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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法利夫人》是法国著名作家居斯塔夫·福楼拜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故事的女主角爱玛是一位农家女，也因为这样的身份，她的父亲匆匆将她嫁给一个当地的体面医生夏尔·包法利，因为婚姻不符合她的梦幻爱情，她在婚姻中两度偷情，但偷情没让她收获爱情，爱玛借了许多高利贷，走投无路之后服毒自杀。那么，爱玛为什么走投无路，绝望自杀呢？笔者认为，一切都是欲望的作祟。
“欲望化书写”的类型有三种：情感欲望、权力欲望以及物质欲望。本文运用弗洛姆爱的理论、弗洛伊德欲望理论等，从物质欲望、情感欲望以及权力欲望三方面分析福楼拜的小说《包法利夫人》中爱玛的“欲望化书写”类型，认为爱玛并没有明白欲望的不可得：修道院的贵族教育、背负的贵族情结、沃比萨尔之行等促使她渴求巴黎式生活，现实和浪漫将她分割，最终她再难以将幻想和现实合二为一，选择了自杀。
一、群体性平庸之恶——物质、情感
美国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提出“平庸之恶”的说法。人们可以把“平庸之恶”理解为一种个人因无主见、盲从而导致对他人和社会的损害，相对于有邪恶动机和主观故意的恶而言，它是一种个人因麻木、冷漠而导致的无明显动机之恶。如果从文本中的一些艺术形象来观“平庸之恶”。笔者认为，爱玛的丈夫夏尔·包法利属于麻木的无明显动机“平庸之恶”。爱玛的情夫们，即罗尔道夫、莱昂属于冷漠的无明显动机“平庸之恶”。但无论哪种，时代造就了人的“平庸”，爱玛生活在时代中，不免平庸起来。因此，本点重点论述两个“欲望化书写”的类型，验证“平庸之恶”。
（一）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物质欲望
一个人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的影响，福楼拜在小说文本中所指出“外省风俗”符合平庸之恶特征之一：平庸之恶隐藏在群体性之恶之内。
纵观古今中外，女性这个概念是相对于男性来讲的。但女性似乎被时代打上了某些烙印，始终在社会中有着特定的角色，像是在进行某种表演。她们无法说“我是谁”，仅仅在未嫁人之前拥有父姓，在嫁人后拥有夫姓。因此，法国思想家西蒙·波伏娃在其著作《第二性》中指出：“女人不是天生就是女人的，而是变成女人的。”
19世纪中叶是资产阶级胜利后相对稳定而平庸的时代，受到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妇女很容易落入歧途。当时，女性的社会地位并不高，她们普遍扮演着妻子和母亲的角色，虽然有些女性拥有工作，但其并不是高薪工作，多数都是护士、女仆等。女性被认为适合从事一些“稳定”的工作，妇女往往作为一个被动的社会存在，被束缚在家庭之中，成为男人社会地位和成就的附属品和装饰品，而这也是世人要求爱玛做的事情。爱玛并不是一个具有独立经济的女性，社会环境让妇女没办法走出家庭，她只能靠负债来供养自己的情夫。女性主义开山人物伍尔夫在著作《一间自己的屋子》中提到“一间屋子”和“五百磅”的重要性，爱玛既没有“一间屋子”，也没有“五百磅”。她没有独立生活的基础，甚至没有工作（没有稳定工作），在供养情夫的“路上”，她迟早陷入债务的泥潭中不可自拔，紧接着被吞没。这个时候，作者已经给定了爱玛一个“合理”的结局。
