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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原市城建局宿舍，我随太原电视台的记者再次见到了一位89岁高龄的老人，他叫高杰，是市城建局的离休干部。1949年4月24日太原解放后，他曾是太原市公安局的治安科长，是亲历过接管阎锡山旧警察局的当事人，还是抓捕战犯戴炳南的组织指挥者。
在媒体面前。他又一次开启了话匣子，向我们回忆起当年公安战线上那新旧交替的难忘时刻——
早在攻打太原前夕，太原市公安局(又名太原市公安接管组)即在榆次大乘寺宣告成立。局长为程谷梁、副局长黄石山，下设8个分局。4月24日凌晨，我们在局领导的带领下，乘火车到达北营，然后下车步行向太原城开进。据说，当时在内线的协助下，局直属科、队人员从一条秘密地道进城。当时城周到处是弥漫的硝烟、死尸和遗弃的武器弹药。
我们走到市内侯家巷，按预定的目标，进驻接管了2号的原阎锡山省会警察局，其余8个公安分局也分别接管了阎锡山的党、团、警、特、宪兵等单位，还在城门、卡口布置了岗哨，盘查来往行人，扣捕可疑人员。
旧山西省会警察局长师则程是事前预定的逮捕对象，当我公安干警摸到其家时，发现师已经自杀。
我们接管的原阎锡山的省会警察局地方不大，都是平房，我们到达后已是空无一人了，到处是烧毁的文件、遗弃的枪支。我们稍加清理，挂出牌子，就开始了办公。后来我发现在附近有一个身穿便衣、约有十八九岁的年轻人徘徊走动，出于警惕，说把他叫进屋里，询问他的身份等情况。没想到他很爽快地自我介绍说，他叫杨淮，就是这警察局的人。还说他的家乡已是解放区了。我正愁人生地不熟，急等用人，于是向他讲解了我党的政策，即对阎锡山政府一般中下层人员既往不咎，希望他尽快把能找到的警局人员都找来登记报到。杨淮消除了顾虑，很快出去帮我们找人。当天，就有20多人陆续来我们这里登记报到，不少还是消防队的人员。
当时我们得知，由于临解放时，阎锡山的太原绥靖公署参谋长赵世铃推行“焦土政策”，在市内到处放火，其中酱元巷、桥头街一带火灾严重，我立即把旧消防队员充实到我们的队伍中，经过简短的动员，由他们带路，同我们赶赴火灾现场去救火。在火势最凶猛的酱元巷、桥头街一带，我公安、消防人员采用了挖阻隔壕沟的办法，终于将大火扑灭。
3天后，到我们这里登记报到的旧警察已达数百人，包括相当于警察局副局长的督察长也来了，交出各种枪支41支。顺便再说一句，杨淮不仅是当天，后来在我们的公安工作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高老说，他革命的一生中，曾先后随我党接管过3个城市。1945年抗战胜利后，接管过张家口。当时，我党没有经验，将日伪时期的旧职人员除少数镇压外，其余全部遣散。结果，我们人生地不熟，给工作带来很大困难。1947年接管石家庄国民党警察局时，我党总结了张家口接管的经验教训，留用改造了一部分旧警员，情况就好多了。太原接管时，我党留用改造的旧警员是最多的，是最成功的一次接管。他还说，当时接管后的市公安系统，警力严重不足，如很多派出所，除所长按规定必须是我党的干部外，其余户籍瞽均是留用的旧警员。
