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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过去了。她们还活着。
她们是阿根廷五月广场的母亲。她们的孩子失踪了，在军政府恐怖统治时期，甚至更早的庇隆政府时期，铁血的罪恶袭击了那些孩子，他们被从家里掳走，从学校里，从黑夜或白日的街头。三十年，杳无音信。年复一年物换星移，天空的颜色由猩红而漆黑，由幽绿而皓白，天空已经完全不是母亲和孩子一同晒过太阳的天空。母亲的头发全都白了，如秋深飘落树冠的枯叶，寒冷进入树根。母亲们围起白头巾，那是她们年迈的悲痛的旗。三十年，她们还在这里。
诗人巴列霍曾经唱道：
人生有一些打击，
太沉重了……
我不知道！
它们像上帝的仇恨；
似乎面对这些打击，
人生的所有苦水
都倒流进心里……
我不知道！
这些母亲的心里已经满溢苦水，她们的生活也是漂泊在苦水中的生活。苦水在大地上形成湖泊，她们变成水中的生物，互相搀扶着，互相救援，学会了在水深中呼吸。
起初她们是十四个人。1977年4月30日，十四个母亲出现在五月广场那座玫瑰色的宫殿前面，询问她们儿女的下落，要求军政府对她们儿女的失踪作出解释。她们面对的是石头，石头僵硬而且庞大，既看不见她们也听不见她们。
——没有什么年轻人失踪。
——这些失踪的年轻人是国家的敌人。
母亲的行走就是那天开始的，母亲们绕着广场在石头面前行走。她们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不知道哪里能有一盏垂顾她们的风灯，在石头和铁的国度里，母亲完全没有道路，然而为了寻找自己的孩子，母亲必须行走。她们互相挽着，走一个圆圈，再走一个圆圈，就像她们生火、烧饭、缝小袄、洗尿布……从黎明操劳到夜深的周而复始的日子，从春到冬，从冬到春的循环往复的生命。
广场上伟大的金字塔，伟大的骑马的青铜的将军，伟大的总统府和市政厅，伟大的玫瑰色石头和白色石头。伟大的脚下，这些渺小的女人。
那些用制服和武器撑起来显得像伟大国家的人，吆喝警犬扑向她们，讥笑说：绕圈吧，就像瞎眼的母鸡在笼子里绕圈，可怜的候鸟在旋风中打转。绕圈吧，不想活了的疯女人。
她们的回答是她们活着，并且也要孩子们活着，所以她们继续行走。有谁比母亲更懂得生命，更敬畏生命，谁比母亲更深地体味活着的美好，生命在她们体内萌动的幸福时分。她们拒绝相信她们的孩子已经死去，她们寻找，农妇不就是这样绕着田野呼叫孩子的么，女人不就是这样绕着街院寻找孩子的么，她们把孩子的照片挂在胸前，喊着孩子的名字。她们两手空空，什么也没有，既没有武器也没有力量，她们只有一个一个真实的故事，她们只有诉说，再诉说，在不断的诉说中阻挡一个一个年轻生命的消失。她们跟所有的母亲一样，要看见自己的孩子。为这天底下最简单的诉求，她们必须活着，她们靠自己的悲痛活下来，在悲痛中寻找自己的生命。
从此她们每个星期四都来这里，她们诉说，并互相倾听，也祈祷大地倾听。
一位儿子，失踪时只有19岁，他清澈的眼睛多么像我们家乡的天空，歌声就像天空飘荡的彩云，他在教育学院学习他热爱的历史，希望毕业后能在高中教历史。他的罪就是太年轻，太爱思考。1976年5月12日黎明，两辆福特汽车和五个持枪的人闯进家门把他带走，并搜走了他的身份证明。他们声称代表联邦警察局而来，然而警察局却将叩门寻找的母亲推出去，——不，没有，没有抓捕，没有拘押，没有什么五个持枪的人，假使是有，他们当时出示的证明也是伪造的！……一名女儿，22岁，在大学里念心理学，那一天，1976年9月1日，灾难降临，我们完全不知道，是在什么情形下，什么人把她掳走了，我辞了职，去往我能知晓的任何地方寻找，却始终没有她任何消息。多么善良纯洁的孩子，总是记挂着世界上受苦的儿童。她爱着一位男孩，约定相爱一生。出事后我请求那男孩离开这个国家，他回答我说：我不想被她当作懦夫，我希望她一直爱我，我要留在这儿和你们一起找她，好让她回来后可以第一时间看到我。然而一年后，那好男孩也遇害了。