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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途”一词总是给人无尽的想象,一方面,它无始无终,充满了矛盾和对立;另一方面,它又连载着已过和将来,在梦想和希望破灭之际依然给你向往。在中国,旅途在一个特定的时刻,成为一面无比微妙的放大镜。
从2006年到2008年,伴随着张哥和陈姐的每一个春节,导演范立欣深入到这一对农民工夫妇的家庭,以归家之旅为主线,记录下他们返乡和外出打工的点点滴滴。每年,大量的农民工乘坐春节的回家列车,在辞旧迎新之间颠簸,在人流熙攘中他们的面孔渐渐模糊,然而在范立欣的这部以“归途列车”命名的纪录片中,因其表达了对这些身影的“尊敬和敬仰”,成为2009年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节(IDFA)的最佳纪录长片——VPRO IDFA(尤里斯·伊文思奖)的最终获得者,也因此获得12500欧元的奖金。该片同时入围2010年的美国圣丹斯电影节。
早在为《沿江而上》做录音师时,范立欣就为《归途列车》做了细致深入的素材采集,并最终酝酿了这部87分钟的“激动人心的影片”。IDFA的评委盛赞其“真实地反映了一个与全世界相关的课题”。这部影片也同时成为成功的融资典范,毕竟,以80万欧元打造一部纪录片,这在华人世界里尚属凤毛麟角。
春运:一个最具视觉震撼力的故事
在武汉读英语专业的范立欣,摄影是其狂热的爱好。大学毕业后,他在武汉电视台做了摄影师,开始对纪录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2002年,一起共事的陈为军邀请范立欣为他的一个片子做剪辑,这部名为《好死不如赖活着》的作品,获得了2003 年IDFA最佳纪录片提名,而范立欣的纪录片生涯也就此与IDFA结下了不解之缘。
2003年前后,范立欣来到北京就职央视国际频道,时常拍摄农村题材的纪录片。城乡生活存在的巨大差异,在他的心里起了巨大的波澜。“我经常看到一有农民工上公共汽车,很多人就赶快躲开。其实你完全没有必要这么做。那个时候我就想做一部关于农民工题材的片子。”范立欣很多的想法都是来自于一个画面或者来自一个镜头,火车站前一刻寂静无声,后一刻人潮涌动,这种视觉画面使范立欣很快就把主要事件锁定在春运。从春运又想到农民工、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关系。
当年在一分钱没有的情况下,央视《纪事》栏目组给了范立欣非常大的帮助。火车站、飞机场,六个城市、近三个月的前期拍摄,这一切为《归途列车》铺垫了充分的调研。
浓缩点:一个正在经历变化的家庭
最初的版本围绕三个主要人物,都是农民工出身,也都带着迁徙的背景,从一个地方生长再到另一个地方工作或生活。一个是成功奋斗出来已经买车买房子的上海中产阶级家庭;一个是正在往上奋斗,在北京读书的大学生;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归途列车》中的张哥的家庭。三个不同的人物,作为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的一个切片,主要事件则围绕三个家庭如何过春节,如何经历春运。
在和制片人的交流中,范立欣认识到需要做一个选择,这个题材可以往电影纪录片上发展,它和电视纪录片有完全不同的特点。前者更多的是以人物推动故事的发展,必须明确一个关键的人物,范立欣最终选择了张哥和陈姐这对夫妇的正在经历变化的家庭。
福地:IDFA
IDFA一直是纪录片人追梦之地,而历年来,真正进入IDFA伊文思奖竞赛单元的中国片子只有三个,一个是范立欣作为剪辑师的《好死不如赖活着》,另一个是他作为录音师的《沿江而上》,还有就是他亲自执导、最终夺魁的《归途列车》。IDFA对范立欣似乎情有独钟,连续三年,他收获颇丰:
