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今年8月11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中国工业品出厂价格（PPI）同比上涨10.0%并创下了12年来的新高。在发布信息的同时，国家统计局还少有地配发了分析文章，指出此次PPI涨幅提高，根本原因是资源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资源性产品价格上涨推动的生产资料价格上涨，难以快速传导到生活消费品价格，因此不会直接影响人民生活。
国家统计局的解读言之有据，居家过日子的百姓们或许可以暂时松口气，但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管理者的心依然高悬着，因为PPI数字愈高意味着企业面对的生产成本愈高，在无法向生活消费品价格传导的情况下，这必将导致企业的盈利能力遭到严重削弱。对于那些产业层次低、技术含量低，完全凭借低成本、低价格的市场策略求生存的中小企业来说，这种局面更是意味着生死考验。
中小企业发展遭遇重重泥潭
去年以来，我国许多中小企业尤其是外向型制造业领域的中小企业陆续陷入经营困境。据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今年8月初发布的统计结果显示，在国际经济形势增速放缓，国内宏观调控结构调整等因素影响下，今年相当部分中小企业面临着资金链断裂等困难。今年上半年，全国约1/10的规模以上中小企业工业增加值增长率接近30%，较去年同期相比减少15%。该司负责人透露，今年上半年全国已有6.7万家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倒闭。在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代表的纺织行业中，中小企业倒闭超过1万家，有2/3的纺织企业面临重整。
在我国目前的GDP总量中，来自中小企业的贡献已超过六成，因此它们的兴衰也与宏观经济大势紧密相连。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是一个国际通用的反映宏观经济状况的指标，50%以上表示经济总体扩张，低于50%表示经济衰退。今年上半年我国的PMI指数一直在50%以上，但在4月份达到59.2%的高位之后开始逐月下降，7月份的指数已经下降到48.4%，这是自2005年1月以来，PMI指数首次回落到50%以下。
在7月份的PMI指数体系中，新订单指数、生产指数、进口指数、采购量指数回落幅度都很明显，达到5个百分点以上。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特约分析师张立群认为，7月份的PMI指数首次回落到50%以下是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情况，可能预示着经济增长走低的趋势会进一步发展，从企业这一微观角度来看困难明显增大，企业问题的发展可能会成为抑制经济增长、影响就业与收入的焦点。
8月1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通知，将部分纺织品、服装的出口退税率由11%提高到13%。出口退税提高的两个百分点将直接转化为企业的利润，根据中国第一纺织网的统计数据估计，出口退税率回调两个百分点，纺织行业利润总额将增加26亿美元，按照6.8的人民币汇率折算，企业利润将增加人民币176.9亿元。因出口退税率回调而增加的利润占纺织行业利润总额的14%，利润率将提高0.6个百分点。这对处于亏损状况的纺织企业来说，无疑是一个宝贵的喘息机会，但很多纺织业内人士同时表示，单纯调整出口退税率并不能使纺织业走出困境，因为相对于出口退税来说，劳动力成本增加、人民币升值、原材料涨价、世界经济发展趋缓等因素对纺织行业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更为主要。
纺织业人士的上述看法基本上可以看作是劳动密集型行业企业观点的代表。据广州某制造行业上市公司的财务总监助理介绍，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三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幅度超过了21%，今年上半年人民币升值幅度超过6%，这对于以美元结算的制造业外贸出口企业来说压力巨大。同时，今年年初实施的《劳动合同法》使得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这对于劳动力成本超过总成本一半以上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来说是一个负担沉重的挑战。此外，还有能源、金属等原材料价格上涨、由于美国经济增长放缓造成对美出口减少等其他不利因素。种种因素叠加，使得原本毛利率只有百分之十几的制造业企业的盈利空间一减再减，最终导致生存困难。上市公司的生计尚且如此，多如牛毛的制造业中小企业的境遇可想而知。根据温州市中小企业促进会的调查，目前温州的30多万家中小企业中有近20%的企业面临停工或倒闭，而珠三角地区的制鞋、制衣、玩具加工、电子加工等劳动密集型加工企业的日子同样很不好过，仅去年广东省就有一千多家制鞋企业倒闭。作为我国最大的外贸型出口企业基地，今年上半年，广东省东莞市的合同利用外资和实际利用外资出现了30年来首次负增长，签订投资合同减少了57宗，负增长幅度为13%～14%。今年1～5月，全市关停、转移外资企业共405家，同比上升36.4%。