…… 我的儿子在获释后的三个月再次失踪，那是一个星期六的中午，我担心屠杀就要开始了，但我们照常一起吃午饭，还一起跳了一支华尔兹舞，他走出家门，自此再也没有消息。我去了警察局，监狱，政府大楼，内务总理办公室，停尸所，我不断地去往停尸所。我得到的回复是：根本不存在我儿子失踪的档案，或许他在哪里呆着，又或许他根本不会再出现了，谁知道！我去了无名死者公墓，带了一大束剑兰，我给每一个无名的坟冢都插上一枝，希望能从中感应到我的儿子。我抬头一看，这墓园多像一座花园啊，我站立不住，紧抱住一棵树放声尖叫，倾尽全身力气号啕大哭。我的意识开始迷糊，我看见枪在喷火，一辆燃着大火的车向我冲来，一切都在燃烧，但我看不见我的儿子。……整个布宜诺斯艾利斯，整个阿根廷，还有什么角落我们没有寻找过，当局不但没有给我们任何交代和解释，还恐吓我们不许再追问有关我们孩子失踪的事情。我们需要平安，所以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孩子的下落，我们祈祷公义，只有公义能够给予我们平安。
母亲的队伍越走越长。日子一周一周延续，越来越多的母亲来到五月广场。这是因为失踪的孩子一年比一年多了，这是因为这片土地有越来越多悲痛的母亲，越来越多敢于起身追问的母亲。
一边是伟大的强硬的铁和石头，一边是弱小的柔软的躯体，一边是军人的方阵和笔直进军，一边是母亲挽起来的圆环。凶手销毁所有罪恶的痕迹，只留下恐怖的空白，母亲就把自己的脚踏在空白之中，让空白振动生命的响声。母亲们曾经生下了她们的孩子，现在是孩子将她们带进了这个寻找公义的世界，是孩子激荡她们的生命，孩子生下了她们。
与她们的白发同样悲痛的白头巾是她们的旗，把她们变成了共同的母亲。
共同的母亲大声抗议死亡，她们不能停止，停止抗议就意味着被死亡战胜。
三十年，广场都长出花来了，繁华的喷泉，太平的鸽子，变幻着颜色的难以言说的天空。母亲们还在这里。母亲们的白头巾还在波涌的圆环里飘动。
母亲们活着，母亲们行走。
于是，这石头的广场，还有比广场宽阔的大地，不得不记住她们的孩子，连同记住那血写的历史，记住生命。
（摘自筱敏的博客）
她们是阿根廷五月广场的母亲。她们的孩子失踪了，在军政府恐怖统治时期，甚至更早的庇隆政府时期，铁血的罪恶袭击了那些孩子，他们被从家里掳走，从学校里，从黑夜或白日的街头。三十年，杳无音信。年复一年物换星移，天空的颜色由猩红而漆黑，由幽绿而皓白，天空已经完全不是母亲和孩子一同晒过太阳的天空。母亲的头发全都白了，如秋深飘落树冠的枯叶，寒冷进入树根。母亲们围起白头巾，那是她们年迈的悲痛的旗。三十年，她们还在这里。
诗人巴列霍曾经唱道：
人生有一些打击，
太沉重了……
我不知道！
它们像上帝的仇恨；
似乎面对这些打击，
人生的所有苦水
都倒流进心里……
我不知道！
这些母亲的心里已经满溢苦水，她们的生活也是漂泊在苦水中的生活。苦水在大地上形成湖泊，她们变成水中的生物，互相搀扶着，互相救援，学会了在水深中呼吸。
起初她们是十四个人。1977年4月30日，十四个母亲出现在五月广场那座玫瑰色的宫殿前面，询问她们儿女的下落，要求军政府对她们儿女的失踪作出解释。她们面对的是石头，石头僵硬而且庞大，既看不见她们也听不见她们。
——没有什么年轻人失踪。
——这些失踪的年轻人是国家的敌人。
母亲的行走就是那天开始的，母亲们绕着广场在石头面前行走。她们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不知道哪里能有一盏垂顾她们的风灯，在石头和铁的国度里，母亲完全没有道路，然而为了寻找自己的孩子，母亲必须行走。她们互相挽着，走一个圆圈，再走一个圆圈，就像她们生火、烧饭、缝小袄、洗尿布……从黎明操劳到夜深的周而复始的日子，从春到冬，从冬到春的循环往复的生命。
广场上伟大的金字塔，伟大的骑马的青铜的将军，伟大的总统府和市政厅，伟大的玫瑰色石头和白色石头。伟大的脚下，这些渺小的女人。
那些用制服和武器撑起来显得像伟大国家的人，吆喝警犬扑向她们，讥笑说：绕圈吧，就像瞎眼的母鸡在笼子里绕圈，可怜的候鸟在旋风中打转。绕圈吧，不想活了的疯女人。
