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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站在外省小资青年和都市中产阶级的立场上书写市民与消费文化、艺术和知识生产的“新生代”作家邱华栋，近些年开始转入了历史题材和武侠小说。可以看出，乡土的美学价值和城市文学的确然对象，并没有力量困囿他的笔尖。在《唯有大海不悲伤》《鳄鱼猎人》和《鹰的阴影》三部最新的中篇小说里，主人公向着太平洋深海的礁堡和鱼群潜行、向着澳洲食人鳄和杀人犯进攻、向着珠穆朗玛峰攀登。作为众所周知的坦率作者，邱华栋直截了当地将自己的故事发生学和盘托出——
这些年，我搜集了不少有关地图的书。比如《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古代世界历史地图集》《改变世界历史的一百幅地图》《地图之王——追溯世界的原貌》《谁在地球的另一面：从古代海图看世界》《中外古地图中的东海和南海》《失落的疆域——清代边界变迁条约地图》等，有几十种。这些地图能够把我带到很远的地方，带到时间和历史的深处，让我发现、揣摩、想象到一般人很难体会的关于历史地理、时空交错的那种有趣和生动的场景。①
写作肇始于一次顽童的游戏：摆弄着地球仪，“我点了九次，戳停了九个地方”。这九个地方，分别是太平洋、澳大利亚、古巴、巴西、俄罗斯、法国、冰岛、中非和中亚。这种上帝掷骰子的方式，指哪儿打哪儿任意匹配，背后却可能蕴含着地球版图的中国式建构意识。作者紧接着提出了挑战：“我能写写这些地方的中国人的故事吗？这些地方，我大部分都去过，在这些地方，我碰见了一些有趣的外籍华人或中国人，他们早就拥有了自己独特的故事。”就这样，以地图作为方法，展开了中国故事。无论是海外探险、旅行，还是移民定居，他们身上都烙下了一种不同以往的观念样态。如果说，《山海经·海外北经》里夸父是中国神话和传说中最古老的进取意象，现在邱华栋笔下的新型中国人的形象，既延续了张骞、玄奘、徐霞客、余纯顺的传奇探险，又兼容了民族国家概念的近代诉求，甚至萌生出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主义意识。这也许暗含了近年来“讲好中国故事”的心理诉求。
一
70后和80后作家受到自我生活状态的影响，更倾向于沉溺个人经验。近十年来他们开始从个体情绪的门庭内踱步而出。但是邱华栋的转向是迅速发生的，在最初几年的成长小说写作阶段结束后，他就集中地挖掘90年代最为庞杂和新鲜的写作资源——城市。正如波德里亞所说：“今天，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②邱华栋小说也是以影像来展示这样的丰盛和过剩感觉，服饰、食品和炫耀性消费在他笔下具有强烈和密集的视觉冲击力，而叙述主体自己也毫不掩饰其歆羨之情，“有时候我们驱车从长安街向建国门外方向飞驰，那一座座雄伟的大厦，国际饭店、海关大厦、凯莱大酒店、国际大厦、长富宫饭店、贵友商城、赛特购物中心、国际贸易中心、中国大饭店，一一闪过眼帘，……从而在一阵惊叹中暂时忘却了自己”。（《城市中的马群》）
将于连和拉斯蒂涅复活在北京这座城市，邱华栋书写了许多被欲望和奋进心态支配的青年在城市的碰撞和荣耀。无论是为了生存还是为了梦想，他们都是城市的“闯入者”，必然要遭遇文化震惊（culture shock）的迎头痛击和深刻的物质匮乏。他们共同的城市感受，就像邱华栋曾写道的：“觉得自己是这座森林中的一只鸟，一只奇怪的鸟，也许还瘸了一条腿，像某种鹳类那样在大街边向城市眺望。”（《闯入者》）然而尽管意识到当代城市的本质如同战车，他们也必须志得意满地投掷自己：“在我们面前，毁灭和新生的力量和实践一起在等待着我们，等待着我们以城市为战场与它交锋。”（《手上的星光》）可以明确地辨别出，邱华栋所写的欲望背后真正的支撑是现代人认同的价值观念、竞争意识和理性能力。“这个时代的骄子们，也正是在这里进行着厮杀拼搏、勾心斗角与明枪暗箭、你来我往与利益均沾。在城市中那复杂的人际关系里，在蜘蛛网一样的利益格局里，各种各样的社会成员都在寻求自己的最大利益。在一个转变的大时代里，谁能够成为一个利益链条中的上游分子，谁就铁定赢了。”（《开盘》）在这个一维向上的通道里，个体素质越卓越的人，就越能够占据更多的物理空间，同时还意味着他在精神空间上也能匹配相应限度的舒展。
跟着邱华栋的急促脚步，我们对北京的商业地图如数家珍，也窥视了不够体面的脏乱角落，还见证了一个群体的身份转型。传统乡土的时间和古老文学中静止的人性在这里不起作用。在以经济为思维主导的逻辑里，空间的定位、占据和扩张才是不二法门。从乡村到城镇，从一般的城镇到特大都市，其中的佼佼者跃升为精英，主导着高阶的生活方式和艺术趣味。这样的巨大变动在80年代陈奂生上城前可以说是天方夜谭。90年代和新世纪的全球化潮流搅动了更巨大的迁徙，也用各自的符号和想象堆砌起来一座全新的、可供制造身份认同的资源大厦。正如15世纪欧洲兴起的“印刷资本主义”和航海大发现潮流里，精美的地图成为新兴资产阶层趋之若鹜的商品。当他们完成了阶层的层层攀越后，视野和行动的地图就会得到刷新，换成更大更远的地方。
邱华栋笔下的人物多是强大的奋斗者。也许，即便这些人来到荒岛，他也能成为中国的鲁滨逊，渔猎、种植、制造、御敌样样拿得出手。他们可以随着生存境遇的变化而改变自己。
有一个细节颇值得称道，在登山勇士陆英勇的故事里，邱华栋的设计是他在2008年就及时地完成了商业转型;杜飞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定居澳洲。2008年是一个怎样的年份？是北京奥运会、汶川地震及金融危机的那年，也是上海世博会举办的前一年，是希望和崩塌交融的一个著名时刻。可以说从世纪末到2007年，都是抵达这个高潮的漫长序曲。这些中国新中产阶层的成长得益于这几年的中国姿态。聊可为例证的还有青年作家周嘉宁的小说《基本美》里，主人公的人生体验和社会认知不断回到那个精神坐标一般的2008年。