1949年5月2日8时，太原市公安局黄石山副局长派通信员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安排我去执行一项紧急任务，就是立即行动，逮捕罪大恶极的反革命战犯、国民党第三十军军长戴炳南。黄石山副局长指示，一定要捉活的，要小心点。还要我亲自带队，负责这一工作。具体情况由戴炳南的卫士李士杰给我谈。黄石山副局长还介绍说，李士杰是刚从榆次俘虏营里被人检举出来的。
戴炳南，原是国民党第三十军第二十七师师长，1948年8月随国民党第三十军黄樵松军长从西安乘飞机来到太原，帮助阎锡山打内战。黄樵松后来收到其老上司、邯郸起义的高树勋将军的劝降信，以及解放军太原前线徐向前司令员的信件，决心弃暗投明，举行战场起义，为和平解放太原做些贡献。他曾派下属心腹与我军指挥员会晤谈判，制订起义计划。为了准备起义，还派专人监视一些师团军官，包括第二十七师副师长仵德厚。但就是没有监视师长戴炳南。因为戴炳南是黄樵松多年来一手提拔起来的，过于信任他了。谁知就是戴炳南后来出卖了他。一天晚上，戴炳南到阎锡山那里去告密，供出了黄樵松的起义计划，于是阎锡山以召开紧急军事会议为名，诱捕了黄樵松，还逮捕了我军谈判代表晋夫和他的联络代表王正中等人，押解到南京，杀害了他们。戴炳南卖主求荣，阎锡山提拔他代理第三十军军长，奖赏伪币2万元，还介绍了一个绥靖公署的打字员、外号叫“哈德门”的女人给他当小老婆，好不风光。
由于戴炳南的出卖，原先的起义计划失败，太原战祸延长，百姓冻死饿死的不计其数，人们十分痛恨戴炳南。市军管会、公安局也把抓捕戴炳南作为一个重大案件来侦破。
我第十八兵团敌工科在榆次俘虏营中，由俘虏检举出戴炳南的贴身卫士李士杰。
领受任务后，我把李士杰带到一科办公室，让他交待戴炳南下落的情况。一开始，李士杰闭口不谈戴炳南现在什么地方、他是怎样逃跑的等情况，老是重复说戴炳南4月22日下午在东城墙上督战时，被炮弹炸死了。后来我们对他进行多次说服教育，反复讲明我党的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大功受奖。并指出，现在是你立功的时候，立功者受奖，才有光明的前途。只要你立了功，政府可以给你安排工作，愿意回家，还发给你路费。我们共产党人说话是算数的。你要老老实实交待戴炳南逃到哪里去了?要说实话。不要执迷不悟，死心踏地为他们卖命。当然，交待不交待由你考虑，我们希望你还是走光明大道。
经过耐心做工作后，李士杰打消了顾虑。他说主要的顾虑是，现在我们进城已经一个多星期了，怕说了后我们找不到戴炳南，要处罚他。我说，一个多星期了，也可能找不到；但是，你就将你知道的情况，有多少说多少，实事求是地给我们讲出来。这时李士杰才交待了战犯戴炳南的情况：戴炳南4月22 日坐小车在东门城墙上转了一趟，回来后对李士杰说，就说戴军长在小东门附近被炮弹炸死了，阵亡了。然后叫李士杰将他送到开化寺阴阳巷2号院他老婆潘德荣(即“哈德门”)姐姐潘德华家，他的姐夫叫高尊愈，是太原绥署少校秘书。李士杰临走时，戴炳南再三叮嘱说，千万保密，不要对任何人讲，以后会对得起你的……
李士杰说到这里，不无忧虑地说，现在已经好多天了，恐怕不容易找到。我又问李士杰戴炳南太原的家在哪里?李士杰说，戴炳南与“哈德门”结婚后，家住柳巷北口，大槐树对面路东中央银行二楼。我又问，还在哪些地方住过?李士杰答不知道了。我又问，戴炳南还可能藏在哪里?李士杰答：“我只知道戴炳南藏在阴阳巷2号，其他情况我就不知道了。”
