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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经济增长长期依靠政府投资与对外出口拉动，而当今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导致出口受阻，一味依靠政府投资将导致重复建设及浪费、腐败等不良后果，只有提高国内居民消费能力，才是摆脱经济危机困境，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经济稳定增长的科学方法。
【关键词】经济增长 消费不足 原因 对策
近十多年以来，我国国内居民消费增长严重不足，一是表现为居民消费占ＧＤＰ的比重低，二是表现为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赶不上经济发展增速，消费占比持续下降。因此，我国在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开辟经济增长实现途径，提升居民消费水平方面有很大的空间和潜力。
一、实现居民消费增长的重要意义
（一）实现居民消费增长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
“科学发展”既包括优化资源配置方式，实现低碳模式的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又包括了缩小贫富差距、提升国民总体收入和消费水平，提高国内居民生活幸福指数，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的要求。
（二）实现居民消费增长是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要求
一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存在着“重投资、轻消费”的诟病，GDP的增长主要依靠政府花钱、国家投资来拉动，如2009年我国GDP增长8.7％，投资贡献率92.3％。这种依靠政府花钱推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一定程度上鼓励了政府各级官员同财团利用手中权力、资源进行层层寻租，导致了中国经济市场化进程的畸形化，它不是一个可以惠及社会各个阶层的发展模式，不是一个能够刺激和活跃最能接纳社会人员的中小企业为基础的发展模式，从而使中国经济增长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矛盾更加突出。
（三）实现居民消费增长是走出当前世界性经济危机困境的重要途径
“投资”与“出口”被誉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二驾马车，然而自2008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爆发以来，国外经济衰退，出口受到很大影响，国内生产能力出现过剩，为实现外贸的恢复性增长，贸易摩擦不断，本币升值压力增大。如果不及时提升国民消费能力，启动内需，开辟实现经济增长的新途径，国内经济发展将被国际性经济危机拖入泥潭。
二、当前居民消费不足的主要原因
（一）税收水平高，国富民穷的状况不断加剧
1995年至2007年以来，有关指标增长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1995-2007年相关指标数据
评价指标 年均增长率（％） 剔除通胀因素后的增长倍数
政府财政税收 16 5
GDP 10.2
居民可支配收入 8 1.6
农民纯收入 6.2 1.2
由上表可以看出，近十多年来，税收增长率大幅增长，大幅超过了经济发展总量的增速，2倍于居民收入的增速。福布斯公布的2007年税负痛苦指数世界排名，中国居法国、比利时之后，位居第三，超过了公共服务及社会保障程度极为完善的瑞典（排名第四）。
即使是在经济危机爆发以来的近几年，中国的财政收入依然保持了高速增长，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2009年达到20.57％，若加上预算外收入、政府土地出让收入以及中央和地方国企每年的未分配利润，政府的大预算收入几乎占到了30%。我国2009年财政盈余2万亿。按发达国家的理念，百姓缴税是为了让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政府如果花不了那么多钱就该减税，如2009年2月，美国通过了总额达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其中35％用于减税，65％用于增加投资，减税总额达3000亿美元。而我国各级政府竟然存下了大笔存款。
与财政收入大幅增长、巨额盈余相对应的是，国内居民收入长期处于偏低水平。从中国与发达国家小时工资水平比较看，中国大约是0 .2美元左右 ，欧美国家大体上是25—30美元。全国总工会2010年4月发布的一个调研显示，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而资本所有者和政府占比却大幅提高。从1997年到2007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下降到39.74%。