问题是，中国的新兴中产阶层并没有按照初始设计生长为有效的政治力量，反而在所谓“消散的现代性”里意外收获了不少问题，物质和快节奏叠加的生活仍然露出了情感上千疮百孔的本质，渺小的个体在庞大的城市之中的主体性孱弱乃至消解则是无疑的。那些野心勃勃才华横溢愤世嫉俗的“外来者”，终于在这个意义上，摆脱了都市中产阶层的凡俗面貌，在邱华栋的笔下获得了自己的精神属性。因此，《唯有大海不悲伤》和2000年发表的《内河航行》有一致性情感结构。这个父亲和那个母亲，都把与河海的接触作为接纳人生不完美的一个契机。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勇者的故事让人联想到了《老人与海》《白鲸》《乞力马扎罗的雪》等作品之中健朗背后的哀伤和宁静。 在一个我们已置身其间的世界之中写作，是这一代中国作家必须学会的事情。学术意义上的“海外华文写作”谱系里的严歌苓、张翎、虹影、陈河等作家的创作暂时不归入我们的讨论。20世纪90年代《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北京人在纽约》这类影响甚广的大众文化可能是最初的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故事，阎真《曾在天涯》也以留学生群体补充了它的面向。王安忆的两年前的中篇小说《向西，向西，向南》中，从中国大陆到柏林、纽约再到圣迭戈，女人们就是在行走的生活流中完成寻找，人生角色定位的内驱力让她们不断前行。这已然是一个完整的中国故事。从社会主义美学视角上生发出来的“讲述中国故事”的倡议有它的时代和思想价值，但那些“中国经验与美感”潜沉在我们的历史之中，却忘了要去包含一种开放性元素，即便开放性本身有着泥沙俱下鱼目混珠的嫌疑，因此也就不足够有力地开发民族的自我表述能力。蒋一谈有一本小说集《China Story》，几乎是我们现在“中国故事”话语的不经意肇始，其中探讨的问题有父子亲情与英语语言、生态入侵和国族的认知关系。鲁敏的小说集《荷尔蒙夜谈》，几乎篇篇都是在为荷尔蒙背书，尤其是以空姐为主人公的《坠落美学》《三人二足》故事里，人的意志主宰几乎消失，呈现出了当代中国那些“难以言明”的悬空状态。以上作品的触觉不可谓不敏锐。
邱华栋的中国故事没有那样的细致和妥帖，也没有那么颠沛和幽暗，甚至因为主人公和作者本身的强者姿态，他抬起脚就往前冲锋、捉上笔就铺开了纸。刘震云这样评价他“他要的就是浑浊和新生，……所以我说他是一个前行者。是一个喜欢新鲜和占先的前行者。”③结合小说初始时的地图灵感，邱华栋的文字可以说有主题先行的嫌疑，但是他对于自己写作的方法论的掌控实在令人咋舌。他就和笔下那些新中国人一样，坚定强悍，未知的地图，去去再说。
二
人类学者列维-施特劳斯以这句话为《忧郁的热带》开篇：“我讨厌旅行，我恨探险家。”因为“探险只是人类学者工作过程中无可避免的障碍之一”④，作为严谨的学者，他批评的是无价值的猎奇行为和当时的法国琐碎的社会风气。近年来，随着数量越来越庞大的“中产阶级”对于健康生活的消费需求，一系列旅行配套的服务和可复制的攻略规则的出现，让行走成為新的休闲方式和巨大的产业链条。当普通游客还满足于景点游览和海外旅行团的时候，一批更为挑剔的精英已经开始对极端地区的不确定性体验趋之若鹜，那被认为是人类少有的充满意义的活动，对主流文化的批判式叛逆。
大而化之地看待，旅行是串联文明最快捷的方式。梁启超《欧游心影录》、瞿秋白《赤都心史》、改革开放之初的出国考察报告、余秋雨《文化苦旅》、张承志《鲜花的废墟》和贺桂梅《西日本时间》，这些撷取自欧美东亚和广阔内陆的见闻有助于在文化意识和制度建构方面发展社会。邱华栋从文学虚构上打开了个人旅行见闻的通道。
《唯有大海不悲伤》里主人公胡石磊的幼子被直流吞噬，在无法预估的命途面前，他难以接纳原本的生活，而此时海洋世界新生和寂灭并存的生机吸引了他，“他展开地图，看到了在中国和美国，还有澳大利亚和南太平洋的小岛国之间，有那么大的一片海域，这就是整个太平洋。在这个广袤的大洋上，从中国、日本到菲律宾、印尼，再到澳大利亚、斐济、汤加、库克群岛，还有南极的北面，一大片的海域里，有着星星点点的、被自由潜水组织标明的最佳潜水点。”
《鳄鱼猎人》中，新一代移民杜飞在妻子配合下机敏地抓捕了杀害同胞的当地凶手，甚至协助另一位勇士捕囚食人鳄鱼。完成两大壮举后，夫妻二人开始自驾游览澳大利亚，探索这片他们十年前选定的大陆。“经过阿德里德莱佛、凯瑟琳、纽卡斯尔沃特斯、滕南特克里克、巴罗克里克、艾丽斯斯普林斯这些听上去音节清脆的节点般的小镇，然后，他们到达库格拉镇，休息了一天，他们从那里再继续前往乌鲁鲁—卡塔楚塔国家地质公园，前方就是艾尔斯巨岩——一块横断的截面般的红色巨岩，海拔一千多米，是澳大利亚这块大陆大岛的象征，正在远方，等待着他和龚蓉的来临。”
《山的阴影》是关于校友周翔和陆英勇的登山故事，后者“登上了好几座世界上最有名的山峰：乞力马扎罗峰、麦金利峰、厄尔布鲁士峰、文森峰和查亚峰，分别属于非洲、北美、欧洲、南极和大洋洲。他还到达过南极点和北极点”。
可见，他们并非直奔城市文明和商业社会，反而投身人体极限之旅、进入人迹罕至之地。这些人已经甩掉了20年前的城市闯入者吕安们的悲戚神情，也不是10年前的记者、教授这类以文化资本获取精英地位的人。他们不再直接受限于人和人的竞争关系与等级秩序。书中写到的大部分人都是古典意义上的英雄，比如与俄罗斯寡头斗争终致残疾的雅辛娜父女、与杀人凶手死磕的杜飞、无悔地保持着向上姿态的登山者、不顾自身安危把朋友从死亡线上拽上去的美国人皮特……即便受伤、牺牲，但他们的精神却绝不陨落。与此相伴随发生的，则是新生：深海里蓬蓬勃勃的繁殖、女华人给腹内胎儿的勇敢教育、周翔向着新婚妻子的坚定回归。在经典谱系上，这些中国人的故事可被视为成长小说。被施特劳斯鄙视的探险，其实和他的人类学调查所抱有的对文明的敬意，没有真正的区别。他在《忧郁的热带》里引用夏多布里昂《意大利之旅》中的一段话正可做说明：“每一个人身上都拖着一个世界，由他所见过、爱过的一切所组成的世界，即使他看起来是在另外一个不同的世界里旅行、生活，他仍然不停地回到他身上所拖带着的那个世界去。”⑤
