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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病人是怎么痛苦的，看病是怎么难的，我最清楚！”
——马文芳
在河南省通许县大岗李乡刘庄村，有一个响亮的名字——马文芳。几乎家家户户都对这个名字背后的女人点头称赞。提起马文芳，这里的每个人，无论老人、年轻人还是孩子都能讲出很多有关他的故事，那些令人动容的感人事迹不仅在十里八乡广为传颂，就连在河南、在全国都曾掀起学习高潮。为什么这样一名普普通通的乡村医生身上有那么多感人事迹？为什么在全国两会上，他被总理钦点发言？他究竟是一位什么样的人，做了什么样的事？他为何能在全国82万乡村医生中脱颖而出成为楷模？
169元的救命钱
已经快春节了，通许县大岗李乡苏刘庄村“爱心诊所”的乡村医生马文芳还在忙碌。诊所不大，只有15间房，却人流如织。“最近流行一种新型感冒病毒，势头强劲，来这里的老乡都是感冒、高烧、咳嗽……”马文芳一刻不停地给病人诊断、开药。稍有闲暇，他还要忙着准备到市里、省里开会的汇报材料，“做基层工作，尤其是医疗系统的，我要把维系到农民切身利益的医疗问题反映到上面，为我的乡亲们争取最大的权益保障！”连轴转的马文芳甚至都没有时间考虑过年的事，“这些事都让我家老太婆操心了！”说起妻子，63岁的马文芳心里愧疚万分。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马文芳。再次见到他，已经是一个周后。
2014年1月的一个周末，记者再次约见了来郑州开会的马文芳，因为会议在第二天召开，马文芳终于可以静下心来和记者细细地讲述他的故事。
出生于1951年的马文芳赶上了中国最困难的时期，在河南农村，饥荒正在蔓延。从小尝遍生活困苦的马文芳很懂事，常常帮父母洗衣做饭，缝补衣服。10岁那年，母亲得了风寒，除了在家照顾母亲，马文芳还抽空到地里捡干红薯叶回家给母亲煮成菜汤充饥。那时候医疗条件差，他们家又极其贫困，为了给母亲治病，父亲已经变卖了全部家当，借遍了亲戚邻居，但是母亲的病还是一天比一天严重。看着命若游丝的母亲，马文芳偷偷地躲在墙角里暗自落泪。因为无钱医治，两个月后，32岁的母亲离开了人世。
不幸的事接踵而至，在母亲去世的第5天，马文芳8岁的弟弟也感染上了风寒。因再也无钱医治，一家人守着一天不如一天的弟弟心如刀绞，度日如年。25天过去了，眼睁睁看着弟弟也要离去，马文芳在院子里号啕大哭。听到绝望的哭声，乡亲们都陆续赶来，看到他们家令人心碎的惨状，大家伙儿你二分、他五分地伸出援助之手。还有位老太太颤巍巍地拿出两个鸡蛋，拉着马文芳的手说：“孩子，奶奶没有钱，但是这鸡蛋也能换一分钱，赶快凑凑钱给你弟弟治病吧！”痛哭流涕的马文芳无以回报，郑重地跪在地上给老太太磕了一个头。
“那时候，心里全是感激，乡亲们送来的169元钱都是他们从牙缝里省下来的，这哪是钱哪，这是全村人的心，我弟弟的命呀！”时隔多年，马文芳提起乡亲们捐助的169元，仍感慨不已。但是由于耽搁时间太久，弟弟的命仍旧没有挽救回来。接连不断的丧亲之痛让幼小的马文芳意识到，如若不是农村人穷，缺医少药，母亲和弟弟的悲剧或许不会发生。想到这，马文芳暗暗下定决心要学医，将来定要用医术、医德回报乡亲父老的深厚恩情。
1964年，13岁的马文芳踏上了学医之路。为了拜师学医，他四处奔波，只要听说哪里有卫生所或者药店，他都会背着干粮前去拜师，但对方一问他的年龄和医学基础，很快就表示拒绝。究竟碰了多少钉子，受了多少白眼，马文芳已经无法记起了，但执着的他最终碰到了一位叫付振中的老中医，老中医被马文芳的诚心打动，送给他两本中医方面的书，并嘱咐他好好背，等背熟了再来找他。马文芳如获至宝，回到家里如饥似渴地背起来。
就在马文芳苦苦自学时，一个消息传来——中国开始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通许县卫生局在马文芳的老家苏刘庄村成立了卫生班，马文芳被推荐成为了一名学员。一年后，学成归来，马文芳成了村里的赤脚医生。