（二）收入分配差距大，财富向少数人集中
国际通常认为，基尼系数0.4是警戒线，一旦超过，表明财富已过度集中于少数人。2007年，我国基尼系数达到0.48，超过美国、俄罗斯，更超过印度的0.36，接近于拉美国家平均水平0.51。中国社科院2009年底发表的《中国社会发展年度报告》称：中国贫富差距快速拉大，基尼系数达到0.496，超过国际公认的0.4的危险警戒线。据世界银行统计结果，全世界基尼系数高于中国的国家只有29个，其中27个是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以上还是官方统计数字，未计算灰色收入部分，因此，实际情况可能比这更为严重。
财富向少数人快速集中的结果是： 2006年，占人口8.5％的城镇最高收入居民占消费总额的56％，占人口63.2％的居民（包括城市40％的低收入群体和80％的农村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占比为30％。世界银行报告显示，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甚至远远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
消费函数C＝C0＋cY，其中C0为必须消费，c为边际消费倾向，常表示消费的意愿，Y为收入。少数高收入的群体在完成了56％的消费占比之后，消费意愿已经较低，即使继续增加收入，也不会增加很多消费，即使消费，也往往是去海外市场消费，而大部分的低收入人群虽然迫切希望改善生活质量，消费意愿强烈，却达不到适当的收入水平，无法增加消费。因此，尽管大多数的中国人都在为柴米油盐操心，为生活琐事计较，打开网页翻开报纸，却被中国旅游团赴海外团购LV包、拉菲红酒、豪宅时的一掷千金所震惊，为世界名牌轿车20％的中国市场销售份额所感慨，中国富豪甚至成为西方知名品牌企业的座上宾和救世主。
（三）公共投入不足，社会保障程度低
在社会财富向政府及少数企业财团大幅集中，居民收入又向权力和利益既得者集中的情况下，低收入人群面对诱人的消费可谓是顾虑重重，形成了“富人有钱无处花，穷人有钱不敢花”的局面，穷人有钱不敢花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保障程度低，普通居民对未来养老、医疗、教育的担心极大抑制了消费的冲动。社保投入方面，发达国家用于社保方面的支出占到财政支出的30％～50％，而中国为11％－12％；医保投入方面：中国目前投入医疗资金不足GDP的1％，在196个国家中排名156，与税收排名世界第二，税负痛苦指数排名第三极不相称；教育投入方面：据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资料，多年来，中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一直在3％以下，2005年仅为2.82％，2006年为3％，2007年为3.32％，远未达到以前提出的在20世纪末达到占GDP的4％的目标。 此外，我国城乡人均收入差距之比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8∶1扩大到2007年的3.33∶1。在农村，不仅社保、医保普及面小、福利低，而且长期在城市从事建设和服务业的农民工也是同工而得不到同等的社保和医保。截至2009年第二季度末，全国农村外出务工者达1.51亿人，其中参加养老保险者占15.88%，参加医疗保险者占27.5%，参加失业保险者占10.1%，参加工伤保险者也仅占33.5%。按三人之家计算，1.5亿农民工涉及到4.5亿人的负担。由于大多数农民收入低，加上缺少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消费能力被极度压抑。
三、提升居民消费水平的对策及建议
民富才能国强，收入分配公正合理，内需才能拉动，经济复苏才能持久，社会才能稳定。为缩小贫富差距，使我国经济发展从严重依赖外需过渡到主要依靠内需的支撑，需要从制度、体制和政策上，进行较大力度的改革，使我国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一）完善政务指标考核体系
应改变当前各级政府实现GDP增长主要依靠固定资产投资的做法，放弃只看重GDP的考核方式，提高政务考核体系中人均收入、收入分配公平性、居民消费占比等反映普通居民生活幸福指数的指标体系考核权重，真正落实“共同富裕、和谐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理念。
（二）切实实施“减税富民、藏富于民” 的财政政策调整
通过财政税收增减来调节和缩小社会贫富差别，包括降低总额和调整结构双层意思。
降低总额包括对中小型企业、创业型企业给予一定程度的税收减免，提高个税起征点、减免中低收入人群的个人所得税，规范各类行政收费、罚款行为，降低社会运行成本。