2007年,《沿江而上》在IDFA上放映,范立欣和制片方EYESTEEL FILM到现场带着《归途列车》的片花与各个节目编辑、制片人谈起方案。很快,英国的Channel 4给了《归途列车》第一桶金——大约是七八万英镑。
2008年,范立欣第二次来到IDFA,有了之前的经验,《归途列车》正式参加方案预售环节,并获得3万多欧元Jan Vrijman基金。
2009年的故事振奋了中国纪录片界:《归途列车》最终获得VPRO IDFA最佳纪录片奖。
此后是源源不断的电视台(PBS、ITVS、TV5)预购以及部分地区的发行版权。而除了电视台和发行商,《归途列车》更是几乎“扫荡”了加拿大所有重要影视机构、电影节的资金和赞助:魁北克省政府基金(SODEC)、热门纪录片节(HOT DOCS)的基金、加拿大国家艺术基金(THE CANADA COUNCIL FOR THE ARTS)和加拿大电影局的资助,并且还得到与SODEC同样分量的加拿大影视机构TELEFILM的支持。
感言:“上天的垂青,成就了这个片子”
“我非常幸运。”范立欣谈到自己的片子的主题时说,拍摄的过程中经历了很多大事件,雪灾、奥运、全球经济危机,实际上是中国乃至世界在面临挑战之际的变化过程。这中间更是有一个必然性:因为每一场社会的巨大变革,都跟农民工有关、都跟中国有关、都跟世界有关,这些都为《归途列车》的主题做了更深刻的归纳。
采访当天,恰巧还有两位纪录片界好友(《生于2008》的导演范俭和龙马风制片公司的制作人梁为超)一同坐席,一番畅聊后,四个人带着对纪录片的美好憧憬往窗外望去。马路对面就是万达国际影城,《阿凡达》正在里面刷新着票房的又一次高潮……“我们的纪录片也应该在里面放映”,大家不约而同地喃喃自语。
《大众DV》:《归途列车》中我们看见大量的矛盾冲突,是否经过你刻意的安排和剪辑?
范立欣:对于纪录片来说忠实于生活、事件本身非常关键,而不是创造一些虚伪的故事或者矛盾。我只是节选出一些生活的片断和事件,而不是去伪造这些冲突。所有的矛盾都是在这三年的时间内自己慢慢发生的,在这个社会的变化当中,家庭内部自然而然产生的矛盾。我相信我们深入任何一个农民工家庭,如果花足够多时间,都可以看到类似的矛盾,甚至是更多的矛盾。
当然为了让电影好看,采用很多故事化的剪辑手段来让这个故事更加浓缩,这个是很有必要的。失去了矛盾,就没办法抓住观众,没有办法更好地传达你要传达的信息。我不会为了忠实于所谓的自然生活而放弃了我的故事情节,因为你已经选择了电影这个方式。
很多时候当我拍到一个很好的场景或者一个很有说服力的场景,我就觉得很有感触,无论哪个导演,都没有生活这个导演伟大。在一些场景里人物的对白,你根本没有办法在你写剧本的时候构思出来。其实生活本身很有戏剧化的,关键看你作为导演能不能去发现它。
我很高兴《归途列车》里有很多打动人的情节。这些都不是我们故意创造出来的,纪录片真的就是那么动人。很多是靠时间累计出来的,在工厂拍摄的时候,他们工作,我有时就在旁边写些自己的文件。不一定总是在拍,有的时候就只是把机器放在旁边。他们每天都要工作到晚上12点才睡觉,我们就等到12点开始拍,然后我们午夜两三点再睡。睡觉的时候,我们就倒在工厂的衣服堆上。吃饭、聊天,我们都在一起。
《大众DV》:前后三年一共拍摄了多少素材?
范立欣:素材大概在260-300小时之间,因为拍了3个不同的格式:开始用的是一台Panasonic DVCPRO50,后来用一台Panasonic HVX200,再后来用了一段时间索尼PMW—EX1。
因为DVCPRO用的是50兆的码流,所以虽然用到标清格式不多,但是质量很好。EX1在低照度拍摄上表现特别好。可是我们在2008年雪灾春运时用P2拍摄暗部,感觉有欠缺。那段时间在火车站上,环境光几乎昏暗,但很多时候都不能用灯,因为雪灾,几十万人被困火车站,一旦我们打灯,极有可能引起骚乱,连录音都是偷偷的,根本不敢做很大的动作。
《大众DV》:在你拿到资金前后,预算进行了哪些调整?
