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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信中小微企業融资难、融资贵，有办法缓解吗？创新创业主体租赁办公设备和办公空间，能再方便一些吗？当守信主体需要出行服务、面临行政审批时，可以让他们享有更多的便利性吗？守信个人希望享受优质的旅游服务，这有可能吗？
针对这些传统行政管理难以根治的“城市难题”，在2018年中国城市信用建设高峰论坛前夕，国家发展改革委启动“信易贷”“信易租”“信易行”“信易游”“信易批”等“信易+”系列行动，并在30个城市开展试点创新工作，拓展社会化、市场化守信激励措施。
“实现信用让生活更美好，必须让城市先行先试。”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连维良说，“信易+”是信用建设重要抓手，政府应结合“信易+”系列场景，通过优先办理、降低门槛、简化程序、免交押金等形式激励市民的守信行为。让市民切身体会到诚信让城市更便利，使诚信流淌在城市的血液中，促进城市成为实现美好生活的首选之地。
“信易+”系列行动包含着美好的愿景：“信”，守信的信；“易”，容易的易；“+”，让守信的人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感觉到便利。“信易+”系列有望在全国多个城市落地生根，它有着诸多的“秘密武器”，比如为守信者建立行政审批“绿色通道”，优先提供公共服务便利，优化行政监管安排，降低市场交易成本，等等。
随着《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的印发，近年来，信用体系建设不断发展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在城市治理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城市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作为现代化经济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企业，“信易+”为企业带来了多项利好，“信易贷”着眼于让信用好的小微企业享受更优惠的贷款利率；“信易租”着眼于让信用好的创业企业享受更优惠的租金折扣；“信易行”可以通过个人“信用越好，出行越容易”的实现来提高交通出行企业的用户稳定性。
今年6月，2018年中国城市信用建设高峰论坛举办，在论坛上发布的《中国城市信用建设年报（2017-2018）》显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市民生活、企业成长、城市发展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日益显现，信用应用场景不断深化。
“信用在日常生活场景中的大量应用，使城市信用建设更接地气，让企业和老百姓更有积极性去建立和维护自己的信用，有利于改善信用环境，建立信用秩序。”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吴晶妹表示。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企业无信，则难求发展。“2018中国信用小康指数”调查显示，在本年度“最受公众关注的信用领域”排行榜上，人际信用、企业信用均位列前三名。
2018年7月，《小康》杂志社会同有关专家及机构进行了“2018中国信用小康指数”调查，经过对调查结果进行加权处理，并参照国家有关部门的监测数据和大量社会信息，得出“2018中国信用小康指数”为83.1分，比上一年度的77.8分提高了5.3分。
这是“2018中国信用小康指数”发布的第14年，在往年的“最受公众关注的信用领域”排行榜上，人际信用的排名都位于企业信用之前，而这一次，企业信用的排位不仅超越了人际信用，而且是历年来排名最高的一次，位居第二。
“中国信用小康指数”分别从政府公信力、人际信用、企业信用三个方面进行衡量。在本年度中，得分最高和进步最大的都是政府公信力指数，为89.2分，比上年提高了5.5分；企业信用指数得分为79.7分，比上年提高了5.1分；人际信用指数虽然比上年提高了5.2分，但得分依然略低于企业信用指数的得分，为78.3分。
从总体而言，公众对中国企业的信用状况评价并不乐观，50.2%的受访者认为企业信用状况一般，19.7%的受访者认为不太好，还有1.5%的受访者认为非常不好，觉得企业信用状况比较好的受访者占比18.8%，也有9.8%的受访者对企业信用给予了“非常好”的最高评价。
公众最不能容忍的企业失信行为有哪些？“2018中国信用小康指数”调查显示，“生产制造假冒伪劣产品”位居第一，“违约”排名第二，“发布虚假信息”排名第三，“拖欠款”和“质量欺诈”位列第四、五位。
诚信是企业的生存之道，而提高企业的信用水平也需要“有道可循”。多达80.3%的受访者建议“对企业不诚信问题‘零容忍’，加大处罚力度”；68.6%的受访者建议“建立企业信用档案，定期向社会公开企业信用记录”；58.2%的受访者建议“加快信用立法进程”；36.9%的受访者建议“加大监管力度”；32.5%的受访者建议“培养企业责任人职业道德素养”；28.3%的受访者建议“加大舆论监督和曝光力度”。
为何要对不诚信的问题“零容忍”？今年5月央视曝光的一个案例最能说明问题。