调整结构是指改变我国在初次分配中把过多的资源分给强势群体和大企业“劫贫济富”的做法，在二次分配中加大向民众倾斜，瞄准消费倾向大的普通百姓采取让利政策。如尽快开征遗产税、财产赠与税、房地产增值税等税种，让暴富者为社会公平提供些补偿；对大小非、大小限等以1元买股却十几元、几十元卖股获得暴利者，应征收暴利税；将从企业征收的“增值税”部分调整为到流通环节征收的“消费税”，以此促进政府从保经济增长的“投资财政体制”转向保民生的“公共财政体制”。
（三）多渠道提高民众收入，增强消费购买力
一是提高广大群众工资收入。低工资曾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优势，然而，长达30年的低工资，使中国的国富民强成为奢望，更使中国的消费市场无法拉动，为此，可以考虑将普通群众工资收入与GDP增幅挂钩。二是规范投资渠道管理，拓宽增收途径。股市的新股发行制度、分红制度、信息披露制度需要进行改革，解决特权机构的无风险暴利、上市公司高价圈钱等弊端，遏止上市公司“铁公鸡”现象，形成真正鼓励长期投资的环境；对于企业集资、民间借贷现象，应区别对待，合理引导，对于合法经营、效益良好的企业集资借贷行为应与集资诈骗行为区别对待，合理引导、扶持，不宜一棍打死。三是降低政府开支，实施节流惠民。我国各级部门行政开支过高，显得极不正常。豪华办公楼、公务豪车、公款吃喝、公款旅游等几项耗费用巨大。既加剧了分配不公，又损害了干部形象，降低了我党的执政威信。因此，要采取硬措施约束政府的行政开支，改变弥漫于官场的奢靡风气。四是在资源分配上适当增加向中小企业倾斜的力度。国家应更多地将优惠和扶持从大企业和外资企业转向惠及普通百姓的国内中小企业，除向民营企业开放许多行业的准入禁区外，还应在税收优惠、资金支持上给予更多的倾斜政策。
（四）加大公共财政投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医疗、养老、教育、购房，无一不是普通民众大胆消费的后顾之忧。现行社会制度将医疗、教育部分推向了市场，养老金、公积金管理不善、形成巨额亏空，房价又畸高，给中低收入人群带来极大的生活压力。政府部门应采取切实措施，承担起服务社会的责任，加大财政投入，公平分配社会资源，使医疗、教育的价格趋于合理，完善社会保障资金管理制度，改变现行的养老金亏空、公积金贬值局面。应趁着现在政府财政殷实，储蓄率高，尽快把民生的欠账补起来，把钱实实在在地投到医疗、教育、廉租房、环保等公共服务上来，解除制约消费的瓶颈，提高居民的实际购买力。
参考文献
[1] 国家统计局数据.
[2] 新华网.2009-02-14.
[3] 经济参考报.2010-5-21.
[4] 今日财经.中国宁波网，2010-8-3.
[5] 世界卫生组织数据.
[6] 中国统计年鉴.2008.
作者简介：邱唯（1973-），男，湖北黄冈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经济学。
（责任编辑：刘影）
【关键词】经济增长 消费不足 原因 对策
近十多年以来，我国国内居民消费增长严重不足，一是表现为居民消费占ＧＤＰ的比重低，二是表现为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赶不上经济发展增速，消费占比持续下降。因此，我国在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开辟经济增长实现途径，提升居民消费水平方面有很大的空间和潜力。
一、实现居民消费增长的重要意义
（一）实现居民消费增长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
“科学发展”既包括优化资源配置方式，实现低碳模式的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又包括了缩小贫富差距、提升国民总体收入和消费水平，提高国内居民生活幸福指数，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的要求。
（二）实现居民消费增长是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要求
一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存在着“重投资、轻消费”的诟病，GDP的增长主要依靠政府花钱、国家投资来拉动，如2009年我国GDP增长8.7％，投资贡献率92.3％。这种依靠政府花钱推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一定程度上鼓励了政府各级官员同财团利用手中权力、资源进行层层寻租，导致了中国经济市场化进程的畸形化，它不是一个可以惠及社会各个阶层的发展模式，不是一个能够刺激和活跃最能接纳社会人员的中小企业为基础的发展模式，从而使中国经济增长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矛盾更加突出。
（三）实现居民消费增长是走出当前世界性经济危机困境的重要途径
