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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家阿尔伯特·维恩·戴雪（A. V. Dicey）出生于一八三五年，卒于一九二二年，亲历了大英帝国由鼎盛走向衰落，并沐浴一战战火的历史，也见证了不列颠的联合逐步瓦解，进而走向分裂的历史。在戴雪晚年，不列颠遭遇了前所未见的危机：内有爱尔兰之独立诉求，外有德国带来的战争威胁。诗人威廉·华兹华斯生于一七七○年，卒于一八五○年，他近距离观察了法国大革命及其恐怖，见证了拿破仑战争给英国带来的威胁。华兹华斯也在晚年经历了英国政治的危急时刻，关心着民族命运，用诗歌表达出自己的思考。戴雪与华兹华斯在不同的领域耕耘，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他们的生命本无交集，却因为相似的政治危机及其对国运的关注而在精神的时空中相遇。
戴雪不是一个书斋式学者，他密切关注并积极参与现实政治。按照传记作家科斯格罗夫的讲述，戴雪的一生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五十岁以前，戴雪一直在法学领域接受教育与历练，最终成长为一代宪法学宗师。一八八五年，《英宪精义》的出版代表了这个阶段的完成。自此之后，戴雪的生活与写作都极大地介入现实政治，尤为关注爱尔兰问题与一战。
继一七○七年英格兰与苏格兰实现议会联合之后，爱尔兰也在一八○一年与英国合并。英苏联合消解了两地在历史上的敌视、偏见与隔阂，为之带来持久的稳定与繁荣。然而，英爱联合并未再续辉煌，为不列颠开创新的太平盛世，反而埋下了隐患，以致暴力冲突不绝。
一八四五年，爱尔兰遭遇虫灾，几无收成，以致饿殍遍野，近八分之一人口迁往国外。面对灾难，英国政府没有采取积极救济措施，致使民怨沸腾，起义、暴动连绵不绝。一八七○年，“爱尔兰自治会”成立。一八七九年，帕内尔成为“自治会”领袖，呼吁农民开展反抗地主的斗争。自治运动受到爱尔兰农民的普遍支持。
一八八六年，自由党与“自治会”联合组阁，格拉斯顿随之提出“爱尔兰自治法案”。根据这个法案，爱尔兰将组织自己的议会，处理爱尔兰自己的事务，爱尔兰自治政府对爱尔兰议会负责，伦敦政府只控制爱尔兰的外交、军事、铸币等事务。这个安排把爱尔兰放到了与英国海外自治领土同等的地位上。格拉斯顿法案受到保守党与联合主义者的反对。
面对因爱尔兰问题带来的政治分裂，戴雪毫无保留地遵循联合主义。在戴雪看来，格拉斯顿法案构想的内部自治破坏了不列颠的议会主权，造成了宪法危机。戴雪对爱尔兰问题的关注是其学说在行动上的自然延伸，他的论辩亦是他对英宪原则的保卫和守护。戴雪在一八八六年五月加入维持联合自由委员会，并在六月完成书稿《反对内部自治的英国案例》。戴雪认为，爱尔兰自治不仅危及国家的政治联合，颠覆英帝国的扩张，也会导致联合王国内部的宪法革命。当然，内部自治绝不会满足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独立要求。内部自治没有意义，因为与爱尔兰的联合是一个非此即彼的命题，没有任何妥协的空间。
“联合”是王国伟大的象征，它凝聚了政治家的智慧、英国古老的政治自由传统，以及宪法精神。正是因为“联合”，不列颠才在十九世纪成为主导世界的力量。在戴雪看来，爱尔兰自治不仅会破坏不列颠的政治统一，也将瓦解帝国的精神秩序。根据戴雪的论证，因自治而产生的分离将导致如下后果：推翻英格兰政治家几个世纪的政治成果;国家放弃权力，走向消亡;不列颠将会损失人力与财力，不列颠西海岸也将面临潜在的威胁;联合王国将会因此蒙羞。在这四条理由中，除了国家安全，其他三条理由都指向了精神因素—政治家的智慧，以及因此产生的权力意志与荣誉。所以，值此危机时刻，保卫联合与英宪的最好方式就是唤醒联合的精神，让政治家清晰认识到凝聚在“联合”中的智慧、权力意志与荣誉。