人除了有勇力，更重要的是内在生命意识，是一种敬畏感。比如，即便登顶成功，人的贡献也仅仅是在瞬间为山峰增加了一米而已，山本身岿然不动。如大卫·霍克尼说：“海洋是它们的地盘，是它们的天地，在这里，人类不过是些客人，最好不要把自己想象成一个主人。”（《唯》）抹香鲸和大王乌贼你死我活的鏖战留下的仅仅是勇者的尸骨。海洋世界里每一秒都在生成壮烈的鏖战和死亡，人类社会的得失荣辱和大悲大恸就像是螺蛳壳里的道场——
南极的冰原开阔无垠，人太渺小了，这里太浩瀚了，浩瀚到了你简直置身于星空和宇宙里，没有任何参照物能够让你觉得这里有边界。这里的一切都是减法，你什么都看不到，除了来到这里的人自己。没有苍蝇，没有苍鹰，没有岩石，没有乌鸦和马匹。我这一路前往南极点就没有看到一只企鹅。冰原上走动着的，就是我们这些人。我们人人都是逃犯，又像是在追捕自己的镜子里的猎人。（《鹰的阴影》） 如果说人类学者的记录是文明的悲哀讣告，那么文学家却复活了大地的奥秘。也许应该说，在今天，旅行内部所规定的路线设计有力地组织着我们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不是现代人发明了文明，而是文明将人们卷入了一种生活。20世纪初，西方探险家的愿景就是要在依旧有许多空白的地图上增加路线和驻扎点。一方面，人们执着于把自然纳入自己的权力领域，另一方面，当这些人在这些人迹罕至处感受到了漫游的魅力，在文明的明日边缘，冒险也就真正褪去了肤浅的意识形态外衣。以赛亚·伯林认为，在一个可从中提炼出规律的科学表层之下，还有“一条道路则是通向越来越不明显却更为本质和普遍深入的，与情感和行动水乳交融，彼此难以区分的种种特性”⑥。这种特性也许有千副面孔，但是邱华栋抓取了一个赋予陆英勇，那就是一边丧失一边收获，失去和得到合力完成了旅行的意义，这就是文明的张力。在尼采的《论道德的谱系》里，他勾画出文明所框定的价值本身的历时性，讲述了一种积极的遗忘机制。因此，陆英勇们人生的拐点只能发生在未被文明浸润的地区，是制度难以辐射、欲望难以捕获的荒原。蛮横的海洋直流和冰山低温，绝不以生命的意志为转移。长鹰当空投下阴影的意象，其实正是野蛮之气和文明道德的一种隐喻，因为二者的互动永远在呈现生命的力量和悖论。回到邱华栋的地图上来，他对于地图上山峦凹陷和人口分布点的观照，是以地图作为写作路径掘进，不断指认自己的生活。
三
邱华栋的语言是繁密紧促的，少数节奏舒展的地方则如惊鸿一瞥。当然，在他建构出的琳琅满目的文学世界，这并不是一个值得指摘的毛病。但如果我们上升到语意学的高度则可看出，他的白描手法和叙述语调与文化意图密切相关。在这个“全世界都有中国人”的写作序列里，暂时还没有交代过时间、语言和口音的问题，他快节奏的叙事目不斜视，仿佛这些坚硬的障碍根本不存在。“冬冬，你在大海里，是的你就在大海里。”（《唯》）这是诗性呓语和英式口语的结合，不得不指出，邱华栋喜欢用“翻译腔”写作，这自然与教育背景和精神资源密切相关。连篇累牍的长句法对应着琳琅满目的商品社会和复杂人心，短促的西式口语则一开始就生长在外向型的90年代文化里。当“没错”“亲爱的兄弟”这样的词汇频频出现时，值得追问的就不再是邱式语言是否使用得足够谨慎这个孤立的问题，毕竟，“翻译腔”背后的跨语际实践才更为关键。
古希腊哲学家阿那克西曼德第一个尝试在纸张上画出人类居住的大地的形状，此后才有了基本的地理和世界的概念。但是历史学家斯塔夫里亚诺斯认为，一千五百年以前的人类社会历史，仍然处在相对隔绝的状态下各自发展着自己而不见他者。到了15世纪，葡萄牙人达·伽马扬帆出海，哥伦布抵达新大陆，揭开了地理大发现的序幕。史学家米歇尔·博德认为，对于西方而言，“地理的发现”，使历史进入了商品贸易与殖民扩张的“双重结合”之中。17世纪，培根最早注意到海岸线的吻合问题，300年后，德国地理学家魏格纳提出了“大陆漂移学说”。在漫长的过程后，人类才能用地图的方法为自己的生活空间赋予形状，甚至是用地图来规划世界。反观中国，中国古人并不依靠线条、符号和透视法来描述地理。《山海经》里所描述的方位基本上提供不了任何想象世界的刻度。晚清魏源的皇皇巨制《海国图志》却未能获得发挥其巨大功能。现代开启之后，世界地图对于中国的价值才凸显出来。也就是说，对于外部世界的认识，必然要借助于地图上的经纬、色彩和凸隆。地图的差异指代的是不同的发展水平和被发展水平决定了价值的文明。这方面意识在80年代中国达到了顶峰，其标志就是《河殇》呈现的黄色文明在面对蓝色文明时产生的自卑感和危机感。
在这个意义上谈论《鳄鱼猎人》文本，会发现我们终将面对着矗立在身后的庞然大物一般的民族和种族谱系。杜飞在澳洲十年，不断地和各种身份的人打交道，有澳洲土著人、爱尔兰人后裔的本土白人、华人同胞、来自印度等的有色人种移民……邱华栋所选取的将杀人凶手和食人巨鳄绳之以法的壮举，简直像是高度合作的现代社会的惊鸿一瞥。更重要的是，杜飞的故事解开了他们的生存状况和移民历史。
初代赴澳中国人，多半是19世纪中期的淘金客，虽然有跻身于上等人行列的移民先驱梅光达，但大部分人还是为基本的生存挣扎着。有部分人在受尽磨难后，“终于挖到了金子，然后衣錦还乡，子孙满堂，过上了幸福的生活”（《鳄鱼猎人》，下同）。第二代移民大潮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如今这批人在实现了富裕的生活诉求后，开始寻求政治权益，这也酿造了他们自我规约的性格，默默潜沉等待时机。比如澳洲华商协会会长金志成说，澳大利亚一直有白澳政策，潜台词就是，不要多管闲事。“移民还是要做好自己的事情。”“但我旗下的媒体可以继续鼓噪，跟踪报道，保持关注度，给他们以舆论的压力，这总是可以吧？”“唔，不过，现在是选举月，你得发动年轻的华人支持我当选大区议员。”