那时候，村里还没有诊所，更谈不上医生，为了能更好为乡亲们看病，17岁的马文芳一边买大量的医学书籍自学，一边钻研配药治病。十里八乡的老乡生病了，他都背着药箱赶过去为其诊断开药，不分白天黑夜，随叫随到。碰到恶劣天气，马文芳仍旧风里来雨里去地奔波于卫生室和患者家庭之间。几年下来，光药箱就背坏了四五个。
那时候的合作医疗和现在不一样，队里每人一年对一块二毛钱，搞所谓的合作医疗。为了节约村民医疗支出，马文芳自己研究了一种“三土四制，土法上马”的方法。所谓“三土”，就是土药、土方、土医；而“四制”就是自己制丸、制散、制膏、制丹。用这种方法给村民看病，不仅简单见效，而且节约了农民的开支，一年下来，村民的病基本搞定了，一年一人一块二毛钱的合作医疗还有结余。
“我那时候给村民看病有两个原则，第一就是细致地给村民看病，要把病看准治好；第二就是把病人当亲人。因为我小时候苦过，经历过丧亲之痛，所以我知道病人是怎么痛苦的，看病是怎么难的。”时年25岁的马文芳为了提高医术，又上了卫校，还自费到开封淮河医院进修，他要用精湛的医术和一颗感恩的心来回报父老乡亲。
停业一天的爱心诊所
1978年，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人民公社被取消，农民合作医疗也自然解体。经过村委会决定，马文芳开始在村里开办私人诊所，并取名“爱心诊所”。开业之际，他给自己定下一个规矩：爱心诊所每年赚的钱，不管多少都要抽出一半服务乡亲，每年为全村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免费体检身体。
在他的爱心诊所里，村民有钱的看病，没钱的也能吃药。村民看病只拿成本价，三分到五分钱不等，即使这样，很多患者仍旧拿不出钱来。5年下来，马文芳手里积攒了一叠厚厚的欠条。爱心诊所入不敷出，马文芳常常因为没钱进药发愁。“我清楚地记得那时候每次进药，为了省下路费，我和妻子拉着架子车，上面坐着儿子，走十几公里到县里、市里去买药。去时带着干粮，儿子渴了，就向附近村民要点水喝，连买碗热汤的钱都不舍得花，因为买药的钱都不够呀！”即使这样，爱心诊所在5年之后还是被迫停业关门——没钱进药了。 诊所关门的那天，村支书和乡亲们都纷纷前来探望，“这诊所可不能关呀，关了我们以后头痛发热的到哪去治呀！”当他们了解了诊所的真实状况时，开始自发组织捐款。村里从账上支出了几百元，村民们还账还了几百元，加上村民的捐款，一共1200多元钱，让停业不到一天的爱心诊所再次营业了。
1985年后，农民的生活条件逐渐好转，爱心诊所也开始进入良性循环。凭着热情周到的服务、精湛的医疗技术、薄利多销的经营模式，爱心诊所里的患者总是排着很长很长的队。马文芳平均一天要看七八十个患者，最多的一天看了一百五十多个。“那时候，就是想着尽快解除每个乡亲的病痛，每天忙得连轴转，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经常早上的饭到下午还没有吃。尽管如此，我依然对每一位患者耐心认真，这是我的原则。”马文芳认真地说。
不仅如此，对病重不能到诊所就诊的乡亲，马文芳也是随叫随到，毫无怨言。
一个狂风肆虐的深夜，大雪铺天盖地。马文芳刚刚入睡就听到急促的敲门声：“文芳，文芳，我儿子发高烧，你赶紧到俺家看看吧！”马文芳听出是邻村郝怀志的声音，一边穿衣服一边安慰他说：“怀志哥，你先回去给孩子喂些退高烧的药，多让他喝水，我随后就到！”当他冒着大雪直奔郝怀志家时，一不留神滑进被大雪封住的枯井中，因为枯井太深，夜深无人，马文芳干着急没办法……第二天天亮时，乡亲们才把他从枯井里捞上来，这时的马文芳已经不省人事。
爱心诊所有了盈利，马文芳就开始琢磨怎样回馈乡亲。在他的爱心诊所里，有钱没钱都可以看病，伤残军人及孤寡老人可以免费治疗。另外，爱心诊所还为全村村民建立了健康档案；每月10日，爱心诊所都会为乡里养老院的30多名老人进行义诊；每两个月，还为村里的孩子免费接种疫苗。仅这几项开支，一年下来也要三千多元，这对一个村里的诊所来说，可不是一个小数字，但爱心诊所却坚持了30多年。也因为马文芳的坚持，多年来，苏刘庄村农民医疗支出减少了近20万元。无论走到哪里，提起马文芳，村民们都跷起大拇指说：“文芳是个好医生！”