《反对内部自治的英国案例》出版后，他给保守党领袖索尔兹伯里勋爵、自由党首领格拉斯顿都赠送了著作。也因此，在八十五岁高龄之时，他仍与R.S.雷特合作著述《思索英格兰与苏格兰的联合》。可以说，戴雪将自己的天鹅之歌送给了“联合”。戴雪着力证明：联合建立了一个新的统一国家，又未破坏英格兰或苏格兰的身份认同，联合是政治家才能的胜利。英格兰与苏格兰的联合支撑起了他毕生的信念：民族主义（nationalism）在创建更大的政治联合体时得到了最好的表达，民族性精神（spirit of nationality）则会制造冲突，令更大的国家分裂。民族主义与民族性精神都立基于共同的传统、文化认同。但是，前者永远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能够容纳、接受并归化身份差异，从而能够化育出持续更新、成长的政治民族，塑造更大的政治体。后者则呈现出一种封闭的心态，把差异当成认同的边界，进而排斥差异，制造敌对与矛盾，只能令民族不断萎缩，国家亦随之分裂。
从《反对内部自治的英國案例》到《思索英格兰与苏格兰的联合》，从一八八五年至其生命的最后时光，戴雪一直都在密切关注着爱尔兰问题，毫不妥协地批评内部自治，也意气昂扬地为“联合”辩护。只有当爱尔兰自治运动因一战的爆发中止，戴雪才暂时将注意力转向战争。但是，他维护民族统一的政治理念仍然一以贯之，并未因战争而动摇。也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样的危难时刻，戴雪发现了华兹华斯的政治家美德，发现了华兹华斯可能给予当前这一代人的教训。
一九一四年七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关注爱尔兰命运的同时，发生在欧洲大陆上的战争也越发地牵动着他的神经。自一九一八年起，一战超越爱尔兰，成为戴雪关注的首要问题。
戴雪很早就断定，与德国的战争可能会持续得比拿破仑战争更为漫长。当战争陷入僵局，维持抗战热情的需要不断增长时，戴雪也拿起唯一可供他支配的武器，用笔投入战斗。戴雪对民族精神与爱国主义的赞赏超过其他一切公民美德。大敌当前，英国各阶层人民同仇敌忾，展现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英国人民在危难中的团结令戴雪大为感动。在与朋友的通信中，他反复盛赞这一“民族精神的壮丽爆发”。在他写作《英宪精义》第八版导言的结尾时，感动与希望也自笔端倾泻而出。这段文字很像《君主论》的结尾，他也像马基雅维里一般，呼吁国人团结起来，点燃抗战的激情，执干戈以卫社稷、自由与正义。 诚如是，英格兰，以普天臣民的热烈同情，自愿以战争的危险及苦痛，交换和平的幸福;而且这番战斗并非因为要扩大幅员或博取军事光荣，诚以这些事业及功绩她已有相当成就;其实这番战斗却是因为要强制执行国际正义的一条规则，与维持人道的重大使命。这是一个极好征兆，要预报大众政治在将来欣然向荣，并要预报人类在刚德与正义的大道上进展。此类事实足以激起英格兰及法兰西青年的一种观感，即是，现代青年就是天堂的所在;此类事实不但足以慰藉老者，他们为了许多政治的醒觉与失望，几乎陷于绝望的境地，而且使老者喜极涕零，自庆依然健在，犹得及身亲见次日，当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战旗一竖，万夫响应，无种族的界限，又无阶级的界限，大家一致齐集于民族的旗帜之下，相与抗拒一个已受军国主义洗礼的民族所有力量，幻想与傲慢夸大心理。无论牺牲到了什么程度，总要坚持到底，以求取及保证人道、自由与正义的最后胜利于全体的文明世界。（《英宪精义·第八版导言》）
英国人民的爱国热情给予他极大的鼓舞，一扫爱尔兰自治给他带来的郁愤，重新唤起他对民族命运的信心。在上面的这段引文中，戴雪讲述了截然相反的两种心境：一种近乎绝望，一种则振奋且欣喜。结合戴雪的写作语境，我们不难理解他因何失望。两种心境的对照也暗示了戴雪对当下政治家的批评：他们被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左右，不能预见爱尔兰自治必将造成国家分裂的危机，没有尽到爱国的责任。国人，尤其是青年勇于为国捐躯的英雄气概慰藉了他，也重新唤起这老者心中的献身精神与责任感，使他决心以写作的方式为国效力。