60多岁的河北承德人李先生有10多年的糖尿病病史，朋友为他介绍了一种名叫“仁合胰宝”的保健食品，广告宣传称具有降糖功能，适合糖尿病患者食用。李先生上网查询后，在一家电商平台上找到了售卖仁合胰宝的网店，但吃了一段时间后，却感觉心里发慌，有点低血糖的感觉。
于是，李先生将买回来的仁合胰宝送到承德市食药监部门进行检验，经检验发现这款产品中添加了化学药品苯乙双胍。而2016年11月，国家就已明令禁止苯乙双胍原料药及其制剂在我国生产、销售和使用。
目前，随着网购的普及，网络平台成为了保健品虚假广告的多发地，一些不法商家利用人们注重健康的心理特点，通过夸大、虚假宣传等方式进行诱骗，比如宣称“所有病痛都可以治疗”“吃了一年多，记忆力增强了”“长期服用，白发转黑”“消除更年期障碍”“不是药，胜似药”等等，使得一部分警惕性低的人不惜重金购买这些所谓的保健品，合法权益受到损害。 发生在医药行业、保健品行业的不诚信问题，甚至极有可能伤害到人们的身体健康。比如，李先生服用的添加了苯乙双胍的仁合胰宝，虽然宣称是“保健食品”，但经医学实践发现，苯乙双胍在使用过程中可引发乳酸酸中毒，严重的甚至会导致死亡。
遗憾的是，“2018中国信用小康指数”调查发现，医药行业依旧有些“不靠谱”，在“诚信形象不佳的十个行业”榜单上，医药行业被全国各地参与调查的受访者们排在第一位，旅游业位居第二，保健品行业排名第三，广告行业、电视购物分列第四、五位，排名第六至十位的依次是美容业、食品行业、电信业、网上购物、教育培训。
从历年发布的“诚信形象不佳的十个行业”榜单上可以看出，医药行业、保健品行业的排名一直相对比较靠前，二者在2012年分列第一、二位；2013年分列第一、五位；2014年分列第一、四位。2015年，保健品行业反超医药行业，首次排到榜首位置，医药行业则排名第六位；2016年和2017年，保健品行业和医药行业在该榜单上的位次都是前者排名第三，后者排名第七。而今年，保健品行业的位次没有发生变化，医药行业则又回到了曾在2012年至2014年连续保持了三年的榜首位置。
然而，这一排行榜的“头号行业”却并不光彩。造假售假、虚假宣传，就应该“人人喊打”。
2017年7月，国务院食品安全办、工信部、公安部等9部门联合发布《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整治方案》，对保健食品的虚假宣传、营销欺诈等行为进行强力打击。2018年6月，国务院食品安全办又发布了《关于继续做好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整治工作的通知》，指出“要严厉查处虚假标识标签和虚假广告，以及以健康养生讲座、专家热线等形式进行虚假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
无论政府还是社会，对于不诚信行为，都应该有“零容忍”的态度。
在本年度“最受公众关注的信用领域”排行榜上，政府信用高居榜首。九成受访者都表示了对于政府信用的关注。
哪些政府行为或官员行为会影响公众对政府信用的评价？大部分受访者选择了“官员和公务员不担当不作为”这一选项。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以下简称为《意见》）提出了“大力教育引导干部担当作为、干事创业”“鲜明树立重实干重实绩的用人导向”“切实为敢于担当的干部撑腰鼓劲”等多条举措。中组部负责人就《意见》答记者问时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全面从严治党的深入推进，干部乱作为问题得到有效遏制，但也有少数干部存在不作为慢作为的问题，有的庸政懒政怠政、改革勇气锐气弱化，需要按照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的要求，着眼于建立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抓住影响干部干事创业、担当奉献的关键症结，有针对性提出对策措施。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关键在于抓好落实、见到实效。从这个角度而言，担当与作为，对于政府信用的提高至关重要。
除了“官员和公务员不担当不作为”之外，参与“2018中国信用小康指数”调查的受访者普遍表示，“政策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官员和公务员责任意识淡漠，失职渎职”“弄虚作假”“大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腐败”“透明度不高”“政府职能越位，过度干预经济活动”“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等行为，均对政府信用有着巨大的杀伤力。
除了政府信用、企业信用之外，人际信用在历年“最受公众关注的信用领域”排行榜上也一直处于高位，此前已连续6年位列第二，今年则排名第三，排在了企业信用之后。在本年度“最受公众关注的信用领域”榜单上，排名第四至十位的依次是：媒体信用、网络信用、公益信用、教育信用、诚信教育、电商诚信、家庭信用。
我国提出社会信用体系的概念已接近20年，近年来，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在很多基础领域和关键环节都取得了重要进展。商务部研究院信用研究所所长、信用评级与认证中心主任韩家平在接受《小康》杂志、中国小康网记者采访时指出，中国目前正在建立广义的社会信用体系，此前经过长期探讨，我国于2014年6月出台了首份全国性顶层设计文件《社会信用体系规划纲要（2014-2020）》，并在这一纲要中将社会信用体系定位为有效的经济社会治理手段，近年来，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上升到实现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和推进“放管服”改革的重要抓手，其内在逻辑正是基于广义的社会信用体系概念演变而来的。