金会长打量杜飞时迅速嗅到了这个青年身上的陌生气味。他说：“为什么说你是新华人？你看你，北京奥运会之后，你来的时候就带着足够生活的钱，敢在墨尔本买房子，不仅入股二手车行，还能业余拍电影，到处参加国际影展，柏林、巴黎、威尼斯、戛纳、圣丹斯、东京到处跑。”杜飞这样的新移民，最大的特点就是有一个更自由的空间去保留身上的天然性情，对于温州女孩的无辜遇害，杜飞认为“这仇怨，作为一个华人，决不能随便就这么完了，必须要把罪犯绳之以法”。当地警局不作为那就自己单枪匹马地上，这不是单纯的民族情绪，否则也不能解释为什么时隔不久他又接受了猎捕鳄鱼的挑战。海外华人有经济和政治诉求是理所应当的，更重要的是，他们也在着力于自我完善和自我成就从容自信地选择生活的态度。
胡石磊和大卫·霍克尼分手一个多月之后，他回国办理了签证手续，又在斐济和大卫·霍克尼碰面了。这次还有几个自由潜水组织的朋友都来了，像俄罗斯姑娘雅辛娜、日本人西村京太郎，都是网络上认识的朋友。他们见面之后显得很热络。大家来来去去，每年都有自己的计划，就像候鸟一样，在这里那里的潜水点相遇和分手。（《唯》） 聚则一把火、散成满天星，无所谓“外国朋友”，都是朋友。他们不再接受额外的羁绊，这种立场，更有助于他们对殖民历史的反思。在杜飞到澳洲之初，发现土著人在超市里偶尔随意拿取饮料。朋友说：“他们是真正的本地人，我们都是外来人，白人把他们杀得只剩下了这么点人，所以，现在对待土著都是很宽容的，拿点东西，也算是对人家的补偿……你占领的是人家千百年来就在此繁衍生息的土地，你还有什么话说？”（《鳄》）
陆英勇和美国朋友皮特在印尼登上查亚峰的峰顶。“在雨林之上，云雾氤氲漫卷，雨林被涂抹得朦胧神秘。不过，煞风景的，是能看到在查亚峰一侧的美国人投资的一个铜矿，热带雨林被砍伐了，那里就像是一个疮疤。柴火烟雾升腾，山石一层层剥落。我对皮特说：你看你们美国人，手伸得太长了！皮特耸了耸肩膀，表示道歉。”（《鹰》）
对于能够这样思考的人们，地图根本无力发挥意识形态钳制功能。或者可以说是这些精英阶层不再受到民族国家的粗暴区隔，他们的文化视野已跨越了阶级和国域。亨廷顿的判断是，当前世界最大的冲突来自于文明。但是，当文明在一代人的良好教养中不加优劣高下地同时呈现，而不是其中一种占据先机拥有了无穷尽的正当性时，这一代中国的新人才真正出现了。如果说，《海国图志》站在历史大转折的隘口呼唤中国对世界的双向开放是最有价值的思想，其中的局限性我们也不得不正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样的方法论，描述的甚至都不是文明的冲突，而是文明的相互剿灭。当代中国人不会走这条路，我们可以对照斩获了第九十一届奥斯卡奖的电影《绿皮书》。所谓“绿皮书”，其实是一本有色人种可使用的餐厅、旅馆手册。在这本绿皮书制造的夹缝中，黑人音乐家的行走必然调用了极大的正义和勇气，是和平愿望的呈现。杜飞、陆英勇和胡石磊们自然是更进一步，无论是城市、荒野还是其他物种的领地，他们都保持着开朗刚健的心态，而不是将其“收纳”进自己的版图。
博尔赫斯曾冒他人之名写下《科学的严谨》⑦，一个想象中的王国制造出了1∶1比例的地图。博尔赫斯能够理解制图者追求精确性的野心，但那面被抛弃的无用地图昭示的是，要更真实地描绘这个世界，必须先学会舍弃。绘制出来的那张地图，不是为了反映世界，而是提出自己的建议。
近代之后的中国文学，一直与民族主义保持着牢固的关联。这个背景下的文学其实就是以作家和知识精英所主导的民族主义知识的生产实践，他们塑造了我们关于历史的想象。地图-文学、博物馆-知识、科学-文化，这是一个完整的中国认识过程。推导过来就是，地理版图内化到了我们今天对于中国的文化建构之中。在这个意义上，一个城市属性的中国作家书写历史传奇也就是一脉相承的了。汉娜·阿伦特曾提出警示：“当共同世界只能从一个方面被看见，只能从一个视点呈现出来时，它的末日也就到来了。”⑧邱华栋现已出版的“中国屏风”系列历史小说，《贾奈达之城》《时间的囚徒》等讲述的是中国卷入现代化的历程。十分别致的装置是，他以外国人的眼光打量中国历史。这就是一种参差对照的文明对话和全球视野。与新中国人走向全球的当代故事联系起来，现代中国从哪里来，当代中国人会把自己的命运引向哪里去，始终是他关心的重点。未来中国人会如何，还需要期待接下來的中国故事。在胡石磊故事的结尾处，他这样写——
他还梦见了南极的冰山。冰山在底部不断遭到海水洋流的侵蚀，渐渐地变得头重脚轻的了。然后，一下子就翻转过来大头冲下。那一刻天崩地裂，十分壮观，声音震耳欲聋，就像创世纪一样令人震撼。
【注释】
①邱华栋：《唯有大海不悲伤》后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
②[法]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1页。
③刘震云：《前行者邱华栋》，《文艺报》2014年1月13日。
④⑤[法]列维-施特劳斯：《忧郁的热带》，王志明译，三联书店，2005，第3、39页。
⑥[英]以赛亚·伯林：《现实感：观念及其历史研究》，潘荣荣、林茂译，三联书店，2004，第22页。
⑦[阿根廷]博尔赫斯：《科学的严谨》，见《博尔赫斯全集（诗歌卷上册）》，王永年、林之木译，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第201页。
