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苏联解体，美国杂志《国家利益》上刊出了论文《历史的终结？》。三年后，出版商扩展成书的时候拿掉了问号，这本畅销书成就了当代最知名的政治学家之一——弗朗西斯·福山。
　　他当时的观点是，人类如何组织自身的大问题被解决了，世界会趋于欧美的制度。尽管连他的老师亨廷顿都不赞同，但其实强烈的反响还是折射出了冷战结束后美国的时代思潮。
　　“最近几年我着重关心的是发展问题，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在研究结论上反而越来越不确定了。”10月17日在北京，福山这样回答《财经国家周刊》。
　　他此时面临的挑战，包括如何解释这轮欧美的“大衰退”和全球治理失败：从美国的财政危机和改革瓶颈，到欧元危机及欧盟作为一个整体的决策弊病。
　　福山认为，这轮危机的根源在于政治：现有的制度越来越难以产生共识。“政治系统的运转失败，会使改革陷入民粹主义和倒退。”他这样批评，“而社会讨论则变得两极化，面对问題，只想着怎么把球踢到对面去。”
　　与当年《历史的终结》相反，福山认为要应对这些挑战，需要回到《政治秩序的起源》，中国则是其研究的重中之重。他此行借道北京大学哲学系庆典，希望与中国的学者对话讨论“崛起的中国与未来的世界”。这个中国最早建立的哲学系已届100周年，值此西潮与东风交汇的时点，中国的崛起需要建立怎样的历史观和天下观？
　　与大国相称的天下观
　　从最抽象的哲学回到最世俗的经济。谈到中国与世界，企业走出去是崛起的一个重要侧面，但当下的新闻热点却不断地刺激着国人的情绪：华为、中兴在美国的业务拓展遭遇美国会调查乃至“抹黑”；光伏产业受到欧盟的“打压”；三一集团在美投资项目受到“狙击”，只能选择要与奥巴马对簿公堂……世界之大，想象无限，但却好像始终不能深入。
　　“一个时代的人们不是担起属于他们时代的变革，便是在它的压力之下死于荒野。”作家哈罗德·罗森伯格曾这样评论当年美国崛起期的挑战，在其中“思想不是智力的玩物，它们是实践的结果。”
　　陈功是安邦咨询的董事长，众多企业客户的急切需求，促使他反复自问和思考着“走出去背景下的天下观”：只有正确的观念才能帮助解决问题，而不仅仅是解气。
　　对于走出去的瓶颈，现有解释的出发点，往往集中于美国的国内政治与选举、发达国家对中国的遏制、或是老牌企业对中国企业的敌视等等。“饱含激愤之情。”陈功认为其局部看逻辑上可能说得通，但是在天下观的尺度下对现象缺乏解释力，“需要点燃理性之光”。
　　比如就在本月15日，墨西哥递交WTO的投诉，构成发展中成员国对中国的首次单独诉讼；再如巴西智库的舆情研究报告发现，其“反华情绪”并不比欧美低；更令人困惑的还有，之前一些非洲拉美的朋友，现在也会和中国“闹别扭”。“很难只用强权的阴谋论来解释了。这就是发展的冲突。”而在抱怨之外，“如何让理解你的人多一些，不理解你的人少一点？”陈功认为，第一就是从自我做起，“认识中国可不是留给别人的作业，我们自己也负有责任。”
　　“借助垂直供应链整合，非洲和中南美洲国家现在已经成为中国泛亚板块的一部分。”朱民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他通过数据模拟重绘了国际经济版图。“十年前，拉美跟亚洲的股票市场的关联度是41%，今天则达到了82%。外部冲击对一国经济产出的影响，新兴经济体从危机前的30%上升到60%，而发达经济体也从危机前的20%上升至40%，均已超过了本地因素的影响。”
　　对于数字背后的趋势，哲学研究者赵汀阳这样概括：“每个人的命运都掌握在他人手中，每个人都欠着别人的幸福和自由。”
　　身正而天下归之
　　国际经济版图与地缘政治的逻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个大国要有全面且周当对应的心态建设。“当中国要思考整个世界的问题，就不能对世界无话可说。天下观就成了首当其冲的问题，这就是中国现在的思想任务。”赵汀阳是最早一批研究“天下观念”的人。
　　在国内的语境中，“战略机遇期”或者“发展空间”是热议的问题，这是被动出现的还是主动争取的？是静态可预知的还是动态变化的？
　　“一些想法不能陷入误区，不能简单地说世界划分成几个板块，有你没我、非此即彼。”陈功认为，两次大战前，日本和德国的崛起就没有处理好这个问题。
　　而在对抗之外，沉默也不是出路。在陈功看来，此前中国走出去中那种只用安心赚钱，不问别人、别人也不问你的情况，是特例而非常态。“那时的条件，已经像烈日下的冰块那样迅速融化了。”而一个成熟的国家，总要学会在常态而非特例中生存和发展。
　　人之常态，是不能要求别人只看着你发展而不眼红。国际经济的“新常态”，则是发达国家 “短期都在寄希望于外需来解决国内困境，对他国的贸易调查、操控汇率的指控将越来越频繁”。林毅夫在从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职位上归来之后，这样阐述自己的观察和判断，提醒国内精英应该做好准备。