2003年非典期间，马文芳走家串户，送药消毒，对外出务工返乡的村民一天两次量体温，还拿出1.3万元用于本村的防御非典工作。然而就在他帮着不能返乡的困难户抢收庄稼时，他的父亲病重离世。没有来得及看父亲最后一眼的马文芳万分愧疚，在父亲床前长跪不起。
向总理许下的一个承诺
2006年1月11日，马文芳被评为“全国优秀乡村医生”。2006年2月6日，在中南海小礼堂，马文芳第一次见到了温家宝总理。和他一起参加汇报工作的还有科、教、文、卫、体等13个代表，作为全国82万乡村医生代表的马文芳是唯一一位来自基层的人。
当温总理问他农村的医疗状况时，开始有些紧张的马文芳缓了缓语气，有理有据地陈述了农村人看病难、看病贵的真实情况。
“一难，农村人看病难。在我们村有个叫李兴中的，家庭极其贫困，不幸的是，他的儿子在17岁时得了糖尿病。为了给孩子治病，他变卖了家里一切值钱的东西，也借遍了亲戚邻居，但这些与孩子昂贵的治疗费相比，简直杯水车薪。无奈之下，李兴中只好一边卖血，一边给儿子治病，但是最后这孩子还是去世了。
“二难，乡镇医院难。最初，我们通许县有12个乡镇卫生院，虽然实行了多方投资或者承包的方式，很多乡镇卫生院的经营依旧不景气。即使有一两个能够慢慢维持的，最终还是因为工资发不下来，乡村医生生活没有保障，这些乡镇卫生院难以维持下去。
“三难，乡村医生难。作为最基层的乡村医生，医疗条件艰苦，往往靠步行奔波在各个乡村之间为村民看病，辛苦不说，我们的待遇也低，工资往往不能保障，养老保险更不敢指望……”
本来每人10分钟的发言时间，温总理让马文芳一直讲下去，将近20分钟后，温总理语重心长地说：“马文芳，如果明年在你们县开始实行新农合，你能不能干好？”“能，请总理放心”马文芳毫不犹豫地答道。
一个重重的承诺许下，他似乎没有来得及想这个承诺的分量！
2006年的3月5日，也就是这次座谈会的一个月后，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时，重点讲述了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2006年把试点范围扩大到全国40%的县，中央和地方财政对参加合作医疗农民的补助标准，由20元提高到40元，中央财政为此将增加支出42亿元。2006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河南省推广，当年的11月，苏刘庄村也开始推行这个医疗制度。为了兑现自己对总理许下的承诺，马文芳和村支书一起给乡亲们做宣传工作。享受到新农合医疗制度实惠的农民不禁感慨道：“咱也是公费医疗了，和城市人一样了，我们花一千块钱治病，只需要拿二百块钱，这个确实实惠，这个政策好啊！”
2007年11月，马文芳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代表全国基层乡村医生，把农民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反映到中央；2011年两会之间，马文芳自费调研了湖南、山东、河南三个省18个县乡村医生的境况，提出乡村医生的养老问题，在很多地区都得到了巨大反响；2012年的两会上，马文芳提出“比照民办教师解决乡村医生身份及待遇”的议案，乡村医生及农村新农合“一卡通”问题被中央进一步提上日程……
现在，马文芳把医学院毕业的儿子也叫回来到“爱心诊所”里工作，“我也希望儿子在大城市上班挣钱，我也希望他能生活得更好，但是我老了，有一天我没了，诊所还要开下去，所以儿子必须回来，为乡亲们服务！”对儿子，马文芳满心愧疚。如今的“爱心诊所”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房间从当初的5间房增加到了15间，除了听诊器、温度计和血压计这“老三样”，还添置了新的医疗设备。但是，马文芳的住宅小院依旧是几十年前的模样……
“如果要解决农民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国家还要增加农村医疗投入，各种化验设备改善以后，还要加强对乡村医生的培训，大医院的医生要时常到乡村来交流经验，这样我们就和城市的社区一样了……”这个当了40多年乡村医生的马文芳，心里想的依旧是乡亲们的医疗问题，这个梦并不遥远，马文芳相信，很快就会等到这一天的到来！