⑧[德]汉娜·阿伦特：《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见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1998，第88页。
（陈若谷，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这些年，我搜集了不少有关地图的书。比如《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古代世界历史地图集》《改变世界历史的一百幅地图》《地图之王——追溯世界的原貌》《谁在地球的另一面：从古代海图看世界》《中外古地图中的东海和南海》《失落的疆域——清代边界变迁条约地图》等，有几十种。这些地图能够把我带到很远的地方，带到时间和历史的深处，让我发现、揣摩、想象到一般人很难体会的关于历史地理、时空交错的那种有趣和生动的场景。①
写作肇始于一次顽童的游戏：摆弄着地球仪，“我点了九次，戳停了九个地方”。这九个地方，分别是太平洋、澳大利亚、古巴、巴西、俄罗斯、法国、冰岛、中非和中亚。这种上帝掷骰子的方式，指哪儿打哪儿任意匹配，背后却可能蕴含着地球版图的中国式建构意识。作者紧接着提出了挑战：“我能写写这些地方的中国人的故事吗？这些地方，我大部分都去过，在这些地方，我碰见了一些有趣的外籍华人或中国人，他们早就拥有了自己独特的故事。”就这样，以地图作为方法，展开了中国故事。无论是海外探险、旅行，还是移民定居，他们身上都烙下了一种不同以往的观念样态。如果说，《山海经·海外北经》里夸父是中国神话和传说中最古老的进取意象，现在邱华栋笔下的新型中国人的形象，既延续了张骞、玄奘、徐霞客、余纯顺的传奇探险，又兼容了民族国家概念的近代诉求，甚至萌生出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主义意识。这也许暗含了近年来“讲好中国故事”的心理诉求。
一
70后和80后作家受到自我生活状态的影响，更倾向于沉溺个人经验。近十年来他们开始从个体情绪的门庭内踱步而出。但是邱华栋的转向是迅速发生的，在最初几年的成长小说写作阶段结束后，他就集中地挖掘90年代最为庞杂和新鲜的写作资源——城市。正如波德里亞所说：“今天，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②邱华栋小说也是以影像来展示这样的丰盛和过剩感觉，服饰、食品和炫耀性消费在他笔下具有强烈和密集的视觉冲击力，而叙述主体自己也毫不掩饰其歆羨之情，“有时候我们驱车从长安街向建国门外方向飞驰，那一座座雄伟的大厦，国际饭店、海关大厦、凯莱大酒店、国际大厦、长富宫饭店、贵友商城、赛特购物中心、国际贸易中心、中国大饭店，一一闪过眼帘，……从而在一阵惊叹中暂时忘却了自己”。（《城市中的马群》）
将于连和拉斯蒂涅复活在北京这座城市，邱华栋书写了许多被欲望和奋进心态支配的青年在城市的碰撞和荣耀。无论是为了生存还是为了梦想，他们都是城市的“闯入者”，必然要遭遇文化震惊（culture shock）的迎头痛击和深刻的物质匮乏。他们共同的城市感受，就像邱华栋曾写道的：“觉得自己是这座森林中的一只鸟，一只奇怪的鸟，也许还瘸了一条腿，像某种鹳类那样在大街边向城市眺望。”（《闯入者》）然而尽管意识到当代城市的本质如同战车，他们也必须志得意满地投掷自己：“在我们面前，毁灭和新生的力量和实践一起在等待着我们，等待着我们以城市为战场与它交锋。”（《手上的星光》）可以明确地辨别出，邱华栋所写的欲望背后真正的支撑是现代人认同的价值观念、竞争意识和理性能力。“这个时代的骄子们，也正是在这里进行着厮杀拼搏、勾心斗角与明枪暗箭、你来我往与利益均沾。在城市中那复杂的人际关系里，在蜘蛛网一样的利益格局里，各种各样的社会成员都在寻求自己的最大利益。在一个转变的大时代里，谁能够成为一个利益链条中的上游分子，谁就铁定赢了。”（《开盘》）在这个一维向上的通道里，个体素质越卓越的人，就越能够占据更多的物理空间，同时还意味着他在精神空间上也能匹配相应限度的舒展。
跟着邱华栋的急促脚步，我们对北京的商业地图如数家珍，也窥视了不够体面的脏乱角落，还见证了一个群体的身份转型。传统乡土的时间和古老文学中静止的人性在这里不起作用。在以经济为思维主导的逻辑里，空间的定位、占据和扩张才是不二法门。从乡村到城镇，从一般的城镇到特大都市，其中的佼佼者跃升为精英，主导着高阶的生活方式和艺术趣味。这样的巨大变动在80年代陈奂生上城前可以说是天方夜谭。90年代和新世纪的全球化潮流搅动了更巨大的迁徙，也用各自的符号和想象堆砌起来一座全新的、可供制造身份认同的资源大厦。正如15世纪欧洲兴起的“印刷资本主义”和航海大发现潮流里，精美的地图成为新兴资产阶层趋之若鹜的商品。当他们完成了阶层的层层攀越后，视野和行动的地图就会得到刷新，换成更大更远的地方。
邱华栋笔下的人物多是强大的奋斗者。也许，即便这些人来到荒岛，他也能成为中国的鲁滨逊，渔猎、种植、制造、御敌样样拿得出手。他们可以随着生存境遇的变化而改变自己。
有一个细节颇值得称道，在登山勇士陆英勇的故事里，邱华栋的设计是他在2008年就及时地完成了商业转型;杜飞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定居澳洲。2008年是一个怎样的年份？是北京奥运会、汶川地震及金融危机的那年，也是上海世博会举办的前一年，是希望和崩塌交融的一个著名时刻。可以说从世纪末到2007年，都是抵达这个高潮的漫长序曲。这些中国新中产阶层的成长得益于这几年的中国姿态。聊可为例证的还有青年作家周嘉宁的小说《基本美》里，主人公的人生体验和社会认知不断回到那个精神坐标一般的2008年。