据韩家平介绍，社会信用体系可分为社会诚信体系、商务信用体系和金融信用体系三层结构，其中社会诚信体系将最先建成。“以失信惩戒和守信激励为主要内容的信用机制是社会信用体系的核心。为解决诚信缺失和信用交易风险两大问题，需要同时开展公共信用机制和市场信用机制建设，两者都是社会信用机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当前，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設已驶入快车道。
我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改革基本完成。截至今年5月底，全国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存量代码转换率99.996%，存量证照换发率83.5%；全国个体工商户存量换码率99.6%。推进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在各部门各单位办理业务时广泛应用，基本实现“一照一码走天下”。我国持续推进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建设，推进“信用中国”网站建设，信用信息共享公开能力不断增强。我国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初步显威。联合奖惩备忘录不断覆盖重点领域。60多个部门已累计签署37个联合奖惩备忘录，制定联合奖惩措施，联合奖惩成效不断凸显。截至今年5月底，全国法院累计公布失信被执行人1089万人次，254万失信被执行人慑于信用惩戒，主动履行义务。联合奖惩范围也在不断拓展。今年6月，首批限制乘坐火车飞机名单在“信用中国”网站公示，包括税务、证券期货、民航、铁路等领域的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人共169人，将在一定期限内被禁止乘坐火车和飞机。 “2018中国信用小康指数”调查结果显示，七成人认为今年中国社会的整体信用环境比去年有好转，其中21.6%的受访者认为有很大好转，52.3%的受访者认为有一些好转；20.7%的受访者没有感觉出变化；另外5.4%的受访者认为有所下降。
今年6月6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坚持应用导向、立法先行，进一步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一是围绕优化营商环境加快构建以信用为核心的监管机制，推广告知承诺制。二是建立黑名单制度，强化信用约束，对侵权假冒、坑蒙拐骗、虚假广告等违法违规行为要公开曝光、坚决整治，让失信者受到惩戒和震慑。三是坚决守住信息安全底线，保护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四是加快推进重点民生领域信用体系建设，增进群众福祉。五是引导社会力量参与信用建设，发展第三方征信服务。强化政府部门诚信建设，依法依规处理“新官不理旧账”问题。
此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入推进审批服务便民化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为《指导意见》），特别强调“加快建立以信用承诺、信息公示为特点的新型监管机制，加强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归集、共享和应用，推动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向各级政府监管部门开放数据，并与政府审批服务、监管处罚等工作有效衔接”。
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宋世明看来，《指导意见》针对现实生活中的一些“痛点”问题采取了相应举措，比如企业群众反映突出的“办事难、办事慢”“多头跑、来回跑”等问题；“人在证途”饱受诟病，各种“奇葩”证明令人啼笑皆非的问题；如何有效摆脱“好心办坏事”尴尬的问题；如何化解商事制度改革后“准入容易、准营难”尴尬的问题；企业群众抱怨的“黑中介”问题；如何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问题。
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能够助力营商环境的改善；而营商环境的全面提升，则能够促进信用红利的持续释放。“2018中国信用小康指数”特别推出了“中国营商环境满意度大调查”，从总体来看，公众对于自己所在地区当前营商环境的满意度偏低。
