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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姚晨监制、主演，滕丛丛编剧、导演的《送我上青云》日前在院线上映，虽然排片量不多，但口碑不错并引发热议。媒体讨论多围绕女性主义展开，本文将通过影片的符号分析本片从何种角度而言算得上女性主义电影，以及被作为女性主义电影宣传的本片又被当做何种符号。
记者、女性、年轻的理想主义者
《送我上青云》的故事围绕记者盛男（姚晨饰）展开，因為患上卵巢癌而走上自我救赎的道路。故事线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条并且互有交叉。
一是她与老同事四毛（李九霄饰）的故事。这一条线在电影中着墨并不多，他们的记者理想被删减到只剩下零星片爪，影片开场就是她孤身一人探寻真相，揭露李平（梁冠华饰）救火的真相。而疾病再次将两人联系在一起，盛男需要稿费治病，从而结识了李平的父亲（杨新鸣饰）。
“死生亦大矣”，关于生与死的思考是影片的第二条线索。一个是耄耋长者，一个是垂危病人，两人之间又夹杂了盛男的母亲梁美枝。是梁美枝没有弄清楚婚姻的意义，十九岁生下盛男;是梁美枝找不到自我，将意义寄托于丈夫和女儿，才跟着女儿出来采访;又是梁美枝燃起了李父的欲望，食色性也，间接感染了盛男。
由此出现了第三条线，盛男作为女性的欲望。她遇见了刘长明（袁弘饰），她以为遇见了自己对的人，然而刘长明其实是李平的女婿，高考三年才考上专科，只能在鞋柜贴上自己照片，那是家中唯一尊敬他的时刻。
并不泾渭分明的线互相交织在一起，构成了电影的故事，恰如记者、女性、年轻的理想主义者交织在一起，构成了盛男。
在治疗癌症之时，不同人的做法和态度很值得寻味。盛男坦承自己受到《众病之王》的启发，书中“癌症不同于肺结核或者流感这样外来病体的入侵，它是我们自身基因的变异，是我们对青春，对永垂不朽，对很多欲望求而不得而来的变异。”伍迪艾伦说“我不生气，我用生肿瘤来代替生气”，所以盛男身上或有很多郁结，因努力而徒劳带来的郁结，所以才有了癌症这个由内而发的病症，由此才能展开故事，让人物一步步解决自己的问题。
有趣的是，这么一个现代青年，在掉完书袋之后却依旧跟着李父进入深山，通过传统的天人合一来感知疾病，跟着“哈，哈，哈”起来。这种疏解，将她得病之后的觉醒、矛盾、勇敢，导向了一个男性主导的传统社会。与其说是导演想不出更好的结局，不若说这就是现实的结局，现实中我们永远只能向更强大、更无形的力量低头，最多也就“哈，哈，哈”的自嘲几声。
人是社会化的动物，在社会中根据不同社群会有不同角色，正如前文所述影片的条线较多，盛男也有多重身份，通过不同的人物关系和情节推动，表达出不同的诉求。也正因为如此，单独提出女性视角来分析，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视角。但对于这部电影而言，绝不是唯一的视角。
换言之，如果一部电影一味强调这一点，可能恰恰说明社会缺乏这一点，正如我们不会单独给成年男性设立一个节日一样，但是我们有妇女节、有儿童节、有女科学家节等等。
女性视角≠女性主义
大众习惯将女性视角等同于女性主义，不免也会闹出很多笑话。电影宣传之时还借助海清等演员的采访，吐纳中年女性演员的不易，这固然是既有事实，也是需要正视并解决的问题，但容易给人产生误导，让人误以为这是一部讲述中年女性危机的电影。事实上，女性主义的本质并不只是大众所谓女性视角，从政治运动和发展历程而言，女性主义本质是平权主义。我更喜欢从人类学角度看待这个问题，女性主义更像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让男性学会用女性视角看待问题，让女性学会用男性视角看待问题，换言之，最终男性女性都能摆脱性别的窠臼，而成为真正的“人”的问题。
然而，女性主义诞生至今，一直存在误解和污名化，电影宣传中居然还主动提及可能引起部分男性不适，使得这种平权的含义宣传成了男女两性对立。