问题是，中国的新兴中产阶层并没有按照初始设计生长为有效的政治力量，反而在所谓“消散的现代性”里意外收获了不少问题，物质和快节奏叠加的生活仍然露出了情感上千疮百孔的本质，渺小的个体在庞大的城市之中的主体性孱弱乃至消解则是无疑的。那些野心勃勃才华横溢愤世嫉俗的“外来者”，终于在这个意义上，摆脱了都市中产阶层的凡俗面貌，在邱华栋的笔下获得了自己的精神属性。因此，《唯有大海不悲伤》和2000年发表的《内河航行》有一致性情感结构。这个父亲和那个母亲，都把与河海的接触作为接纳人生不完美的一个契机。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勇者的故事让人联想到了《老人与海》《白鲸》《乞力马扎罗的雪》等作品之中健朗背后的哀伤和宁静。 在一个我们已置身其间的世界之中写作，是这一代中国作家必须学会的事情。学术意义上的“海外华文写作”谱系里的严歌苓、张翎、虹影、陈河等作家的创作暂时不归入我们的讨论。20世纪90年代《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北京人在纽约》这类影响甚广的大众文化可能是最初的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故事，阎真《曾在天涯》也以留学生群体补充了它的面向。王安忆的两年前的中篇小说《向西，向西，向南》中，从中国大陆到柏林、纽约再到圣迭戈，女人们就是在行走的生活流中完成寻找，人生角色定位的内驱力让她们不断前行。这已然是一个完整的中国故事。从社会主义美学视角上生发出来的“讲述中国故事”的倡议有它的时代和思想价值，但那些“中国经验与美感”潜沉在我们的历史之中，却忘了要去包含一种开放性元素，即便开放性本身有着泥沙俱下鱼目混珠的嫌疑，因此也就不足够有力地开发民族的自我表述能力。蒋一谈有一本小说集《China Story》，几乎是我们现在“中国故事”话语的不经意肇始，其中探讨的问题有父子亲情与英语语言、生态入侵和国族的认知关系。鲁敏的小说集《荷尔蒙夜谈》，几乎篇篇都是在为荷尔蒙背书，尤其是以空姐为主人公的《坠落美学》《三人二足》故事里，人的意志主宰几乎消失，呈现出了当代中国那些“难以言明”的悬空状态。以上作品的触觉不可谓不敏锐。
邱华栋的中国故事没有那样的细致和妥帖，也没有那么颠沛和幽暗，甚至因为主人公和作者本身的强者姿态，他抬起脚就往前冲锋、捉上笔就铺开了纸。刘震云这样评价他“他要的就是浑浊和新生，……所以我说他是一个前行者。是一个喜欢新鲜和占先的前行者。”③结合小说初始时的地图灵感，邱华栋的文字可以说有主题先行的嫌疑，但是他对于自己写作的方法论的掌控实在令人咋舌。他就和笔下那些新中国人一样，坚定强悍，未知的地图，去去再说。
二
人类学者列维-施特劳斯以这句话为《忧郁的热带》开篇：“我讨厌旅行，我恨探险家。”因为“探险只是人类学者工作过程中无可避免的障碍之一”④，作为严谨的学者，他批评的是无价值的猎奇行为和当时的法国琐碎的社会风气。近年来，随着数量越来越庞大的“中产阶级”对于健康生活的消费需求，一系列旅行配套的服务和可复制的攻略规则的出现，让行走成為新的休闲方式和巨大的产业链条。当普通游客还满足于景点游览和海外旅行团的时候，一批更为挑剔的精英已经开始对极端地区的不确定性体验趋之若鹜，那被认为是人类少有的充满意义的活动，对主流文化的批判式叛逆。
大而化之地看待，旅行是串联文明最快捷的方式。梁启超《欧游心影录》、瞿秋白《赤都心史》、改革开放之初的出国考察报告、余秋雨《文化苦旅》、张承志《鲜花的废墟》和贺桂梅《西日本时间》，这些撷取自欧美东亚和广阔内陆的见闻有助于在文化意识和制度建构方面发展社会。邱华栋从文学虚构上打开了个人旅行见闻的通道。
《唯有大海不悲伤》里主人公胡石磊的幼子被直流吞噬，在无法预估的命途面前，他难以接纳原本的生活，而此时海洋世界新生和寂灭并存的生机吸引了他，“他展开地图，看到了在中国和美国，还有澳大利亚和南太平洋的小岛国之间，有那么大的一片海域，这就是整个太平洋。在这个广袤的大洋上，从中国、日本到菲律宾、印尼，再到澳大利亚、斐济、汤加、库克群岛，还有南极的北面，一大片的海域里，有着星星点点的、被自由潜水组织标明的最佳潜水点。”
《鳄鱼猎人》中，新一代移民杜飞在妻子配合下机敏地抓捕了杀害同胞的当地凶手，甚至协助另一位勇士捕囚食人鳄鱼。完成两大壮举后，夫妻二人开始自驾游览澳大利亚，探索这片他们十年前选定的大陆。“经过阿德里德莱佛、凯瑟琳、纽卡斯尔沃特斯、滕南特克里克、巴罗克里克、艾丽斯斯普林斯这些听上去音节清脆的节点般的小镇，然后，他们到达库格拉镇，休息了一天，他们从那里再继续前往乌鲁鲁—卡塔楚塔国家地质公园，前方就是艾尔斯巨岩——一块横断的截面般的红色巨岩，海拔一千多米，是澳大利亚这块大陆大岛的象征，正在远方，等待着他和龚蓉的来临。”
《山的阴影》是关于校友周翔和陆英勇的登山故事，后者“登上了好几座世界上最有名的山峰：乞力马扎罗峰、麦金利峰、厄尔布鲁士峰、文森峰和查亚峰，分别属于非洲、北美、欧洲、南极和大洋洲。他还到达过南极点和北极点”。
可见，他们并非直奔城市文明和商业社会，反而投身人体极限之旅、进入人迹罕至之地。这些人已经甩掉了20年前的城市闯入者吕安们的悲戚神情，也不是10年前的记者、教授这类以文化资本获取精英地位的人。他们不再直接受限于人和人的竞争关系与等级秩序。书中写到的大部分人都是古典意义上的英雄，比如与俄罗斯寡头斗争终致残疾的雅辛娜父女、与杀人凶手死磕的杜飞、无悔地保持着向上姿态的登山者、不顾自身安危把朋友从死亡线上拽上去的美国人皮特……即便受伤、牺牲，但他们的精神却绝不陨落。与此相伴随发生的，则是新生：深海里蓬蓬勃勃的繁殖、女华人给腹内胎儿的勇敢教育、周翔向着新婚妻子的坚定回归。在经典谱系上，这些中国人的故事可被视为成长小说。被施特劳斯鄙视的探险，其实和他的人类学调查所抱有的对文明的敬意，没有真正的区别。他在《忧郁的热带》里引用夏多布里昂《意大利之旅》中的一段话正可做说明：“每一个人身上都拖着一个世界，由他所见过、爱过的一切所组成的世界，即使他看起来是在另外一个不同的世界里旅行、生活，他仍然不停地回到他身上所拖带着的那个世界去。”⑤
