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四渎之宗”，黄河既是母亲河，孕育了华夏文明，推动了沿岸社会经济的发展;黄河又是灾害河，两千多年来下游河道的频繁水患导致百姓流离失所、经济凋敝。人类在适应黄河生态环境的进程中不断做出改变，又在改变中深化认识和完善自我，二者间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系统研究人与黄河的关系，对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具有借鉴意义。《明清时期黄河水患与下游地区城市变迁研究》一书从黄河水患入手，以城市变迁为主线，通过对黄河水文与水患、黄河水患与城市形态变迁、城市经济与社会变迁等问题的探讨，系统分析了黄河水患与下游社会经济间的关系。
　　通过该书的具体事例分析可知，历史上黄河水患频发，是自然和人为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水利兴盛和衰败是人为因素中的重要环节，而在自然因素中，气候起到决定性作用。历史上气候变迁影响了中下游水量、沙量，季风气候导致降水量和干湿状况的显著季节性差异，雨量时空分布不均衡造成水患频发。而黄河水患对于人类社会的影响是多方面且连锁性的。自然和社会生态系统需在一定承载阈值内才能保持稳态，若超出阈值，原有平衡将被破坏。持续的水患必然导致社会生态发生巨大变化，其中农业领域所受影响最为显著。明清时期频发的水患淹没了农田，导致地形改变、河湖淤塞、土地沙化和盐碱化加重，使原有灌溉工程大多淤塞失去了灌溉便利，湖泽及河流淤浅，排水系统陷入混乱。黄泛区大片土地变成沙荒地、淤地和盐碱地，诱发旱、蝗等次生灾害。在水患冲击下，农业劳动力大为减少，政府动用大量资金治河消耗了本该用于农业生产的财力。最终农业生产无法开展，导致农业经济恢复渺茫。没有了农业支撑，手工业和商业随之萎缩。水运功能因水患丧失，失去了原有发展条件和保障的城镇经济辉煌不再，进而引发文化习俗的转变。一方面，黄泛区大量迁出人口依然保留着原有文化生态和思维方式，对迁入地风俗习惯无疑会产生较大影响。另一方面，黄泛区内民众的文化习俗变化呈现被动性、沉重性和多面性的特点，日常营生、饮食起居、出游赏玩等无不与水患休戚相关，民众变得好斗、尚武，且更加消极厌世，社会矛盾凸显，只能通过河神崇拜让恐惧心理得到安慰。总之，“水利不修，河患频仍，旱灾屡至，丰歉不常，生计日啬，贫者不谋朝夕，富者亦鲜巨资，然多安土重迁，纵凶荒亦少去其乡者”，这句古语精准概括了水利—河患—社会经济—文化风俗间的因果联系。
　　面对恶化的环境条件，黄河下游民众也非完全消极对待，而是充分利用有限的技术手段积极应对。在生产上，或修筑水利工程或推广种植冬小麦避开夏秋水患多发期，或种植能适应黄泛区环境的棉花和甘薯，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土地利用不足，带来了农业经济新增长点。在生活上，或选用成本低的草房降低水患损失，或在盐碱地区利用混合麦秸草、麦穰的泥土层层夯实墙体防止盐分上浸，或设计建造“台房”抵御洪水冲击。社会层面则呈现各界广泛参与救助的局面，既有官方为主导，又有地方士绅参与配合，既有备灾仓储建设，又有其他灵活措施。但应对措施不当也会带来负面影响，如为防御洪水而盲目砍伐树木，森林被破坏，自然生态逐渐恶化，土地失去了屏障，狂風一起飞沙蔽天，农业生产衰退，削弱了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基础，失去了发展的内源动力。
　　以史为鉴，今后要想将黄河对社会经济的负面影响最小化，必须坚持黄河流域综合治理与开发，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兼顾沿黄九省区协调发展。推进上中游地区水土保持工作，做好流域内生态环境保护、水安全保障等专项规划以及防洪防灾体系建设，完善气候对全流域影响的研判机制。沿线地区应尽快完善农业现代化水利联动机制，构建特色可持续农业产业体系。同时应充分认识到实现黄河文化的创新性转化与创造性发展，是落实保护与弘扬黄河文化、讲好黄河故事、提升文化软实力功能的关键。在理清黄河文化发展规律和明确黄河文化体系基础上，深入推进文化产业和文旅融合是实现该目标的关键。通过深挖沿黄文化资源，建设沿黄景区，开发地域特色鲜明、文化底蕴深厚的精品文化旅游产品等，充分展现黄河文化的魅力，带动文旅产业持续健康发展，以文化熏陶逐步引导民众转变行为习惯，积极投身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进程中。
　　基金项目：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黄河文化多维度融入高校课程体系育人模式教学探索与实践研究”（2019SJGLX289）;河南省高校青年骨干教师培养计划项目“基于区块链的黄河生态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与产业发展研究”（2020GGJS102）
　　作者简介：陈超（1984—），男，河南平顶山人，河南农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后，华北水利水电大学人文艺术教育中心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黄河文化、文旅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