一战的情势让戴雪联想起拿破仑战争。他认为，大不列颠必须像一百年前那样坚韧不屈，政治家也应如一百年前那般，具有健全的判断、彻底击溃敌人的武德与决心。正是在这样的类比中，华兹华斯引起了戴雪的共鸣。华兹华斯创作了不朽的诗歌，记录并反思着他的时代。他也像戴雪一样，对时代的重大事件做出思考与回应，热情参与公共生活。一百年之后，新的大战来临，戴雪发现，他的思考依然振聋发聩、富有教益，他的政治家风范也值得今人效法，具有警示与借鉴的意义。正是在这样的时刻，戴雪先后发表了《华兹华斯论〈辛特拉协定〉》（1915）与《华兹华斯的政治观》（1917，中译亦作《论华兹华斯的政治家气质》），他在书中写道：
在英国和拿破仑展开伟大战争（从1802年至1815年）的危急时刻，华兹华斯以最高贵的语言向英国政治家和英国人民提出了最明智的忠告—他在很多年前就预见、思考并宣告了十九世纪支配或影响欧洲每个国家外交政策长达半个世纪之久（1820-1870）的民族主义学说;而他在英国与拿破仑的战争期间提出的政策所暗示的问题与包含的教训，与当下为保存大英帝国及其他所有自由国家的独立而加入一场世界大战的英国休戚相关。我之所以试图证实华兹华斯在十九世纪前五十年的政治技艺中所展现出来的洞见和远见，实际是被一种模糊的希望鼓动着：华兹华斯的思想和文字曾经鼓舞和增强了我们的先辈对拿破仑专制的抵抗，而这同样可以鼓舞今天的英国人，增强他们的决心去摧毁一个远比拿破仑强加于整个欧洲大陆的暴政更为强大、更为残酷的侵略性军事专制。（《华兹华斯的政治观》）
借助华兹华斯的思想与洞见，他呼吁国人奋起抵抗，摧毁残酷且不义的军事专制，保卫民族的荣誉与自由。
自缔结《亚眠和约》（1802）以来，至滑铁卢战役（1815）之前，面对拿破仑的军事霸权，英国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状况中呢？戴雪列举一系列历史事实，勾勒出“一段举国沮丧的岁月”。他一再强调：英国人“背负着几近懦弱的道德压抑”;“波拿巴持续获胜造成的沮丧无力感，对英国构成了毁灭性的威胁”;政治家和将领也普遍对战争的最后胜利感到怀疑。戴雪着力把捉、刻画国人在战争中的道德与精神状态，向读者展开一幅充满着自我怀疑、精神分裂的灰暗图卷。
然而，华兹华斯的政治学说令这幅精神图卷变得明亮起来，为之注入生气与希望，产生了“未被阐明其价值的直接影响”。“它让联合王国中每个憎恶波拿巴专制的人站在了一起，他们认识到英国有义务通过一场无法抗拒的战争来挽救自己，反击法兰西皇帝的侵犯，继而确保每个受到该帝国强大力量威胁或奴役的欧洲国家的独立。”戴雪引用司各特对华兹华斯的评价，论证他给英国人带来的感召与激励。司各特在读到华兹华斯的《论〈辛特拉协定〉》时写道：“我很赞同他。唉！在这场令人绝望的比赛中，我们需要除了勇气和美德之外的一切。我们的对手拥有人类的技能、知识、难以言喻的果断、阴险，兼具行动和手段。我们只能像獒犬那样勇敢、盲目而又忠诚地战斗。”戴雪注意到，在华兹华斯发表《论〈辛特拉协定〉》之后，“战争得到英国人的热情支持，那些还持反对意见的辉格党人很快分崩离析”。战争由反对法国转变成保卫英国的民族之战。在很大程度上，这一转变彰显了华兹华斯的政治技艺。不仅如此，另一事实也充分证实了华兹华斯的远见：十九世纪英国的对外政策只要和华兹华斯的政治技艺相符，就会取得显著成功;而只要预期有所偏离，就会以失败告终，或至多以非常可疑的成功收场。
