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已经过去一个半小时，火车还没到丽水。车里一直没什么动静。夏日炎炎，外面的光线很强，瓯江的水绿且丰盈，江两岸的青山被光雾笼罩，浮沉在似有若无之间。對岸的山脊线上，戳了十块巨大的蓝底宣传牌，一个山头一块，上面写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车厢里冷气侵骨。阿松站起来，在过道里把自己摆成一个大字，以此来伸展肢体，舒活筋骨。
　　“这火车空调开这么低，想冷死人啊？”阿松嗓门洪亮地说道。
　　隔着过道的对面，一个男人望了他一眼，并用一种亲和力很强的浅笑呼应他。阿松心里不知怎么就咯噔了一下，身体像沙漏似的应声流回座椅。“去哪里啊？”阿松感到很有必要跟他打个招呼，于是把头侧过去，说了这句话。说的同时，阿松很放心地上下打量他。阿松见那男人身上穿一条紧绷绷的白衬衫，领子上脏兮兮的，折边都快裂了。阿松心下放松了许多，但还不放心，于是再去探究竟。那人蓬头垢面，肤色枯黄近于暗沉，裤面和鞋面上“很不礼貌”地沾着一大片白泥巴，手里划拉着一只黑乎乎的手机。阿松终于踏实下来。
　　“端午节，回家去。”
　　衬衫男人回复他，脸上是一贯的亲和。但这种亲和在阿松看来很做作。
　　“老家哪的？”阿松淡淡地追问。其实不用问，他大体也能猜到他的籍贯。他只是礼节性地问一问而已。
　　“阜阳。”衬衫男人说。
　　“富阳？！”阿松挺直了腰杆，把身子侧过来正对着衬衫男人，“这地儿我去过。那里可富裕着呢。我一朋友就跟那儿上班，薪水可高着呢。一年十来万不在话下的。九十年代我在那儿也做过生意，跟他搭伙，小赚了一些钱，后来我去了广州，他继续留在那儿。但是改了行，做水泥生意。现在就在那儿南方水泥公司上班，是个包工头。注意，可不是成天上脚手架的那种啊。2000年我路过那儿，他已经在城里买了套房，一百三十九平，还买了一间车库——是车库，不是车位，当然还买了车，生活可滋润着呢……真看不出来，你竟是富阳人呢。”说着说着，阿松不自觉地笑了，有些不好意思，又有些惭愧。
　　衬衫男人笑眯眯地等他说完，然后纠正他：“我说的不是杭州的富阳，是安徽的阜阳。南方水泥名气大，这我也是知道的，但是安徽阜阳有没有分公司我可就不晓得了。”
　　“哦，不晓得了，不晓得了……”阿松感到身上湿漉漉的，好像被凉水浇过。他喃喃地重复着那男人的话，总觉得他所谓的“不晓得”很不标准。他用手把滑落到鼻梁的刘海捞起来，卡到耳根后面去。然后进一步挺了挺身子，好像写文章另起一段似的，说：
　　“你手里玩的是苹果几啊？”
　　“苹果4。”
　　“是真的假的？”
　　“假的。便宜货。”衬衫男人憨傻一笑，露出一口黄牙。
　　“哈哈哈——我就说嘛！”阿松吐了一口长气，险些跳起来。前座的高大汉子大约受到了震动，翻过身来，从椅背上方对准他瞟了一眼。阿松察觉到自己有些失态，便拾掇起激动，正襟危坐起来。“苹果我识货。像这种水货，广州很多，里面配件都是换过的，反应速度很慢。档次最差的跟电脑连接不上，稍微好一点的，可以存些歌曲，但是放电影有些卡，因为运行内存很小。一般市场上卖四五百左右。你买来多少钱？”阿松温柔地问。
　　“八百六。老板送了一块电板。”衬衫男人说道，“你怎么这么了解？”
　　“你被骗死啦——”阿松把脚往前一踹，愤愤不平地骂道，“我跟你讲，我就是做这种生意的啦！”
　　前座的汉子徐徐站起身来，转过身……
　　2
　　“看来你是行内人啊！哪里的？”大汉移步到走廊上，一只脚搭在另一只脚背上，斜靠着座椅，问。
　　阿松暗暗端详他，只见他着一条白色T恤，一条裤脚破烂的马裤，膀大腰圆，孔武有力，嘻嘻一笑，说道：“我河南的，在温州上班。这会子要去杭州谈笔买卖。客户是家大公司，要进我们公司的货，发给员工做福利。这笔生意谈成了，以后就常年合作下去的。我们老板派我去谈，前面有几个已经在杭州跟这家大公司谈过了，谈不拢，在杭州等着我过去呢。本来端午有一天放假，我看看他们等得急，还是赶紧去了吧。”