阴阳巷2号在开化寺东侧一个小巷内，巷里只有两三个院、几户人家，地处市内繁华地区，过 往行人多，还不能大范围戒严。因此我们召集有关人员作了周密部署：在开化寺周围设立流动岗哨，密切注意行迹可疑的人；对阴阳巷则实行封锁，不许任何人进出。还指定几个人在2号院内房顶上放哨，几个人在院内站岗，几个人跟我进屋搜捕。
上午9时，按定好的方案，我带领市局一科治安股长李申祥、科员钟永光、公安大队一中队队长李风云，以及公安大队队员共30多人坐一辆大卡车，由李士杰带领向开化寺阴阳巷2号院开去。开化寺外围由中队长李风云指挥，阴阳巷内由治安股长李申祥指挥。我带着科员钟永光和两三名公安战士，携带手枪和李士杰直接来到2号院。
高尊愈将院门打开后，我们几个人就向北房方向奔去。李士杰问高尊愈，戴军长在不在家?高尊愈吱吱晤晤，什么也不说，但他的脸色发白，显得特别紧张。这时高尊愈的老婆潘德华也出来了。高尊愈的母亲在北屋大哭大闹，叫喊起来。我马上拉李士杰一同进北屋。李士杰把我们领到北屋东面的小房间，此房是一明两暗。面对哭闹的高尊愈的母亲，我训斥她说：“你闹什么，哭什么，你再闹就处置你!”这个老太婆才不闹了。我们走到中间的房子，李士杰向北房西边的小房间叫戴炳南。李士杰叫了几声“戴军长”，仍不见动静。后来又喊了几声：“戴军长，你快出来!”这时就听见屋里有了动静。我用手指捅破麻纸糊的一个窗格，看见戴炳南从一张四方桌下往出爬，桌后是一个大橱柜。我一挥手，我们几个人冲进去，把他揪出来，带上了手铐。戴炳南穿一身黑便衣，搜身时在他系的一条红腰带里，发现装有三根金条。我们很快就将他由公安战士夹上大卡车。卡车途经钟楼街，驶出大南门外，直奔侯家巷的市公安局。
我们先将戴炳南监禁在一科的临时看守所里(这里原是阎锡山省会警察局的临时看守所)。我很快向程谷梁局长、黄石山副局长作了简要汇报。两位领导对我们这次抓捕戴炳南的工作给予了口头表扬，认为这是我局抓捕工作的一个大胜利，干得好。同时指示我们，尽快通知创刊不久的《山西日报》给予报道。
根据领导的指示，我们一方面通知报社来人报道；另一方面，对戴炳南进行了简单的审讯。戴炳南除交待了他出卖黄樵松将军起义的罪恶外，还讲到他在阴阳巷2号院躲藏时，曾多次想逃跑，叫他姐姐、姐夫等人去各城门卡口寻找逃跑路线。可各城门卡口白天黑夜都见有人站岗，不断对过往行人盘查，难以出走：他还派连襟家人到水西门、早西门去查看，发现也有公安人员检查过往行人。没法子，只好等待时机再往出逃。
山西日报社派记者陈铿来了解活捉战犯戴炳南的情况，我们向他讲述了详细经过。他还要照几个像，我们就一同来到院里，我叫看守人员把戴炳南带出来。戴炳南走到院里，陈铿正要照像时，戴炳南突然跪倒在地。后来我们的人把他揪起来，照了几张像。陈铿临走时说，第二天就见报。果然在5月3日，报上见了文章。陈铿是当时我们公安系统接待的唯一的一个记者。
抓捕戴炳南是我们公安局的任务，而怎样处置则是太原市军管会的事情。后经请示局领导同意，我们将戴炳南移交给市军管会，关押在现在省军区的一个地下室内。负责移交的李申祥等人还带回军管会开的一张“收据”。
同年7月8日，戴炳南经山西省特别审判庭公审，由首席检察官程谷梁等提起公诉，裴丽生审判长宣判，判处戴炳南死刑，判处其帮凶、下属副师长仵德厚10年有期徒刑。当天，即将戴炳南在南门外枪决了，百姓拍手称快。