人除了有勇力，更重要的是内在生命意识，是一种敬畏感。比如，即便登顶成功，人的贡献也仅仅是在瞬间为山峰增加了一米而已，山本身岿然不动。如大卫·霍克尼说：“海洋是它们的地盘，是它们的天地，在这里，人类不过是些客人，最好不要把自己想象成一个主人。”（《唯》）抹香鲸和大王乌贼你死我活的鏖战留下的仅仅是勇者的尸骨。海洋世界里每一秒都在生成壮烈的鏖战和死亡，人类社会的得失荣辱和大悲大恸就像是螺蛳壳里的道场——
南极的冰原开阔无垠，人太渺小了，这里太浩瀚了，浩瀚到了你简直置身于星空和宇宙里，没有任何参照物能够让你觉得这里有边界。这里的一切都是减法，你什么都看不到，除了来到这里的人自己。没有苍蝇，没有苍鹰，没有岩石，没有乌鸦和马匹。我这一路前往南极点就没有看到一只企鹅。冰原上走动着的，就是我们这些人。我们人人都是逃犯，又像是在追捕自己的镜子里的猎人。（《鹰的阴影》） 如果说人类学者的记录是文明的悲哀讣告，那么文学家却复活了大地的奥秘。也许应该说，在今天，旅行内部所规定的路线设计有力地组织着我们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不是现代人发明了文明，而是文明将人们卷入了一种生活。20世纪初，西方探险家的愿景就是要在依旧有许多空白的地图上增加路线和驻扎点。一方面，人们执着于把自然纳入自己的权力领域，另一方面，当这些人在这些人迹罕至处感受到了漫游的魅力，在文明的明日边缘，冒险也就真正褪去了肤浅的意识形态外衣。以赛亚·伯林认为，在一个可从中提炼出规律的科学表层之下，还有“一条道路则是通向越来越不明显却更为本质和普遍深入的，与情感和行动水乳交融，彼此难以区分的种种特性”⑥。这种特性也许有千副面孔，但是邱华栋抓取了一个赋予陆英勇，那就是一边丧失一边收获，失去和得到合力完成了旅行的意义，这就是文明的张力。在尼采的《论道德的谱系》里，他勾画出文明所框定的价值本身的历时性，讲述了一种积极的遗忘机制。因此，陆英勇们人生的拐点只能发生在未被文明浸润的地区，是制度难以辐射、欲望难以捕获的荒原。蛮横的海洋直流和冰山低温，绝不以生命的意志为转移。长鹰当空投下阴影的意象，其实正是野蛮之气和文明道德的一种隐喻，因为二者的互动永远在呈现生命的力量和悖论。回到邱华栋的地图上来，他对于地图上山峦凹陷和人口分布点的观照，是以地图作为写作路径掘进，不断指认自己的生活。
三
邱华栋的语言是繁密紧促的，少数节奏舒展的地方则如惊鸿一瞥。当然，在他建构出的琳琅满目的文学世界，这并不是一个值得指摘的毛病。但如果我们上升到语意学的高度则可看出，他的白描手法和叙述语调与文化意图密切相关。在这个“全世界都有中国人”的写作序列里，暂时还没有交代过时间、语言和口音的问题，他快节奏的叙事目不斜视，仿佛这些坚硬的障碍根本不存在。“冬冬，你在大海里，是的你就在大海里。”（《唯》）这是诗性呓语和英式口语的结合，不得不指出，邱华栋喜欢用“翻译腔”写作，这自然与教育背景和精神资源密切相关。连篇累牍的长句法对应着琳琅满目的商品社会和复杂人心，短促的西式口语则一开始就生长在外向型的90年代文化里。当“没错”“亲爱的兄弟”这样的词汇频频出现时，值得追问的就不再是邱式语言是否使用得足够谨慎这个孤立的问题，毕竟，“翻译腔”背后的跨语际实践才更为关键。
古希腊哲学家阿那克西曼德第一个尝试在纸张上画出人类居住的大地的形状，此后才有了基本的地理和世界的概念。但是历史学家斯塔夫里亚诺斯认为，一千五百年以前的人类社会历史，仍然处在相对隔绝的状态下各自发展着自己而不见他者。到了15世纪，葡萄牙人达·伽马扬帆出海，哥伦布抵达新大陆，揭开了地理大发现的序幕。史学家米歇尔·博德认为，对于西方而言，“地理的发现”，使历史进入了商品贸易与殖民扩张的“双重结合”之中。17世纪，培根最早注意到海岸线的吻合问题，300年后，德国地理学家魏格纳提出了“大陆漂移学说”。在漫长的过程后，人类才能用地图的方法为自己的生活空间赋予形状，甚至是用地图来规划世界。反观中国，中国古人并不依靠线条、符号和透视法来描述地理。《山海经》里所描述的方位基本上提供不了任何想象世界的刻度。晚清魏源的皇皇巨制《海国图志》却未能获得发挥其巨大功能。现代开启之后，世界地图对于中国的价值才凸显出来。也就是说，对于外部世界的认识，必然要借助于地图上的经纬、色彩和凸隆。地图的差异指代的是不同的发展水平和被发展水平决定了价值的文明。这方面意识在80年代中国达到了顶峰，其标志就是《河殇》呈现的黄色文明在面对蓝色文明时产生的自卑感和危机感。
在这个意义上谈论《鳄鱼猎人》文本，会发现我们终将面对着矗立在身后的庞然大物一般的民族和种族谱系。杜飞在澳洲十年，不断地和各种身份的人打交道，有澳洲土著人、爱尔兰人后裔的本土白人、华人同胞、来自印度等的有色人种移民……邱华栋所选取的将杀人凶手和食人巨鳄绳之以法的壮举，简直像是高度合作的现代社会的惊鸿一瞥。更重要的是，杜飞的故事解开了他们的生存状况和移民历史。
初代赴澳中国人，多半是19世纪中期的淘金客，虽然有跻身于上等人行列的移民先驱梅光达，但大部分人还是为基本的生存挣扎着。有部分人在受尽磨难后，“终于挖到了金子，然后衣錦还乡，子孙满堂，过上了幸福的生活”（《鳄鱼猎人》，下同）。第二代移民大潮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如今这批人在实现了富裕的生活诉求后，开始寻求政治权益，这也酿造了他们自我规约的性格，默默潜沉等待时机。比如澳洲华商协会会长金志成说，澳大利亚一直有白澳政策，潜台词就是，不要多管闲事。“移民还是要做好自己的事情。”“但我旗下的媒体可以继续鼓噪，跟踪报道，保持关注度，给他们以舆论的压力，这总是可以吧？”“唔，不过，现在是选举月，你得发动年轻的华人支持我当选大区议员。”