事实上，无论男女都应该感到不适才对。“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可恨之人必有可悲之苦”，这部电影中每个人都极其可悲可笑又可怜，包括盛男自己。四毛和刘长明本质上是一类人，都是有着理想和抱负，却被现实压弯了脊梁。李平及其父亲是一类人，是现有社会中既得利益的获得者，愚蠢如李平的二代都能呼风唤雨实属时代的悲哀，但聪明如李父也不过尔尔，搞着辟谷，一见美女就慌不迭下山，看似看透生死，其实就是酒桌上的油腻中年男性，年老之后还要通过国学来显示自己掌握了从古至今的话语权。
当我们的媒体开始以女性主义为宣传时，可喜的一面是，在今天我们还能发出这样的声音，替女性正名，为展示她们的身体和欲望提供发声的渠道。可悲的一面也变成了，床戏、自慰变成了媒体和男性的消费品，这一点也恰恰是女性主义自身的困境之一。即女性主义本身，无法否证女性自己不是作为消费品而存在的。但我们也要看到，这个问题一旦抛给男性，男性也面临一样的困境。就好比，我们如果去问一个女性科学家、企业家，她是如何平衡家庭和事业时，我们已经潜在地认为女性是很难平衡两者的，问题在于，这个假设前提并不合理。
不能将人的问题转变为女性专属问题，而转移问题的本质，人永远无法自证是不是工具/消费品，虽然从哲学上说，只有不把他人当做工具才是道德的，但是自己属不属于他人的范畴，这是一个罗素悖论。
这才是女性主义的目标，当全社会已经是女性主义者时，女性主义本身会被消解掉，就好像现在我们不会提出男性主义，那时我们不会看到《送我上青云》中的女性主义，我们只会看到以盛男为代表的人在理想与现实间挣扎，在欲望满足与否间徘徊;当我们的社会缺乏女性主义的土壤时，我们才会强调这是一部女性主义电影，以说服更多的人转变成女性主义者。
因此，当《送我上青云》将自己包装成女性主义电影时，是一种逃避，将人的问题转变为女性（或男性）的问题，以试图避免激怒整个社会。正如我在《狗十三》的评论中说的那样，《狗十三》与其说是青春期的教育问题，其实是更本质的人类孤独的命题，只是将命题包装在青春之下，仿佛那些酒桌上的中年男性就不孤独、生活充满意义了。
然而女性的话题远不如教育的热度大，或许宣传方才不得不亲自下场激怒男性，这是市场所迫，也是现实所迫，也有极好的正面效应，但也仅此而已。
记者、女性、年轻的理想主义者
《送我上青云》的故事围绕记者盛男（姚晨饰）展开，因為患上卵巢癌而走上自我救赎的道路。故事线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条并且互有交叉。
一是她与老同事四毛（李九霄饰）的故事。这一条线在电影中着墨并不多，他们的记者理想被删减到只剩下零星片爪，影片开场就是她孤身一人探寻真相，揭露李平（梁冠华饰）救火的真相。而疾病再次将两人联系在一起，盛男需要稿费治病，从而结识了李平的父亲（杨新鸣饰）。
“死生亦大矣”，关于生与死的思考是影片的第二条线索。一个是耄耋长者，一个是垂危病人，两人之间又夹杂了盛男的母亲梁美枝。是梁美枝没有弄清楚婚姻的意义，十九岁生下盛男;是梁美枝找不到自我，将意义寄托于丈夫和女儿，才跟着女儿出来采访;又是梁美枝燃起了李父的欲望，食色性也，间接感染了盛男。
由此出现了第三条线，盛男作为女性的欲望。她遇见了刘长明（袁弘饰），她以为遇见了自己对的人，然而刘长明其实是李平的女婿，高考三年才考上专科，只能在鞋柜贴上自己照片，那是家中唯一尊敬他的时刻。
并不泾渭分明的线互相交织在一起，构成了电影的故事，恰如记者、女性、年轻的理想主义者交织在一起，构成了盛男。
在治疗癌症之时，不同人的做法和态度很值得寻味。盛男坦承自己受到《众病之王》的启发，书中“癌症不同于肺结核或者流感这样外来病体的入侵，它是我们自身基因的变异，是我们对青春，对永垂不朽，对很多欲望求而不得而来的变异。”伍迪艾伦说“我不生气，我用生肿瘤来代替生气”，所以盛男身上或有很多郁结，因努力而徒劳带来的郁结，所以才有了癌症这个由内而发的病症，由此才能展开故事，让人物一步步解决自己的问题。