对于一些地区中小企业的大量倒闭，人们有着不同看法。有的认为，这正是调整产品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好时机。据统计，今年珠三角地区的鞋类出口企业大幅减少，由去年同期的5043家降至今年上半年的2617家，降幅高达48.1%，接近一半的珠三角鞋类出口企业今年已经没有出口实绩。而存活下来的大型企业出口额则有所增加，据广州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广东省出口鞋类的总量比去年同期下降15.8%，出口总额却增长了9.2%。显然，那些实力不济的中小企业的倒闭为提升全行业的效益做出了贡献。但许多已经或正在陷入困境的中小企业主并不甘心也不服气于这种“奉献”，他们抱怨说，产业升级、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都是好事，但在汇率升值、信贷收紧的大环境下，没有政府的政策扶持，中小企业单凭自身能力不可能成功转型。
复苏有待财政货币政策联动
事实上，造成近期大批中小企业陷入困境的原因大致可分为主客观两个方面。从客观角度看，自去年下半年开始，我国面临的通货膨胀压力与日俱增，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去年12月初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下了今年货币政策从紧的调子，尽管随着形势的变化宏观调控政策的力度和方向在不断微调，但货币政策紧缩的大方向一直没有改变。有制造业内人士表示，国家推出货币从紧政策的原意是遏制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出现的泡沫，消除通货膨胀压力。但在宏观调控政策面前，财大气粗的房地产企业显现出了较强的抗压能力，反倒是毛利率低的制造业首当其冲地遭遇了发展困境。该人士提出，制造业企业大多是中小企业，它们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资金链高度紧张。一旦资金链断裂，结果将不仅仅是企业自身倒闭这么简单，因为在一个产业链中，一个环节的企业大量倒闭势必将直接影响存在着供销关系的上下游企业的生存。因此，宏观调控政策应当避免一刀切，特别是在宏观调控已经从“双防”转向“一保一控”的时候，更应当区别对待，有保有压，对急需充实资金以渡难关的中小企业伸出援手。
企业界的呼声显然已经引起了决策层的重视和回应。8月初传来消息，央行已同意调增2008年度商业银行信贷规模，本次调增采用“区别对待”的方式，对全国性商业银行在原有信贷规模基础上调增5%，对地方性商业银行调增10%。由于小企业融资的主渠道是地方金融机构，因此这一政策表明了央行缓解小企业融资难的政策用意。
以2007年新增3.6万亿元人民币贷款计算，新增的5%～10%的额度预计可增加约2000 亿元贷款。但是对于这2000亿元是否真的能够用于中小企业，一些人士表现出了疑虑，因为根据事实形成的经验，即便存在监管，也很难避免商业银行采取拆分贷款的方式，将新增的额度变相向大企业输送。此外，根据广东省有关部门对本地500家发展比较好的中小企业的调研，有95%以上的中小企业缺乏资金；广州市中小企业担保业务为130亿元，仅为需求的十分之一；累计担保贷款的户数不足需求企业的百分之一。仅广东一地500家中小企业资金需求就已如此旺盛，2000亿元贷款规模能发挥的作用恐怕只能是杯水车薪。而且中小企业的情况千差万别，财务制度和信用等级水平不一，以政策引导的贷款额度增加或许将造成银行坏账的增加，从而给未来宏观经济的健康发展留下隐患。
针对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很多有识之士一致认为，建立多层次的融资渠道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而不能仅靠银行这一单一渠道来解决。所谓建立多层次的融资渠道，除了现有的银行信贷外，还包括了融资担保、发行债券、上市、风险投资等等。亚洲开发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汤敏指出，当前最具操作性的是建立一批为小企业及微型企业服务的金融机构，如由担保公司升级而来的中小企业银行、城市中小企业贷款公司、农村小额贷款公司等等。此外股权融资、中小企业集合发债、网络联保贷款等都是值得一试的创新方式。
