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性”一词最早见于《国语·楚语上》，“且夫制城邑，若体性焉，有首领股肱，至于手母毛脉，大能掉小，故变而不勤”，意为“身体”；法家的《商君书·错法》则进一步将其表意为“禀性”，“夫圣人之存体性，不可以易人”；《庄子·天地》也提到“体性”概念，“体性抱神，以游世俗之间者，汝将固惊邪”。成玄英作疏“悟真性而抱精淳，混嚣尘而游世俗者，固当江海苍生，林薮万物，鸟兽不骇，人岂惊哉”，意为“体悟真性”。由此可见，对于“体性”一词的理解逐渐由浅显的外在含义“身体”向内在的“情性”转变，这是认识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也是认识发展的必经阶段。
　　《文心雕龙》中的“体性”将外在的体貌、风格与内在的气质、个性相结合，专门论述文学创作过程中创作风格与作家个性之间的关系。其实，刘勰是在继承孟子的“养气说”和曹丕“文气说”的基础上将“文”与“气”进一步深化阐释，并以专论的形式加以呈现出来。所谓“养气”，就是要培养自己的伦理道德之气，进行人格的修炼，只有作家自己的内在品质和人格修养得到提升，并将其运用到文学创作中，才会提升“文格”；曹丕的“文气说”亦是如此，在此基础上把“气”这个原本属于哲学范畴的朴素唯物主义概念变成文学理论创作主体论的一个基本范畴。
　　在《文心雕龙·体性》篇中，风格与个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性情可由先天而成，亦可由后天习得，“才有庸儁，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才、气”乃先天赋有，“学、习”乃后天磨炼，正所谓“才有天资，学慎始习，斫梓染丝，功在初化”。就风格而言，刘勰将其归纳为“八体”：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虽曰八体，然“才力居中，肇自血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一般情况下，文如其人，创作风格與作家气质是相统一、相符合的，但也存在像曹操、潘岳等文不如其人之大家。总归而言，风格与个性是呈正相关的。
　　至此，作家的创作风格和创作个性的相关性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中的基本遵循，并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深远影响。
　　就陕西作家路遥来说，其创作风格与创作个性中所体现出的“地域性”对其文学书写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形成了作家独特的文化心理。因此，其具体创作表现出中原农耕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相融合的鲜明特征，尤以地域性最为突出。而这种地域文化视域下的不同文风以及形成的作者不同文化心理，从根本上是对中国古代文论“体性”观的继承和发展，是“体性”观的当代体现之一。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无论对人种性格特征的塑造，还是在其影响下形成的文化心理和风俗习惯，地域文化都有着重要意义，正所谓“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也”。
　　陕北地处黄土高原向内蒙古高原的过渡地带，地势险要，沟壑纵横，既是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争夺的“前沿阵地”，又成为中华民族——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融合交流的“绳结区域”，先后有“玁狁”“鬼方”“白狄”“匈奴”“林胡”“铁弗匈奴”“卢水胡”“鲜卑”“羯”“狄”“羌”“突厥”“党项”“女真”“回”“蒙古”等近二十个民族在这里与汉民杂居。因此，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交融促进了陕北文化的大繁荣以及陕北人民性格特征的多样化。
　　“农”是一切中国文化的根基，“农”的生活方式、“农”的人生理想，也是一切中国文化得以发展和延续的基本条件。自古以来，“重农抑商”“以农为本”的传统思想观念、农业大国及农耕文明对人们的熏陶和影响是其他文明所不能代替的。路遥深信，土地是绝对不会亏待人的，人们和土地的关系就像母子或父子关系，儿女们最终都会离开父母，独自生活，并且不久的将来自己也要为人父母，但这种建立在亲情血缘关系上的情感永远不可能被割裂，也永远无法从人们的记忆中被抹去。这就是中国古老而传统的乡土情结，单纯而神圣的土地崇拜。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当少平第一次去黄原城打工时，他是多么的不舍，尽管深知自己不能永远被束缚在这座“高加索山”上，但黄土地就是家，就是疼爱自己的妈妈。再次返乡时，一切都那么踏实，“妈妈”给了他疲倦后最温暖的抚慰和牵挂，这是黄土地的“宠爱”。这个创造你生命，给予你家人的地方，会包容你的一切苦难和不幸，也会为你获得的成就而感到骄傲。
　　毋庸置疑，在陕北这样多民族大杂居的复杂文化环境中，文化结构本身就包含草原文化因子。基于追求自由、张扬个性的草原文化，陕北人民的性格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这些性格在路遥身上形成了“英雄崇拜”的冒险主义精神。因为“从陕北山川走出的路遥，总是崇尚雄性的孔武……陕北人是蒙汉杂交的血统，既有强悍的体魄又有聪慧的精明。”事实证明，路遥笔下塑造出来的形象大都是阳刚、坚强的“硬汉”，特别是孙少平。外出打工时凭借坚强意志，他从未被肉体上的疼痛而打败，甚至脊背被石板压得血肉模糊；面对自己心爱的女人离世，他却在与“外星人”对话中顿悟——逝者长已矣，生者如斯夫。
　　这个永远不会被命运、被现实打倒的硬汉，这个充满浪漫又具有冒险情结的青年，激励着一代又一代高原子弟不断向命运挑战。
　　不仅男人们有着豪杰般的气概，那些贤惠淳朴的“女中英侠”也完美诠释了刚强坚毅的“土地性格”。她们一年四季为了“家”不停地穿行于田间、屋里，是地头好帮手，更是好管家。即使是以知识分子身份出现的润叶和晓霞，也用无私奉献的精神和勇敢征服苦难的毅力滋润着每一寸黄土地。
　　这个饱含“黄土精神”和“黄土情”的地域，养育了一辈又一辈诚恳朴实的农民，栽培了一茬又一茬不忘初心的青年，用最朴实的“黄土乐符”谱写着属于自己也属于故园的动听乐章。
　　总之，“体性”随时代发展而不断演变，归根到底，无论是文化心理结构的构成，还是展现到作品中的不同人物性格，都是作者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风格，更是由不同风格而反映出的对“体性”的不同当代阐释。因此，中国古代文论与现当代文学创作是密不可分的，具有根本性指导意义。
　　（内蒙古民族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