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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武汉大学似乎总是处在一种不温不火的状态中。或许由于地处内陆,民国时期创建的这所百年学府近几年似乎很难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当然,这对于潜心于教育、科研的研究型大学来说倒也不见得是件坏事。不过,近段时间的武大有两件事使它一下子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上。
第一件事是本学期初爆出的武汉大学高层腐败案。武大的两名校级领导——原常务副校长陈昭方、原党委常务副书记龙小乐因涉嫌在基建工程中收受巨额贿赂,双双被检察机关拘审。据了解,59岁的陈昭方长期在武汉大学工作,一直主管财务、后勤部门(据说陈在任职期间曾因经济问题多次被学校员工联名举报,但却一直能够“带病坚守岗位”)。龙小乐现年61岁,原在武汉水利电力学院任职,该校并入武汉大学后,历任副校长、副书记,2005年升任常务副书记(校方曾给他作出过如下评价——“勤奋敬业,克己奉公,心系群众,廉洁自律,是广大干部职工的贴心人”)。据检方初步调查发现,陈、龙二人涉嫌受贿金额至少也在数百万元。“清水衙门水不清”,两位常务副校长、副书记算是让人们开了眼界。
第二件事便是近日被炒得沸沸扬扬的武大病榻前解聘功勋教授的事件。东京大学工学博士、UIA国际建协研究员、中国一级注册建筑师、武汉大学著名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院长张在元两年前患上了罕见的神经元传导障碍,现已生命垂危。然而武汉大学竟派员到他的病床前,当着已经不能言语、靠呼吸机维持生命的张在元宣布:终止武汉大学与其的聘用合同,停止提供医疗费和住房。校方称,按聘用合同约定,张的医疗费用应由个人支付,但学校除补贴16.5万元外,已为其垫付了医疗费用68万余元。
孤立地看上述两件事,似乎没有什么联系。可是如果以清华老校长梅贻琦先生的那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作为引导,我们就可以轻易理出两件事之间的微妙关系。这就是:我们的大学有钱拓展规模,有钱兴建楼堂馆所(这在今天的高教界几乎已成为一种“热潮”,而且所需资金常常数以亿计),但要在一个曾为该校立下过汗马功劳而此刻已经朝不保夕的教授身上花上几十万元,却立刻显出一副捉襟见肘的模样,以至赶紧面对一个已完全“不能言语”的垂危的病人宣布解除与他的聘用合同。
这样做道理很简单:盖大楼,扩校园,可以进一步发展“教育产业”,可以以扩招为手段“壮大校园经济”,某些执掌校园建设大权的官员们还可以从中捞取些好处,步入“先富起来”的阶层,可是为一个已经生命垂危的教授投资又能给学校的发展带来什么益处?
这样一想,国内不少大学一些看似难于理喻的所作所为也就容易理解了。就像2009年秋学期刚开学,我国另一所名校——浙江大学一位年仅32岁的海归博士,因学术环境和物质待遇等原因跳楼自尽。浙大在合并、扩张、扩招这三方面的规模和速度是全国数一数二的,且位于经济发达的浙江杭州,可在学校的学术环境、教师待遇的建设、改善上却不尽如人意,其深层原因恐怕也在乐意花钱搞硬件建设,无意投资发展学校的软实力这条根子上。
教育界不少有识之士早就指出,中国的大学在硬件建设上已经和发达国家没有太大的差距,可在教育、科研实力上却是难以望其项背。即便是那些牛气万丈的国内顶尖高校放到国际教育舞台上(甚至含港台在内的大中华地区)去晒一晒教学科研水平也一个个成了二三流。我们可都是倾一国、一省之力建起来的学校啊,我们的钱到底流向了哪里?