中小企业融资难并不是现在才有的问题，也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多层次融资渠道的建立也不是立竿见影那么简单的问题。而且在通胀压力仍居高不下的情况下，货币政策的放松也是有限度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小企业面临的现实资金压力又该如何解决呢？企业界人士的主张是跳出货币政策来谈资金。
前文提到的那位上市公司财务总监助理认为，今年央行五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但没有一次加息的举措，反映出央行在执行紧锁货币政策时的谨慎，但对渴求资金的企业界来说，加息似乎更能发挥区别对待的效果。因为对于有一定实力的中小企业来说，即便贷款利息有所增加，只要能贷到款，就能度过眼下这段寒冬，等来新的发展机遇，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只能使商业银行的贷款额度一刀切式地收紧，达不到有收有放的效果。
对于抗风险能力弱的中小企业来说，它们的愿望是政府能通过减税等财政政策来助其一臂之力。许多中小企业界人士提出，在现行的增值税税制下，绝大多数中小型工业企业都被纳入小规模纳税人范畴，而小规模纳税人存在着征收率偏高的问题。小规模纳税人的工业企业征收率为6%，商业企业为4%，从表面上看这比一般纳税人法定税率的17%、13%低很多，但因为小规模纳税人的进项税额不能抵扣，造成实际税负高于一般纳税人。
另外，许多中小企业管理者认为，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后，微利企业的税率显得偏高。按照原来内资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对年应纳税所得额在3万元及以下的企业，暂减按18%的税率征收所得税，年应纳税所得额在10万元及以下至3万元的企业，暂减按27％的税率征收所得税。而新税法规定的微利企业的20%的低税率，虽然比原有的27%那档税率降低了7个百分点，但与18%那档税率相比反而提高了2个百分点。
为此，有专家指出，在实施新劳动合同法、人民币不断升值等因素增加了企业成本的大背景下，应该通过实施更为灵活的税收政策为企业特别是受到紧缩影响较大的中小企业减负。减税不仅可以降低企业经营与转型的成本，也有利于理顺国民收入分配的关系，同时减税也是增加企业支出、扩大内需的有效手段，这最终将使国家财力得到可持续的增长。
做大做强还需整合产业链条
除去客观因素的影响，一些地区中小企业面对的生存困难也有不可忽视的主观色彩。以广东省为例，长期以来，该省外向型加工企业云集，他们一直处于世界制造业价值链的最底端，依靠低廉的劳动成本优势，为世界著名企业贴牌加工以换取有限的利润。从去年开始，“腾笼换鸟”成为广东各级政府官员频频提及的概念，今年5月底，广东省政府下发了《关于推进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的决定》及八个配套文件，这套文件的核心精神就是“腾笼换鸟”，即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业层次，把劳动密集型的低端产业转移出去，腾出发展空间，吸引和承接高端产业和人才。
广东省决策者的这一举措源于他们的忧患意识，因为根据国际经验，一个地区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经济的比较优势一般不超过30年。但是在实际运作过程中，“腾笼换鸟”并没有想象的那样顺利。基层政府很快意识到，通过政策手段迫使低端产业迁移是容易的，但能否很快引来高端制造企业则是一个问题，而且经过多年发展，珠三角地区的低端产业链已经相对完整，这个链条上的某一环迁移出去，很可能招致整个链条的破碎和全行业的衰退，如果将这个产业链全部移出，又可能导致GDP数据的剧烈下挫。结果，在经济增长的现实压力面前，让现有的鸟腾出笼子成为一件鸟的主人和笼子的主人都不情愿的事。
对于这一问题，有专家分析指出，要扭转中国经济面临的困境，必须改变我国在国际产业链分工中的“加工制造”这一现有定位。在完整的产业链中，产品设计、原料采购、物流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终端零售是能够产生巨大利润的六个环节，而加工制造则是附加价值最低的一环。离开产业链的整合和压缩，只在加工制造环节内谈产业升级和品牌战略根本无法缓解我国制造业面临的危机，广大中小企业也无法摆脱受制于人的境地。
从长远来看，制造行业内部的“洗牌”不可避免，但“洗牌”的方式方法尚有待研究。从宏观角度看，超越经济发展规律，人为推进产业过早过快的升级是不现实的，而且我国的中小企业吸纳了3/4以上的城镇就业人口和农村转移劳动力，大量的中小企业在短时间内“突然死亡”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和民生压力也是令人担忧的。因此，地方政府在有意挤压低端产业生存空间的同时，至少还应当通过创造健全的金融、物流等配套环境，建立中小企业转型升级的政策性基金，加大在高素质劳动力培训方面的财政支持力度等途径，来努力帮助中小企业拓展其在高端产业链条上的生存空间。只有这样，大批中小企业才能获得调整的能力和调整的时间，从而不断增强抗风险能力，最终彻底摆脱一遇风浪便岌岌可危的命运。一旦占据中国经济半壁江山的中小企业走上了健康发展之路，中国经济又何愁不高歌猛进呢？