公众对于不同区域营商环境的评价差别较大，在“中国五大区域营商环境指数”排行榜上，沿海六地（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海南省）的得分遥遥领先，高居榜首；京津冀鲁四省市（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东省）位列第二；西部十二省区（四川省、内蒙古自治区、重庆市、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州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区、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排名第三；中部六省（河南省、湖南省、湖北省、安徽省、江西省、山西省）居于第四位；排在最末位的是东北三省（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
“2018中国信用小康指数”之“中国营商环境满意度大调查”还发布了“公众心目中营商环境最优的十个省份”榜单，浙江省占据了榜首位置，广东省位居次席，上海市名列第三，排名第四至十位的依次是：江苏省、北京市、重庆市、天津市、福建省、贵州省、四川省。
无论是广义上的信用让生活更美好的实现，还是具体到营商环境的优化，都必须让城市先行先试。今年年初，国家发展改革委等机构披露了中国首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名单，杭州、南京、厦门、成都、苏州、宿迁、惠州、温州、威海、潍坊、义乌、荣成共12个城市“上榜”。
在“2018中国信用小康指数”调查中，受访者从这12个城市中选出了自己心目中的“信用环境最优城市”，赢得最多赞誉的是杭州市。在杭州，信用可以“当钱用”，信用的价值无处不在，无现金信用支付不仅让市民生活更加便捷，同时也让这座城市变得更有信用。杭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徐立毅说，信用能够激发一个城市的活力，打造信用城市，要将诚信纳入城市核心文化；要将信用嵌入城市治理理念；要把獎惩机制导入所有重点领域；要让共享平台覆盖所有信用信息；要让信用服务遍及生产生活。
自2015年起，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人民银行分两批组织了包括副省级城市、地级市、县级市和直辖市城区在内的43个城市（城区）创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城区）。经过两年左右的创建工作，和城市自愿申报、第三方中期评估、专家评审等程序，这12个城市达到验收要求，被确定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
通过建立公共信用信息共享平台、红黑名单、创新信用惠民措施等方式，这些先行先试的城市已实现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在城市的落地生根。未来，更多的中国城市将向信用取经，把城市治理推上新的高度。
针对这些传统行政管理难以根治的“城市难题”，在2018年中国城市信用建设高峰论坛前夕，国家发展改革委启动“信易贷”“信易租”“信易行”“信易游”“信易批”等“信易+”系列行动，并在30个城市开展试点创新工作，拓展社会化、市场化守信激励措施。
“实现信用让生活更美好，必须让城市先行先试。”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连维良说，“信易+”是信用建设重要抓手，政府应结合“信易+”系列场景，通过优先办理、降低门槛、简化程序、免交押金等形式激励市民的守信行为。让市民切身体会到诚信让城市更便利，使诚信流淌在城市的血液中，促进城市成为实现美好生活的首选之地。
“信易+”系列行动包含着美好的愿景：“信”，守信的信；“易”，容易的易；“+”，让守信的人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感觉到便利。“信易+”系列有望在全国多个城市落地生根，它有着诸多的“秘密武器”，比如为守信者建立行政审批“绿色通道”，优先提供公共服务便利，优化行政监管安排，降低市场交易成本，等等。
随着《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的印发，近年来，信用体系建设不断发展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在城市治理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企业首超人际 位列信用关注度次席
城市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作为现代化经济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企业，“信易+”为企业带来了多项利好，“信易贷”着眼于让信用好的小微企业享受更优惠的贷款利率；“信易租”着眼于让信用好的创业企业享受更优惠的租金折扣；“信易行”可以通过个人“信用越好，出行越容易”的实现来提高交通出行企业的用户稳定性。
今年6月，2018年中国城市信用建设高峰论坛举办，在论坛上发布的《中国城市信用建设年报（2017-2018）》显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市民生活、企业成长、城市发展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日益显现，信用应用场景不断深化。
