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中国，谈创新是暧昧的。
　　一方面，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创新基地。从一个闭关锁国的全权社会，转向对外开放对内改革、市场经济制度已全面建立、中国人年出境人次已达一亿级别以上的开放社会，哪怕这个社会仍然存在很多瑕疵，仍不能不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创新和进步。
　　地理面积大致相当于整个欧洲或美国，人口规模大致相当于“金砖四国”里的印度加巴西，作为文明古国，文化贡献力位居前列，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人口、经济、文化、地缘政治共同体，用了三十多年时间能实现初步的平稳转型确实功莫大焉。中国人，实实在在称得上世界上最勤奋、最善于忍耐、最有灵活创新精神和最不受宗教、文化、传统观念束缚的一个种群。
　　如上这般褒扬性的陈述，并非我们没有意识到中国社会转型存在着制度缺陷和深刻的危险。这一缺陷和危险，被历史学家唐德刚形象描述为“历史的三峡理论”。他的观察是：在经历了一百多年由传统农耕社会向现代工商社会的痛苦转型，特别是经过了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已为突破“历史的三峡”隘口奠定了基础，但越至当下，水流越急，水下越暗流涌动，中国这艘巨轮越发有触礁失控的危险。
　　如何避开中国历史上剧烈摇摆，不断折腾的宿命式传统，怎样找到社会稳步前行的定海神针，确实考量着中国人的智慧。
　　应对之道，千头万绪，但创新是其中一条可行路径。在前人未曾面对的历史难关前，走出一条和平、非暴力、相对安稳、整体利益最大化的道路，需要全体中国人的共同努力，青年人则是其中的主力。
　　客观上，对中国青年来说，中国正孕育着创新的巨大潜能和机会。这是一个令全世界野心家垂涎的新兴大市场：超稳定的政治秩序，法制治国框架的相对确定，开放的市场，数亿渴望过上美好生活的中产阶层，可以生产从牙膏牙刷、内衣服装鞋帽到机枪大炮、人造卫星航天飞机的工业化体系，方兴未艾的城市化、受过良好训练的劳动力和工程师队伍——13亿人口的巨大基础，足以产生数十上百的全球性大公司。
　　互联网的兴起是个极好的例子。传统知识的产生需要一代代人慢慢地积累，所以老人受到尊重，他的宝贵知识，代表了权威和智慧。在今天知识经济的时代，这个潜规已被打破。中国第一代数字英雄张朝陽、丁磊们迄今也不过四十多岁，但他们已开始面临移动互联网一代的抢班夺权。“鼠标加混凝土”式的第一代互联网旅游风向标企业携程，其在美国股市市值已和新一批的互联网旅游企业“去哪儿”相差无几。
　　虚拟经济如此，实体经济同样如此。只要你掌握了互联网技术和思维，就可以对手机、电视机制造业、苏宁等实体店零售业、银行业、汽车制造业、传媒业、广告业、公关业等几乎一切传统领域，展开颠覆性攻击，除非你是手握垄断资源的中石油中海油，才有可能幸免于难。这个世界正对有理想、有创造力的年轻人张开双臂。
　　如果谈商业和经济过于务实，缺乏想象力，不妨观察一下创意色彩强烈的文化、艺术、娱乐等领域。张艺谋洗尽铅华以沉静之态拍摄《归来》是创新，以《失恋三十三天》、《泰囧》等为代表的城市轻生活题材的崛起也是创新；崔健屹立三十年、大江东去式的批判摇滚是创新，苏阳以现代气质改编的西北民歌《贤良》和宋冬野浅吟低唱的民谣《安和桥北》也是创新；正面探究金钱规则的《华尔街》、《货币的力量》是创新，以普通人生活和食物为主题的《舌尖上的中国》也是创新；在市区建造四季、W等奢华酒店固然是创新，悦榕庄、隐居等在乡野深处兴建个性度假酒店同样是创新——创新，应该取代创富，成为时代的主歌。
　　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当前中国社会对青年创新精神的种种抑制：从北京天通苑开往市中心的地铁能把孕妇挤流产、上地开发区附近“蚁族”简陋的生活环境、全国各地“一人买房、全家供款”遥不可及的房价——都是压迫式的残酷青春。
　　这固然有全球共通性，也有无可推诿的中国特性：四万亿的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与土地财政挂钩的城市土地供给制度、滞后的城市规划和越来越集中的大城市病……最近有研究机构推出一项调查，与前三十年创业主力军为海归、中下层乃至劳改释放人员相比，现在的创业者中出显了许多“官二代”和“富二代”身影。这说明社会结构在固化，不同阶层之间的流动性在减弱。
　　在这样的背景下，褒扬精华，鼓励创新，本刊编辑部一如既往地推出“中国青年领袖榜”，就更有其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