此外，纵观整个小说内容，爱玛定居或旅行的地方都十分平凡，諸如修道院、农庄、道特、永镇、鲁昂等。永镇是一个穷乡僻壤之地，出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愚昧。正如教堂管事在坟地种马铃薯：“莱斯蒂布杜瓦，你吃死人呢！”时代变化却没能让一部分人醒过来，直面“平庸”，乡镇本是“平庸”的。她的父亲鲁奥老爹因为失去一个儿子，将所有的希望寄托在爱玛的身上，他效仿资产阶级家庭，在爱玛13岁时把她送入修道院中接受贵族教育，爱玛背负起父辈的贵族情结，在人世间苦苦挣扎。旁人眼里的鲁奥家是这样的：“鲁奥老爹的女儿，城里小姐！得了吧！她的爷爷是个羊倌，有个表哥……”可见，爱玛的家庭在世人眼里是“平庸”的，她并不具备匹配上流人士的身份。因此，爱玛并没有能够真正融入上流社会。她只能徘徊在背负的贵族情结、修道院的书籍里，永远碰触不到上流社会的门槛。
鲁奥老爹经营农场，他“非但没靠农场发财，反而年年赔本”，他“过日子却从来不肯撙节用度，要吃得考究……”弗洛姆认为，“跟爱之能力的发展紧密相关的是爱之对象的发展”。父亲对孩子来说是一个指引者和教育者，教孩子如何应付社会中的问题，而父爱的本质是顺从。爱玛父亲不肯有节制地花钱，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她如何学会有节制地花钱。弗洛伊德的欲望理论指出人类与欲望共存的基本状态：首先，他存在，即欲望在;其次，人类是欲望的丰富拥有者;最后，欲望始终是缺乏的，追求满足的博弈才能是无限的。修道院的贵族教育与沃比萨尔之行，让爱玛疯狂迷恋书中的描绘以及上流社会。然而，欲望是无底洞的，一位“平庸”医生的收入匹配不上一个受过贵族教育却不被接纳的小姐，而无法“攀龙附凤”这位小姐追求的个人享乐主义只能成为社会的“异类”。成为“异类”的她，无法在“平庸”之地中自处。
爱玛先是呆在封闭式的教堂里，一堵高墙压抑了爱玛的幻想。后来，她被父亲接回农村，鲜少出门，田园生活让她变得迟钝起来，无法感知社会的变化。如同古希腊神话里爱上自己影子的美少年，最终化作一朵水仙花，爱玛也自始至终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她看着父亲的行为，认同了父亲的贵族情结，但她不明白欲望的真正对象是不可得到的。她将自恋变为“想象的激情”，被高利贷者嗅出了蛛丝马迹，她购买昂贵的物品、包养情夫，用一种自我“认知”来构建上流社会，用自以为是来碰触上流社会的门槛，并徘徊其中。事实上，却是满满的物质欲望。
（二）人与人的关系——情感欲望
需求是每一个人必须的东西，一个没有推动力的人不可能往前走。《论语·颜渊》认为，合理的需求才是天理，不合理的需求转化成人欲。因此，从男权社会角度来看，笔者认为爱玛的需求沦为人欲，即不合理的需求。从马斯洛动机理论来看，它将人的基本需要分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感情和归属的需要，自尊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需求要按层次而升级，次级需要作为主导时，高级需要就靠边站了。而爱玛的需求是什么呢？答案肯定是爱情。综上，处在男权中心社会的已婚女性爱玛，她的爱情需求注定为不合理需求。这即便在“旁人”眼中被评定为不合理，却可以验证爱玛的情感欲望，进一步说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爱玛作为一个农家女，在13岁时被送进修道院。在那里，她从神父的嘴里听到情人、婚姻的比喻;看着爱情的画册;从书中认识爱情，修道院的一切给爱玛编制起一个梦幻的爱情世界。罗素在《婚姻革命》提到：如果要让一个人富有正能量，就要从周围环境里汲取温暖，而最好的温暖源自父母爱情。作者福楼拜并没有怎么描写爱玛的母亲，寥寥几笔交代了母亲过世之后爱玛很伤心，被鲁奥老爹接回了家。由此，爱玛对爱情的理解止步于修道院，失去了现实的认知，留在编织的幻想之中。