（作者单位：财政部财政科研所）
国家统计局的解读言之有据，居家过日子的百姓们或许可以暂时松口气，但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管理者的心依然高悬着，因为PPI数字愈高意味着企业面对的生产成本愈高，在无法向生活消费品价格传导的情况下，这必将导致企业的盈利能力遭到严重削弱。对于那些产业层次低、技术含量低，完全凭借低成本、低价格的市场策略求生存的中小企业来说，这种局面更是意味着生死考验。
中小企业发展遭遇重重泥潭
去年以来，我国许多中小企业尤其是外向型制造业领域的中小企业陆续陷入经营困境。据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今年8月初发布的统计结果显示，在国际经济形势增速放缓，国内宏观调控结构调整等因素影响下，今年相当部分中小企业面临着资金链断裂等困难。今年上半年，全国约1/10的规模以上中小企业工业增加值增长率接近30%，较去年同期相比减少15%。该司负责人透露，今年上半年全国已有6.7万家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倒闭。在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代表的纺织行业中，中小企业倒闭超过1万家，有2/3的纺织企业面临重整。
在我国目前的GDP总量中，来自中小企业的贡献已超过六成，因此它们的兴衰也与宏观经济大势紧密相连。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是一个国际通用的反映宏观经济状况的指标，50%以上表示经济总体扩张，低于50%表示经济衰退。今年上半年我国的PMI指数一直在50%以上，但在4月份达到59.2%的高位之后开始逐月下降，7月份的指数已经下降到48.4%，这是自2005年1月以来，PMI指数首次回落到50%以下。
在7月份的PMI指数体系中，新订单指数、生产指数、进口指数、采购量指数回落幅度都很明显，达到5个百分点以上。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特约分析师张立群认为，7月份的PMI指数首次回落到50%以下是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情况，可能预示着经济增长走低的趋势会进一步发展，从企业这一微观角度来看困难明显增大，企业问题的发展可能会成为抑制经济增长、影响就业与收入的焦点。
8月1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通知，将部分纺织品、服装的出口退税率由11%提高到13%。出口退税提高的两个百分点将直接转化为企业的利润，根据中国第一纺织网的统计数据估计，出口退税率回调两个百分点，纺织行业利润总额将增加26亿美元，按照6.8的人民币汇率折算，企业利润将增加人民币176.9亿元。因出口退税率回调而增加的利润占纺织行业利润总额的14%，利润率将提高0.6个百分点。这对处于亏损状况的纺织企业来说，无疑是一个宝贵的喘息机会，但很多纺织业内人士同时表示，单纯调整出口退税率并不能使纺织业走出困境，因为相对于出口退税来说，劳动力成本增加、人民币升值、原材料涨价、世界经济发展趋缓等因素对纺织行业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更为主要。
纺织业人士的上述看法基本上可以看作是劳动密集型行业企业观点的代表。据广州某制造行业上市公司的财务总监助理介绍，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三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幅度超过了21%，今年上半年人民币升值幅度超过6%，这对于以美元结算的制造业外贸出口企业来说压力巨大。同时，今年年初实施的《劳动合同法》使得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这对于劳动力成本超过总成本一半以上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来说是一个负担沉重的挑战。此外，还有能源、金属等原材料价格上涨、由于美国经济增长放缓造成对美出口减少等其他不利因素。种种因素叠加，使得原本毛利率只有百分之十几的制造业企业的盈利空间一减再减，最终导致生存困难。上市公司的生计尚且如此，多如牛毛的制造业中小企业的境遇可想而知。根据温州市中小企业促进会的调查，目前温州的30多万家中小企业中有近20%的企业面临停工或倒闭，而珠三角地区的制鞋、制衣、玩具加工、电子加工等劳动密集型加工企业的日子同样很不好过，仅去年广东省就有一千多家制鞋企业倒闭。作为我国最大的外贸型出口企业基地，今年上半年，广东省东莞市的合同利用外资和实际利用外资出现了30年来首次负增长，签订投资合同减少了57宗，负增长幅度为13%～14%。今年1～5月，全市关停、转移外资企业共405家，同比上升36.4%。
