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以吏为师”是李斯的发明，经秦始皇认可，便成了秦朝的国策，事见《史记・李斯列传》和《史记・秦始皇本纪》。
　　
　　二
　　私学起于孔子，但他的学说在当时始终未被各国君主采纳。他虽然东跑西颠儿，游说诸侯，却一直不曾得意，所以没有可能利用政权的力量来推行他的“主义”。何况那时诸侯割据，各怀其志；百家蜂起，各售其学，买家既多，卖家亦夥，谁也没有力量一家独鸣，于是形成了两千余年之后依然令人神往的“百家争鸣”。
　　
　　三
　　秦灭六国，一统天下，总要号令划一，才有“初并天下，罔不宾服”的气象。但各家之学，纷然不一，书生意气，议论杂囂，让自命不凡的君王和权臣听着心烦。为君王信任的学派便乘机从政治上构陷其他学派，把学术之争上升为君权的存废、政权的争夺。于是，除了当权的主流学派，其他一概废止，不听话的就从肉体上消灭。虽不可能统统杀掉，但坑杀几百也足以令人噤口不言，在形式上完成了天下一统之后的思想一统。
　　
　　四
　　但思想的非物质性，使它不能靠一纸禁令或兵火加以灭绝，各种所谓“异端”，仍会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为了维持思想的纯正，必须要有裁决正误的威权。谁有资格？李斯的发明是：“若有欲学者，以吏为师。”秦始皇一个“可其议”，使之成了中国几千年思想统制的不二法门。
　　
　　五
　　“以吏为师”的算盘大致是这样打的：吏是层层挑选任命的，吃着皇粮，拿着俸禄，毕生的富贵前程都在上司手里攥着，应当能够唯上之命是从；吏的利益是与政权兴替拴在一处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应该不会做出损害政权的事情来；吏所受的训练是熟悉法律条文或政府诏令，然后照章办事，不越雷池一步，因此应该不会想入非非，弄出一些稀奇古怪的思想。把思想的传授权和裁决权交由吏来执行，为的就是杜绝“异端”。
　　
　　六
　　李斯的“以吏为师”究竟如何实行，还需细加考证，但粗略说来，大致有三：
　　一是烧书。除医药、种树、卜筮之类实用之书，统统烧掉，“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那时没有“破四旧”这样的术语，但指责读百家语的诸生“不师今而学古”、“道古以害今”的意思，同指责帝王将相古人死人统治舞台之类的取向是一样的。
　　二是镇压。那时还没有发明“群众专政”和“大批判”一类花样，所以采取的是赤裸裸的镇压手段——“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
　　三是思想传授，只准以吏为师，学习始皇帝颁布的法度律令。至于百姓，只要做一个会说话的工具就成。
　　三种办法归于一，即运用政权的力量禁绝统治思想以外的一切思想。
　　
　　七
　　短命的秦王朝未曾出现什么著名的思想家，也不曾有什么传世的学术著作，只有一个发明“以吏为师”的李斯和一桩焚书坑儒事件，成了后世论述秦代时极为单调的话题。“以吏为师”结果如何，大概因为秦王朝的短命而未见记载，但即便秦王朝不是二世而亡，“以吏为师”也是不能长久的。上世纪50年代末期发动的“大跃进”，号召官员不要怕大学教授，可能想要打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状况吧。一时间，高级官员纷纷以到大学兼任教授为时髦。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就由我就读的复旦大学颁发聘书，担任了教授，颇有一些“以吏为师”的气象。但是，直到我大学毕业，柯教授只到学校做了一次形势报告，以后就再没了影踪。这已是距始皇帝两千年以后了。此时尚且不能，彼时何尝能够！
　　
　　八
　　而从技术上说，“以吏为师”不过是异想天开。官吏有繁杂政务，教书要钻研学问。整日忙于政务，哪有时间潜心学问。一天到晚做学问的官员绝不是称职尽责的官员；一天到晚钻营政务的学者也绝不会是优秀的学者。所以，直到今天，因为当了大官就要评两院院士；因为有了教授头衔就到处兼职，一直还是被人戳脊梁骨的事情。
　　
　　九
　　李斯发明、始皇帝批准的“以吏为师”，目的是在借此保持思想的纯正，一有异端，即予铲除,但难在思想的对错很难用一把固定的尺子量度。官吏的尺子只有一把，就是现成的法度律令,但新的思想几乎都是突破了旧有的法度律令才能产生的。一切新的思想在守法的官吏眼中就都成了应当铲除的异端。“以吏为师”的结果，势必走向扼杀一切新思想。李斯梦以整肃他人的“尺子”，很快就量到了自己头上：他因得不到秦二世的欢心，也成了被铲除的对象。
　　
　　十
　　今天的时代是需要继续解放思想的时代,众彩纷呈才是思想界繁荣的景象。只有思想的繁荣，才会有杰出的思想家和理论著作出现。思想的正误不宜匆促下结论，不宜由官员下结论，更不宜凭官阶大小分配决定对错的权力。思想只有在实践中，在论辩中，才能日益丰富、日益完善。官吏对于思想发展的职责，应当定位在为活跃思想、繁荣学术创造适宜的社会环境和工作条件，而不是充当裁决的判官。把思想的正误或不足交由学术界讨论，交由实践检验，交由时间考验，恐怕是更聪明、更睿智的办法。
　　（作者系新华通讯社高级编辑、瞭望周刊社原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