有趣的是，这么一个现代青年，在掉完书袋之后却依旧跟着李父进入深山，通过传统的天人合一来感知疾病，跟着“哈，哈，哈”起来。这种疏解，将她得病之后的觉醒、矛盾、勇敢，导向了一个男性主导的传统社会。与其说是导演想不出更好的结局，不若说这就是现实的结局，现实中我们永远只能向更强大、更无形的力量低头，最多也就“哈，哈，哈”的自嘲几声。
人是社会化的动物，在社会中根据不同社群会有不同角色，正如前文所述影片的条线较多，盛男也有多重身份，通过不同的人物关系和情节推动，表达出不同的诉求。也正因为如此，单独提出女性视角来分析，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视角。但对于这部电影而言，绝不是唯一的视角。
换言之，如果一部电影一味强调这一点，可能恰恰说明社会缺乏这一点，正如我们不会单独给成年男性设立一个节日一样，但是我们有妇女节、有儿童节、有女科学家节等等。
女性视角≠女性主义
大众习惯将女性视角等同于女性主义，不免也会闹出很多笑话。电影宣传之时还借助海清等演员的采访，吐纳中年女性演员的不易，这固然是既有事实，也是需要正视并解决的问题，但容易给人产生误导，让人误以为这是一部讲述中年女性危机的电影。事实上，女性主义的本质并不只是大众所谓女性视角，从政治运动和发展历程而言，女性主义本质是平权主义。我更喜欢从人类学角度看待这个问题，女性主义更像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让男性学会用女性视角看待问题，让女性学会用男性视角看待问题，换言之，最终男性女性都能摆脱性别的窠臼，而成为真正的“人”的问题。
然而，女性主义诞生至今，一直存在误解和污名化，电影宣传中居然还主动提及可能引起部分男性不适，使得这种平权的含义宣传成了男女两性对立。
事实上，无论男女都应该感到不适才对。“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可恨之人必有可悲之苦”，这部电影中每个人都极其可悲可笑又可怜，包括盛男自己。四毛和刘长明本质上是一类人，都是有着理想和抱负，却被现实压弯了脊梁。李平及其父亲是一类人，是现有社会中既得利益的获得者，愚蠢如李平的二代都能呼风唤雨实属时代的悲哀，但聪明如李父也不过尔尔，搞着辟谷，一见美女就慌不迭下山，看似看透生死，其实就是酒桌上的油腻中年男性，年老之后还要通过国学来显示自己掌握了从古至今的话语权。
当我们的媒体开始以女性主义为宣传时，可喜的一面是，在今天我们还能发出这样的声音，替女性正名，为展示她们的身体和欲望提供发声的渠道。可悲的一面也变成了，床戏、自慰变成了媒体和男性的消费品，这一点也恰恰是女性主义自身的困境之一。即女性主义本身，无法否证女性自己不是作为消费品而存在的。但我们也要看到，这个问题一旦抛给男性，男性也面临一样的困境。就好比，我们如果去问一个女性科学家、企业家，她是如何平衡家庭和事业时，我们已经潜在地认为女性是很难平衡两者的，问题在于，这个假设前提并不合理。
不能将人的问题转变为女性专属问题，而转移问题的本质，人永远无法自证是不是工具/消费品，虽然从哲学上说，只有不把他人当做工具才是道德的，但是自己属不属于他人的范畴，这是一个罗素悖论。
这才是女性主义的目标，当全社会已经是女性主义者时，女性主义本身会被消解掉，就好像现在我们不会提出男性主义，那时我们不会看到《送我上青云》中的女性主义，我们只会看到以盛男为代表的人在理想与现实间挣扎，在欲望满足与否间徘徊;当我们的社会缺乏女性主义的土壤时，我们才会强调这是一部女性主义电影，以说服更多的人转变成女性主义者。
因此，当《送我上青云》将自己包装成女性主义电影时，是一种逃避，将人的问题转变为女性（或男性）的问题，以试图避免激怒整个社会。正如我在《狗十三》的评论中说的那样，《狗十三》与其说是青春期的教育问题，其实是更本质的人类孤独的命题，只是将命题包装在青春之下，仿佛那些酒桌上的中年男性就不孤独、生活充满意义了。
然而女性的话题远不如教育的热度大，或许宣传方才不得不亲自下场激怒男性，这是市场所迫，也是现实所迫，也有极好的正面效应，但也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