范立欣:整个摄制组人数不多,三至四人。我是导演,摄影师是孙少光,录音师范立明是我的哥哥,再加上一个灯光师。第一年借助了很多文件、证明,大小公章,才得以出入到工厂、火车站,第二年再去的时候,他们一看见我,就说一声“哦,小范来了”,大家都熟了。
我们前期拍摄成本非常节省,在工厂里的起居、饮食不需要很多钱。基本上三分之二的资金用于在加拿大的后期制作上,从2009年3月拍完回加拿大,我们请了侯麦的剪辑师Mary Stephens,再加上调色、转胶、做声音编辑,用了将近7个月的时间。
尽管我是个很节约的人,但我的预算经验是,专业的部分一定不能省钱。
《大众DV》:国际联合制作是必须的吗?对于独立制作人,你有什么建议?
范立欣:吸引到国外的资金,意义不仅在于钱,而且是进入国际的播出系统。所以要看导演对自己的作品有什么样的期待。如果你并不在乎是不是被全世界看到,当然不必非要找国外的资金,因为这个过程太复杂、太漫长了。面对国际买家,你需要懂得把自己的故事浓缩成一个简短的提案,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样片,需要和你的制片一起和买家做提案,需要了解复杂的国际制片公司的合同(包括法律和财经方面的知识),当然你还需要有外语沟通的能力。所以,第一看你自己想要什么,第二看你的能力在哪儿。
如果你能在国内找到钱,或者你自己能掏腰包把这个电影拍出来,有播出平台就OK了。
对于纪录片来讲,不光是找到一个好的故事,更要学会怎么讲故事。
也许很多独立导演刚开始做纪录片的时候,都会觉得关注弱势群体或者自己找到一个特别边缘的题材,就一定会吸引眼球。事实并非如此。尤其我们看到中国的农民工是个大话题,全世界都在看。在《时代》杂志,中国农民工是年度人物第二名。可是怎么表现这个话题,需要找到你的故事。
《大众DV》:好的提案之间是否有种互通的模式?
范立欣:对,基本上每个电影节都会有提案训练的大师班,还是有个套路在里面。当然,有的时候需要有一些针对性,需要找到合适的项目。首先有一个好的故事,然后你要把这个故事和这个人物讲得非常引人入胜,比如《归途列车》提案中我们提到这个片子是关于世界上最大的年度人口迁徙,大家一听就觉得这是个很大的事情。
提案不仅是为了国际联合制作,将来中国直播分离机制逐渐完善,不同的买家面对20个导演来提案,只能选3个片子,导演必定要面临这个课题。
提案是一个导演必须亲自做的事,因为人家不光是要看你这个故事,还要看说故事的人,看你这个人和这个故事是不是能结合到一起。制作纪录片不是快速的事情,花两年、三年都很正常……当买家面对一个导演的提案,如果他感受不到导演对自己方案的热情的话,他会怀疑你是否只是现在头脑一热。一定要让人知道:这个方案就是你的“娃”,这个娃如果不生下来,你这辈子就死不瞑目。
《大众DV》:从《好死不如赖活着》、《沿江而上》到《归途列车》,这些片子之间有什么共同的特点?