“爱玛”这个名字非常浪漫，“包法利（Bovary）”这个姓的词根却是牛的意思，夏尔本人也十分木讷。这么一个浪漫的女子为何会下嫁给夏尔？弗洛姆在解答爱的理论时提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他指出：“他只有一条路可走，从自然家园中走出来，去寻找一个新家——将世界改造为一个人类的世界，将自己变成一个真正的人，他创造了一个新家。”假设鲁奥老爹跟爱玛之间是自然家园，爱玛想要走出这个自然家园，用“爱情”和夏尔构建一个新家。但是，她“简直无法想象，这种平静的生活，竟然就是她梦寐以求的幸福”，她一再问自己：“天哪，我干嘛要结婚呢。”
爱玛的丈夫夏尔是个平庸的乡镇医生，他认为自己的妻子是城里小姐，不管妻子和哪位男士结交，他也从来不怀疑妻子的行为。正如美国思想家阿伦特所指出的：“恶来源于思维的缺失。”夏尔懒于思考的本质其实是“纵容”，让爱玛越发爱上偷情的感觉。再者，夏尔从小就没有为自己的人生选择过，他不会深入了解自己的妻子，结婚只是一件必须要做的事情。生活里夏尔穿着十分随意，对事物的见解也十分庸俗，骑马、剑道等都不会，完全不符合爱玛心里恋人的形象。
在永镇，爱玛先后有了两位情夫——莱昂和罗道尔夫。爱玛先结识了莱昂，两个人兴趣相投并且无所不谈。爱玛为莱昂心跳、不安，她潜意识认为爱情已经降临。年轻的莱昂虽爱慕爱玛，胆小的性格以及道德的束缚让他不敢越过雷池一步。爱玛偏理想主义的爱情，也让她不急于表白。她期盼来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但又觉得自己会不知所措。爱玛努力地压制自己的激情，想要莱昂先跨入这场爱情，莱昂却放弃了她远走巴黎。
此时，爱玛需要一个人来支撑自己的精神世界，罗道尔夫出现了。这个男人经验老道，擅长猎艳。他觉得这个女人没见识过爱情，在他猛烈的攻势之下，爱玛陷入了他的爱情“圈套”。她跟罗道尔夫在一起十分快乐，彼时爱玛觉得自己找到了幻想中的爱情，她常常道：“我有了一个情人了！”这是她在沃比萨尔的舞会上的认知：贵族会“偷情”，他们（她们）拥有一个情人。她将所有的热情投入到这场爱情之中，罗道尔夫却越发冷淡。当爱玛想要同罗道尔夫私奔时，他找了许多借口，留下一封信件自己“出逃”了，独留爱玛一个人在永镇。被罗道尔夫抛弃的爱玛在鲁昂与莱昂再一次重逢，然后逐渐恢复过来。她放弃回到现实世界的可能，再一次迷失在爱情的幻想之中。随着莱昂的结婚，爱玛再一次遭到抛弃。
爱玛的两位情夫——罗道尔夫和莱昂，这两位男性不过是想占有爱玛的身子。当爱玛走投无路向罗道尔夫借钱时，罗道尔夫却回答道：“我没有钱。”莱昂在包法利家破人亡时娶了一位贵族小姐走入上流社会，丝毫没想到这位可怜的女性。挥霍时，两者是亲密的恋人;负债时，两者形同陌路。这两位男士冷酷无情，也是冷酷的无明显动机之恶。
女性无法走出家庭，爱玛渴求夏尔有出息，但她的移情失败了。与此同时，夏尔的经济状况也满足不了她的物质欲望。于是，接受过贵族教育的她像“贵族那样偷情”，实际上她并不了解贵族。她不断地偷情，不断地被抛弃。爱玛从现实中投身爱情，又从爱情中跌回现实。
二、巴黎：愛玛的权力欲望
群体性的“平庸之恶”让每一个人都成为爱玛死亡的助推手。但使爱玛郁郁寡欢的开端是沃比萨尔。她在沃比萨尔的舞会上见到贵妇人、子爵、侯爵等上流社会的人物。在沃比萨尔所见到的一切让爱玛念念不忘，也让爱玛与上流社会有了短暂的接触，轻轻地碰到了某个门槛。法国思想家拉康的主体性理论认为，“异化主体”是指“自我不知主体的欲望，总是把他人误认为自己，总是把虚幻的主体性和统一性误认为真实之物”。背负贵族情结的爱玛终于见到了上流社会的生活，也形成了爱玛对上流社会的“认知”，她觉得自己见到的那些就是“上流社会”。由此，她迫切地想要冲进上流社会内部，实现自己的贵夫人之梦。就如她在舞会中对贵夫人们的评价，她认为自己的美丽盖过她们，既然她们可以变成贵夫人，她也可以。
回到道特后，爱玛时刻想着舞会、子爵以及巴黎式的生活，她重复这两个字（巴黎），它们像礼拜堂的钟声一样在耳边响起，就连她的生发油商标也成了巴黎的化身。爱玛买了一张巴黎地图，手指指点点，游览纸上巴黎。似乎她并不明白自己的处境，生活在偏僻的小镇里，远离巴黎，她不断否定自己的现实处境。她渴求融入巴黎的上流社会之中，体验贵妇人的生活。她效仿社会流行，用情人证明自己的身份。这些也是从沃比萨尔里听到的，在得到罗道尔夫时，她觉得自己靠近了巴黎的生活。笔者发现，爱玛除了罗道尔夫、莱昂两个情人之外，还有一个“隐形”的情人——共舞的子爵。子爵围绕了爱玛的一生，她与子爵并未在一起过，但子爵从未消失过。