　　“多大生意啊？这么紧赶慢赶的。”
　　“六七千吧，估摸估摸。”
　　“才六七千啊？”
　　“以后还要长期合作的。”阿松赶紧补充，“还有另外两家，也打算谈谈，公司规模更大些。在西湖区边儿呢。大哥您做什么生意呢？”
　　“没在做生意了，闲着。到处跑。九十年代在老家济南拉过人力车。攒了些钱。后来跟朋友去了北京，做些生意。倒卖火车票、发票，放一些利钱，什么都做，没闲过，赚了几十万。也能花，是老家第一个买手机的。那时候的大哥大，倍儿大，揣进兜里露出一半，鼓鼓的。还买了台电脑。当时电脑不像现在的windows系统，那是dos系统的，不好弄。别人都看不懂，我很快就学会了。回老家把房子盖了几层上去。”
　　“九十年代您就把生意做这么大了？难怪您现在闲着到处跑呢。”阿松没听明白什么windows系统、dos系统，额头上冒汗，心里发怵。
　　“后来看上一姑娘。好了两年了，打算结婚。一到她家，老泰山不同意，说是太远，见不着女儿，心疼。言外之意也是说我家欺负了他女儿，她吃亏没人帮。我就说，无论怎么样，我跟她是结定了婚的。我可以答应呆在她老家福建那边儿。老丈人还是不同意，问为什么，也说不上来。他女儿向着我，跟我去了山东。老丈人不罢休，两次从福建跑过来要人。女儿不肯回去，老丈人就去警察局把我的老底儿捅了出来，事情闹大了。我进去坐了三年。”
　　阿松叹息一声，心头的石块落下，忽然对眼前这个高大汉子发生一丝怜悯：
　　“后来呢？”
　　“进去也没什么。里面的狱警我原先就认识不少。呆了俩月，就都混熟了。后来出来了，一朋友给介绍，便去了内蒙古讨活计。剪些电缆卖卖，得空捣腾一些牛羊肉，赚些差价。折腾了七八年，攒了百来万块钱。于是在济南买了套房，打算娶媳妇儿，正经八百，生孩子，过日子。” 　　阿松觉得鼻翼上痒酥酥的，一抹，都是汗珠子。阿松很不高兴，说道：“火车里这么闷，热死人啊。这破空调一忽儿高，一忽儿低，什么玩意儿……您后来怎么样了？”
　　“没怎么样，后来我以前女朋友又跑过来了，说要跟我结婚。我琢磨着有什么蹊跷。问了好久，原来他老爸进去了，盼着我打点。我说成。于是去了福建。我在里面就跟他爸挑明了说，我把您弄出来后，您可别好了伤疤忘了疼，得把女儿嫁给我。他老爸说好，我不放心，想跟他立个字据，想想又算了。打点了几个月，他老爸出来了。我就上门提亲事，他就坐在躺椅上，翘着二郎腿，说我女儿配不上您。我一开始以为他不好意思，说多了，就明白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火气上来，差点跟他打起来。他就说，别以为你在内蒙古做的营生我不知道。我一看身上的存款，也就剩万把块了，弄不过他。要是再进去，这辈子也就玩完了。还是回老家。我本想这次真的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没想到过了几天，他女儿偷偷地跑到山东来了。我们俩结了婚，生了个孩子，做些浮皮生意。”
　　“您为他爸的事情就花了近百万啊？”阿松心疼地问。
　　“是的。完事儿后，没剩了。不过好歹他女儿还是跟了我。”
　　阿松为他长长地吐了口气，问：“后来，做生意怎么样？”
　　“没什么起色。您也是混江湖的。我后来跟媳妇儿做生意，被诳了好几笔，折了本，日子紧巴着过。娃儿寒碜着，骨头都快戳破皮肉了。他老爸给她又物色了一户好的人家，把她骗回去了。我一个人带着孩子，觉着她回去也是人之常情。女人都是差不离的。日子好，跟你过，日子不好，就走了。要不是我妞儿整天吵着要她妈妈，我还不知道这辈子会不会再去福建呢。于是带着她去了福建。她妈妈见女儿瘦成那样，心疼得紧，说是让她带段时间。于是我就一个人回来了。”
