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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5日，中国工商银行新闻处处长汪振宁就10月底英国《金融时报》一则题为《中资银行逃离伦敦的强硬规则》的新闻回复《中国经济周刊》称，未曾听说这样的信息，“工行内部也没有撤离打算。”
上述报道称：中资银行在近日致函英国财政部表示，不公平的监管和严厉苛刻的流动性规则促使它们转移业务，与此同时，中国大型国有银行正将大量的欧洲业务转往卢森堡，以逃脱伦敦金融城较为严格的监管。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多方采访发现，事实并非全如报道所言。
交通银行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笑称，“中资银行”只是文章的噱头，“本行目前尚未在卢森堡设立分行，更别说业务转移。”
记者查阅了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的海外分行及分支机构的信息，发现其同样未在卢森堡设立任何网点。目前，在卢森堡设有分行的中资银行仅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两家。
关于中资银行递交的函件，记者联系英国财政部，对方表示不愿透露更多细节。汪振宁称，联系相关海外部的工作人员后，未曾听说过这样一份函件。
11月上旬，记者联系伦敦金融服务管理局，对方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中资银行在伦敦难以获得银行牌照和被拒绝设立分行的主要原因，是这些银行在母国背负着较多坏账，中资银行及其监管还有很多需要改革的地方。
中资银行的海外之路
截至2011年底，中国的四大国有银行：工、农、中、建的境外资产超过4万亿人民币，分支机构1259家。而2006年同期，该数据仅为90家。
国有商业银行市场化改革的深化，便是国际化，是为了寻求新的业务增长点、分散风险、加快战略转型同时积极参与国际竞争的必然选择，是银行发展的主观需求。同时，随着中国企业为突破发展瓶颈，纷纷投向境外市场，客户的海外需求决定银行服务供给。
然而，从封闭走向开放，银行的国际化之路注定不平坦。
国际三大评级机构之一的标准普尔评级服务公司（下称“标普”）于今年8月发布公告称：截至2011年底，多数中资银行的海外业务占其总资产的比例均不到10%（欧美同业海外收入比例约占35%以上）。
“就目前来说，中资银行在境外的业务还是比较不活跃的。”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胜军对《中国经济周刊》说，“例如吉利收购沃尔沃，其中来自中资银行的贷款较少，主要还是通过欧洲的金融服务业来进行融资，中资银行的参与度还是不够。”
面对中资银行目前的困境，记者致电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世界银行经济顾问、留英华裔经济学家姚树洁，他向《中国经济周刊》分析称，中资银行境外业务瓶颈主要有三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缺乏国际化人才，二是文化融入不够，三是银行定位难主流——与本土银行相比，网点少的极大劣势使得外资银行很难成为当地的主流，因此扩宽海外市场应该作为本国银行体系的补充，而不是首要业务，至少现阶段是这样的。
中资银行必须“走出去”，也必须国际化，但现阶段作为探索初期，唯有逐步适应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适应综合化经营，适应利率市场化，适应金融脱媒化的战略要求，才能最终成长为一个世界级银行。
中资银行的伦敦之痛
中国银行作为最早“出海”的中资银行，早在1929年便在世界金融中心伦敦开设了伦敦经理处。中国工商银行作为近几年境外发展最为迅速的银行，也于今年4月在其伦敦金融城的新办公楼内举办乔迁新址的庆典。中国农业银行、交通银行及中国建设银行在伦敦也均设有分支机构。
“撤离”一说虽然被中资银行一一否认，但中资银行在伦敦——这个世界最为活跃的金融中心的发展一直缓步前行，从银行牌照的发放到建立附属公司都如十年磨一剑。
中国工商银行（伦敦）有限公司（下称“工行伦敦”）用了8年的时间，把伦敦代表处升级到一间附属公司。但对于在伦敦设立分行一事则被不断搁置和回绝。对此，建行伦敦的执行董事萧少林也曾公开表示：“英国是一个监管非常严格的金融市场。”
