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复仇意识一直贯穿鲁迅一生以及他的创作中，其形成既离不开浙东地理文化的影响，更和个人成长境遇、外来翻译小说以及对国家民族的深刻思考分不开。鲁迅在小说和杂文里，也多次叙述复仇，他笔下的复仇者从传统的“以暴制暴”式的快意恩仇到精神性的形而上的复仇，带有浓厚的启蒙主义色彩。其复仇意识的主要个性特征则是一个也不宽恕的复仇和深刻自省意味的复仇。
　　关键词：浙东 复仇 启蒙
　　鲁迅笔下的复仇意识，不同于传统文学的“子报父仇”、“妻报夫仇”的复仇模式。他的复仇是基于启蒙者对人性、国民性的思考，已不再是从个人情感出发泄私愤，带有深刻的启蒙色彩，其复仇意识的形成及打上个人烙印的复仇特征，值得探寻究竟。其复仇意识的形成，既离不开浙东地理文化的影响，更和个人成长境遇、外来翻译小说以及对国家民族的深刻思考分不开。
　　1、地域文化的熏染
　　浙江在宋室南渡以临安为都后，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以钱塘江为界，分“浙东”“浙西”。浙东地区此时先后涌现出金华学派、永康学派和永嘉学派，致使浙东的民间文化，也积淀了深厚的历史。鲁迅的故乡绍兴，从地域上看，位于杭州湾南岸，会稽山北，又称会稽、越州，是古越人居住之地。其崇武、尚勇的山海气概，自古便呈现出与中原儒家文化不同的地域特质。周作人曾在回忆里提到，鲁迅自幼便喜欢野史之类的书籍，对于乡邦文献，也非常留意。后来兄弟二人共同编辑《会稽郡故书杂集》，鲁迅也投入了很多心血，共刊行包括《会稽先贤传》、《会稽典路》、《会稽后贤传记》等八种。他在《会稽郡故书杂集》序言里写道 ： “其民复存大禹卓苦勤劳之风，同勾践坚确慷慨之志”。 鲁迅还在文章中写道：“不知道我的性质特别坏， 还是脱不出往昔的环境的影响之故”，这往昔环境里深厚的文化积淀都让鲁迅充满浓郁兴趣，直到晚年，还反复强调：“身为越人，未忘斯义”。
　　对于自己故乡由来已久的复仇文化的欣赏，鲁迅则在《女吊》的开篇就提到：“大概是明末的王思任说的罢：‘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这对于我们绍兴人很有光彩，我也很喜欢听到，或引用这两句话。”会稽这个拥有深厚复仇文化积淀的地方，无论是勾践粗衣粝食、卧薪尝胆终于报仇雪恨的故事，还是朱舜水流亡在外仍旧不忘抗清复明，近代积极加入光复会的秋瑾、徐錫麟，以暗杀和暴动为革命手段，以身许国的故事，都深深影响到鲁迅。鲁迅说一般的绍兴人并不讨厌“报复”，因而在文艺上，创造了一个带复仇性的“比一切别的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孙郁指出，“他在这个形象里发现了迷人的存在。那就是百姓在底层的压迫里创造了一种神异的存在，她以异样的神色喊出了百姓的苦楚，是有魔力的闪光，或者不妨说是有一种魔力的美。”《女吊》字里行间都传达出对这个复仇女性的赞美。地域文化的熏陶，对鲁迅复仇意识的形成，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2、个人遭遇的催生
　　个人生活经历对人的思想、观念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孙伏园回忆说：“鲁迅先生的复仇观念最强烈，在日本时每于课余习些武艺，目的就在复仇。幼年被人蔑视与欺压，精神上铭刻的着伤痕，发展而为复仇的观念。”鲁迅家庭败落时年仅十三岁，先是被寄养在亲戚家，被叫“岂食者”，体会过寄人篱下的痛苦。作为家中长子，承担起家庭的负担，出入当铺和药铺，既为钱物操心，又为父亲的生病奔波，过早的看清世人冷暖，形成了敏感多疑的性格。
　　成年后先后在南京水师学堂、矿路学堂学习，后赴日留学，学习医学。这期间，广泛接触到了格致、算学、地质学、矿物学、化学、物理学、生理学、解剖学、病理学等等八股文以外的学问。作为较早接触到新文化的启蒙者，起初企图用疗救国人身体以促进国人对维新的信仰，实现救国的理想。然而在日本课堂发生的“观看幻灯片”事件，对鲁迅之后改变想法起到极大的影响。此外，1926年发生兄弟失和事件，对鲁迅打击也很大。在东京时期，因为周作人结婚，家里开销过大，鲁迅不得已回国找事情。从东京回国后，先后任绍兴中学教员、往南京任教育部部员，后赴北京。1919年买下北京八道湾十一号住宅，一家同住，生活相对平静。宅子房间多，空间很大，鲁迅是考虑到“宜于儿童的游玩”，而他当时并没有孩子，周作人、周建人都有子女，可见鲁迅对其家庭的周全考虑。为家庭可谓殚精竭虑。鲁迅自己也说：“先前何尝不出于自愿，在生活的路上，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羸弱，也以为快活。”然后让他失望加愤怒的是，之后发生的“兄弟失和”事件本是家事，当时却引起了许多旁观者的评头论足，被当做谈资，甚至连《语丝》的销量都意外增长。
　　除却这件家事，随后陆续发生的三一八惨案、四一二政变等等时局动荡，让鲁迅这样的启蒙者们进一步看透当时中国黑暗的社会现状，以及麻木愚昧的国人。正如他在《记念刘和珍君》里说过：“不在沉默里爆发，就在沉默里灭亡”，在搬一张桌子都要流血的中国，在自己的灵魂里充满黑暗和绝望里，他必须永葆复仇的激情，向所有成长境遇里在精神上铭刻着的伤痕抗争。
　　3、翻译文学的影响
　　翻译文学在鲁迅的文学生涯中占有重要地位，他一生翻译的文学著作数量，超过文学创作的数量。根据考证，在鲁迅的翻译文学里，占比重最大的还是俄国及苏联文学，尤其是几位俄国作家对鲁迅思想及其创作都起到了巨大的影响。鲁迅和周作人曾在日本期间翻译的《域外小说集》，里面收录了两篇安德烈耶夫的作品：《谩》和《默》。鲁迅自己也说小说《药》的结尾，就留着安德烈耶夫式的阴冷，可见影响之深。
　　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也是鲁迅最喜欢的作家之一，1920年10月，鲁迅在同事齐寿山的帮助下翻译了他的《工人绥惠略夫》。工人绥惠略夫在无以生计、又看到亚拉借夫死于枪战，以自我毁灭的方式展开了疯狂的非理性复仇。鲁迅自己在译后记里这样解释绥惠略夫的复仇：“绥惠略夫在这无路可走的境遇里，不能不寻出一条可走的道路来......他根据‘经验’不得不对于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发生反抗，而且对于不幸者们也和对于幸福者一样宣战了。于是便成就了绥惠略夫对于社会的复仇”。
　　这样的复仇者形象都深深影响到鲁迅，我们在绥惠略夫等复仇者的身上，似乎看到了《复仇（其二）》里不愿喝没药的酒的“人之子”，看到了《孤独者》的魏连殳的影子。他们在所不乐意的黄金世界或是未来世界里，这类复仇者最终选择了自我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