　　“那您一个人回去，是不是又要打算做什么大生意了？”
　　“现在整个人都懒懒的，还谈什么生意呢。能混来三顿饭，就是了。人生嘛，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何必把自己折腾得那么累呢。”大汉子很爽朗地一笑。
　　“是啊，赚那么多钱干吗呢！”阿松附和道。这一路聊下来，他的心脏好像越过了高山和深谷，起伏波动很大，现在终于回归到平地坦途，但却不知道为什么，感觉有些失魂落魄。他站起身来，想象着用俯视的眼光抚慰他，实际上却只能看到他胸膛的位置。他仿佛直到此刻才猛然发现大汉子究竟有多高大。他举起手，很别扭地拍了拍他的肩膀：“兄弟，不用愁，过日子就好比是勒腰带，紧一点，松一点，差不大，难不成还把腰杆子勒断了不成？”
　　这时乘务员托着餐盘过来，一路喊：“卖盒饭了，卖盒饭了。盒饭要吗？”
　　“多少钱一份儿？”阿松问道。
　　“十五元一份。”
　　“三年前我坐这列火车还是十块钱一份儿呀。怎么一下子涨了这么多！”
　　“三年了呀！也不看看平均物价涨了多少？”
　　“那也不至于涨那么多吧？”
　　“那您是要，还是不要？”
　　阿松身上所有的毛孔张开如眼睛，望见山东大汉和衬衫男人正瞅着他。
　　“要啊。不就十五块钱嘛——肚子饿了，三十块钱也要啊！人嘛，别亏待了自己，是不是？给我来一份儿吧。”
　　阿松的毛孔张得更大了。
　　“那个……给我这两个朋友也各来一份儿。”
　　毛孔安详地闭眼了，阿松感到体内的暮色从头顶降落。
　　“好嘞！”乘务员爽利地把三个盒饭放在桌面上。阿松瞪了她一眼，伸手入怀去摸索钱包。终于摸索出来了，他里里外外地翻检钱包，拣了一张最破旧的百元钞票出来。
　　“先生，您的朋友已经付过了。”乘务员向他莞尔一笑。
　　阿松一抬头，衬衫男人正笑眯眯地把饭盒递给他。阿松觉得他的笑很做作，心里哼了一声，伸手接过饭盒，说道：
　　“这怎么好意思呢？”
　　3
　　车厢复又安静下来，这让阿松浑身不适应。到了缙云站，旅客上下较多，车厢内发生了一些变化。阿松望着过道上进进出出的人流，忽然闪过一个念头。他想，要是衬衫男人和山东汉子早点下车就好了。但那是不可能的。他们的目的站比自己还远。这样一想，阿松更加不自在了。窗外的阳光愈发耀眼，辉煌灿烂地从万里无云的天空中泼下来，在屋顶、阳台、路面上堆了厚厚的一层。地面发烫，冒出一缕缕水汽，把高楼林立的县城和锈迹斑斑的铁轨摇来晃去。
　　这时候阿松发现一个干净清爽的妇女坐在衬衫男人旁边。他瞅准机会，跨到了衬衫男人对面去，先是跟衬衫男人象征性地聊了几句，转而好像刚刚发现似的“咦”了一声。那妇女的头发蜷曲，部分染成红色，虽然年纪在四十岁上下，脸上也有些遮盖不住的皱纹了，但是眉目十分清秀。
　　“这位女士，您哪站上的？我还一直都没看到您呢。”阿松搭讪道，其语气仿佛跟她交情甚笃。
　　“温州上的车。”
　　“呦呵！原来我们是一起上的车呀！都没留意到您呢。我鹿城区，您呢？”
　　“真巧，我也是鹿城区的。”
　　“那真是太巧了。古诗说得好啊：四海之内皆兄弟，有缘千里一线牵啊。你温州做什么生意？”
　　妇女笑了笑，回答：“我不是做生意的，当老师。”
　　阿松心中一惊，大失所望。原先的热情全被浇灭，转而懒懒地问道：“据说现在当老師工资挺高的，有一两千吧？”
　　“那是八九年前的工资。现在五六千的样子。我职称还不到高级，算是中等收入，我同事评到高级职称后，加上一些津贴，有七八千的样子吧？”
　　阿松一时答不上来，想了一阵，问道：“工资这么高啊？你们做老师的好像也有什么绩效、福利、公积金、保险什么的吧？是连这些一起算上去吗？”
　　“福利、保险、公积金除外吧，七八千的样子。也不多，城市里物价高，算计着用。”