子行与分行的本质区别在于，子行的监管方式等同于本地银行由东道国决定其透明度、缓冲资本和流动性资本，相比于由母国监管的海外分行而言有着相对严格的监管。而欧美近年盛行的“子行化”，主要针对的便是被认为监管资源不足的发展中国家，极大程度地限制了银行境外经营活动的主动权及业务开展的灵活性。但对于美资银行等其他外资银行在伦敦的顺利进驻，以及伦敦愈发严苛的监管，“歧视性政策”便成为了本次舆论的焦点。
对此，刘胜军表示：“伦敦银行林立、竞争充分，作为一个全球化市场，目的是吸收尽可能多的金融机构，参与金融服务，进而帮助伦敦成为最为活跃的金融市场，所谓的‘歧视性政策’和其目的背道而驰，真假也就很好分辨了。中资银行应该在某些方面还未能达到英方的监管要求，才会使这样一个相当开放融合的城市对我们说‘不’。”
虽然在1998—2005年，上述中资银行都曾进行过整顿，但大量注入资金虽然化解了破产危机，却将坏账转移资产管理公司。国际清算银行（BIS）曾公布数据，2004年一年，中国注入银行体系的资金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20%～24%，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政府救助银行行动。但注入资金不代表遗留的坏账也一笔勾销。
中国银监会的报告指出，截至2011年底，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为1.05万亿元人民币，这个数据比新西兰的经济规模还大。
不过目前，中资银行海外资产的信用质量仍保持良好，截至2011年底，不良贷款比率仍远低于 1%。
姚树洁认为，伦敦是一个国际大都市，监管标准是适用于所有参与到金融活动的机构的。中资银行国内受到政府强烈的保护，但在国外就必须面对激烈的竞争。
很多中资银行认为英国政府在流动性管制方面较强。英国的很多银行就是在金融危机前拥有过高的流动性和过高的杠杆，导致了今天被动的局面，现在政府要降低杠杆、缩小流动性，也是为了防止银行再次陷入面对金融危机这样的过大的金融延伸物，过大的贷款没有支付保证金。
中资银行不缺乏资本，多一些流动性的管制，并不是坏事。相反，中资银行应该从监管里面学到教训和经验。
我国银行开展海外业务时间较晚，2006年开始才真正加快“走出去”步伐，时值2007—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备受此次危机侵扰的伦敦加强了金融业监管，可以理解中资银行也应该适应它，并且切实反映到国内的银行监管。
英国当局也回应称，非常重视与中方的合作。英国财政大臣George Osborne也公开表示要着力提高伦敦作为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地位。
上述报道称：中资银行在近日致函英国财政部表示，不公平的监管和严厉苛刻的流动性规则促使它们转移业务，与此同时，中国大型国有银行正将大量的欧洲业务转往卢森堡，以逃脱伦敦金融城较为严格的监管。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多方采访发现，事实并非全如报道所言。
交通银行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笑称，“中资银行”只是文章的噱头，“本行目前尚未在卢森堡设立分行，更别说业务转移。”
记者查阅了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的海外分行及分支机构的信息，发现其同样未在卢森堡设立任何网点。目前，在卢森堡设有分行的中资银行仅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两家。
关于中资银行递交的函件，记者联系英国财政部，对方表示不愿透露更多细节。汪振宁称，联系相关海外部的工作人员后，未曾听说过这样一份函件。
11月上旬，记者联系伦敦金融服务管理局，对方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中资银行在伦敦难以获得银行牌照和被拒绝设立分行的主要原因，是这些银行在母国背负着较多坏账，中资银行及其监管还有很多需要改革的地方。
中资银行的海外之路
截至2011年底，中国的四大国有银行：工、农、中、建的境外资产超过4万亿人民币，分支机构1259家。而2006年同期，该数据仅为90家。
国有商业银行市场化改革的深化，便是国际化，是为了寻求新的业务增长点、分散风险、加快战略转型同时积极参与国际竞争的必然选择，是银行发展的主观需求。同时，随着中国企业为突破发展瓶颈，纷纷投向境外市场，客户的海外需求决定银行服务供给。
然而，从封闭走向开放，银行的国际化之路注定不平坦。
国际三大评级机构之一的标准普尔评级服务公司（下称“标普”）于今年8月发布公告称：截至2011年底，多数中资银行的海外业务占其总资产的比例均不到10%（欧美同业海外收入比例约占35%以上）。
