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播美剧《冰与火之歌》里攀爬事业最成功的应该是太监瓦里斯。他曾经是个奴隶，受尽了欺辱，后来靠着自己的努力和聪敏的头脑成为了权势熏天的情报大臣，掌握无数人的生死。像这样的小人物奋斗故事在影视、书籍等作品中随处可见，他们完美的符合我们从小就被灌输的观念——自身的努力奋斗是成功的最关键因素。然而美国著名经济学教授高利·克拉克却斩钉截铁的告诉你：决定你未来的财富、事业和社会地位的是你的姓氏。
　　父亲的阶层对子代影响巨大
　　克拉克教授是在他的新书《子孙照样发达》一书中得出这个结论的，尽管这个结论有些惊世骇俗，但无论是经济学家、经济史学家还是精通此类研究的学者教授们很难对该书的数据模型、方法诠释提出质疑的，因为克拉克他调用了大量历史旧档和征集了长程历史的实证数据，集中考察了多个社会，包括英国、日本、印度、韩国、中国、美国、瑞典、智利、丹麦等国家，以及犹太人、吉普赛人等群体的长期演化，实证数据的跨度长达几个世纪，英国的数据更长达九百余年。然后运用统计学和经济量学海量分析。力图使结论跳出小概率、小地域以及狭窄时间段的影响。使之更客观和正确。
　　他的研究从中世纪英国开始，在此之前英国人是仅有名，没有姓的。研究人员追踪了与工匠职业相关的姓氏，比如史密斯（Smith）意指铁匠、贝克（Baker）意指面包师、卡彭特（Carpenter）意指木匠等，这些姓氏在十二世纪左右出现，局限在这些有一定技术、地位高于普通劳工的人群中。为了追踪这些人的社会阶层流动性，克拉克教授查阅了自十二世纪以来牛津和剑桥大学的学生名单、受到认证的遗嘱等，发现自十三世纪以来，虽然英国经历了科学革命、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这一群体的阶层流动性十分缓慢，代与代之间财富和社会地位变化不大。与此同时，追溯英国贵族罕见姓氏的工作也在进行，上层社会人士，即那些姓氏和他们拥有的土地相关的人群，虽然社会地位和财富在几百年內逐渐降低，但他们仍然居于所处社会的富裕阶层，甚至更高。
　　克拉克教授把这种人类社会的高粘滞现象称之为“社会执着度”，并根据数据模型计算出子代受到父亲阶层影响为75%左右，孙辈和祖父辈的相关性56.25%，第四代受祖辈的影响则为42.19%…… 直到第十代，祖上持续的影响仍有可观的7.5%。
　　至此一些常见的社会经济学看法遭到了颠覆：社会越开放流动性越高是错误的，而在理想的社会每代人都应当“重新洗牌”，每个新生儿都将“生而平等”地面对着平等机会的现象也不会出现。克拉克认为社会执着度是不变的常数，与文化、制度安排等等无关。
　　这真是一个令人沮丧的发现，一位有名的哈佛教授亦有同感：“让我们希望，克拉克揭示的规律不是事实。”那么在那些当代国家中一般认为社会阶层流动性最高的国家，比如瑞典、日本等国家情况如何呢？
　　精英还是精英
　　与英美相比，这些国家对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做得比较认真，高低级职位间的工资差别相对较低、累进税制比较严格、医疗教育服务等对全民免费，使得不同阶层都享有相近的社会福利。但是克拉克等人采用姓氏研究对瑞典贵族院成员进行了分析，发现从十九世纪初到今天，在社会地位和财富状况上，上流社会家族的后代依然胜过普通人。例如，贵族的名字出现在瑞典律师协会律师名册上是一般公众出现的频率的6倍，带有贵族姓氏的人群收入比姓“穷人姓”的安德森（Andersson）的人高8.9倍，并且这些国家的社会执着度与英美的几乎持平，父与子之间的影响仍然保持在70%-80%左右。
　　那么克拉克的姓氏经济研究是不是也适用中国呢？因为中国人使用的姓氏非常少，13亿人口大概只使用100多个姓。克拉克和他的中国学生郝煜从《明清进士题名录》中找到了研究的切入点，他们从名册中找出了13个罕见姓：诸、竺、茅、濮、裘、巢、恽、端木、钮、忻、萨、笪、宓。根据1820年至1905年的科考数据这些姓的人比王、李、张这“全国三大姓”获得进士的比例高8.6倍。因为在《明清进士题名录》中，这13个姓集中在江南一带，所以除了“全国三大姓”外，作者还选择了顾、沈、钱这“江南三大姓”作为另一组对照，“精英十三姓氏”获得进士的比例是“江南三大姓”的4.7倍。
　　为了分析不同时代不同群体中这些姓氏的分布，克拉克等人还选择了1912-1949年间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2012年中国排名前十的大学的教授、2006年资产超过150万美元的公司董事长、2010年中央政府官员这四个精英群体。结果发现在这四个群体中，13个“贵族姓”的相对比例都远远高于“全国三大姓”。即使拿“江南三大姓”做对照，相对比例依然偏高，这说明尽管中国十九世纪末到现今，尽管社会体质发生过翻天覆地的剧烈变革，明清时代的“精英”群体，到了二十一世纪还是社会精英。
　　好配偶 后天努力 教育 运气 ……=阶层提升
　　为什么这样的结论与人们对社会流动性速率的印象如此不同，克拉克的解释是，人们意识的重心是短期的，他们关注的焦点在代际变化，只是两代人之间发生的变动，这时随机因素（比如各种运气，包括好的运气或坏的运气）起了很大的作用，从而掩盖了真实的讯号。
　　还有部分来自误算。人们以物质收入的影响替代了社会流动性。其实，竞争社会地位、获取资源的能力是综合性的，除了财富，还有教育（掌控信息和知识的）、职业（拥有高尚岗位）、社会联系（抱团的紧密网络）、健康状况、是否长寿等，都是构成“社会成功”的元素。
　　那么我们能做的是不是就仅剩下一点了——若想孩子成功，替自己找个好配偶？当然这是个好建议，但也要注意，第一配偶的“好”，不在于他（她）是否有钱或生于有钱的家庭，也不在于其面貌是否姣好，而在于其生父母的财富、教育、职岗、社会网络、健康长寿等因素的综合考量;其次更主要的是，要考察其父母、兄弟姐妹、祖父母、曾祖父母以及更上代人是否也成功。从长计议，才能确实把握他们的成功是否有坚实的根基。
　　而且克拉克教授最后仍然强调了个体后天努力的重要性，他认为虽然个体有社会阶层的差异，但这并不等于说社会阶层流动性就不存在了（即使缓慢，但仍然存在），或是不需要个人的后天努力了，或是社会平等没必要了。他指出，即使生来就有较强的竞争力，但要实现成功的人生还是必须通过后天努力;在每个人的人生道路上还是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如果一个社会能够将资源最大程度的向底层倾斜，还是能够大大地改善整个社会的健康和教育水平，提高每个人的个人能力和综合生活质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