　　“哦，那是，那是。城市里消费本来就高。而且房价这么高。国家老说要在房地产上做些动作，打了几年的雷，没见下过几滴雨。七八千，确实不高，确实不高……”阿松像自我安慰似地喃喃自语，过了一会儿，脑子里跳出一个问题，便问，“你是教小学的吗？” 　　“教小学的轻松，没有早晚自修。我教中学。”
　　“中学的呀？十三四岁的孩子也还听话的，不过就是叛逆期，难管一些。课业负担也没那么重吧？不像人家高中的，有高考压力。那可真是血汗钱。”
　　“我就是教高中的，所以基本上都没什么自由的时间，像你说的，压力很大。”
　　“你教高中的？难怪我一开始看到你，就觉得你像个高中老师呢。”
　　“是吗？为什么？”
　　“一种感觉吧。做我们这行的，见的人多，大致能猜出来。我看你不像初中、小学老师，所以就跟你确定确定。听你谈吐，文化水平高，有修养，内涵。你应该是教语文的吧？”
　　“我是教物理的。”
　　“你教物理？你一个女老师教物理？！”
　　“怎么？这不正常吗？我刚跟你说的收入七八千的同事，就是一个教物理的女老师啊。”
　　“哦，我知道了。原来物理得女老师教才是正经啊。我说嘛，我初中的物理怎么这么差？原来是男老师教的。像我们这行的，要是物理学得好的话，现在肯定身价涨到千万了。”
　　“你做什么的？”
　　“路演。路演知道吗？替工厂、公司做广告宣传。有时候也在小区里摆摊，卖些电子产品。喇叭、耳机、手机、MP5什么的。总之，可做的事儿多着呢，好大一门学问！”
　　“哦，原来是这行啊。我那小区经常有人来摆摊。”
　　“你家是哪个小区的？温州的小区，只要你说出来，我都知道。”
　　“复兴街艾莉丝特小区。”
　　“就艾莉丝特呀，我去过很多次的。不过那里的门卫不许我们进去。所以我在门口摆过几回。”
　　“前几年小区物业还让进去的，后来好多业主反映说，摆摊的喇叭放得太响了，吵到孩子睡觉。还有车上、门缝里老夹一些传单，业主就集體要求不许在小区里摆摊了。”
　　“你说喇叭放得响啊？那可是真没错。我们公司的喇叭，质量一等一，声音可亮了呢。我这会儿包里也带了几个。”说着，从火车衣物架上拖下一个沉重的行李包。嘶啦一声拉开拉链，抱出两个喇叭。
　　这时候前面那个山东汉子瞅了他一眼，说道：“这么重的东西带身上啊？好像农民工赶春运似的。我坐车，从来不带重物。你怎么不托运啊？”
　　“我这也只是带些回去送给邻居嘛。这喇叭公司发的，一年都能发几十个。我带回去给邻里朋友，他们高兴。”
　　“你给他们，要多少钱？”
　　“不要钱，不要钱。”阿松赶紧辩驳，“都说了，邻居朋友嘛。只是他们不好意思我白给，也递我几包烟。”
　　笑眯眯的衬衫男人侧过来，不无疑惑地问：“你刚不是说要去杭州吗？怎么又说是回家？”
　　阿松顿了顿，说道：“端午放假嘛，我先回老家一趟，再折到杭州去。”
　　衬衫男人没明白，继续问：“可是你刚刚还说杭州的同事等着你过去处理呢？”
　　阿松似乎没听见，捧着两个喇叭，径直坐到女教师对面，把衬衫男人晾到一边儿去。
　　“这喇叭可响了。我给你试试啊。”阿松说着，开关一拨，《江南style》像一个闷雷从火车背上滚过：oppa江南  style江南style……阿松旋转音量钮，于是一个个大铁球砸在车背上，落下，弹起，又砸，砰砰砰地响：没错就是你（hey～）没错就是你（hey～）。有些乘客受不住，厌恶地捂住耳朵。几个男人把头从座椅上探出过道，向阿松瞪眼，可惜后者沉浸在欢乐中，似乎的确没有察觉到。“鸟叔”戴着墨镜，在摇摇晃晃的车厢内又唱又跳，两个拳头在胸前上下颠簸，一会儿对着左边的乘客喔喔喔喔，一会儿对着右边的乘客嘎嘎嘎嘎，可以说妩媚到爆炸。“hey hey”响到第二遍的时候，山东汉子忍不住了。“太响了！”山东汉子喊。阿松没反应过来，以为这是对他的赞赏和鼓励，心里一激动，嗖嗖两下，就把另一个喇叭也打开来了。
　　“呜——”火车一声鸣笛，好像脱了轨似的，车轮下擦出无数火星子。
　　金华站到了。