“信用在日常生活场景中的大量应用，使城市信用建设更接地气，让企业和老百姓更有积极性去建立和维护自己的信用，有利于改善信用环境，建立信用秩序。”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吴晶妹表示。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企业无信，则难求发展。“2018中国信用小康指数”调查显示，在本年度“最受公众关注的信用领域”排行榜上，人际信用、企业信用均位列前三名。
2018年7月，《小康》杂志社会同有关专家及机构进行了“2018中国信用小康指数”调查，经过对调查结果进行加权处理，并参照国家有关部门的监测数据和大量社会信息，得出“2018中国信用小康指数”为83.1分，比上一年度的77.8分提高了5.3分。
这是“2018中国信用小康指数”发布的第14年，在往年的“最受公众关注的信用领域”排行榜上，人际信用的排名都位于企业信用之前，而这一次，企业信用的排位不仅超越了人际信用，而且是历年来排名最高的一次，位居第二。
“中国信用小康指数”分别从政府公信力、人际信用、企业信用三个方面进行衡量。在本年度中，得分最高和进步最大的都是政府公信力指数，为89.2分，比上年提高了5.5分；企业信用指数得分为79.7分，比上年提高了5.1分；人际信用指数虽然比上年提高了5.2分，但得分依然略低于企业信用指数的得分，为78.3分。
从总体而言，公众对中国企业的信用状况评价并不乐观，50.2%的受访者认为企业信用状况一般，19.7%的受访者认为不太好，还有1.5%的受访者认为非常不好，觉得企业信用状况比较好的受访者占比18.8%，也有9.8%的受访者对企业信用给予了“非常好”的最高评价。
公众最不能容忍的企业失信行为有哪些？“2018中国信用小康指数”调查显示，“生产制造假冒伪劣产品”位居第一，“违约”排名第二，“发布虚假信息”排名第三，“拖欠款”和“质量欺诈”位列第四、五位。
诚信是企业的生存之道，而提高企业的信用水平也需要“有道可循”。多达80.3%的受访者建议“对企业不诚信问题‘零容忍’，加大处罚力度”；68.6%的受访者建议“建立企业信用档案，定期向社会公开企业信用记录”；58.2%的受访者建议“加快信用立法进程”；36.9%的受访者建议“加大监管力度”；32.5%的受访者建议“培养企业责任人职业道德素养”；28.3%的受访者建议“加大舆论监督和曝光力度”。
医药与保健品行业依旧“不靠谱”
为何要对不诚信的问题“零容忍”？今年5月央视曝光的一个案例最能说明问题。
60多岁的河北承德人李先生有10多年的糖尿病病史，朋友为他介绍了一种名叫“仁合胰宝”的保健食品，广告宣传称具有降糖功能，适合糖尿病患者食用。李先生上网查询后，在一家电商平台上找到了售卖仁合胰宝的网店，但吃了一段时间后，却感觉心里发慌，有点低血糖的感觉。
于是，李先生将买回来的仁合胰宝送到承德市食药监部门进行检验，经检验发现这款产品中添加了化学药品苯乙双胍。而2016年11月，国家就已明令禁止苯乙双胍原料药及其制剂在我国生产、销售和使用。
目前，随着网购的普及，网络平台成为了保健品虚假广告的多发地，一些不法商家利用人们注重健康的心理特点，通过夸大、虚假宣传等方式进行诱骗，比如宣称“所有病痛都可以治疗”“吃了一年多，记忆力增强了”“长期服用，白发转黑”“消除更年期障碍”“不是药，胜似药”等等，使得一部分警惕性低的人不惜重金购买这些所谓的保健品，合法权益受到损害。 发生在医药行业、保健品行业的不诚信问题，甚至极有可能伤害到人们的身体健康。比如，李先生服用的添加了苯乙双胍的仁合胰宝，虽然宣称是“保健食品”，但经医学实践发现，苯乙双胍在使用过程中可引发乳酸酸中毒，严重的甚至会导致死亡。
遗憾的是，“2018中国信用小康指数”调查发现，医药行业依旧有些“不靠谱”，在“诚信形象不佳的十个行业”榜单上，医药行业被全国各地参与调查的受访者们排在第一位，旅游业位居第二，保健品行业排名第三，广告行业、电视购物分列第四、五位，排名第六至十位的依次是美容业、食品行业、电信业、网上购物、教育培训。
从历年发布的“诚信形象不佳的十个行业”榜单上可以看出，医药行业、保健品行业的排名一直相对比较靠前，二者在2012年分列第一、二位；2013年分列第一、五位；2014年分列第一、四位。2015年，保健品行业反超医药行业，首次排到榜首位置，医药行业则排名第六位；2016年和2017年，保健品行业和医药行业在该榜单上的位次都是前者排名第三，后者排名第七。而今年，保健品行业的位次没有发生变化，医药行业则又回到了曾在2012年至2014年连续保持了三年的榜首位置。
然而，这一排行榜的“头号行业”却并不光彩。造假售假、虚假宣传，就应该“人人喊打”。
2017年7月，国务院食品安全办、工信部、公安部等9部门联合发布《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整治方案》，对保健食品的虚假宣传、营销欺诈等行为进行强力打击。2018年6月，国务院食品安全办又发布了《关于继续做好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整治工作的通知》，指出“要严厉查处虚假标识标签和虚假广告，以及以健康养生讲座、专家热线等形式进行虚假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
无论政府还是社会，对于不诚信行为，都应该有“零容忍”的态度。
政府信用需要“新担当新作为”
在本年度“最受公众关注的信用领域”排行榜上，政府信用高居榜首。九成受访者都表示了对于政府信用的关注。