“投资”与“出口”被誉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二驾马车，然而自2008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爆发以来，国外经济衰退，出口受到很大影响，国内生产能力出现过剩，为实现外贸的恢复性增长，贸易摩擦不断，本币升值压力增大。如果不及时提升国民消费能力，启动内需，开辟实现经济增长的新途径，国内经济发展将被国际性经济危机拖入泥潭。
二、当前居民消费不足的主要原因
（一）税收水平高，国富民穷的状况不断加剧
1995年至2007年以来，有关指标增长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1995-2007年相关指标数据
评价指标 年均增长率（％） 剔除通胀因素后的增长倍数
政府财政税收 16 5
GDP 10.2
居民可支配收入 8 1.6
农民纯收入 6.2 1.2
由上表可以看出，近十多年来，税收增长率大幅增长，大幅超过了经济发展总量的增速，2倍于居民收入的增速。福布斯公布的2007年税负痛苦指数世界排名，中国居法国、比利时之后，位居第三，超过了公共服务及社会保障程度极为完善的瑞典（排名第四）。
即使是在经济危机爆发以来的近几年，中国的财政收入依然保持了高速增长，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2009年达到20.57％，若加上预算外收入、政府土地出让收入以及中央和地方国企每年的未分配利润，政府的大预算收入几乎占到了30%。我国2009年财政盈余2万亿。按发达国家的理念，百姓缴税是为了让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政府如果花不了那么多钱就该减税，如2009年2月，美国通过了总额达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其中35％用于减税，65％用于增加投资，减税总额达3000亿美元。而我国各级政府竟然存下了大笔存款。
与财政收入大幅增长、巨额盈余相对应的是，国内居民收入长期处于偏低水平。从中国与发达国家小时工资水平比较看，中国大约是0 .2美元左右 ，欧美国家大体上是25—30美元。全国总工会2010年4月发布的一个调研显示，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而资本所有者和政府占比却大幅提高。从1997年到2007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下降到39.74%。
（二）收入分配差距大，财富向少数人集中
国际通常认为，基尼系数0.4是警戒线，一旦超过，表明财富已过度集中于少数人。2007年，我国基尼系数达到0.48，超过美国、俄罗斯，更超过印度的0.36，接近于拉美国家平均水平0.51。中国社科院2009年底发表的《中国社会发展年度报告》称：中国贫富差距快速拉大，基尼系数达到0.496，超过国际公认的0.4的危险警戒线。据世界银行统计结果，全世界基尼系数高于中国的国家只有29个，其中27个是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以上还是官方统计数字，未计算灰色收入部分，因此，实际情况可能比这更为严重。
财富向少数人快速集中的结果是： 2006年，占人口8.5％的城镇最高收入居民占消费总额的56％，占人口63.2％的居民（包括城市40％的低收入群体和80％的农村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占比为30％。世界银行报告显示，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甚至远远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
消费函数C＝C0＋cY，其中C0为必须消费，c为边际消费倾向，常表示消费的意愿，Y为收入。少数高收入的群体在完成了56％的消费占比之后，消费意愿已经较低，即使继续增加收入，也不会增加很多消费，即使消费，也往往是去海外市场消费，而大部分的低收入人群虽然迫切希望改善生活质量，消费意愿强烈，却达不到适当的收入水平，无法增加消费。因此，尽管大多数的中国人都在为柴米油盐操心，为生活琐事计较，打开网页翻开报纸，却被中国旅游团赴海外团购LV包、拉菲红酒、豪宅时的一掷千金所震惊，为世界名牌轿车20％的中国市场销售份额所感慨，中国富豪甚至成为西方知名品牌企业的座上宾和救世主。
（三）公共投入不足，社会保障程度低
在社会财富向政府及少数企业财团大幅集中，居民收入又向权力和利益既得者集中的情况下，低收入人群面对诱人的消费可谓是顾虑重重，形成了“富人有钱无处花，穷人有钱不敢花”的局面，穷人有钱不敢花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保障程度低，普通居民对未来养老、医疗、教育的担心极大抑制了消费的冲动。社保投入方面，发达国家用于社保方面的支出占到财政支出的30％～50％，而中国为11％－12％；医保投入方面：中国目前投入医疗资金不足GDP的1％，在196个国家中排名156，与税收排名世界第二，税负痛苦指数排名第三极不相称；教育投入方面：据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资料，多年来，中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一直在3％以下，2005年仅为2.82％，2006年为3％，2007年为3.32％，远未达到以前提出的在20世纪末达到占GDP的4％的目标。 