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大家会感觉到不可思议，为什么我会如此喜欢孔子的《论语》，在日常生活中将其铭记于心，甚至将其作为行为准则。关于此事，必须首先从幼年时期我所接受的教育说起。
　　明治维新前的教育主要是对中国书籍进行学习。在江户（东京的旧称）等地，首先教授《蒙求》或《文章规范》，但在我的故乡（今琦玉县深谷市），首先学习《千字文》《三字经》等，之后，转学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易经》《书经》、《诗经》《礼记》《春秋》），如果之后能够完成对《文章规范》《唐宋八大家文》等文章的学习，并能够学习历史方面的《国史略》《十八史略》以及《史记》《列传》等，再能够完成对《文选》的学习，则可视为接受了完整的教育。
　　七岁时父亲教我《三字经》，八岁时，年长十岁的表哥、汉学者尾高惇忠（蓝香）教我四书。多年后，这位表哥的妹妹成了我的妻子，而我喜欢《论语》，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世上，也有请来德高望重的禅师倾听佛门教诲的笃志者，在我们涩泽家，我每月聆听一次宇野哲人老师的《论语》讲义。但我听讲义不只是因为兴趣。虽然生性愚钝，无论如何努力也有诸多达不到的地方，但是，我会把《论语》中孔子的教诲铭刻于心严格遵守，并实践之躬行之。在此意义下，《论语》之于我，与大家对它的兴趣有些不同，可以说我至今都在努力将《论语》的章句直接活用于现实生活中。
　　于明治六年（1873）我辞去官职投身实业。因为我相信必须发展工商业（当时还没有“实业”这个词），使国家富强。而且，我认为亟须合并小资本以形成大资本的合资组织，即株式会社，并致力于此。
　　一旦经营公司，则第一需要的是人才。明治初年（1868），政府虽然扶持兑换、开拓等公司，但这些公司相继以失败告终，正是由于没有人才。我发现公司为了事业能够成功而要拥有合适的人才，就必须具有为了活用其人才而应该遵守的基准。另外，也发现我自身也必须具有作为判断根据的明确的基准。
　　当时基督教还没有得到普及，而且对于我来说不要说是基督教，就是对佛教也没有相关的认知，所以，未能在宗教中寻求进入实业界时的规范。但是，如果是儒教，即孔子的教导，我虽无学识，但是自幼便十分喜欢。特别是《论语》中详细阐明了能够活用于现实生活中的道理，所以，我觉得如果能遵循这些道理，无论对于任何事，想必都不会作出错误的判断，相信即使发生了什么难以判断的事，若能基于《论语》的标准而作出决定，便不至于犯错。而且，自明治六年（1873）开始从事实业以来，我深切地感受到没有必要在具有如此宝贵标准的条件下却不加以利用，反而犹豫是否应该遵循其他什么标准，因此我将《论语》铭记于心，并努力实践之、躬行之。《论语》中的确记载了很多对于实业家来说应奉为金科玉律的古训。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里仁篇》）
　　这句古训明确阐述了实业家在社会中应如何做人这一道理。另外，在《里仁篇》中还有这样的章句：
　　放于利而行，多怨。
　　除此之外，《论语》中还有很多实业家应每日遵循的古训。
　　明治维新前，从事农工商等实业的人没有文字素养，越后屋、大丸这样的老店，把有文字素养的人视为存在危险而不予录用，认为只有录用那些没有文字素养的人才能更有利于实业发展。因此，以《论语》为代表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需要的书籍只在当时的统治层间传阅，而实业家并不涉猎。其结果，原本是为了证明躬行而讲道的孔子的古训和实业之间没有任何关联，而使《论语》等书籍未成为实业家置身于商业的指南书，导致知（理解）和行（行动、实践）完全分离。
　　明治维新后，日本开始与外国进行交易，从而产生了提高工商业者品位的需要，于是我开始认识到必须使知和行一致，并告诉那些从事工商业的人应当遵循的道理，由此，
　　直至明治维新前，《论语》只在统治层之间传阅，结果导致学习《论语》陷入偏离本质而研究其不足取的章句的错误旋涡里。因此，我认为应将孔子的《论语》与实际的实业结合起来阅读，通过达到知行合一（思想和行动的一致）来谋求实业的发展，使国家富强，并致力于天下的安定。我将《论语》消化吸收并将其付诸实践的一个原因便在于此。实业不能仅仅依靠政府，而应该由优秀的民间人士率先承担，而令我顿悟此思想的关键正是我要成为“《论语》的倡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