爱玛刚对“平庸”的婚姻发出叹息，子爵就出现了。他只是邀请爱玛跳了两次舞，并没有过多的表示。爱玛的一生却没有忘记过这个人，即便是爱玛喝砒霜自杀之前，子爵也出现了。是爱玛真的爱子爵吗？当然不是。爱玛从子爵那里得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生活方式，如同她书里看到的。那是她幻想与现实最契合的一次，子爵深深进入爱玛的精神世界，她无法摆脱这个“黑手”。子爵的一次又一次出现，爱玛的生活却越变越糟糕。
爱玛把虚幻当作真实存在，经历沃比萨尔舞会后，她渴求接近上流社会，实现背负的贵族情结。子爵相当于一个巴黎贵族生活的符号，他体现的是爱玛的一种“欲望”。社会体系将女性排除在决策体系之外，但女权主义要求女性拥有与男性同等的地位。“子爵”集中体现了爱玛的权力欲望，而这种权力欲望并不是所谓的得到某种利益，是为了实现爱玛追求的贵族生活，碰触到自己最渴望的巴黎式生活方式，将书与浪漫合二为一，让爱玛不至于掉落在现实的裂缝之中，被虚幻和现实分裂。
三、结语
对于法国来说，19世纪中叶是一个平庸的时代，群体性的平庸之恶让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糟糕起来，人们喜欢用钱去衡量一切。爱玛用物质欲望和情感欲望来实现权力欲望，但她被虚幻和现实分裂了，她无法再找到一个新的支撑来触碰到巴黎式的生活。她从“平庸”之中搬来各式各样的台柱，如情夫、奢侈品、巴黎杂志等，却最终没有撑起她的美丽梦想，反而成就了自我高高的债台，让她站到富贵的对立面。还债成为一种长时间的持续行为，而这个长时间的存在会消灭生活。生活由热烈转向缓慢，不再让人亢奋。它没有激情，只有平和的持续状态。面对这个状态，爱玛恐慌了，“欲望”都崩塌了，于是她选择逃离这个世界。
（浙江树人大学人文与外国语学院）
作者简介：吕疏扬（1999-），男，浙江杭州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文学与创作。
“欲望化书写”的类型有三种：情感欲望、权力欲望以及物质欲望。本文运用弗洛姆爱的理论、弗洛伊德欲望理论等，从物质欲望、情感欲望以及权力欲望三方面分析福楼拜的小说《包法利夫人》中爱玛的“欲望化书写”类型，认为爱玛并没有明白欲望的不可得：修道院的贵族教育、背负的贵族情结、沃比萨尔之行等促使她渴求巴黎式生活，现实和浪漫将她分割，最终她再难以将幻想和现实合二为一，选择了自杀。
一、群体性平庸之恶——物质、情感
美国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提出“平庸之恶”的说法。人们可以把“平庸之恶”理解为一种个人因无主见、盲从而导致对他人和社会的损害，相对于有邪恶动机和主观故意的恶而言，它是一种个人因麻木、冷漠而导致的无明显动机之恶。如果从文本中的一些艺术形象来观“平庸之恶”。笔者认为，爱玛的丈夫夏尔·包法利属于麻木的无明显动机“平庸之恶”。爱玛的情夫们，即罗尔道夫、莱昂属于冷漠的无明显动机“平庸之恶”。但无论哪种，时代造就了人的“平庸”，爱玛生活在时代中，不免平庸起来。因此，本点重点论述两个“欲望化书写”的类型，验证“平庸之恶”。
（一）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物质欲望
一个人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的影响，福楼拜在小说文本中所指出“外省风俗”符合平庸之恶特征之一：平庸之恶隐藏在群体性之恶之内。