她们的回答是她们活着，并且也要孩子们活着，所以她们继续行走。有谁比母亲更懂得生命，更敬畏生命，谁比母亲更深地体味活着的美好，生命在她们体内萌动的幸福时分。她们拒绝相信她们的孩子已经死去，她们寻找，农妇不就是这样绕着田野呼叫孩子的么，女人不就是这样绕着街院寻找孩子的么，她们把孩子的照片挂在胸前，喊着孩子的名字。她们两手空空，什么也没有，既没有武器也没有力量，她们只有一个一个真实的故事，她们只有诉说，再诉说，在不断的诉说中阻挡一个一个年轻生命的消失。她们跟所有的母亲一样，要看见自己的孩子。为这天底下最简单的诉求，她们必须活着，她们靠自己的悲痛活下来，在悲痛中寻找自己的生命。
从此她们每个星期四都来这里，她们诉说，并互相倾听，也祈祷大地倾听。
一位儿子，失踪时只有19岁，他清澈的眼睛多么像我们家乡的天空，歌声就像天空飘荡的彩云，他在教育学院学习他热爱的历史，希望毕业后能在高中教历史。他的罪就是太年轻，太爱思考。1976年5月12日黎明，两辆福特汽车和五个持枪的人闯进家门把他带走，并搜走了他的身份证明。他们声称代表联邦警察局而来，然而警察局却将叩门寻找的母亲推出去，——不，没有，没有抓捕，没有拘押，没有什么五个持枪的人，假使是有，他们当时出示的证明也是伪造的！……一名女儿，22岁，在大学里念心理学，那一天，1976年9月1日，灾难降临，我们完全不知道，是在什么情形下，什么人把她掳走了，我辞了职，去往我能知晓的任何地方寻找，却始终没有她任何消息。多么善良纯洁的孩子，总是记挂着世界上受苦的儿童。她爱着一位男孩，约定相爱一生。出事后我请求那男孩离开这个国家，他回答我说：我不想被她当作懦夫，我希望她一直爱我，我要留在这儿和你们一起找她，好让她回来后可以第一时间看到我。然而一年后，那好男孩也遇害了。…… 我的儿子在获释后的三个月再次失踪，那是一个星期六的中午，我担心屠杀就要开始了，但我们照常一起吃午饭，还一起跳了一支华尔兹舞，他走出家门，自此再也没有消息。我去了警察局，监狱，政府大楼，内务总理办公室，停尸所，我不断地去往停尸所。我得到的回复是：根本不存在我儿子失踪的档案，或许他在哪里呆着，又或许他根本不会再出现了，谁知道！我去了无名死者公墓，带了一大束剑兰，我给每一个无名的坟冢都插上一枝，希望能从中感应到我的儿子。我抬头一看，这墓园多像一座花园啊，我站立不住，紧抱住一棵树放声尖叫，倾尽全身力气号啕大哭。我的意识开始迷糊，我看见枪在喷火，一辆燃着大火的车向我冲来，一切都在燃烧，但我看不见我的儿子。……整个布宜诺斯艾利斯，整个阿根廷，还有什么角落我们没有寻找过，当局不但没有给我们任何交代和解释，还恐吓我们不许再追问有关我们孩子失踪的事情。我们需要平安，所以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孩子的下落，我们祈祷公义，只有公义能够给予我们平安。
母亲的队伍越走越长。日子一周一周延续，越来越多的母亲来到五月广场。这是因为失踪的孩子一年比一年多了，这是因为这片土地有越来越多悲痛的母亲，越来越多敢于起身追问的母亲。
一边是伟大的强硬的铁和石头，一边是弱小的柔软的躯体，一边是军人的方阵和笔直进军，一边是母亲挽起来的圆环。凶手销毁所有罪恶的痕迹，只留下恐怖的空白，母亲就把自己的脚踏在空白之中，让空白振动生命的响声。母亲们曾经生下了她们的孩子，现在是孩子将她们带进了这个寻找公义的世界，是孩子激荡她们的生命，孩子生下了她们。
与她们的白发同样悲痛的白头巾是她们的旗，把她们变成了共同的母亲。
共同的母亲大声抗议死亡，她们不能停止，停止抗议就意味着被死亡战胜。
三十年，广场都长出花来了，繁华的喷泉，太平的鸽子，变幻着颜色的难以言说的天空。母亲们还在这里。母亲们的白头巾还在波涌的圆环里飘动。
母亲们活着，母亲们行走。
于是，这石头的广场，还有比广场宽阔的大地，不得不记住她们的孩子，连同记住那血写的历史，记住生命。
（摘自筱敏的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