对于一些地区中小企业的大量倒闭，人们有着不同看法。有的认为，这正是调整产品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好时机。据统计，今年珠三角地区的鞋类出口企业大幅减少，由去年同期的5043家降至今年上半年的2617家，降幅高达48.1%，接近一半的珠三角鞋类出口企业今年已经没有出口实绩。而存活下来的大型企业出口额则有所增加，据广州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广东省出口鞋类的总量比去年同期下降15.8%，出口总额却增长了9.2%。显然，那些实力不济的中小企业的倒闭为提升全行业的效益做出了贡献。但许多已经或正在陷入困境的中小企业主并不甘心也不服气于这种“奉献”，他们抱怨说，产业升级、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都是好事，但在汇率升值、信贷收紧的大环境下，没有政府的政策扶持，中小企业单凭自身能力不可能成功转型。
复苏有待财政货币政策联动
事实上，造成近期大批中小企业陷入困境的原因大致可分为主客观两个方面。从客观角度看，自去年下半年开始，我国面临的通货膨胀压力与日俱增，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去年12月初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下了今年货币政策从紧的调子，尽管随着形势的变化宏观调控政策的力度和方向在不断微调，但货币政策紧缩的大方向一直没有改变。有制造业内人士表示，国家推出货币从紧政策的原意是遏制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出现的泡沫，消除通货膨胀压力。但在宏观调控政策面前，财大气粗的房地产企业显现出了较强的抗压能力，反倒是毛利率低的制造业首当其冲地遭遇了发展困境。该人士提出，制造业企业大多是中小企业，它们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资金链高度紧张。一旦资金链断裂，结果将不仅仅是企业自身倒闭这么简单，因为在一个产业链中，一个环节的企业大量倒闭势必将直接影响存在着供销关系的上下游企业的生存。因此，宏观调控政策应当避免一刀切，特别是在宏观调控已经从“双防”转向“一保一控”的时候，更应当区别对待，有保有压，对急需充实资金以渡难关的中小企业伸出援手。
企业界的呼声显然已经引起了决策层的重视和回应。8月初传来消息，央行已同意调增2008年度商业银行信贷规模，本次调增采用“区别对待”的方式，对全国性商业银行在原有信贷规模基础上调增5%，对地方性商业银行调增10%。由于小企业融资的主渠道是地方金融机构，因此这一政策表明了央行缓解小企业融资难的政策用意。
以2007年新增3.6万亿元人民币贷款计算，新增的5%～10%的额度预计可增加约2000 亿元贷款。但是对于这2000亿元是否真的能够用于中小企业，一些人士表现出了疑虑，因为根据事实形成的经验，即便存在监管，也很难避免商业银行采取拆分贷款的方式，将新增的额度变相向大企业输送。此外，根据广东省有关部门对本地500家发展比较好的中小企业的调研，有95%以上的中小企业缺乏资金；广州市中小企业担保业务为130亿元，仅为需求的十分之一；累计担保贷款的户数不足需求企业的百分之一。仅广东一地500家中小企业资金需求就已如此旺盛，2000亿元贷款规模能发挥的作用恐怕只能是杯水车薪。而且中小企业的情况千差万别，财务制度和信用等级水平不一，以政策引导的贷款额度增加或许将造成银行坏账的增加，从而给未来宏观经济的健康发展留下隐患。
针对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很多有识之士一致认为，建立多层次的融资渠道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而不能仅靠银行这一单一渠道来解决。所谓建立多层次的融资渠道，除了现有的银行信贷外，还包括了融资担保、发行债券、上市、风险投资等等。亚洲开发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汤敏指出，当前最具操作性的是建立一批为小企业及微型企业服务的金融机构，如由担保公司升级而来的中小企业银行、城市中小企业贷款公司、农村小额贷款公司等等。此外股权融资、中小企业集合发债、网络联保贷款等都是值得一试的创新方式。
中小企业融资难并不是现在才有的问题，也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多层次融资渠道的建立也不是立竿见影那么简单的问题。而且在通胀压力仍居高不下的情况下，货币政策的放松也是有限度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小企业面临的现实资金压力又该如何解决呢？企业界人士的主张是跳出货币政策来谈资金。