金会长打量杜飞时迅速嗅到了这个青年身上的陌生气味。他说：“为什么说你是新华人？你看你，北京奥运会之后，你来的时候就带着足够生活的钱，敢在墨尔本买房子，不仅入股二手车行，还能业余拍电影，到处参加国际影展，柏林、巴黎、威尼斯、戛纳、圣丹斯、东京到处跑。”杜飞这样的新移民，最大的特点就是有一个更自由的空间去保留身上的天然性情，对于温州女孩的无辜遇害，杜飞认为“这仇怨，作为一个华人，决不能随便就这么完了，必须要把罪犯绳之以法”。当地警局不作为那就自己单枪匹马地上，这不是单纯的民族情绪，否则也不能解释为什么时隔不久他又接受了猎捕鳄鱼的挑战。海外华人有经济和政治诉求是理所应当的，更重要的是，他们也在着力于自我完善和自我成就从容自信地选择生活的态度。
胡石磊和大卫·霍克尼分手一个多月之后，他回国办理了签证手续，又在斐济和大卫·霍克尼碰面了。这次还有几个自由潜水组织的朋友都来了，像俄罗斯姑娘雅辛娜、日本人西村京太郎，都是网络上认识的朋友。他们见面之后显得很热络。大家来来去去，每年都有自己的计划，就像候鸟一样，在这里那里的潜水点相遇和分手。（《唯》） 聚则一把火、散成满天星，无所谓“外国朋友”，都是朋友。他们不再接受额外的羁绊，这种立场，更有助于他们对殖民历史的反思。在杜飞到澳洲之初，发现土著人在超市里偶尔随意拿取饮料。朋友说：“他们是真正的本地人，我们都是外来人，白人把他们杀得只剩下了这么点人，所以，现在对待土著都是很宽容的，拿点东西，也算是对人家的补偿……你占领的是人家千百年来就在此繁衍生息的土地，你还有什么话说？”（《鳄》）
陆英勇和美国朋友皮特在印尼登上查亚峰的峰顶。“在雨林之上，云雾氤氲漫卷，雨林被涂抹得朦胧神秘。不过，煞风景的，是能看到在查亚峰一侧的美国人投资的一个铜矿，热带雨林被砍伐了，那里就像是一个疮疤。柴火烟雾升腾，山石一层层剥落。我对皮特说：你看你们美国人，手伸得太长了！皮特耸了耸肩膀，表示道歉。”（《鹰》）
对于能够这样思考的人们，地图根本无力发挥意识形态钳制功能。或者可以说是这些精英阶层不再受到民族国家的粗暴区隔，他们的文化视野已跨越了阶级和国域。亨廷顿的判断是，当前世界最大的冲突来自于文明。但是，当文明在一代人的良好教养中不加优劣高下地同时呈现，而不是其中一种占据先机拥有了无穷尽的正当性时，这一代中国的新人才真正出现了。如果说，《海国图志》站在历史大转折的隘口呼唤中国对世界的双向开放是最有价值的思想，其中的局限性我们也不得不正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样的方法论，描述的甚至都不是文明的冲突，而是文明的相互剿灭。当代中国人不会走这条路，我们可以对照斩获了第九十一届奥斯卡奖的电影《绿皮书》。所谓“绿皮书”，其实是一本有色人种可使用的餐厅、旅馆手册。在这本绿皮书制造的夹缝中，黑人音乐家的行走必然调用了极大的正义和勇气，是和平愿望的呈现。杜飞、陆英勇和胡石磊们自然是更进一步，无论是城市、荒野还是其他物种的领地，他们都保持着开朗刚健的心态，而不是将其“收纳”进自己的版图。
博尔赫斯曾冒他人之名写下《科学的严谨》⑦，一个想象中的王国制造出了1∶1比例的地图。博尔赫斯能够理解制图者追求精确性的野心，但那面被抛弃的无用地图昭示的是，要更真实地描绘这个世界，必须先学会舍弃。绘制出来的那张地图，不是为了反映世界，而是提出自己的建议。
近代之后的中国文学，一直与民族主义保持着牢固的关联。这个背景下的文学其实就是以作家和知识精英所主导的民族主义知识的生产实践，他们塑造了我们关于历史的想象。地图-文学、博物馆-知识、科学-文化，这是一个完整的中国认识过程。推导过来就是，地理版图内化到了我们今天对于中国的文化建构之中。在这个意义上，一个城市属性的中国作家书写历史传奇也就是一脉相承的了。汉娜·阿伦特曾提出警示：“当共同世界只能从一个方面被看见，只能从一个视点呈现出来时，它的末日也就到来了。”⑧邱华栋现已出版的“中国屏风”系列历史小说，《贾奈达之城》《时间的囚徒》等讲述的是中国卷入现代化的历程。十分别致的装置是，他以外国人的眼光打量中国历史。这就是一种参差对照的文明对话和全球视野。与新中国人走向全球的当代故事联系起来，现代中国从哪里来，当代中国人会把自己的命运引向哪里去，始终是他关心的重点。未来中国人会如何，还需要期待接下來的中国故事。在胡石磊故事的结尾处，他这样写——
他还梦见了南极的冰山。冰山在底部不断遭到海水洋流的侵蚀，渐渐地变得头重脚轻的了。然后，一下子就翻转过来大头冲下。那一刻天崩地裂，十分壮观，声音震耳欲聋，就像创世纪一样令人震撼。
【注释】
①邱华栋：《唯有大海不悲伤》后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
②[法]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1页。
③刘震云：《前行者邱华栋》，《文艺报》2014年1月13日。
④⑤[法]列维-施特劳斯：《忧郁的热带》，王志明译，三联书店，2005，第3、39页。
⑥[英]以赛亚·伯林：《现实感：观念及其历史研究》，潘荣荣、林茂译，三联书店，2004，第22页。
⑦[阿根廷]博尔赫斯：《科学的严谨》，见《博尔赫斯全集（诗歌卷上册）》，王永年、林之木译，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第201页。
⑧[德]汉娜·阿伦特：《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见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1998，第88页。
（陈若谷，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