纵观古今中外，女性这个概念是相对于男性来讲的。但女性似乎被时代打上了某些烙印，始终在社会中有着特定的角色，像是在进行某种表演。她们无法说“我是谁”，仅仅在未嫁人之前拥有父姓，在嫁人后拥有夫姓。因此，法国思想家西蒙·波伏娃在其著作《第二性》中指出：“女人不是天生就是女人的，而是变成女人的。”
19世纪中叶是资产阶级胜利后相对稳定而平庸的时代，受到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妇女很容易落入歧途。当时，女性的社会地位并不高，她们普遍扮演着妻子和母亲的角色，虽然有些女性拥有工作，但其并不是高薪工作，多数都是护士、女仆等。女性被认为适合从事一些“稳定”的工作，妇女往往作为一个被动的社会存在，被束缚在家庭之中，成为男人社会地位和成就的附属品和装饰品，而这也是世人要求爱玛做的事情。爱玛并不是一个具有独立经济的女性，社会环境让妇女没办法走出家庭，她只能靠负债来供养自己的情夫。女性主义开山人物伍尔夫在著作《一间自己的屋子》中提到“一间屋子”和“五百磅”的重要性，爱玛既没有“一间屋子”，也没有“五百磅”。她没有独立生活的基础，甚至没有工作（没有稳定工作），在供养情夫的“路上”，她迟早陷入债务的泥潭中不可自拔，紧接着被吞没。这个时候，作者已经给定了爱玛一个“合理”的结局。
此外，纵观整个小说内容，爱玛定居或旅行的地方都十分平凡，諸如修道院、农庄、道特、永镇、鲁昂等。永镇是一个穷乡僻壤之地，出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愚昧。正如教堂管事在坟地种马铃薯：“莱斯蒂布杜瓦，你吃死人呢！”时代变化却没能让一部分人醒过来，直面“平庸”，乡镇本是“平庸”的。她的父亲鲁奥老爹因为失去一个儿子，将所有的希望寄托在爱玛的身上，他效仿资产阶级家庭，在爱玛13岁时把她送入修道院中接受贵族教育，爱玛背负起父辈的贵族情结，在人世间苦苦挣扎。旁人眼里的鲁奥家是这样的：“鲁奥老爹的女儿，城里小姐！得了吧！她的爷爷是个羊倌，有个表哥……”可见，爱玛的家庭在世人眼里是“平庸”的，她并不具备匹配上流人士的身份。因此，爱玛并没有能够真正融入上流社会。她只能徘徊在背负的贵族情结、修道院的书籍里，永远碰触不到上流社会的门槛。
鲁奥老爹经营农场，他“非但没靠农场发财，反而年年赔本”，他“过日子却从来不肯撙节用度，要吃得考究……”弗洛姆认为，“跟爱之能力的发展紧密相关的是爱之对象的发展”。父亲对孩子来说是一个指引者和教育者，教孩子如何应付社会中的问题，而父爱的本质是顺从。爱玛父亲不肯有节制地花钱，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她如何学会有节制地花钱。弗洛伊德的欲望理论指出人类与欲望共存的基本状态：首先，他存在，即欲望在;其次，人类是欲望的丰富拥有者;最后，欲望始终是缺乏的，追求满足的博弈才能是无限的。修道院的贵族教育与沃比萨尔之行，让爱玛疯狂迷恋书中的描绘以及上流社会。然而，欲望是无底洞的，一位“平庸”医生的收入匹配不上一个受过贵族教育却不被接纳的小姐，而无法“攀龙附凤”这位小姐追求的个人享乐主义只能成为社会的“异类”。成为“异类”的她，无法在“平庸”之地中自处。
爱玛先是呆在封闭式的教堂里，一堵高墙压抑了爱玛的幻想。后来，她被父亲接回农村，鲜少出门，田园生活让她变得迟钝起来，无法感知社会的变化。如同古希腊神话里爱上自己影子的美少年，最终化作一朵水仙花，爱玛也自始至终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她看着父亲的行为，认同了父亲的贵族情结，但她不明白欲望的真正对象是不可得到的。她将自恋变为“想象的激情”，被高利贷者嗅出了蛛丝马迹，她购买昂贵的物品、包养情夫，用一种自我“认知”来构建上流社会，用自以为是来碰触上流社会的门槛，并徘徊其中。事实上，却是满满的物质欲望。
（二）人与人的关系——情感欲望