前文提到的那位上市公司财务总监助理认为，今年央行五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但没有一次加息的举措，反映出央行在执行紧锁货币政策时的谨慎，但对渴求资金的企业界来说，加息似乎更能发挥区别对待的效果。因为对于有一定实力的中小企业来说，即便贷款利息有所增加，只要能贷到款，就能度过眼下这段寒冬，等来新的发展机遇，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只能使商业银行的贷款额度一刀切式地收紧，达不到有收有放的效果。
对于抗风险能力弱的中小企业来说，它们的愿望是政府能通过减税等财政政策来助其一臂之力。许多中小企业界人士提出，在现行的增值税税制下，绝大多数中小型工业企业都被纳入小规模纳税人范畴，而小规模纳税人存在着征收率偏高的问题。小规模纳税人的工业企业征收率为6%，商业企业为4%，从表面上看这比一般纳税人法定税率的17%、13%低很多，但因为小规模纳税人的进项税额不能抵扣，造成实际税负高于一般纳税人。
另外，许多中小企业管理者认为，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后，微利企业的税率显得偏高。按照原来内资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对年应纳税所得额在3万元及以下的企业，暂减按18%的税率征收所得税，年应纳税所得额在10万元及以下至3万元的企业，暂减按27％的税率征收所得税。而新税法规定的微利企业的20%的低税率，虽然比原有的27%那档税率降低了7个百分点，但与18%那档税率相比反而提高了2个百分点。
为此，有专家指出，在实施新劳动合同法、人民币不断升值等因素增加了企业成本的大背景下，应该通过实施更为灵活的税收政策为企业特别是受到紧缩影响较大的中小企业减负。减税不仅可以降低企业经营与转型的成本，也有利于理顺国民收入分配的关系，同时减税也是增加企业支出、扩大内需的有效手段，这最终将使国家财力得到可持续的增长。
做大做强还需整合产业链条
除去客观因素的影响，一些地区中小企业面对的生存困难也有不可忽视的主观色彩。以广东省为例，长期以来，该省外向型加工企业云集，他们一直处于世界制造业价值链的最底端，依靠低廉的劳动成本优势，为世界著名企业贴牌加工以换取有限的利润。从去年开始，“腾笼换鸟”成为广东各级政府官员频频提及的概念，今年5月底，广东省政府下发了《关于推进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的决定》及八个配套文件，这套文件的核心精神就是“腾笼换鸟”，即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业层次，把劳动密集型的低端产业转移出去，腾出发展空间，吸引和承接高端产业和人才。
广东省决策者的这一举措源于他们的忧患意识，因为根据国际经验，一个地区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经济的比较优势一般不超过30年。但是在实际运作过程中，“腾笼换鸟”并没有想象的那样顺利。基层政府很快意识到，通过政策手段迫使低端产业迁移是容易的，但能否很快引来高端制造企业则是一个问题，而且经过多年发展，珠三角地区的低端产业链已经相对完整，这个链条上的某一环迁移出去，很可能招致整个链条的破碎和全行业的衰退，如果将这个产业链全部移出，又可能导致GDP数据的剧烈下挫。结果，在经济增长的现实压力面前，让现有的鸟腾出笼子成为一件鸟的主人和笼子的主人都不情愿的事。
对于这一问题，有专家分析指出，要扭转中国经济面临的困境，必须改变我国在国际产业链分工中的“加工制造”这一现有定位。在完整的产业链中，产品设计、原料采购、物流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终端零售是能够产生巨大利润的六个环节，而加工制造则是附加价值最低的一环。离开产业链的整合和压缩，只在加工制造环节内谈产业升级和品牌战略根本无法缓解我国制造业面临的危机，广大中小企业也无法摆脱受制于人的境地。
从长远来看，制造行业内部的“洗牌”不可避免，但“洗牌”的方式方法尚有待研究。从宏观角度看，超越经济发展规律，人为推进产业过早过快的升级是不现实的，而且我国的中小企业吸纳了3/4以上的城镇就业人口和农村转移劳动力，大量的中小企业在短时间内“突然死亡”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和民生压力也是令人担忧的。因此，地方政府在有意挤压低端产业生存空间的同时，至少还应当通过创造健全的金融、物流等配套环境，建立中小企业转型升级的政策性基金，加大在高素质劳动力培训方面的财政支持力度等途径，来努力帮助中小企业拓展其在高端产业链条上的生存空间。只有这样，大批中小企业才能获得调整的能力和调整的时间，从而不断增强抗风险能力，最终彻底摆脱一遇风浪便岌岌可危的命运。一旦占据中国经济半壁江山的中小企业走上了健康发展之路，中国经济又何愁不高歌猛进呢？
（作者单位：财政部财政科研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