范立欣:这些片子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用一个平等的态度来对待拍摄对象。我觉得这些人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但是,我不会用一个怜悯的姿态去对待他,因为怜悯,就意味着你把自己放到一个高的地位上。
这些片子里的人,甚至比我们生活中很多的人都有骨气。他们靠着自己的劳动和奉献精神,作为自己的脊梁。他们有一些很小,但是又很光荣的目标,他们都在向着这个目标奋斗。他们希望自己的家人生活得更好一些,这个目标既小又大,其实是非常令人敬畏的:不管你生活在什么阶层、什么地方,就是要给你爱的人最好的生活,这个是有共鸣的。我相信观众们也是希望看到这样的故事。
从2006年到2008年,伴随着张哥和陈姐的每一个春节,导演范立欣深入到这一对农民工夫妇的家庭,以归家之旅为主线,记录下他们返乡和外出打工的点点滴滴。每年,大量的农民工乘坐春节的回家列车,在辞旧迎新之间颠簸,在人流熙攘中他们的面孔渐渐模糊,然而在范立欣的这部以“归途列车”命名的纪录片中,因其表达了对这些身影的“尊敬和敬仰”,成为2009年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节(IDFA)的最佳纪录长片——VPRO IDFA(尤里斯·伊文思奖)的最终获得者,也因此获得12500欧元的奖金。该片同时入围2010年的美国圣丹斯电影节。
早在为《沿江而上》做录音师时,范立欣就为《归途列车》做了细致深入的素材采集,并最终酝酿了这部87分钟的“激动人心的影片”。IDFA的评委盛赞其“真实地反映了一个与全世界相关的课题”。这部影片也同时成为成功的融资典范,毕竟,以80万欧元打造一部纪录片,这在华人世界里尚属凤毛麟角。
春运:一个最具视觉震撼力的故事
在武汉读英语专业的范立欣,摄影是其狂热的爱好。大学毕业后,他在武汉电视台做了摄影师,开始对纪录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2002年,一起共事的陈为军邀请范立欣为他的一个片子做剪辑,这部名为《好死不如赖活着》的作品,获得了2003 年IDFA最佳纪录片提名,而范立欣的纪录片生涯也就此与IDFA结下了不解之缘。
2003年前后,范立欣来到北京就职央视国际频道,时常拍摄农村题材的纪录片。城乡生活存在的巨大差异,在他的心里起了巨大的波澜。“我经常看到一有农民工上公共汽车,很多人就赶快躲开。其实你完全没有必要这么做。那个时候我就想做一部关于农民工题材的片子。”范立欣很多的想法都是来自于一个画面或者来自一个镜头,火车站前一刻寂静无声,后一刻人潮涌动,这种视觉画面使范立欣很快就把主要事件锁定在春运。从春运又想到农民工、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关系。
当年在一分钱没有的情况下,央视《纪事》栏目组给了范立欣非常大的帮助。火车站、飞机场,六个城市、近三个月的前期拍摄,这一切为《归途列车》铺垫了充分的调研。
浓缩点:一个正在经历变化的家庭
最初的版本围绕三个主要人物,都是农民工出身,也都带着迁徙的背景,从一个地方生长再到另一个地方工作或生活。一个是成功奋斗出来已经买车买房子的上海中产阶级家庭;一个是正在往上奋斗,在北京读书的大学生;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归途列车》中的张哥的家庭。三个不同的人物,作为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的一个切片,主要事件则围绕三个家庭如何过春节,如何经历春运。
在和制片人的交流中,范立欣认识到需要做一个选择,这个题材可以往电影纪录片上发展,它和电视纪录片有完全不同的特点。前者更多的是以人物推动故事的发展,必须明确一个关键的人物,范立欣最终选择了张哥和陈姐这对夫妇的正在经历变化的家庭。
福地:IDFA