那么，华兹华斯的政治技艺具有什么样的特征呢？华兹华斯的上述影响表明，他政治技艺主要表现为一种理性的洞见与判断，以及一种道德与精神的力量。按照戴雪的歸纳，华兹华斯是一位道德家，对正义的胜利怀有绝对的信念，他还具有先知般的严肃与远见，热爱一切真正的民族国家的独立，并且怀有强烈的英国爱国主义情怀。所以，就其实质而言，戴雪所谓的“政治技艺”是对政治的深刻洞见，是一种政治理念，以及不屈不挠地守护这种理念的健壮品格。戴雪将华兹华斯的政治技艺概括为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
在阐述华兹华斯的民族主义原则时，戴雪特意分析了华兹华斯对英苏联合的态度。“华兹华斯再次清楚地认识到，像苏格兰与英格兰这样被不同民族情感所激励的国家，在各自骄傲地回顾自己民族成长的历史后，可能会正确而明智地为了组成更伟大、更强大的大不列颠国而牺牲他们各自的某些特色。在他看来，当统一能极大地提升民族独立的安全时，就非常值得为此牺牲某些情感。”尽管戴雪仍然强调，华兹华斯更加关注维持或恢复现有民族的独立，而非创造新民族，但这也足以表明：在华兹华斯心中，民族不是一个僵化、静止的概念，它是开放的，处在不断的生成变化中。所以，为了共同的利益，现有民族也可以自愿联合与融合，形成新的政治民族。在很大程度上，民族是一个道德概念，而非政治概念，它在漫长的历史中获得了自身的文化传统，也具有统一的理性与意志，它可以选择联合也可以选择自身的政制。在华兹华斯看来，正义维系于民族的自由独立，任何以武力干涉他国政治独立，试图创立统一帝国的行为皆为不义。因此，但凡有国家拥有了不可抵抗的军事力量，危及他国独立时，各民族就应当合力将之击溃，建立起一种新的势力均衡。亦即，华兹华斯呼吁的“均衡”不只是出于安全考虑，更是正义与道德的要求。 自然，“爱国主义”会从这样的民族主义中化育生长出来。但是，民族的道德内涵也暗示着，华兹华斯倡导的爱国主义具有其精神性与批判性，绝不是盲目拥护国家的一切现实政策与行为。正因为此，当英国在一七九三年向法国宣战，对法国革命进行干预时，华兹华斯感到震惊且愤慨，“当不列颠武装起来，拿出自由之邦所具有的力量，加入反对法国的同盟中，这时我该做何感想！哦，可叹，可耻”。一七九八年之后，当华兹华斯意识到战争的性质已经改变，他对英国的拳拳爱国心就得到恢复与增强，并驱使他在一八○○年之后力促与法国开战。所以，华兹华斯深爱的英国是那个“自由之邦”，是那个凝结了灿烂文明与悠久历史的不列颠，是精神和道德意义上的祖国。无疑，华兹华斯的民族概念指向政治体的道德基础，指向人性，也道出了政治联合的根本动力。正因为如此，华兹华斯的政治技艺才能打破政党的成见，并最终弥合分裂，将一党独立支撑的反法战争转变成“保卫英国的民族之战”。
一战爆发，英国再次面临与拿破仑战争颇为类似的境况。在此危难时刻，戴雪受华兹华斯启发，拾起笔墨，以老迈之躯“履行希望之职责”。戴雪希望，通过阐发华兹华斯的学说，通过展示他对人类本性的深刻洞见，在英国人心中唤起“最神圣的希望”，唤起他们的爱国热情，保卫家园、荣誉与正义的英雄气概。
华兹华斯既非出身于政治世家，也从未涉足政坛，但戴雪称之为政治家，还大力赞赏其政治家品格，费心阐发其“政治技艺”。不仅如此，戴雪还把华兹华斯故乡威斯特摩兰的自耕农称为“政治家”。对戴雪而言，政治家意味着什么呢？
华兹华斯是个诗人，为何能够获得政治技艺？戴雪首先分析了他的成长环境及其所受的教育，认为环境赋予了他“一个英国政治家少有的巨大优势”。他在威斯特摩兰的自耕农中间长大，乡村生活赋予了他独立自主的精神与共和主义情结。在成長过程中，华兹华斯感受着最本真、未受压抑的人性，观看着自然形成的习俗，体验着独立自主的法律与道德，因此，他对政治秩序便有最本真的理解。不仅如此，他还在文法学校和剑桥大学接受了良好的博雅教育，在一生中亲身感受到贫穷与富裕的眷顾。因此，他既能从绅士的角度，也能从自耕农的立场出发，获得对生活的整全的理解。另外，他从伯克那里学习到历史方法，从而能够摆脱抽象观念，回归现实。
自然、博雅教育与历史结合在一起，使之既能洞悉人性，把握道德秩序之根基，又能现实地理解政治，抛却抽象原则带来的幻想与错谬。更何况，华兹华斯还具有天生的合理的判断力。于是，他的政治识见就能克服党派的局限，甚至超出“托利党或辉格党的理解范围”。