——马文芳
在河南省通许县大岗李乡刘庄村，有一个响亮的名字——马文芳。几乎家家户户都对这个名字背后的女人点头称赞。提起马文芳，这里的每个人，无论老人、年轻人还是孩子都能讲出很多有关他的故事，那些令人动容的感人事迹不仅在十里八乡广为传颂，就连在河南、在全国都曾掀起学习高潮。为什么这样一名普普通通的乡村医生身上有那么多感人事迹？为什么在全国两会上，他被总理钦点发言？他究竟是一位什么样的人，做了什么样的事？他为何能在全国82万乡村医生中脱颖而出成为楷模？
169元的救命钱
已经快春节了，通许县大岗李乡苏刘庄村“爱心诊所”的乡村医生马文芳还在忙碌。诊所不大，只有15间房，却人流如织。“最近流行一种新型感冒病毒，势头强劲，来这里的老乡都是感冒、高烧、咳嗽……”马文芳一刻不停地给病人诊断、开药。稍有闲暇，他还要忙着准备到市里、省里开会的汇报材料，“做基层工作，尤其是医疗系统的，我要把维系到农民切身利益的医疗问题反映到上面，为我的乡亲们争取最大的权益保障！”连轴转的马文芳甚至都没有时间考虑过年的事，“这些事都让我家老太婆操心了！”说起妻子，63岁的马文芳心里愧疚万分。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马文芳。再次见到他，已经是一个周后。
2014年1月的一个周末，记者再次约见了来郑州开会的马文芳，因为会议在第二天召开，马文芳终于可以静下心来和记者细细地讲述他的故事。
出生于1951年的马文芳赶上了中国最困难的时期，在河南农村，饥荒正在蔓延。从小尝遍生活困苦的马文芳很懂事，常常帮父母洗衣做饭，缝补衣服。10岁那年，母亲得了风寒，除了在家照顾母亲，马文芳还抽空到地里捡干红薯叶回家给母亲煮成菜汤充饥。那时候医疗条件差，他们家又极其贫困，为了给母亲治病，父亲已经变卖了全部家当，借遍了亲戚邻居，但是母亲的病还是一天比一天严重。看着命若游丝的母亲，马文芳偷偷地躲在墙角里暗自落泪。因为无钱医治，两个月后，32岁的母亲离开了人世。
不幸的事接踵而至，在母亲去世的第5天，马文芳8岁的弟弟也感染上了风寒。因再也无钱医治，一家人守着一天不如一天的弟弟心如刀绞，度日如年。25天过去了，眼睁睁看着弟弟也要离去，马文芳在院子里号啕大哭。听到绝望的哭声，乡亲们都陆续赶来，看到他们家令人心碎的惨状，大家伙儿你二分、他五分地伸出援助之手。还有位老太太颤巍巍地拿出两个鸡蛋，拉着马文芳的手说：“孩子，奶奶没有钱，但是这鸡蛋也能换一分钱，赶快凑凑钱给你弟弟治病吧！”痛哭流涕的马文芳无以回报，郑重地跪在地上给老太太磕了一个头。
“那时候，心里全是感激，乡亲们送来的169元钱都是他们从牙缝里省下来的，这哪是钱哪，这是全村人的心，我弟弟的命呀！”时隔多年，马文芳提起乡亲们捐助的169元，仍感慨不已。但是由于耽搁时间太久，弟弟的命仍旧没有挽救回来。接连不断的丧亲之痛让幼小的马文芳意识到，如若不是农村人穷，缺医少药，母亲和弟弟的悲剧或许不会发生。想到这，马文芳暗暗下定决心要学医，将来定要用医术、医德回报乡亲父老的深厚恩情。
1964年，13岁的马文芳踏上了学医之路。为了拜师学医，他四处奔波，只要听说哪里有卫生所或者药店，他都会背着干粮前去拜师，但对方一问他的年龄和医学基础，很快就表示拒绝。究竟碰了多少钉子，受了多少白眼，马文芳已经无法记起了，但执着的他最终碰到了一位叫付振中的老中医，老中医被马文芳的诚心打动，送给他两本中医方面的书，并嘱咐他好好背，等背熟了再来找他。马文芳如获至宝，回到家里如饥似渴地背起来。
就在马文芳苦苦自学时，一个消息传来——中国开始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通许县卫生局在马文芳的老家苏刘庄村成立了卫生班，马文芳被推荐成为了一名学员。一年后，学成归来，马文芳成了村里的赤脚医生。
那时候，村里还没有诊所，更谈不上医生，为了能更好为乡亲们看病，17岁的马文芳一边买大量的医学书籍自学，一边钻研配药治病。十里八乡的老乡生病了，他都背着药箱赶过去为其诊断开药，不分白天黑夜，随叫随到。碰到恶劣天气，马文芳仍旧风里来雨里去地奔波于卫生室和患者家庭之间。几年下来，光药箱就背坏了四五个。