此外，我国城乡人均收入差距之比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8∶1扩大到2007年的3.33∶1。在农村，不仅社保、医保普及面小、福利低，而且长期在城市从事建设和服务业的农民工也是同工而得不到同等的社保和医保。截至2009年第二季度末，全国农村外出务工者达1.51亿人，其中参加养老保险者占15.88%，参加医疗保险者占27.5%，参加失业保险者占10.1%，参加工伤保险者也仅占33.5%。按三人之家计算，1.5亿农民工涉及到4.5亿人的负担。由于大多数农民收入低，加上缺少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消费能力被极度压抑。
三、提升居民消费水平的对策及建议
民富才能国强，收入分配公正合理，内需才能拉动，经济复苏才能持久，社会才能稳定。为缩小贫富差距，使我国经济发展从严重依赖外需过渡到主要依靠内需的支撑，需要从制度、体制和政策上，进行较大力度的改革，使我国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一）完善政务指标考核体系
应改变当前各级政府实现GDP增长主要依靠固定资产投资的做法，放弃只看重GDP的考核方式，提高政务考核体系中人均收入、收入分配公平性、居民消费占比等反映普通居民生活幸福指数的指标体系考核权重，真正落实“共同富裕、和谐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理念。
（二）切实实施“减税富民、藏富于民” 的财政政策调整
通过财政税收增减来调节和缩小社会贫富差别，包括降低总额和调整结构双层意思。
降低总额包括对中小型企业、创业型企业给予一定程度的税收减免，提高个税起征点、减免中低收入人群的个人所得税，规范各类行政收费、罚款行为，降低社会运行成本。
调整结构是指改变我国在初次分配中把过多的资源分给强势群体和大企业“劫贫济富”的做法，在二次分配中加大向民众倾斜，瞄准消费倾向大的普通百姓采取让利政策。如尽快开征遗产税、财产赠与税、房地产增值税等税种，让暴富者为社会公平提供些补偿；对大小非、大小限等以1元买股却十几元、几十元卖股获得暴利者，应征收暴利税；将从企业征收的“增值税”部分调整为到流通环节征收的“消费税”，以此促进政府从保经济增长的“投资财政体制”转向保民生的“公共财政体制”。
（三）多渠道提高民众收入，增强消费购买力
一是提高广大群众工资收入。低工资曾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优势，然而，长达30年的低工资，使中国的国富民强成为奢望，更使中国的消费市场无法拉动，为此，可以考虑将普通群众工资收入与GDP增幅挂钩。二是规范投资渠道管理，拓宽增收途径。股市的新股发行制度、分红制度、信息披露制度需要进行改革，解决特权机构的无风险暴利、上市公司高价圈钱等弊端，遏止上市公司“铁公鸡”现象，形成真正鼓励长期投资的环境；对于企业集资、民间借贷现象，应区别对待，合理引导，对于合法经营、效益良好的企业集资借贷行为应与集资诈骗行为区别对待，合理引导、扶持，不宜一棍打死。三是降低政府开支，实施节流惠民。我国各级部门行政开支过高，显得极不正常。豪华办公楼、公务豪车、公款吃喝、公款旅游等几项耗费用巨大。既加剧了分配不公，又损害了干部形象，降低了我党的执政威信。因此，要采取硬措施约束政府的行政开支，改变弥漫于官场的奢靡风气。四是在资源分配上适当增加向中小企业倾斜的力度。国家应更多地将优惠和扶持从大企业和外资企业转向惠及普通百姓的国内中小企业，除向民营企业开放许多行业的准入禁区外，还应在税收优惠、资金支持上给予更多的倾斜政策。
（四）加大公共财政投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医疗、养老、教育、购房，无一不是普通民众大胆消费的后顾之忧。现行社会制度将医疗、教育部分推向了市场，养老金、公积金管理不善、形成巨额亏空，房价又畸高，给中低收入人群带来极大的生活压力。政府部门应采取切实措施，承担起服务社会的责任，加大财政投入，公平分配社会资源，使医疗、教育的价格趋于合理，完善社会保障资金管理制度，改变现行的养老金亏空、公积金贬值局面。应趁着现在政府财政殷实，储蓄率高，尽快把民生的欠账补起来，把钱实实在在地投到医疗、教育、廉租房、环保等公共服务上来，解除制约消费的瓶颈，提高居民的实际购买力。
参考文献
[1] 国家统计局数据.
[2] 新华网.2009-02-14.
[3] 经济参考报.2010-5-21.
[4] 今日财经.中国宁波网，2010-8-3.
[5] 世界卫生组织数据.
[6] 中国统计年鉴.2008.
作者简介：邱唯（1973-），男，湖北黄冈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经济学。
（责任编辑：刘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