　　4
　　金华上车的人次就多了。头几个上来的，一听到这撼天动地的音乐，立即抱住脑袋，烦躁地向声音的源头望去。阿松欣喜若狂，手脚在桌上和地上跟着节奏打起了拍子。过了一会儿，上来一个女大学生，耳朵里塞着耳机，一听到这音乐，就尖叫起来：“谁的喇叭开这么大啊？公共场所。真没素质。”阿松平地里摔了一跤似的，落魄地关了喇叭，向女教师道：“现在的大学生，真没素质！”
　　女教师微微一笑。这一笑让阿松感觉到她并不同意自己的论断。
　　“你这是去哪儿？”阿松换了个话题。
　　“杭州。”
　　“杭州啊？正巧我也去杭州。”
　　“你去杭州？刚才他不是说你去河南吗？”
　　“我先去河南，再折回杭州，谈几笔生意。你是杭州人吗？怎么去温州当老师啊？”
　　“我福建人，在温州工作。温州那儿教师是面向全国招聘的。”
　　阿松听说她在温州也是个外地人，心里平坦了许多，于是笑道：“那你是考到温州的吧？”
　　“我原来也在福州教书。一直教高三。可能我的学生升学率比较高吧，后来被聘到温州来的。”
　　“那真是高级人才引进呢……你去杭州做什么呢？”
　　“我儿子在杭州读书。现在也快高考了，我趁着端午放假，去看看他。顺便看看有没有买家，把杭州的房子转转掉。”
　　“你在杭州也有房子啊？”阿松有些忐忑。
　　“是的，六年前买的。那时候我儿子刚读初中。我就在杭二中附近买了一套，还便宜。我说：‘儿子啊，如果以后你考上了杭二中，这套房子就送给你了。’”
　　“后来考上了？”
　　“考上了。前段时间北京大学自主招生，我儿子去面试。面试前，他跟我说：‘老妈，如果我上了北京大学，你是不是在北京给我买一套房子啊？我说，北京的房子太贵，家里也不是很宽裕。不过你真考上了，那我们就把杭州的房子转手了，在北京买套下来。”
　　“后来就考上了？”
　　“前阵子北京大学招生办电话打来报喜。我就趁放假时间去杭州看看，再处理杭州的房子。”
　　阿松感到胸口有只猫在挠他。他望着车厢里地面上到处是垃圾，稀稀拉拉的乘客们也是东倒西歪的。右前方一个老头子，大约是受了凉，清水鼻涕流到上嘴唇。他用两个手指抹了一下，顺手擦到座椅的下面去。阿松猛然想到，以这位女教师的身家，怎么连辆私家车都没有，实在是不可思议。难道她？想到这里，阿松仿佛掉进沼泽后，一沉再沉，最后终于拽住了一根救命的藤蔓。他紧紧地握住这根藤蔓，惴惴不安又破釜沉舟地问道：“你不知道这列火车开得很慢吗？怎么不自己开车去呢？”他的语气由询问变成了质问，最后近乎严厉。
　　“这个我还真没想到。我差不多十几年没坐过火车了。”女教师有些不好意思地解释道，“我自家的车前几天在下班高峰期被擦了，现在正在4S店呢。”
　　“不过，就算有车，我一个人也不敢跑长途。”女教师补充道。
　　“唉，就等着高铁赶紧通车吧。”女教师望向窗外。
　　5
　　金华站过去，便是义乌。这一站的路程里，阿松又连换了几个位置，都觉得没意思。他看看窗外，太阳正在下去。从温州北上，山体渐渐稀疏，隧道也随之减少。他肚子有些饥饿，便从包里拿出瓜子来嗑，一边嗑一边兀兀地看着窗外，窗外是一片郊野，丘陵起伏，山脚下的空地上，几条破旧的公路蜿蜒曲折。拖拉机、三轮车、摩托车掩映在尘沙滚滚之中。几个采砂场寥落地散布着，沙山上长满了青草。一个巨大的废旧汽车场，密密麻麻地停了无数辆破车，在阳光下黄澄澄地汇成一片钢铁的海洋。汽车场地外围，是一个个并不起眼的铁皮棚屋，渺小得可以忽略不计。火车再向前开去，越过一座小山坳，就可以看到一排巨大无比的水泥桥墩子，平行着铁路线，向远方延伸出去。它们高大威猛的体量，鲜亮夺目的水泥，以及排山倒海的阵势，一根根地戳在这片荒废之土上，既显得格格不入，却又毫不客气。阿松望着它们，咣哧咣哧一对对地涌入眼帘，源源不竭，不由得出了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