哪些政府行为或官员行为会影响公众对政府信用的评价？大部分受访者选择了“官员和公务员不担当不作为”这一选项。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以下简称为《意见》）提出了“大力教育引导干部担当作为、干事创业”“鲜明树立重实干重实绩的用人导向”“切实为敢于担当的干部撑腰鼓劲”等多条举措。中组部负责人就《意见》答记者问时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全面从严治党的深入推进，干部乱作为问题得到有效遏制，但也有少数干部存在不作为慢作为的问题，有的庸政懒政怠政、改革勇气锐气弱化，需要按照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的要求，着眼于建立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抓住影响干部干事创业、担当奉献的关键症结，有针对性提出对策措施。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关键在于抓好落实、见到实效。从这个角度而言，担当与作为，对于政府信用的提高至关重要。
除了“官员和公务员不担当不作为”之外，参与“2018中国信用小康指数”调查的受访者普遍表示，“政策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官员和公务员责任意识淡漠，失职渎职”“弄虚作假”“大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腐败”“透明度不高”“政府职能越位，过度干预经济活动”“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等行为，均对政府信用有着巨大的杀伤力。
除了政府信用、企业信用之外，人际信用在历年“最受公众关注的信用领域”排行榜上也一直处于高位，此前已连续6年位列第二，今年则排名第三，排在了企业信用之后。在本年度“最受公众关注的信用领域”榜单上，排名第四至十位的依次是：媒体信用、网络信用、公益信用、教育信用、诚信教育、电商诚信、家庭信用。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关系治理与改革
我国提出社会信用体系的概念已接近20年，近年来，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在很多基础领域和关键环节都取得了重要进展。商务部研究院信用研究所所长、信用评级与认证中心主任韩家平在接受《小康》杂志、中国小康网记者采访时指出，中国目前正在建立广义的社会信用体系，此前经过长期探讨，我国于2014年6月出台了首份全国性顶层设计文件《社会信用体系规划纲要（2014-2020）》，并在这一纲要中将社会信用体系定位为有效的经济社会治理手段，近年来，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上升到实现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和推进“放管服”改革的重要抓手，其内在逻辑正是基于广义的社会信用体系概念演变而来的。
据韩家平介绍，社会信用体系可分为社会诚信体系、商务信用体系和金融信用体系三层结构，其中社会诚信体系将最先建成。“以失信惩戒和守信激励为主要内容的信用机制是社会信用体系的核心。为解决诚信缺失和信用交易风险两大问题，需要同时开展公共信用机制和市场信用机制建设，两者都是社会信用机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当前，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設已驶入快车道。
我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改革基本完成。截至今年5月底，全国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存量代码转换率99.996%，存量证照换发率83.5%；全国个体工商户存量换码率99.6%。推进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在各部门各单位办理业务时广泛应用，基本实现“一照一码走天下”。我国持续推进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建设，推进“信用中国”网站建设，信用信息共享公开能力不断增强。我国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初步显威。联合奖惩备忘录不断覆盖重点领域。60多个部门已累计签署37个联合奖惩备忘录，制定联合奖惩措施，联合奖惩成效不断凸显。截至今年5月底，全国法院累计公布失信被执行人1089万人次，254万失信被执行人慑于信用惩戒，主动履行义务。联合奖惩范围也在不断拓展。今年6月，首批限制乘坐火车飞机名单在“信用中国”网站公示，包括税务、证券期货、民航、铁路等领域的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人共169人，将在一定期限内被禁止乘坐火车和飞机。 “2018中国信用小康指数”调查结果显示，七成人认为今年中国社会的整体信用环境比去年有好转，其中21.6%的受访者认为有很大好转，52.3%的受访者认为有一些好转；20.7%的受访者没有感觉出变化；另外5.4%的受访者认为有所下降。
信用环境最优城市：杭州拔得头筹
