员、处决汉奸叛徒等工作，便利了敌工工作和情报工作的开展，有力地震慑了敌人。
在大同地区，北岳区党委社会部于1942年秋在大同城内建立了由傅之干负责的情报组，联系秘密“关系”，进行内线工作，为北岳区党委社会部和桑干河武工队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其中，深入龙潭虎穴的李泽英勇献身，血染平城。李泽受大（同）丰（镇）左（云）工委的派遣，潜入大同城内，以晋北输入组合业务股长的合法身份，秘密搜集日伪军情报，不幸于1942年1月暴露被捕。在审讯中，日军对他施以种种酷刑，把他的四肢肌肉切开，撒上食盐，逼其屈服，残酷折磨达两三个月。但他大义凛然，宁死不屈，最后被敌人用400斤重的石磨，活活压死，以身殉职。 在临汾地区，太岳军区情报处利用陈香元（当时改名陈焕章）打入日伪军内部，通过各种关系，当上了驻在临汾城内的日伪大汉义军参谋长、副司令直至司令，被党组织秘密吸收为共产党员。以后又打入日军清水师团情报班当了班长，搜集日伪的情报。陈焕章身居日伪要职，行动不便，只能得到情报，传递转送困难。于是太岳军区情报处又派进去十几名干部，进行具体工作，其中有县、团级干部七八个。如曾任过县委书记的第三八六旅敌工科科长朱向离、原沁源县抗日县长禾影、赵城县敌工科科长袁子平、太岳军区情报处干部刘子安及赵铭等。他们在敌人严密控制的临汾城内，单线联系，人自为战，独立工作，巧妙周旋，先后搜集了大量情报，为根据地反“扫荡”作战提供了准确的依据。1943年10月，著名的伏击日军观战团的韩略村伏击战，就曾得益于他们提供的情报。
在长治地区，晋冀豫四地委、太行第四军分区于1942年1月建立了由王培仁任总站长的太行第四军分区敌工站（对外称“太南联络处”），在日军占领的长治、潞城、壶关3县建立了敌工分站，进行了大量搜集情报和瓦解伪军的工作。
在南同蒲线和白晋线，太岳区党委和军区于1942年春建立了情报处，由军区司令员陈赓兼处长（后由敖纪明接任处长，康福申任副处长）。这年秋天，由李溪林、盛子夏分头到南同蒲铁路南段敌占城镇和战略要地，对日伪军、政、警、特机构开展谍报工作。到1943年秋，建立了同蒲、白晋两个谍报站，同蒲谍报站站长李溪林，白晋谍报站站长康福申兼。这两个情报站派遣情报人员，战斗在敌人的心脏内部，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为了打破敌人对抗日根据地的分割、包围和封锁，沟通各抗日根据地之间及与党中央的联系，山西各根据地的党组织，在八路军的配合下，以地方武装为骨干，以沦陷区、阎管区的秘密联络站为基础，建立了多条地下交通线。1940年以前，在山西指挥华北抗战的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与驻陕北的党中央的交通联系，就是由太行区经太岳区、晋豫区，再经设在河南渑池、洛阳的八路军兵站和设在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通往陕北延安的。朱德、彭德怀等在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与延安之间的来往，都是借助了这条交通线。1939年底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和阎锡山发动十二月事变后，这条交通线被阻塞。1942年1月12日，党中央发出《关于建立各根据地秘密交通的指示》，指出：“为着保证将中央与各根据地的文件及干部能迅速而安全的互相转送，除利用各根据地内运输司令部之武装交通兵团公开掩护外，所有各根据地之间，必须同时建立通过敌人封锁线的秘密交通线。”规定从延安到各抗日根据地之间，在山西建立两条主要秘密交通线：一条是由晋西北之文水、交城到晋东南转山东、苏北到华中的交通线；一条是由原平到晋察冀转冀中、平西及冀东的交通线。为此，要求晋西北、晋察冀、晋东南、冀鲁豫、山东、苏北、华中等地，最高党的领导机关选派能力较强、有秘密工作经验的干部，到与各临近边区来往方便之地区，建立强有力的对头交通据点，每个据点选派两个有社会经验和秘密技巧的交通员，向对方联络，各区互相商讨对头交通据点之方位及交通联络之方法。
