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年在外地求学，毕业后又在外乡工作，一家人总难有团聚。今年暑假回家，一家人终于团聚。于是，我们兄妹三人一合计，准备为父亲“圆生”，以表儿女对父母的一片孝心。但让人揪心的是，父亲自小丧父、丧母，年幼的父亲没能记下自己的生辰。跟村上年龄较大的长辈打听，长辈们也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但在农村，“圆生”又是一件非常庄重的事，作为儿女，我们兄妹三人又不敢随随便便，于是，给父亲“圆生”一事一直拖着，让我的心一直都无法安宁。
　　父亲生于1949年，与新中国同岁。新中国于1949年10月1日在举国上下的欢呼中诞生，而平凡的父亲虽也出生于1949年，但降生于贫苦人家的父亲，至今都无法确切地记下自己出生于何月何日。四岁丧父、七岁丧母，父亲几乎连爷爷、奶奶的模样都无法清晰而明朗地记住。父母的呵护、家庭的温暖，或者说一切与家有关的记忆，在父亲的记忆中都是模糊不清的。
　　七岁开始便寄人篱下的父亲，在命运的不公与生活艰辛的双重打压下，过早地承受着一个孩子本不该承受的一切苦难。老公鸡躲在窝里一声声把一天从黑夜唤醒的时分，父亲便在鸡的第一声叫唤中摸黑起了床，光着脚板，在瑟瑟发抖的晨风中，挑着比自己还大、还沉的木桶到村前的河中挑水，两只大桶像生活的重担一般压在父亲还显稚嫩的肩上。父亲木桶中一晃一晃的月亮变成晃动得只有几丝金黄的太阳光时，村子才慢慢醒来，家人才揉着眼屎巴秋的双眼，提着松大的裤子往茅房跑。
　　一年四季，无论寒暑，父亲都得和村上一位鳏夫赶着生产队的几十条牛到离村很远的山上放牧。家族中一位德高望重且和善的二奶奶看着父亲可怜，便偷偷地塞给父亲一双草鞋，可那年月，山上树木茂密，荆棘丛生，一双草鞋又怎能抵挡得住比生活的苦难还尖锐、锋芒的荆棘呢？如果说锋芒的荆棘扎伤、扎疼的只是父亲的双脚，那么，“家人”的虐待、“兄弟”的欺辱、同龄伙伴的随意打骂却是比荆棘还锋芒千百倍的钢针，它一下又一下、狠命地扎向父亲，几乎每一下都是要父亲的命。父亲一边得为了挣几个工分（包产到户前，土地集体所有，农户靠劳动获得一定的工分，年底依工分分粮、分物）而放牛，一边又得每天不停地打柴。傍晚时分，牛吃得像吹饱的气球一样，悠闲自得地走上了回家的路，父亲却饿得像一条暮年的老牛，还得瘸着被刺扎伤而化脓的脚，挑着一担柴，一步三喘地尾随在牛后往家赶。
　　父亲稍大以后，便被派到生产队的一个窑场上烧瓦。做瓦坯前，得先在预先挖好的坑中发酵做瓦坯的泥土，泥土放上水后要把牛赶到坑中，反复踩，以便把泥弄稀。生产队那个后来中年丧妻的队长，特势利，总将父亲驱赶到泥坑中与牛一起搅泥。泥土很粘，父亲常被陷在泥中，像一尊被雕塑家废弃的泥雕，无奈而又痛苦地立在泥中，引来旁人大笑。年底分红，父亲分到13.6元钱，但队长想赖着不给，父亲上门索要几次后，被怒气冲冲的队长给了一耳光。几十年过去了，父亲依旧对这事耿耿于怀，虽然家里如今过上了富足的生活，但父亲还时常念叨那13.6元钱，每当父亲念叨起13.6元钱时，我的眼泪便无法抑止地往外涌。俗语讲：前30年打子看父，后30年打父看子。如果爷爷、奶奶不早逝，我想父亲也该有一个贫困但快乐的童年，也不至于被别人欺辱，更不会挨让父亲一生也难忘的那一巴掌。
　　父亲劳苦了一辈子，如今该享受天年了，作为子女，我们兄妹三人要想给父亲“圆生”却不知父亲的生辰，这份遗憾，夹杂的是痛，是子女永远无法释怀的伤痛。“圆生”虽只是儿女对父亲尽孝的一种形式，但在这份看似简单的形式中，作为子女的我们的内心，才会得到一丝的宽慰。
　　笔至此，我忽然想起前不久参加一位朋友4岁小女孩生日的场景，在一豪华的酒店，数十桌人共同为小女孩举杯庆祝，小女孩像一个快乐的公主，穿梭在亲朋友人中，气氛热烈得有些火爆。朋友的下属、同僚争相为小女孩买礼物。有人说：人一生中最幸福的事是结婚与得子。我想如今，对于城市人来说，最幸福的事还应该包括过生日。可我的父亲，我苦命的父亲，却是一个没有生日，不，是不知道自己生日为何日的人。
　　父亲是一个没有生日的人，在欢快振奋的1949年降生于人世，却过着贫困而艰难的生活。不，父亲是有生日的，父亲的生日永远在儿女无尽的孝心中，父亲也是幸福的，三个儿女就是他幸福的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