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水浒传》，常会生出些疑问：武大郎沿街卖烧饼，怎么没有遇到城管找麻烦？王婆开茶铺，为何不在门口空地多摆几张桌子？答案怕是只有一个，宋代清河县政府管理搞得不错，商贩知法守法，与城管的关系和谐。
　　身兼数职
　　宋朝是一个市民社会蓬勃发展的黄金年代。人们沿河设市，临街开铺，到处都是繁华而杂乱的商业街，官民杂处，商民混居。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一种更富有商业气息与市民气味的城市生活方式，在宋朝首都兴起。
　　当然，这种转变有个过程，北宋初年，商人破墙开店也是被禁止的，那时城管的重要工作是拆迁违建，但蓬勃发展的商业态势无法逆转，而且能带来可观税收，于是朝廷对自发生长的市民社会、商品经济妥协了。
　　政策上妥协，在律法上，却极为严格。开宝九年（976年），太祖赵匡胤发布旨意：“还经通利坊，以道狭，撤侵街民舍益之。”翻译成白话文是：“把街道整治整治，太窄了;违章建筑也拆拆，好让百姓高兴！”随后又逐一细化形成律条。
　　如《宋刑统》也增加了这么几条，“诸侵街巷阡陌者，杖七十”，“其有穿穴垣墙以出秽污之物于街巷，杖六十，直出水者无罪，主司不禁与同罪” 。所谓“侵街”，是指违章搭建和占道经营，后一条是对破坏环境卫生的处罚。
　　有了法规，必然需要执法队伍。宋代的“城管”构成比较复杂。譬如县衙，并无专职城管，多由衙役、保甲长兼任，州府一级设有“监市”或“场监”，热闹的商业一条街，还设有“街道司”。街道司的职能非常接近如今的城管执法队。如开封府有多个街道司，属下各500士兵维持市场秩序，身兼城管、税务、工商管理等职能，还要兼顾抓小偷以及防火救灾。
　　刚柔并济
　　开封是北宋京城，鳞次栉比的房屋、比肩接踵的人群、大街小巷内车水马龙、店铺林立。
　　从宣德楼往南是御街，长约307米。顧名思义，御街乃皇家专属领地。但大多数时候它就是个菜市场，平日里车水马龙、热闹异常，只有皇帝出宫时才实行全面戒严。御街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街道司和“监市”在100多年里却能与菜贩子们和平共处，相安无事，说起来有几条经验可总结：
　　一是多动嘴，每天派人巡视时，不忘敲锣宣讲“城管法”，也常通过张贴文告的形式晓谕商贩遵守法规，尽可能让每一个商贩知道什么时候该雅静，哪些地方不能设摊，正铺之外不能搭建偏铺等。
　　二是多动手，如在正街两侧设置“表木”，《清明上河图》中的虹桥两头，就立有4根表木，桥两边，小商贩开设的摊位，都在表木的连线之内，中间留出通行的过道。表木的作用类似于今天市场上画的界线，越线即违法，商贩一目了然。
　　三是不知者不罪，宋代城管带武器巡逻，既威慑商贩，又允许现场“暴力执法”，但对初次犯法且查证属于确实不知情的，就不会动粗，下个“处罚通知书”责令整改。
　　1056年，包拯担任开封府尹。斯年，惠民河水位暴涨，淹了南半城，包拯经实地调研发现，由于沿河两岸商铺违章搭建“偏铺”侵占了河道，甚至还有达官贵人筑堰修建水上园林，以致水泄不畅引发洪灾。
　　于是，包拯上书奏报朝廷，在宋仁宗的支持下，由包拯牵头指挥，法院（左、右军巡院）、城管齐上阵，拆除了许多违章建筑，却没有处罚任何一个商贩。之所以不处罚，是因为河道不是街道，朝廷并无相关律令禁止搭建。
　　相安无事
　　南宋临安城闹市区，有卖羊肉的店铺，在门前置活羊数只，穿戴红马甲，每天在那儿咩咩地叫唤，引来不少路人驻足围观。这种做法在今天肯定是影响市容了。但根据当时规定，商家没有逾越表木，就不算占道，哪条法律规定不让羊叫唤了？所以，路过门前理市治序的南宋首都城管们也大多只是在门前围观看热闹。
　　还有一王家药肆，因病人少，便请名匠刻制一头木牛置于门口，请嗓门大者模仿牛叫。创意显然是剽窃了卖羊肉的。也因没有占道，不算违章搭建，城管照乐不误，只是不时讥嘲王家老板拾人牙慧。
　　宋代的城管商贩关系如此和谐，背后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众所周知，宋代商品经济发达，就社会阶层而言，士、农、工、商，商贩的社会地位依然排在末流，商贩对城管执法的惧怕与顺从，是可以想见的。因此，只要他们知法，必守法。有资料记载，宋朝商贩许多违法行为，都是在法盲状态下或被逼无奈时产生的极端表现。
　　不妨假设一下，武大郎是流动摊贩，若当街卖烧饼，影响车辆与行人通行，宋朝城管焉能不管不顾？王婆若在门前开夜市扩大营业规模，舍外半丈之地肯定不够，她的占道罪名怕也跑不掉。城管如果听之任之，按律上级是要因失职被连坐的。
　　换言之，这两位邻居如果不守法，挨打是一定的，“杖七十”，屁股开花，小命儿大概也丢了一多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