“就目前来说，中资银行在境外的业务还是比较不活跃的。”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胜军对《中国经济周刊》说，“例如吉利收购沃尔沃，其中来自中资银行的贷款较少，主要还是通过欧洲的金融服务业来进行融资，中资银行的参与度还是不够。”
面对中资银行目前的困境，记者致电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世界银行经济顾问、留英华裔经济学家姚树洁，他向《中国经济周刊》分析称，中资银行境外业务瓶颈主要有三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缺乏国际化人才，二是文化融入不够，三是银行定位难主流——与本土银行相比，网点少的极大劣势使得外资银行很难成为当地的主流，因此扩宽海外市场应该作为本国银行体系的补充，而不是首要业务，至少现阶段是这样的。
中资银行必须“走出去”，也必须国际化，但现阶段作为探索初期，唯有逐步适应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适应综合化经营，适应利率市场化，适应金融脱媒化的战略要求，才能最终成长为一个世界级银行。
中资银行的伦敦之痛
中国银行作为最早“出海”的中资银行，早在1929年便在世界金融中心伦敦开设了伦敦经理处。中国工商银行作为近几年境外发展最为迅速的银行，也于今年4月在其伦敦金融城的新办公楼内举办乔迁新址的庆典。中国农业银行、交通银行及中国建设银行在伦敦也均设有分支机构。
“撤离”一说虽然被中资银行一一否认，但中资银行在伦敦——这个世界最为活跃的金融中心的发展一直缓步前行，从银行牌照的发放到建立附属公司都如十年磨一剑。
中国工商银行（伦敦）有限公司（下称“工行伦敦”）用了8年的时间，把伦敦代表处升级到一间附属公司。但对于在伦敦设立分行一事则被不断搁置和回绝。对此，建行伦敦的执行董事萧少林也曾公开表示：“英国是一个监管非常严格的金融市场。”
子行与分行的本质区别在于，子行的监管方式等同于本地银行由东道国决定其透明度、缓冲资本和流动性资本，相比于由母国监管的海外分行而言有着相对严格的监管。而欧美近年盛行的“子行化”，主要针对的便是被认为监管资源不足的发展中国家，极大程度地限制了银行境外经营活动的主动权及业务开展的灵活性。但对于美资银行等其他外资银行在伦敦的顺利进驻，以及伦敦愈发严苛的监管，“歧视性政策”便成为了本次舆论的焦点。
对此，刘胜军表示：“伦敦银行林立、竞争充分，作为一个全球化市场，目的是吸收尽可能多的金融机构，参与金融服务，进而帮助伦敦成为最为活跃的金融市场，所谓的‘歧视性政策’和其目的背道而驰，真假也就很好分辨了。中资银行应该在某些方面还未能达到英方的监管要求，才会使这样一个相当开放融合的城市对我们说‘不’。”
虽然在1998—2005年，上述中资银行都曾进行过整顿，但大量注入资金虽然化解了破产危机，却将坏账转移资产管理公司。国际清算银行（BIS）曾公布数据，2004年一年，中国注入银行体系的资金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20%～24%，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政府救助银行行动。但注入资金不代表遗留的坏账也一笔勾销。
中国银监会的报告指出，截至2011年底，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为1.05万亿元人民币，这个数据比新西兰的经济规模还大。
不过目前，中资银行海外资产的信用质量仍保持良好，截至2011年底，不良贷款比率仍远低于 1%。
姚树洁认为，伦敦是一个国际大都市，监管标准是适用于所有参与到金融活动的机构的。中资银行国内受到政府强烈的保护，但在国外就必须面对激烈的竞争。
很多中资银行认为英国政府在流动性管制方面较强。英国的很多银行就是在金融危机前拥有过高的流动性和过高的杠杆，导致了今天被动的局面，现在政府要降低杠杆、缩小流动性，也是为了防止银行再次陷入面对金融危机这样的过大的金融延伸物，过大的贷款没有支付保证金。
中资银行不缺乏资本，多一些流动性的管制，并不是坏事。相反，中资银行应该从监管里面学到教训和经验。
我国银行开展海外业务时间较晚，2006年开始才真正加快“走出去”步伐，时值2007—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备受此次危机侵扰的伦敦加强了金融业监管，可以理解中资银行也应该适应它，并且切实反映到国内的银行监管。
英国当局也回应称，非常重视与中方的合作。英国财政大臣George Osborne也公开表示要着力提高伦敦作为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