那么，政治家何为？在戴雪看来，他必须具有关于人性的知识，必能把握政治秩序最稳固、最自然的原则与基础，又能坚定地守护其理念，履行“希望之职责”，唤起国人对正义秩序的信心。对政治家而言，最重要的品质正是这种洞见与责任，而非操弄权术的手腕。只有这样的政治家才能守护民族的历史文化、自由与统一。
当我们回想起戴雪在晚年的战斗，我们就能理解，他对华兹华斯政治技艺的论述又何尝不是他的夫子自道呢？
一、保卫联合：宪法学家的战斗
戴雪不是一个书斋式学者，他密切关注并积极参与现实政治。按照传记作家科斯格罗夫的讲述，戴雪的一生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五十岁以前，戴雪一直在法学领域接受教育与历练，最终成长为一代宪法学宗师。一八八五年，《英宪精义》的出版代表了这个阶段的完成。自此之后，戴雪的生活与写作都极大地介入现实政治，尤为关注爱尔兰问题与一战。
继一七○七年英格兰与苏格兰实现议会联合之后，爱尔兰也在一八○一年与英国合并。英苏联合消解了两地在历史上的敌视、偏见与隔阂，为之带来持久的稳定与繁荣。然而，英爱联合并未再续辉煌，为不列颠开创新的太平盛世，反而埋下了隐患，以致暴力冲突不绝。
一八四五年，爱尔兰遭遇虫灾，几无收成，以致饿殍遍野，近八分之一人口迁往国外。面对灾难，英国政府没有采取积极救济措施，致使民怨沸腾，起义、暴动连绵不绝。一八七○年，“爱尔兰自治会”成立。一八七九年，帕内尔成为“自治会”领袖，呼吁农民开展反抗地主的斗争。自治运动受到爱尔兰农民的普遍支持。
一八八六年，自由党与“自治会”联合组阁，格拉斯顿随之提出“爱尔兰自治法案”。根据这个法案，爱尔兰将组织自己的议会，处理爱尔兰自己的事务，爱尔兰自治政府对爱尔兰议会负责，伦敦政府只控制爱尔兰的外交、军事、铸币等事务。这个安排把爱尔兰放到了与英国海外自治领土同等的地位上。格拉斯顿法案受到保守党与联合主义者的反对。
面对因爱尔兰问题带来的政治分裂，戴雪毫无保留地遵循联合主义。在戴雪看来，格拉斯顿法案构想的内部自治破坏了不列颠的议会主权，造成了宪法危机。戴雪对爱尔兰问题的关注是其学说在行动上的自然延伸，他的论辩亦是他对英宪原则的保卫和守护。戴雪在一八八六年五月加入维持联合自由委员会，并在六月完成书稿《反对内部自治的英国案例》。戴雪认为，爱尔兰自治不仅危及国家的政治联合，颠覆英帝国的扩张，也会导致联合王国内部的宪法革命。当然，内部自治绝不会满足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独立要求。内部自治没有意义，因为与爱尔兰的联合是一个非此即彼的命题，没有任何妥协的空间。
“联合”是王国伟大的象征，它凝聚了政治家的智慧、英国古老的政治自由传统，以及宪法精神。正是因为“联合”，不列颠才在十九世纪成为主导世界的力量。在戴雪看来，爱尔兰自治不仅会破坏不列颠的政治统一，也将瓦解帝国的精神秩序。根据戴雪的论证，因自治而产生的分离将导致如下后果：推翻英格兰政治家几个世纪的政治成果;国家放弃权力，走向消亡;不列颠将会损失人力与财力，不列颠西海岸也将面临潜在的威胁;联合王国将会因此蒙羞。在这四条理由中，除了国家安全，其他三条理由都指向了精神因素—政治家的智慧，以及因此产生的权力意志与荣誉。所以，值此危机时刻，保卫联合与英宪的最好方式就是唤醒联合的精神，让政治家清晰认识到凝聚在“联合”中的智慧、权力意志与荣誉。
《反对内部自治的英国案例》出版后，他给保守党领袖索尔兹伯里勋爵、自由党首领格拉斯顿都赠送了著作。也因此，在八十五岁高龄之时，他仍与R.S.雷特合作著述《思索英格兰与苏格兰的联合》。可以说，戴雪将自己的天鹅之歌送给了“联合”。戴雪着力证明：联合建立了一个新的统一国家，又未破坏英格兰或苏格兰的身份认同，联合是政治家才能的胜利。英格兰与苏格兰的联合支撑起了他毕生的信念：民族主义（nationalism）在创建更大的政治联合体时得到了最好的表达，民族性精神（spirit of nationality）则会制造冲突，令更大的国家分裂。民族主义与民族性精神都立基于共同的传统、文化认同。但是，前者永远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能够容纳、接受并归化身份差异，从而能够化育出持续更新、成长的政治民族，塑造更大的政治体。后者则呈现出一种封闭的心态，把差异当成认同的边界，进而排斥差异，制造敌对与矛盾，只能令民族不断萎缩，国家亦随之分裂。