那时候的合作医疗和现在不一样，队里每人一年对一块二毛钱，搞所谓的合作医疗。为了节约村民医疗支出，马文芳自己研究了一种“三土四制，土法上马”的方法。所谓“三土”，就是土药、土方、土医；而“四制”就是自己制丸、制散、制膏、制丹。用这种方法给村民看病，不仅简单见效，而且节约了农民的开支，一年下来，村民的病基本搞定了，一年一人一块二毛钱的合作医疗还有结余。
“我那时候给村民看病有两个原则，第一就是细致地给村民看病，要把病看准治好；第二就是把病人当亲人。因为我小时候苦过，经历过丧亲之痛，所以我知道病人是怎么痛苦的，看病是怎么难的。”时年25岁的马文芳为了提高医术，又上了卫校，还自费到开封淮河医院进修，他要用精湛的医术和一颗感恩的心来回报父老乡亲。
停业一天的爱心诊所
1978年，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人民公社被取消，农民合作医疗也自然解体。经过村委会决定，马文芳开始在村里开办私人诊所，并取名“爱心诊所”。开业之际，他给自己定下一个规矩：爱心诊所每年赚的钱，不管多少都要抽出一半服务乡亲，每年为全村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免费体检身体。
在他的爱心诊所里，村民有钱的看病，没钱的也能吃药。村民看病只拿成本价，三分到五分钱不等，即使这样，很多患者仍旧拿不出钱来。5年下来，马文芳手里积攒了一叠厚厚的欠条。爱心诊所入不敷出，马文芳常常因为没钱进药发愁。“我清楚地记得那时候每次进药，为了省下路费，我和妻子拉着架子车，上面坐着儿子，走十几公里到县里、市里去买药。去时带着干粮，儿子渴了，就向附近村民要点水喝，连买碗热汤的钱都不舍得花，因为买药的钱都不够呀！”即使这样，爱心诊所在5年之后还是被迫停业关门——没钱进药了。 诊所关门的那天，村支书和乡亲们都纷纷前来探望，“这诊所可不能关呀，关了我们以后头痛发热的到哪去治呀！”当他们了解了诊所的真实状况时，开始自发组织捐款。村里从账上支出了几百元，村民们还账还了几百元，加上村民的捐款，一共1200多元钱，让停业不到一天的爱心诊所再次营业了。
1985年后，农民的生活条件逐渐好转，爱心诊所也开始进入良性循环。凭着热情周到的服务、精湛的医疗技术、薄利多销的经营模式，爱心诊所里的患者总是排着很长很长的队。马文芳平均一天要看七八十个患者，最多的一天看了一百五十多个。“那时候，就是想着尽快解除每个乡亲的病痛，每天忙得连轴转，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经常早上的饭到下午还没有吃。尽管如此，我依然对每一位患者耐心认真，这是我的原则。”马文芳认真地说。
不仅如此，对病重不能到诊所就诊的乡亲，马文芳也是随叫随到，毫无怨言。
一个狂风肆虐的深夜，大雪铺天盖地。马文芳刚刚入睡就听到急促的敲门声：“文芳，文芳，我儿子发高烧，你赶紧到俺家看看吧！”马文芳听出是邻村郝怀志的声音，一边穿衣服一边安慰他说：“怀志哥，你先回去给孩子喂些退高烧的药，多让他喝水，我随后就到！”当他冒着大雪直奔郝怀志家时，一不留神滑进被大雪封住的枯井中，因为枯井太深，夜深无人，马文芳干着急没办法……第二天天亮时，乡亲们才把他从枯井里捞上来，这时的马文芳已经不省人事。
爱心诊所有了盈利，马文芳就开始琢磨怎样回馈乡亲。在他的爱心诊所里，有钱没钱都可以看病，伤残军人及孤寡老人可以免费治疗。另外，爱心诊所还为全村村民建立了健康档案；每月10日，爱心诊所都会为乡里养老院的30多名老人进行义诊；每两个月，还为村里的孩子免费接种疫苗。仅这几项开支，一年下来也要三千多元，这对一个村里的诊所来说，可不是一个小数字，但爱心诊所却坚持了30多年。也因为马文芳的坚持，多年来，苏刘庄村农民医疗支出减少了近20万元。无论走到哪里，提起马文芳，村民们都跷起大拇指说：“文芳是个好医生！”
2003年非典期间，马文芳走家串户，送药消毒，对外出务工返乡的村民一天两次量体温，还拿出1.3万元用于本村的防御非典工作。然而就在他帮着不能返乡的困难户抢收庄稼时，他的父亲病重离世。没有来得及看父亲最后一眼的马文芳万分愧疚，在父亲床前长跪不起。
向总理许下的一个承诺