需求是每一个人必须的东西，一个没有推动力的人不可能往前走。《论语·颜渊》认为，合理的需求才是天理，不合理的需求转化成人欲。因此，从男权社会角度来看，笔者认为爱玛的需求沦为人欲，即不合理的需求。从马斯洛动机理论来看，它将人的基本需要分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感情和归属的需要，自尊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需求要按层次而升级，次级需要作为主导时，高级需要就靠边站了。而爱玛的需求是什么呢？答案肯定是爱情。综上，处在男权中心社会的已婚女性爱玛，她的爱情需求注定为不合理需求。这即便在“旁人”眼中被评定为不合理，却可以验证爱玛的情感欲望，进一步说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爱玛作为一个农家女，在13岁时被送进修道院。在那里，她从神父的嘴里听到情人、婚姻的比喻;看着爱情的画册;从书中认识爱情，修道院的一切给爱玛编制起一个梦幻的爱情世界。罗素在《婚姻革命》提到：如果要让一个人富有正能量，就要从周围环境里汲取温暖，而最好的温暖源自父母爱情。作者福楼拜并没有怎么描写爱玛的母亲，寥寥几笔交代了母亲过世之后爱玛很伤心，被鲁奥老爹接回了家。由此，爱玛对爱情的理解止步于修道院，失去了现实的认知，留在编织的幻想之中。
“爱玛”这个名字非常浪漫，“包法利（Bovary）”这个姓的词根却是牛的意思，夏尔本人也十分木讷。这么一个浪漫的女子为何会下嫁给夏尔？弗洛姆在解答爱的理论时提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他指出：“他只有一条路可走，从自然家园中走出来，去寻找一个新家——将世界改造为一个人类的世界，将自己变成一个真正的人，他创造了一个新家。”假设鲁奥老爹跟爱玛之间是自然家园，爱玛想要走出这个自然家园，用“爱情”和夏尔构建一个新家。但是，她“简直无法想象，这种平静的生活，竟然就是她梦寐以求的幸福”，她一再问自己：“天哪，我干嘛要结婚呢。”
爱玛的丈夫夏尔是个平庸的乡镇医生，他认为自己的妻子是城里小姐，不管妻子和哪位男士结交，他也从来不怀疑妻子的行为。正如美国思想家阿伦特所指出的：“恶来源于思维的缺失。”夏尔懒于思考的本质其实是“纵容”，让爱玛越发爱上偷情的感觉。再者，夏尔从小就没有为自己的人生选择过，他不会深入了解自己的妻子，结婚只是一件必须要做的事情。生活里夏尔穿着十分随意，对事物的见解也十分庸俗，骑马、剑道等都不会，完全不符合爱玛心里恋人的形象。
在永镇，爱玛先后有了两位情夫——莱昂和罗道尔夫。爱玛先结识了莱昂，两个人兴趣相投并且无所不谈。爱玛为莱昂心跳、不安，她潜意识认为爱情已经降临。年轻的莱昂虽爱慕爱玛，胆小的性格以及道德的束缚让他不敢越过雷池一步。爱玛偏理想主义的爱情，也让她不急于表白。她期盼来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但又觉得自己会不知所措。爱玛努力地压制自己的激情，想要莱昂先跨入这场爱情，莱昂却放弃了她远走巴黎。
此时，爱玛需要一个人来支撑自己的精神世界，罗道尔夫出现了。这个男人经验老道，擅长猎艳。他觉得这个女人没见识过爱情，在他猛烈的攻势之下，爱玛陷入了他的爱情“圈套”。她跟罗道尔夫在一起十分快乐，彼时爱玛觉得自己找到了幻想中的爱情，她常常道：“我有了一个情人了！”这是她在沃比萨尔的舞会上的认知：贵族会“偷情”，他们（她们）拥有一个情人。她将所有的热情投入到这场爱情之中，罗道尔夫却越发冷淡。当爱玛想要同罗道尔夫私奔时，他找了许多借口，留下一封信件自己“出逃”了，独留爱玛一个人在永镇。被罗道尔夫抛弃的爱玛在鲁昂与莱昂再一次重逢，然后逐渐恢复过来。她放弃回到现实世界的可能，再一次迷失在爱情的幻想之中。随着莱昂的结婚，爱玛再一次遭到抛弃。
爱玛的两位情夫——罗道尔夫和莱昂，这两位男性不过是想占有爱玛的身子。当爱玛走投无路向罗道尔夫借钱时，罗道尔夫却回答道：“我没有钱。”莱昂在包法利家破人亡时娶了一位贵族小姐走入上流社会，丝毫没想到这位可怜的女性。挥霍时，两者是亲密的恋人;负债时，两者形同陌路。这两位男士冷酷无情，也是冷酷的无明显动机之恶。