接管旧警局、抓捕战犯戴炳南，这是高老在一生中感到自豪和荣耀的事情。虽然事情已经过去60年了，但他仍然能够清晰地回忆起事情的详细经过乃至每个细节。1953年，高杰老人调离了公安战线，任太原市委秘书长。“文革”中，他受过冲击，蒙冤受屈，后任太原市城建委副主任。上世纪80年代离休至今。
责编 王兵
在媒体面前。他又一次开启了话匣子，向我们回忆起当年公安战线上那新旧交替的难忘时刻——
早在攻打太原前夕，太原市公安局(又名太原市公安接管组)即在榆次大乘寺宣告成立。局长为程谷梁、副局长黄石山，下设8个分局。4月24日凌晨，我们在局领导的带领下，乘火车到达北营，然后下车步行向太原城开进。据说，当时在内线的协助下，局直属科、队人员从一条秘密地道进城。当时城周到处是弥漫的硝烟、死尸和遗弃的武器弹药。
我们走到市内侯家巷，按预定的目标，进驻接管了2号的原阎锡山省会警察局，其余8个公安分局也分别接管了阎锡山的党、团、警、特、宪兵等单位，还在城门、卡口布置了岗哨，盘查来往行人，扣捕可疑人员。
旧山西省会警察局长师则程是事前预定的逮捕对象，当我公安干警摸到其家时，发现师已经自杀。
我们接管的原阎锡山的省会警察局地方不大，都是平房，我们到达后已是空无一人了，到处是烧毁的文件、遗弃的枪支。我们稍加清理，挂出牌子，就开始了办公。后来我发现在附近有一个身穿便衣、约有十八九岁的年轻人徘徊走动，出于警惕，说把他叫进屋里，询问他的身份等情况。没想到他很爽快地自我介绍说，他叫杨淮，就是这警察局的人。还说他的家乡已是解放区了。我正愁人生地不熟，急等用人，于是向他讲解了我党的政策，即对阎锡山政府一般中下层人员既往不咎，希望他尽快把能找到的警局人员都找来登记报到。杨淮消除了顾虑，很快出去帮我们找人。当天，就有20多人陆续来我们这里登记报到，不少还是消防队的人员。
当时我们得知，由于临解放时，阎锡山的太原绥靖公署参谋长赵世铃推行“焦土政策”，在市内到处放火，其中酱元巷、桥头街一带火灾严重，我立即把旧消防队员充实到我们的队伍中，经过简短的动员，由他们带路，同我们赶赴火灾现场去救火。在火势最凶猛的酱元巷、桥头街一带，我公安、消防人员采用了挖阻隔壕沟的办法，终于将大火扑灭。
3天后，到我们这里登记报到的旧警察已达数百人，包括相当于警察局副局长的督察长也来了，交出各种枪支41支。顺便再说一句，杨淮不仅是当天，后来在我们的公安工作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高老说，他革命的一生中，曾先后随我党接管过3个城市。1945年抗战胜利后，接管过张家口。当时，我党没有经验，将日伪时期的旧职人员除少数镇压外，其余全部遣散。结果，我们人生地不熟，给工作带来很大困难。1947年接管石家庄国民党警察局时，我党总结了张家口接管的经验教训，留用改造了一部分旧警员，情况就好多了。太原接管时，我党留用改造的旧警员是最多的，是最成功的一次接管。他还说，当时接管后的市公安系统，警力严重不足，如很多派出所，除所长按规定必须是我党的干部外，其余户籍瞽均是留用的旧警员。
1949年5月2日8时，太原市公安局黄石山副局长派通信员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安排我去执行一项紧急任务，就是立即行动，逮捕罪大恶极的反革命战犯、国民党第三十军军长戴炳南。黄石山副局长指示，一定要捉活的，要小心点。还要我亲自带队，负责这一工作。具体情况由戴炳南的卫士李士杰给我谈。黄石山副局长还介绍说，李士杰是刚从榆次俘虏营里被人检举出来的。