当时，通过以山西为中心的晋绥边区的晋西北区，晋冀鲁豫边区的太行、太岳区，晋察冀边区的北岳区建立的通往党中央所在地延安的秘密交通线，从晋绥边区的晋西北出发，有北、中、南三条。北线由兴县经岚县、静乐，通过忻（县）静（乐）公路封锁线，进入晋绥第八军分区之阳曲县，再由第八军分区交通队护送通过北同蒲铁路和太（原）大（同）公路封锁线，进入晋察冀边区之北岳第二军分区，然后经过4条支线，到达设立在定襄县窑泉村的北方分局西线交通总站。中线由兴县经临县、方山，通过离（石）岚（县）公路封锁线、太（原）汾（阳）公路封锁线、汾河封锁线，经太原县（今太原市南郊区）、徐沟县、榆次（或太谷、或祁县），通过南同蒲铁路封锁线，到达太行第二军分区。南线由兴县经临县、方山县，通过离岚公路封锁线，进入晋绥第八军分区之交城，然后经汾阳通过太汾公路封锁线，到达太岳抗日根据地。北线交通线从晋察冀再到冀中、平西和冀东；中、南线交通线从太行经冀鲁豫到山东和苏北、华中。
除此之外，各地、县还建立了许多小的交通线，并在这些交通线上建立了许多交通站、交通点。在这几条交通线上，有八路军的交通大队、地方武装参加，各地、县委积极配合，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在护送干部方面，从1942年10月到1945年底，共接送干部2852人，其中有党的第七届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央委员27人，主要党政干部800余人。1941年春，护送了八路军总部炮兵团（拥有山炮80门）。1943年3月护送了抗大总校300名学员，以及回延安的部队、鲁迅艺术学校的学员、残废军人、干部家属、国际友人、日军俘虏等大批人员。
在转运物资方面，组织了大批战略物资的进口、出口。据太行抗日根据地的统计，从1942年到1945年，通过这些交通线运入太行区的布匹达15万丈、粮食达50万公斤以上；运送食盐最多的一次有驮运牲口230多头。太行抗日根据地生产的军火等军用物资及冀南银行的钞票，也是通过交通线运送到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
在艰险而又漫长的交通线上，执行任务是相当艰巨而危险的。交通人员长期执行交通护送任务，不但要有强健的体魄，付出艰辛的劳动，而且要有机警的头脑，灵活的动作，以随机应变地处置各种复杂的情况。如稍有不慎，就会造成难以挽回的巨大损失。在这些交通线上执行任务的人员，克服了难以想象的重重困难，创造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办法和成功的经验。如在执行护送任务中，通常采取的方法主要有：
（一）公开掩护前进。交通人员沿途侦察，警戒带路，在日伪据点附近设伏警戒，掩护通过。
（二）秘密护送前进。交通人员通过秘密党的关系，事先作好联络，对过往的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进行各种化装，或化装成商人、病人、探亲者，或化装成医生、伪官吏，持以合法的证件，以合法的身份，乘坐汽车、火车，或乘坐马车，通过日伪封锁线，并事先利用敌伪内部的秘密“关系”或伪官吏或关卡检查人员，予以掩护放行。
（三）派部队进行武装护送。
秘密交通线的建立，顺利地实现了各抗日根据地与延安党中央的联系及他们之间的互相联系，打破了敌人的分割和封锁，保证了上下级的紧密联系，做到了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的迅速准确，过往干部的安全通行，以及战时物资的顺利运送。这对抗战相持阶段坚持对敌斗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