女性无法走出家庭，爱玛渴求夏尔有出息，但她的移情失败了。与此同时，夏尔的经济状况也满足不了她的物质欲望。于是，接受过贵族教育的她像“贵族那样偷情”，实际上她并不了解贵族。她不断地偷情，不断地被抛弃。爱玛从现实中投身爱情，又从爱情中跌回现实。
二、巴黎：愛玛的权力欲望
群体性的“平庸之恶”让每一个人都成为爱玛死亡的助推手。但使爱玛郁郁寡欢的开端是沃比萨尔。她在沃比萨尔的舞会上见到贵妇人、子爵、侯爵等上流社会的人物。在沃比萨尔所见到的一切让爱玛念念不忘，也让爱玛与上流社会有了短暂的接触，轻轻地碰到了某个门槛。法国思想家拉康的主体性理论认为，“异化主体”是指“自我不知主体的欲望，总是把他人误认为自己，总是把虚幻的主体性和统一性误认为真实之物”。背负贵族情结的爱玛终于见到了上流社会的生活，也形成了爱玛对上流社会的“认知”，她觉得自己见到的那些就是“上流社会”。由此，她迫切地想要冲进上流社会内部，实现自己的贵夫人之梦。就如她在舞会中对贵夫人们的评价，她认为自己的美丽盖过她们，既然她们可以变成贵夫人，她也可以。
回到道特后，爱玛时刻想着舞会、子爵以及巴黎式的生活，她重复这两个字（巴黎），它们像礼拜堂的钟声一样在耳边响起，就连她的生发油商标也成了巴黎的化身。爱玛买了一张巴黎地图，手指指点点，游览纸上巴黎。似乎她并不明白自己的处境，生活在偏僻的小镇里，远离巴黎，她不断否定自己的现实处境。她渴求融入巴黎的上流社会之中，体验贵妇人的生活。她效仿社会流行，用情人证明自己的身份。这些也是从沃比萨尔里听到的，在得到罗道尔夫时，她觉得自己靠近了巴黎的生活。笔者发现，爱玛除了罗道尔夫、莱昂两个情人之外，还有一个“隐形”的情人——共舞的子爵。子爵围绕了爱玛的一生，她与子爵并未在一起过，但子爵从未消失过。
爱玛刚对“平庸”的婚姻发出叹息，子爵就出现了。他只是邀请爱玛跳了两次舞，并没有过多的表示。爱玛的一生却没有忘记过这个人，即便是爱玛喝砒霜自杀之前，子爵也出现了。是爱玛真的爱子爵吗？当然不是。爱玛从子爵那里得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生活方式，如同她书里看到的。那是她幻想与现实最契合的一次，子爵深深进入爱玛的精神世界，她无法摆脱这个“黑手”。子爵的一次又一次出现，爱玛的生活却越变越糟糕。
爱玛把虚幻当作真实存在，经历沃比萨尔舞会后，她渴求接近上流社会，实现背负的贵族情结。子爵相当于一个巴黎贵族生活的符号，他体现的是爱玛的一种“欲望”。社会体系将女性排除在决策体系之外，但女权主义要求女性拥有与男性同等的地位。“子爵”集中体现了爱玛的权力欲望，而这种权力欲望并不是所谓的得到某种利益，是为了实现爱玛追求的贵族生活，碰触到自己最渴望的巴黎式生活方式，将书与浪漫合二为一，让爱玛不至于掉落在现实的裂缝之中，被虚幻和现实分裂。
三、结语
对于法国来说，19世纪中叶是一个平庸的时代，群体性的平庸之恶让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糟糕起来，人们喜欢用钱去衡量一切。爱玛用物质欲望和情感欲望来实现权力欲望，但她被虚幻和现实分裂了，她无法再找到一个新的支撑来触碰到巴黎式的生活。她从“平庸”之中搬来各式各样的台柱，如情夫、奢侈品、巴黎杂志等，却最终没有撑起她的美丽梦想，反而成就了自我高高的债台，让她站到富贵的对立面。还债成为一种长时间的持续行为，而这个长时间的存在会消灭生活。生活由热烈转向缓慢，不再让人亢奋。它没有激情，只有平和的持续状态。面对这个状态，爱玛恐慌了，“欲望”都崩塌了，于是她选择逃离这个世界。
（浙江树人大学人文与外国语学院）
作者简介：吕疏扬（1999-），男，浙江杭州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文学与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