戴炳南，原是国民党第三十军第二十七师师长，1948年8月随国民党第三十军黄樵松军长从西安乘飞机来到太原，帮助阎锡山打内战。黄樵松后来收到其老上司、邯郸起义的高树勋将军的劝降信，以及解放军太原前线徐向前司令员的信件，决心弃暗投明，举行战场起义，为和平解放太原做些贡献。他曾派下属心腹与我军指挥员会晤谈判，制订起义计划。为了准备起义，还派专人监视一些师团军官，包括第二十七师副师长仵德厚。但就是没有监视师长戴炳南。因为戴炳南是黄樵松多年来一手提拔起来的，过于信任他了。谁知就是戴炳南后来出卖了他。一天晚上，戴炳南到阎锡山那里去告密，供出了黄樵松的起义计划，于是阎锡山以召开紧急军事会议为名，诱捕了黄樵松，还逮捕了我军谈判代表晋夫和他的联络代表王正中等人，押解到南京，杀害了他们。戴炳南卖主求荣，阎锡山提拔他代理第三十军军长，奖赏伪币2万元，还介绍了一个绥靖公署的打字员、外号叫“哈德门”的女人给他当小老婆，好不风光。
由于戴炳南的出卖，原先的起义计划失败，太原战祸延长，百姓冻死饿死的不计其数，人们十分痛恨戴炳南。市军管会、公安局也把抓捕戴炳南作为一个重大案件来侦破。
我第十八兵团敌工科在榆次俘虏营中，由俘虏检举出戴炳南的贴身卫士李士杰。
领受任务后，我把李士杰带到一科办公室，让他交待戴炳南下落的情况。一开始，李士杰闭口不谈戴炳南现在什么地方、他是怎样逃跑的等情况，老是重复说戴炳南4月22日下午在东城墙上督战时，被炮弹炸死了。后来我们对他进行多次说服教育，反复讲明我党的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大功受奖。并指出，现在是你立功的时候，立功者受奖，才有光明的前途。只要你立了功，政府可以给你安排工作，愿意回家，还发给你路费。我们共产党人说话是算数的。你要老老实实交待戴炳南逃到哪里去了?要说实话。不要执迷不悟，死心踏地为他们卖命。当然，交待不交待由你考虑，我们希望你还是走光明大道。
经过耐心做工作后，李士杰打消了顾虑。他说主要的顾虑是，现在我们进城已经一个多星期了，怕说了后我们找不到戴炳南，要处罚他。我说，一个多星期了，也可能找不到；但是，你就将你知道的情况，有多少说多少，实事求是地给我们讲出来。这时李士杰才交待了战犯戴炳南的情况：戴炳南4月22 日坐小车在东门城墙上转了一趟，回来后对李士杰说，就说戴军长在小东门附近被炮弹炸死了，阵亡了。然后叫李士杰将他送到开化寺阴阳巷2号院他老婆潘德荣(即“哈德门”)姐姐潘德华家，他的姐夫叫高尊愈，是太原绥署少校秘书。李士杰临走时，戴炳南再三叮嘱说，千万保密，不要对任何人讲，以后会对得起你的……
李士杰说到这里，不无忧虑地说，现在已经好多天了，恐怕不容易找到。我又问李士杰戴炳南太原的家在哪里?李士杰说，戴炳南与“哈德门”结婚后，家住柳巷北口，大槐树对面路东中央银行二楼。我又问，还在哪些地方住过?李士杰答不知道了。我又问，戴炳南还可能藏在哪里?李士杰答：“我只知道戴炳南藏在阴阳巷2号，其他情况我就不知道了。”
阴阳巷2号在开化寺东侧一个小巷内，巷里只有两三个院、几户人家，地处市内繁华地区，过 往行人多，还不能大范围戒严。因此我们召集有关人员作了周密部署：在开化寺周围设立流动岗哨，密切注意行迹可疑的人；对阴阳巷则实行封锁，不许任何人进出。还指定几个人在2号院内房顶上放哨，几个人在院内站岗，几个人跟我进屋搜捕。