从《反对内部自治的英國案例》到《思索英格兰与苏格兰的联合》，从一八八五年至其生命的最后时光，戴雪一直都在密切关注着爱尔兰问题，毫不妥协地批评内部自治，也意气昂扬地为“联合”辩护。只有当爱尔兰自治运动因一战的爆发中止，戴雪才暂时将注意力转向战争。但是，他维护民族统一的政治理念仍然一以贯之，并未因战争而动摇。也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样的危难时刻，戴雪发现了华兹华斯的政治家美德，发现了华兹华斯可能给予当前这一代人的教训。
二、战争：戴雪的华兹华斯时刻
一九一四年七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关注爱尔兰命运的同时，发生在欧洲大陆上的战争也越发地牵动着他的神经。自一九一八年起，一战超越爱尔兰，成为戴雪关注的首要问题。
戴雪很早就断定，与德国的战争可能会持续得比拿破仑战争更为漫长。当战争陷入僵局，维持抗战热情的需要不断增长时，戴雪也拿起唯一可供他支配的武器，用笔投入战斗。戴雪对民族精神与爱国主义的赞赏超过其他一切公民美德。大敌当前，英国各阶层人民同仇敌忾，展现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英国人民在危难中的团结令戴雪大为感动。在与朋友的通信中，他反复盛赞这一“民族精神的壮丽爆发”。在他写作《英宪精义》第八版导言的结尾时，感动与希望也自笔端倾泻而出。这段文字很像《君主论》的结尾，他也像马基雅维里一般，呼吁国人团结起来，点燃抗战的激情，执干戈以卫社稷、自由与正义。 诚如是，英格兰，以普天臣民的热烈同情，自愿以战争的危险及苦痛，交换和平的幸福;而且这番战斗并非因为要扩大幅员或博取军事光荣，诚以这些事业及功绩她已有相当成就;其实这番战斗却是因为要强制执行国际正义的一条规则，与维持人道的重大使命。这是一个极好征兆，要预报大众政治在将来欣然向荣，并要预报人类在刚德与正义的大道上进展。此类事实足以激起英格兰及法兰西青年的一种观感，即是，现代青年就是天堂的所在;此类事实不但足以慰藉老者，他们为了许多政治的醒觉与失望，几乎陷于绝望的境地，而且使老者喜极涕零，自庆依然健在，犹得及身亲见次日，当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战旗一竖，万夫响应，无种族的界限，又无阶级的界限，大家一致齐集于民族的旗帜之下，相与抗拒一个已受军国主义洗礼的民族所有力量，幻想与傲慢夸大心理。无论牺牲到了什么程度，总要坚持到底，以求取及保证人道、自由与正义的最后胜利于全体的文明世界。（《英宪精义·第八版导言》）
英国人民的爱国热情给予他极大的鼓舞，一扫爱尔兰自治给他带来的郁愤，重新唤起他对民族命运的信心。在上面的这段引文中，戴雪讲述了截然相反的两种心境：一种近乎绝望，一种则振奋且欣喜。结合戴雪的写作语境，我们不难理解他因何失望。两种心境的对照也暗示了戴雪对当下政治家的批评：他们被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左右，不能预见爱尔兰自治必将造成国家分裂的危机，没有尽到爱国的责任。国人，尤其是青年勇于为国捐躯的英雄气概慰藉了他，也重新唤起这老者心中的献身精神与责任感，使他决心以写作的方式为国效力。