——流到了地皮上,流到了大楼中,流到了某些人的口袋里,偏偏很少能流到“刀刃”上。这是大学教科研人员的悲哀,是大学学子的悲哀,更是中国教育的悲哀。指望着凭这种“热心建大楼,无心顾大师”的发展理念来创建世界一流高校,实在不知道把握能有多大。□
(作者单位:江苏省盐城市景山中学高中部)
责任编辑:张功杭
第一件事是本学期初爆出的武汉大学高层腐败案。武大的两名校级领导——原常务副校长陈昭方、原党委常务副书记龙小乐因涉嫌在基建工程中收受巨额贿赂,双双被检察机关拘审。据了解,59岁的陈昭方长期在武汉大学工作,一直主管财务、后勤部门(据说陈在任职期间曾因经济问题多次被学校员工联名举报,但却一直能够“带病坚守岗位”)。龙小乐现年61岁,原在武汉水利电力学院任职,该校并入武汉大学后,历任副校长、副书记,2005年升任常务副书记(校方曾给他作出过如下评价——“勤奋敬业,克己奉公,心系群众,廉洁自律,是广大干部职工的贴心人”)。据检方初步调查发现,陈、龙二人涉嫌受贿金额至少也在数百万元。“清水衙门水不清”,两位常务副校长、副书记算是让人们开了眼界。
第二件事便是近日被炒得沸沸扬扬的武大病榻前解聘功勋教授的事件。东京大学工学博士、UIA国际建协研究员、中国一级注册建筑师、武汉大学著名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院长张在元两年前患上了罕见的神经元传导障碍,现已生命垂危。然而武汉大学竟派员到他的病床前,当着已经不能言语、靠呼吸机维持生命的张在元宣布:终止武汉大学与其的聘用合同,停止提供医疗费和住房。校方称,按聘用合同约定,张的医疗费用应由个人支付,但学校除补贴16.5万元外,已为其垫付了医疗费用68万余元。
孤立地看上述两件事,似乎没有什么联系。可是如果以清华老校长梅贻琦先生的那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作为引导,我们就可以轻易理出两件事之间的微妙关系。这就是:我们的大学有钱拓展规模,有钱兴建楼堂馆所(这在今天的高教界几乎已成为一种“热潮”,而且所需资金常常数以亿计),但要在一个曾为该校立下过汗马功劳而此刻已经朝不保夕的教授身上花上几十万元,却立刻显出一副捉襟见肘的模样,以至赶紧面对一个已完全“不能言语”的垂危的病人宣布解除与他的聘用合同。
这样做道理很简单:盖大楼,扩校园,可以进一步发展“教育产业”,可以以扩招为手段“壮大校园经济”,某些执掌校园建设大权的官员们还可以从中捞取些好处,步入“先富起来”的阶层,可是为一个已经生命垂危的教授投资又能给学校的发展带来什么益处?
这样一想,国内不少大学一些看似难于理喻的所作所为也就容易理解了。就像2009年秋学期刚开学,我国另一所名校——浙江大学一位年仅32岁的海归博士,因学术环境和物质待遇等原因跳楼自尽。浙大在合并、扩张、扩招这三方面的规模和速度是全国数一数二的,且位于经济发达的浙江杭州,可在学校的学术环境、教师待遇的建设、改善上却不尽如人意,其深层原因恐怕也在乐意花钱搞硬件建设,无意投资发展学校的软实力这条根子上。
教育界不少有识之士早就指出,中国的大学在硬件建设上已经和发达国家没有太大的差距,可在教育、科研实力上却是难以望其项背。即便是那些牛气万丈的国内顶尖高校放到国际教育舞台上(甚至含港台在内的大中华地区)去晒一晒教学科研水平也一个个成了二三流。我们可都是倾一国、一省之力建起来的学校啊,我们的钱到底流向了哪里?
——流到了地皮上,流到了大楼中,流到了某些人的口袋里,偏偏很少能流到“刀刃”上。这是大学教科研人员的悲哀,是大学学子的悲哀,更是中国教育的悲哀。指望着凭这种“热心建大楼,无心顾大师”的发展理念来创建世界一流高校,实在不知道把握能有多大。□
(作者单位:江苏省盐城市景山中学高中部)
责任编辑:张功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