2006年1月11日，马文芳被评为“全国优秀乡村医生”。2006年2月6日，在中南海小礼堂，马文芳第一次见到了温家宝总理。和他一起参加汇报工作的还有科、教、文、卫、体等13个代表，作为全国82万乡村医生代表的马文芳是唯一一位来自基层的人。
当温总理问他农村的医疗状况时，开始有些紧张的马文芳缓了缓语气，有理有据地陈述了农村人看病难、看病贵的真实情况。
“一难，农村人看病难。在我们村有个叫李兴中的，家庭极其贫困，不幸的是，他的儿子在17岁时得了糖尿病。为了给孩子治病，他变卖了家里一切值钱的东西，也借遍了亲戚邻居，但这些与孩子昂贵的治疗费相比，简直杯水车薪。无奈之下，李兴中只好一边卖血，一边给儿子治病，但是最后这孩子还是去世了。
“二难，乡镇医院难。最初，我们通许县有12个乡镇卫生院，虽然实行了多方投资或者承包的方式，很多乡镇卫生院的经营依旧不景气。即使有一两个能够慢慢维持的，最终还是因为工资发不下来，乡村医生生活没有保障，这些乡镇卫生院难以维持下去。
“三难，乡村医生难。作为最基层的乡村医生，医疗条件艰苦，往往靠步行奔波在各个乡村之间为村民看病，辛苦不说，我们的待遇也低，工资往往不能保障，养老保险更不敢指望……”
本来每人10分钟的发言时间，温总理让马文芳一直讲下去，将近20分钟后，温总理语重心长地说：“马文芳，如果明年在你们县开始实行新农合，你能不能干好？”“能，请总理放心”马文芳毫不犹豫地答道。
一个重重的承诺许下，他似乎没有来得及想这个承诺的分量！
2006年的3月5日，也就是这次座谈会的一个月后，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时，重点讲述了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2006年把试点范围扩大到全国40%的县，中央和地方财政对参加合作医疗农民的补助标准，由20元提高到40元，中央财政为此将增加支出42亿元。2006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河南省推广，当年的11月，苏刘庄村也开始推行这个医疗制度。为了兑现自己对总理许下的承诺，马文芳和村支书一起给乡亲们做宣传工作。享受到新农合医疗制度实惠的农民不禁感慨道：“咱也是公费医疗了，和城市人一样了，我们花一千块钱治病，只需要拿二百块钱，这个确实实惠，这个政策好啊！”
2007年11月，马文芳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代表全国基层乡村医生，把农民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反映到中央；2011年两会之间，马文芳自费调研了湖南、山东、河南三个省18个县乡村医生的境况，提出乡村医生的养老问题，在很多地区都得到了巨大反响；2012年的两会上，马文芳提出“比照民办教师解决乡村医生身份及待遇”的议案，乡村医生及农村新农合“一卡通”问题被中央进一步提上日程……
现在，马文芳把医学院毕业的儿子也叫回来到“爱心诊所”里工作，“我也希望儿子在大城市上班挣钱，我也希望他能生活得更好，但是我老了，有一天我没了，诊所还要开下去，所以儿子必须回来，为乡亲们服务！”对儿子，马文芳满心愧疚。如今的“爱心诊所”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房间从当初的5间房增加到了15间，除了听诊器、温度计和血压计这“老三样”，还添置了新的医疗设备。但是，马文芳的住宅小院依旧是几十年前的模样……
“如果要解决农民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国家还要增加农村医疗投入，各种化验设备改善以后，还要加强对乡村医生的培训，大医院的医生要时常到乡村来交流经验，这样我们就和城市的社区一样了……”这个当了40多年乡村医生的马文芳，心里想的依旧是乡亲们的医疗问题，这个梦并不遥远，马文芳相信，很快就会等到这一天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