一战的情势让戴雪联想起拿破仑战争。他认为，大不列颠必须像一百年前那样坚韧不屈，政治家也应如一百年前那般，具有健全的判断、彻底击溃敌人的武德与决心。正是在这样的类比中，华兹华斯引起了戴雪的共鸣。华兹华斯创作了不朽的诗歌，记录并反思着他的时代。他也像戴雪一样，对时代的重大事件做出思考与回应，热情参与公共生活。一百年之后，新的大战来临，戴雪发现，他的思考依然振聋发聩、富有教益，他的政治家风范也值得今人效法，具有警示与借鉴的意义。正是在这样的时刻，戴雪先后发表了《华兹华斯论〈辛特拉协定〉》（1915）与《华兹华斯的政治观》（1917，中译亦作《论华兹华斯的政治家气质》），他在书中写道：
在英国和拿破仑展开伟大战争（从1802年至1815年）的危急时刻，华兹华斯以最高贵的语言向英国政治家和英国人民提出了最明智的忠告—他在很多年前就预见、思考并宣告了十九世纪支配或影响欧洲每个国家外交政策长达半个世纪之久（1820-1870）的民族主义学说;而他在英国与拿破仑的战争期间提出的政策所暗示的问题与包含的教训，与当下为保存大英帝国及其他所有自由国家的独立而加入一场世界大战的英国休戚相关。我之所以试图证实华兹华斯在十九世纪前五十年的政治技艺中所展现出来的洞见和远见，实际是被一种模糊的希望鼓动着：华兹华斯的思想和文字曾经鼓舞和增强了我们的先辈对拿破仑专制的抵抗，而这同样可以鼓舞今天的英国人，增强他们的决心去摧毁一个远比拿破仑强加于整个欧洲大陆的暴政更为强大、更为残酷的侵略性军事专制。（《华兹华斯的政治观》）
借助华兹华斯的思想与洞见，他呼吁国人奋起抵抗，摧毁残酷且不义的军事专制，保卫民族的荣誉与自由。
三、民族主义：华兹华斯的政治技艺
自缔结《亚眠和约》（1802）以来，至滑铁卢战役（1815）之前，面对拿破仑的军事霸权，英国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状况中呢？戴雪列举一系列历史事实，勾勒出“一段举国沮丧的岁月”。他一再强调：英国人“背负着几近懦弱的道德压抑”;“波拿巴持续获胜造成的沮丧无力感，对英国构成了毁灭性的威胁”;政治家和将领也普遍对战争的最后胜利感到怀疑。戴雪着力把捉、刻画国人在战争中的道德与精神状态，向读者展开一幅充满着自我怀疑、精神分裂的灰暗图卷。
然而，华兹华斯的政治学说令这幅精神图卷变得明亮起来，为之注入生气与希望，产生了“未被阐明其价值的直接影响”。“它让联合王国中每个憎恶波拿巴专制的人站在了一起，他们认识到英国有义务通过一场无法抗拒的战争来挽救自己，反击法兰西皇帝的侵犯，继而确保每个受到该帝国强大力量威胁或奴役的欧洲国家的独立。”戴雪引用司各特对华兹华斯的评价，论证他给英国人带来的感召与激励。司各特在读到华兹华斯的《论〈辛特拉协定〉》时写道：“我很赞同他。唉！在这场令人绝望的比赛中，我们需要除了勇气和美德之外的一切。我们的对手拥有人类的技能、知识、难以言喻的果断、阴险，兼具行动和手段。我们只能像獒犬那样勇敢、盲目而又忠诚地战斗。”戴雪注意到，在华兹华斯发表《论〈辛特拉协定〉》之后，“战争得到英国人的热情支持，那些还持反对意见的辉格党人很快分崩离析”。战争由反对法国转变成保卫英国的民族之战。在很大程度上，这一转变彰显了华兹华斯的政治技艺。不仅如此，另一事实也充分证实了华兹华斯的远见：十九世纪英国的对外政策只要和华兹华斯的政治技艺相符，就会取得显著成功;而只要预期有所偏离，就会以失败告终，或至多以非常可疑的成功收场。
那么，华兹华斯的政治技艺具有什么样的特征呢？华兹华斯的上述影响表明，他政治技艺主要表现为一种理性的洞见与判断，以及一种道德与精神的力量。按照戴雪的歸纳，华兹华斯是一位道德家，对正义的胜利怀有绝对的信念，他还具有先知般的严肃与远见，热爱一切真正的民族国家的独立，并且怀有强烈的英国爱国主义情怀。所以，就其实质而言，戴雪所谓的“政治技艺”是对政治的深刻洞见，是一种政治理念，以及不屈不挠地守护这种理念的健壮品格。戴雪将华兹华斯的政治技艺概括为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