　　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学者们归纳为“融合式崛起”。“竞争总是存在的，美国和以色列如此紧密的关系依然存在竞争。”只有在融入的情况下保障自己的利益，不断学习斗而不破的技巧。近几十年来，诺贝尔经济学奖密集地颁给博弈论，以表彰《冲突的策略》，“竞争与合作”，直到最近的“机制设计”。
　　而第一步如何迈开？对世界释放善意，希望融入国际秩序重构，但却得不到对等的回应，甚至适得其反的时候，为什么不能宣泄一下或针锋相对？
　　对此，两千多年前孟子的回答是：“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身正而天下归之。”那是中华文明的轴心时代，在历史学教授阎步克看来，那个时期的“天下观”是中国国家意识的1.0版本。在其后两千年帝制的“中央上国”之后，如今全球化环境中的中国，需要迎来一个升级换代的国家意识3.0版本。
　　开放与融合的天下观
　　这也是福山对中国如此感兴趣的原因：“世界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他的两场演讲选择了横纵两个主题：比较视野下的政治演进，以及历史视野中的政治秩序。法学教授高全喜这样归纳：“中西之争与古今之辩。” 　　某种“西方共识”和“中国模式”之间的争论，是当前国内思想界又一个核心议题。“中国崛起对世界来说是一件大事，因为这又会揭开不同制度之间的竞争。”阎步克不持非此即彼的观点，“其本质是全球化带来的趋同效应与独特性之间的平衡。”
　　福山用“广义进化论”来打比方：一方面不同文化演化出了不同特征，如同水里游的和地上跑的哺乳动物演化出不同的四肢；另一方面不同国家都要处理相类似的问题，就像不同种类的动物们都进化出了眼睛。作为最新的研究成果，他給出了一个包含国家能力、法治、责任政府、经济增长、社会动员以及思想合法性的六维度发展框架。
　　国际政治学家王缉思也认为，在崛起期反思中国历史，寻找其内部的规律与制度资源深有价值。“因为近100年来对历史的反思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即那时的中国大都处于低谷期；而用现在的心态去看，应该与20世纪50年代之前的理念有很大的不同。”
　　简要梳理福山的观点：不同源头的政治秩序，影响着改革的不同药方和未来的制度走向。在国家、法治与民主的维度上，中国从先秦开始的政治制度，就受到战争的强力塑造，大规模的军队要求相应的税收与官僚系统，起点是“强大的国家能力”；而西欧的起点却并非王权，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合约关系，是有强烈宗教背景的“法治体系和民主契约”。
　　不过中西之间的分歧并没有争吵中那么大。因为没有国家能力，发展和秩序不可能的；没有对国家能力的约束，权利和稳定也是不可能的。挑战在于如何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所以在这个时点，美国的精英们在思考如何更有效地推动集体行动，增强国家的行动能力；而中国则在考虑建立“有限政府”，约束其边界并提高治理效率。
　　与二十多年前的斩钉截铁不同，福山现在使用一个更宽泛的概念：“责任政府”。“民主的目标本质是维持一种责任：关注群体整体的福利，并在这个过程中防止被利益集团俘获。”以此视角，这位政治哲学家再次提出了一个新锐的主张：中国“现代国家”的雏形比西欧更早，而这方面的延续性，在世界上看来也是不多见的历史遗产。
　　“传统国家”与“现代国家”的区别，来源于19世纪著名思想家马克斯·韦伯的定义，前者依靠血缘等亲密关系治理，后者则通过原则和制度实现了超越。韦伯本人并不认为中国属于“现代国家”，但按福山的主张，这是因为那个时代西方的研究者，对清朝以前的中国缺乏足够的了解。
　　因为从秦朝开始，中国就有了制度化的阶层流动；有了职业化的公职人员；虽然没有正式的法治，却有替代性的制度安排，包括对官僚系统的道德教化体系，这些同样构成对国家能力的限制。
　　福山将发展的最后一个维度，归结为思想、以及建立在其上的合法性。“经济学家此前对这些重视不够，不外乎自利的人在约束条件下寻求可能的最优。”但他批评说，“除了自利，人同样也是道德的动物。”正如国家的崛起除了谋求利益，也总是在寻求认同一样，不问思想只做生意的时代结束了。未来中国的崛起动力，“在于重构与传统和世界之间的联系。”
　　赵汀阳和陈功等中国学者的回应是：利益和文化可以无限交融，所以政治也可以无限延伸，相互借鉴。如果一种好的模式能够万众归心，这个社会就被称做“天下”——这是在三千年前《尚书》和《诗经》就出现的一个政治概念。这种开放融合的天下观，是中国和平崛起宝贵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