今年6月6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坚持应用导向、立法先行，进一步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一是围绕优化营商环境加快构建以信用为核心的监管机制，推广告知承诺制。二是建立黑名单制度，强化信用约束，对侵权假冒、坑蒙拐骗、虚假广告等违法违规行为要公开曝光、坚决整治，让失信者受到惩戒和震慑。三是坚决守住信息安全底线，保护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四是加快推进重点民生领域信用体系建设，增进群众福祉。五是引导社会力量参与信用建设，发展第三方征信服务。强化政府部门诚信建设，依法依规处理“新官不理旧账”问题。
此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入推进审批服务便民化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为《指导意见》），特别强调“加快建立以信用承诺、信息公示为特点的新型监管机制，加强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归集、共享和应用，推动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向各级政府监管部门开放数据，并与政府审批服务、监管处罚等工作有效衔接”。
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宋世明看来，《指导意见》针对现实生活中的一些“痛点”问题采取了相应举措，比如企业群众反映突出的“办事难、办事慢”“多头跑、来回跑”等问题；“人在证途”饱受诟病，各种“奇葩”证明令人啼笑皆非的问题；如何有效摆脱“好心办坏事”尴尬的问题；如何化解商事制度改革后“准入容易、准营难”尴尬的问题；企业群众抱怨的“黑中介”问题；如何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问题。
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能够助力营商环境的改善；而营商环境的全面提升，则能够促进信用红利的持续释放。“2018中国信用小康指数”特别推出了“中国营商环境满意度大调查”，从总体来看，公众对于自己所在地区当前营商环境的满意度偏低。
公众对于不同区域营商环境的评价差别较大，在“中国五大区域营商环境指数”排行榜上，沿海六地（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海南省）的得分遥遥领先，高居榜首；京津冀鲁四省市（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东省）位列第二；西部十二省区（四川省、内蒙古自治区、重庆市、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州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区、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排名第三；中部六省（河南省、湖南省、湖北省、安徽省、江西省、山西省）居于第四位；排在最末位的是东北三省（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
“2018中国信用小康指数”之“中国营商环境满意度大调查”还发布了“公众心目中营商环境最优的十个省份”榜单，浙江省占据了榜首位置，广东省位居次席，上海市名列第三，排名第四至十位的依次是：江苏省、北京市、重庆市、天津市、福建省、贵州省、四川省。
无论是广义上的信用让生活更美好的实现，还是具体到营商环境的优化，都必须让城市先行先试。今年年初，国家发展改革委等机构披露了中国首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名单，杭州、南京、厦门、成都、苏州、宿迁、惠州、温州、威海、潍坊、义乌、荣成共12个城市“上榜”。
在“2018中国信用小康指数”调查中，受访者从这12个城市中选出了自己心目中的“信用环境最优城市”，赢得最多赞誉的是杭州市。在杭州，信用可以“当钱用”，信用的价值无处不在，无现金信用支付不仅让市民生活更加便捷，同时也让这座城市变得更有信用。杭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徐立毅说，信用能够激发一个城市的活力，打造信用城市，要将诚信纳入城市核心文化；要将信用嵌入城市治理理念；要把獎惩机制导入所有重点领域；要让共享平台覆盖所有信用信息；要让信用服务遍及生产生活。
自2015年起，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人民银行分两批组织了包括副省级城市、地级市、县级市和直辖市城区在内的43个城市（城区）创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城区）。经过两年左右的创建工作，和城市自愿申报、第三方中期评估、专家评审等程序，这12个城市达到验收要求，被确定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
通过建立公共信用信息共享平台、红黑名单、创新信用惠民措施等方式，这些先行先试的城市已实现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在城市的落地生根。未来，更多的中国城市将向信用取经，把城市治理推上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