在阐述华兹华斯的民族主义原则时，戴雪特意分析了华兹华斯对英苏联合的态度。“华兹华斯再次清楚地认识到，像苏格兰与英格兰这样被不同民族情感所激励的国家，在各自骄傲地回顾自己民族成长的历史后，可能会正确而明智地为了组成更伟大、更强大的大不列颠国而牺牲他们各自的某些特色。在他看来，当统一能极大地提升民族独立的安全时，就非常值得为此牺牲某些情感。”尽管戴雪仍然强调，华兹华斯更加关注维持或恢复现有民族的独立，而非创造新民族，但这也足以表明：在华兹华斯心中，民族不是一个僵化、静止的概念，它是开放的，处在不断的生成变化中。所以，为了共同的利益，现有民族也可以自愿联合与融合，形成新的政治民族。在很大程度上，民族是一个道德概念，而非政治概念，它在漫长的历史中获得了自身的文化传统，也具有统一的理性与意志，它可以选择联合也可以选择自身的政制。在华兹华斯看来，正义维系于民族的自由独立，任何以武力干涉他国政治独立，试图创立统一帝国的行为皆为不义。因此，但凡有国家拥有了不可抵抗的军事力量，危及他国独立时，各民族就应当合力将之击溃，建立起一种新的势力均衡。亦即，华兹华斯呼吁的“均衡”不只是出于安全考虑，更是正义与道德的要求。 自然，“爱国主义”会从这样的民族主义中化育生长出来。但是，民族的道德内涵也暗示着，华兹华斯倡导的爱国主义具有其精神性与批判性，绝不是盲目拥护国家的一切现实政策与行为。正因为此，当英国在一七九三年向法国宣战，对法国革命进行干预时，华兹华斯感到震惊且愤慨，“当不列颠武装起来，拿出自由之邦所具有的力量，加入反对法国的同盟中，这时我该做何感想！哦，可叹，可耻”。一七九八年之后，当华兹华斯意识到战争的性质已经改变，他对英国的拳拳爱国心就得到恢复与增强，并驱使他在一八○○年之后力促与法国开战。所以，华兹华斯深爱的英国是那个“自由之邦”，是那个凝结了灿烂文明与悠久历史的不列颠，是精神和道德意义上的祖国。无疑，华兹华斯的民族概念指向政治体的道德基础，指向人性，也道出了政治联合的根本动力。正因为如此，华兹华斯的政治技艺才能打破政党的成见，并最终弥合分裂，将一党独立支撑的反法战争转变成“保卫英国的民族之战”。
一战爆发，英国再次面临与拿破仑战争颇为类似的境况。在此危难时刻，戴雪受华兹华斯启发，拾起笔墨，以老迈之躯“履行希望之职责”。戴雪希望，通过阐发华兹华斯的学说，通过展示他对人类本性的深刻洞见，在英国人心中唤起“最神圣的希望”，唤起他们的爱国热情，保卫家园、荣誉与正义的英雄气概。
四、政治家何为？
华兹华斯既非出身于政治世家，也从未涉足政坛，但戴雪称之为政治家，还大力赞赏其政治家品格，费心阐发其“政治技艺”。不仅如此，戴雪还把华兹华斯故乡威斯特摩兰的自耕农称为“政治家”。对戴雪而言，政治家意味着什么呢？
华兹华斯是个诗人，为何能够获得政治技艺？戴雪首先分析了他的成长环境及其所受的教育，认为环境赋予了他“一个英国政治家少有的巨大优势”。他在威斯特摩兰的自耕农中间长大，乡村生活赋予了他独立自主的精神与共和主义情结。在成長过程中，华兹华斯感受着最本真、未受压抑的人性，观看着自然形成的习俗，体验着独立自主的法律与道德，因此，他对政治秩序便有最本真的理解。不仅如此，他还在文法学校和剑桥大学接受了良好的博雅教育，在一生中亲身感受到贫穷与富裕的眷顾。因此，他既能从绅士的角度，也能从自耕农的立场出发，获得对生活的整全的理解。另外，他从伯克那里学习到历史方法，从而能够摆脱抽象观念，回归现实。
自然、博雅教育与历史结合在一起，使之既能洞悉人性，把握道德秩序之根基，又能现实地理解政治，抛却抽象原则带来的幻想与错谬。更何况，华兹华斯还具有天生的合理的判断力。于是，他的政治识见就能克服党派的局限，甚至超出“托利党或辉格党的理解范围”。
那么，政治家何为？在戴雪看来，他必须具有关于人性的知识，必能把握政治秩序最稳固、最自然的原则与基础，又能坚定地守护其理念，履行“希望之职责”，唤起国人对正义秩序的信心。对政治家而言，最重要的品质正是这种洞见与责任，而非操弄权术的手腕。只有这样的政治家才能守护民族的历史文化、自由与统一。
当我们回想起戴雪在晚年的战斗，我们就能理解，他对华兹华斯政治技艺的论述又何尝不是他的夫子自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