IDFA一直是纪录片人追梦之地,而历年来,真正进入IDFA伊文思奖竞赛单元的中国片子只有三个,一个是范立欣作为剪辑师的《好死不如赖活着》,另一个是他作为录音师的《沿江而上》,还有就是他亲自执导、最终夺魁的《归途列车》。IDFA对范立欣似乎情有独钟,连续三年,他收获颇丰:
2007年,《沿江而上》在IDFA上放映,范立欣和制片方EYESTEEL FILM到现场带着《归途列车》的片花与各个节目编辑、制片人谈起方案。很快,英国的Channel 4给了《归途列车》第一桶金——大约是七八万英镑。
2008年,范立欣第二次来到IDFA,有了之前的经验,《归途列车》正式参加方案预售环节,并获得3万多欧元Jan Vrijman基金。
2009年的故事振奋了中国纪录片界:《归途列车》最终获得VPRO IDFA最佳纪录片奖。
此后是源源不断的电视台(PBS、ITVS、TV5)预购以及部分地区的发行版权。而除了电视台和发行商,《归途列车》更是几乎“扫荡”了加拿大所有重要影视机构、电影节的资金和赞助:魁北克省政府基金(SODEC)、热门纪录片节(HOT DOCS)的基金、加拿大国家艺术基金(THE CANADA COUNCIL FOR THE ARTS)和加拿大电影局的资助,并且还得到与SODEC同样分量的加拿大影视机构TELEFILM的支持。
感言:“上天的垂青,成就了这个片子”
“我非常幸运。”范立欣谈到自己的片子的主题时说,拍摄的过程中经历了很多大事件,雪灾、奥运、全球经济危机,实际上是中国乃至世界在面临挑战之际的变化过程。这中间更是有一个必然性:因为每一场社会的巨大变革,都跟农民工有关、都跟中国有关、都跟世界有关,这些都为《归途列车》的主题做了更深刻的归纳。
采访当天,恰巧还有两位纪录片界好友(《生于2008》的导演范俭和龙马风制片公司的制作人梁为超)一同坐席,一番畅聊后,四个人带着对纪录片的美好憧憬往窗外望去。马路对面就是万达国际影城,《阿凡达》正在里面刷新着票房的又一次高潮……“我们的纪录片也应该在里面放映”,大家不约而同地喃喃自语。
《大众DV》:《归途列车》中我们看见大量的矛盾冲突,是否经过你刻意的安排和剪辑?
范立欣:对于纪录片来说忠实于生活、事件本身非常关键,而不是创造一些虚伪的故事或者矛盾。我只是节选出一些生活的片断和事件,而不是去伪造这些冲突。所有的矛盾都是在这三年的时间内自己慢慢发生的,在这个社会的变化当中,家庭内部自然而然产生的矛盾。我相信我们深入任何一个农民工家庭,如果花足够多时间,都可以看到类似的矛盾,甚至是更多的矛盾。
当然为了让电影好看,采用很多故事化的剪辑手段来让这个故事更加浓缩,这个是很有必要的。失去了矛盾,就没办法抓住观众,没有办法更好地传达你要传达的信息。我不会为了忠实于所谓的自然生活而放弃了我的故事情节,因为你已经选择了电影这个方式。
很多时候当我拍到一个很好的场景或者一个很有说服力的场景,我就觉得很有感触,无论哪个导演,都没有生活这个导演伟大。在一些场景里人物的对白,你根本没有办法在你写剧本的时候构思出来。其实生活本身很有戏剧化的,关键看你作为导演能不能去发现它。
我很高兴《归途列车》里有很多打动人的情节。这些都不是我们故意创造出来的,纪录片真的就是那么动人。很多是靠时间累计出来的,在工厂拍摄的时候,他们工作,我有时就在旁边写些自己的文件。不一定总是在拍,有的时候就只是把机器放在旁边。他们每天都要工作到晚上12点才睡觉,我们就等到12点开始拍,然后我们午夜两三点再睡。睡觉的时候,我们就倒在工厂的衣服堆上。吃饭、聊天,我们都在一起。
《大众DV》:前后三年一共拍摄了多少素材?
范立欣:素材大概在260-300小时之间,因为拍了3个不同的格式:开始用的是一台Panasonic DVCPRO50,后来用一台Panasonic HVX200,再后来用了一段时间索尼PMW—EX1。
因为DVCPRO用的是50兆的码流,所以虽然用到标清格式不多,但是质量很好。EX1在低照度拍摄上表现特别好。可是我们在2008年雪灾春运时用P2拍摄暗部,感觉有欠缺。那段时间在火车站上,环境光几乎昏暗,但很多时候都不能用灯,因为雪灾,几十万人被困火车站,一旦我们打灯,极有可能引起骚乱,连录音都是偷偷的,根本不敢做很大的动作。
《大众DV》:在你拿到资金前后,预算进行了哪些调整?