上午9时，按定好的方案，我带领市局一科治安股长李申祥、科员钟永光、公安大队一中队队长李风云，以及公安大队队员共30多人坐一辆大卡车，由李士杰带领向开化寺阴阳巷2号院开去。开化寺外围由中队长李风云指挥，阴阳巷内由治安股长李申祥指挥。我带着科员钟永光和两三名公安战士，携带手枪和李士杰直接来到2号院。
高尊愈将院门打开后，我们几个人就向北房方向奔去。李士杰问高尊愈，戴军长在不在家?高尊愈吱吱晤晤，什么也不说，但他的脸色发白，显得特别紧张。这时高尊愈的老婆潘德华也出来了。高尊愈的母亲在北屋大哭大闹，叫喊起来。我马上拉李士杰一同进北屋。李士杰把我们领到北屋东面的小房间，此房是一明两暗。面对哭闹的高尊愈的母亲，我训斥她说：“你闹什么，哭什么，你再闹就处置你!”这个老太婆才不闹了。我们走到中间的房子，李士杰向北房西边的小房间叫戴炳南。李士杰叫了几声“戴军长”，仍不见动静。后来又喊了几声：“戴军长，你快出来!”这时就听见屋里有了动静。我用手指捅破麻纸糊的一个窗格，看见戴炳南从一张四方桌下往出爬，桌后是一个大橱柜。我一挥手，我们几个人冲进去，把他揪出来，带上了手铐。戴炳南穿一身黑便衣，搜身时在他系的一条红腰带里，发现装有三根金条。我们很快就将他由公安战士夹上大卡车。卡车途经钟楼街，驶出大南门外，直奔侯家巷的市公安局。
我们先将戴炳南监禁在一科的临时看守所里(这里原是阎锡山省会警察局的临时看守所)。我很快向程谷梁局长、黄石山副局长作了简要汇报。两位领导对我们这次抓捕戴炳南的工作给予了口头表扬，认为这是我局抓捕工作的一个大胜利，干得好。同时指示我们，尽快通知创刊不久的《山西日报》给予报道。
根据领导的指示，我们一方面通知报社来人报道；另一方面，对戴炳南进行了简单的审讯。戴炳南除交待了他出卖黄樵松将军起义的罪恶外，还讲到他在阴阳巷2号院躲藏时，曾多次想逃跑，叫他姐姐、姐夫等人去各城门卡口寻找逃跑路线。可各城门卡口白天黑夜都见有人站岗，不断对过往行人盘查，难以出走：他还派连襟家人到水西门、早西门去查看，发现也有公安人员检查过往行人。没法子，只好等待时机再往出逃。
山西日报社派记者陈铿来了解活捉战犯戴炳南的情况，我们向他讲述了详细经过。他还要照几个像，我们就一同来到院里，我叫看守人员把戴炳南带出来。戴炳南走到院里，陈铿正要照像时，戴炳南突然跪倒在地。后来我们的人把他揪起来，照了几张像。陈铿临走时说，第二天就见报。果然在5月3日，报上见了文章。陈铿是当时我们公安系统接待的唯一的一个记者。
抓捕戴炳南是我们公安局的任务，而怎样处置则是太原市军管会的事情。后经请示局领导同意，我们将戴炳南移交给市军管会，关押在现在省军区的一个地下室内。负责移交的李申祥等人还带回军管会开的一张“收据”。
同年7月8日，戴炳南经山西省特别审判庭公审，由首席检察官程谷梁等提起公诉，裴丽生审判长宣判，判处戴炳南死刑，判处其帮凶、下属副师长仵德厚10年有期徒刑。当天，即将戴炳南在南门外枪决了，百姓拍手称快。
接管旧警局、抓捕战犯戴炳南，这是高老在一生中感到自豪和荣耀的事情。虽然事情已经过去60年了，但他仍然能够清晰地回忆起事情的详细经过乃至每个细节。1953年，高杰老人调离了公安战线，任太原市委秘书长。“文革”中，他受过冲击，蒙冤受屈，后任太原市城建委副主任。上世纪80年代离休至今。
责编 王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