范立欣:整个摄制组人数不多,三至四人。我是导演,摄影师是孙少光,录音师范立明是我的哥哥,再加上一个灯光师。第一年借助了很多文件、证明,大小公章,才得以出入到工厂、火车站,第二年再去的时候,他们一看见我,就说一声“哦,小范来了”,大家都熟了。
我们前期拍摄成本非常节省,在工厂里的起居、饮食不需要很多钱。基本上三分之二的资金用于在加拿大的后期制作上,从2009年3月拍完回加拿大,我们请了侯麦的剪辑师Mary Stephens,再加上调色、转胶、做声音编辑,用了将近7个月的时间。
尽管我是个很节约的人,但我的预算经验是,专业的部分一定不能省钱。
《大众DV》:国际联合制作是必须的吗?对于独立制作人,你有什么建议?
范立欣:吸引到国外的资金,意义不仅在于钱,而且是进入国际的播出系统。所以要看导演对自己的作品有什么样的期待。如果你并不在乎是不是被全世界看到,当然不必非要找国外的资金,因为这个过程太复杂、太漫长了。面对国际买家,你需要懂得把自己的故事浓缩成一个简短的提案,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样片,需要和你的制片一起和买家做提案,需要了解复杂的国际制片公司的合同(包括法律和财经方面的知识),当然你还需要有外语沟通的能力。所以,第一看你自己想要什么,第二看你的能力在哪儿。
如果你能在国内找到钱,或者你自己能掏腰包把这个电影拍出来,有播出平台就OK了。
对于纪录片来讲,不光是找到一个好的故事,更要学会怎么讲故事。
也许很多独立导演刚开始做纪录片的时候,都会觉得关注弱势群体或者自己找到一个特别边缘的题材,就一定会吸引眼球。事实并非如此。尤其我们看到中国的农民工是个大话题,全世界都在看。在《时代》杂志,中国农民工是年度人物第二名。可是怎么表现这个话题,需要找到你的故事。
《大众DV》:好的提案之间是否有种互通的模式?
范立欣:对,基本上每个电影节都会有提案训练的大师班,还是有个套路在里面。当然,有的时候需要有一些针对性,需要找到合适的项目。首先有一个好的故事,然后你要把这个故事和这个人物讲得非常引人入胜,比如《归途列车》提案中我们提到这个片子是关于世界上最大的年度人口迁徙,大家一听就觉得这是个很大的事情。
提案不仅是为了国际联合制作,将来中国直播分离机制逐渐完善,不同的买家面对20个导演来提案,只能选3个片子,导演必定要面临这个课题。
提案是一个导演必须亲自做的事,因为人家不光是要看你这个故事,还要看说故事的人,看你这个人和这个故事是不是能结合到一起。制作纪录片不是快速的事情,花两年、三年都很正常……当买家面对一个导演的提案,如果他感受不到导演对自己方案的热情的话,他会怀疑你是否只是现在头脑一热。一定要让人知道:这个方案就是你的“娃”,这个娃如果不生下来,你这辈子就死不瞑目。
《大众DV》:从《好死不如赖活着》、《沿江而上》到《归途列车》,这些片子之间有什么共同的特点?
范立欣:这些片子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用一个平等的态度来对待拍摄对象。我觉得这些人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但是,我不会用一个怜悯的姿态去对待他,因为怜悯,就意味着你把自己放到一个高的地位上。
这些片子里的人,甚至比我们生活中很多的人都有骨气。他们靠着自己的劳动和奉献精神,作为自己的脊梁。他们有一些很小,但是又很光荣的目标,他们都在向着这个目标奋斗。他们希望自己的家人生活得更好一些,这个目标既小又大,其实是非常令人敬畏的:不管你生活在什么阶层、什么地方,就是要给你爱的人最好的生活,这个是有共鸣的。我相信观众们也是希望看到这样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