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军打进南京，设了一个“删书局”，把四书五经删的删，改的改，这才拿来开科取士。其实此前数十年，北京大张旗鼓开的那座四库全书馆，又何尝不是删书局呢？编书即删书，是书厄，也是人厄。
　　这里说的是另一个删书局。1780年的冬天，四库全书馆已经开张七年，两淮巡盐御史伊龄阿在扬州设“词曲局”，专事搜集江南地区的词曲剧本，删改加签后进呈皇帝。不长的时间里，扬州词曲局共删编校勘剧本1000余种，完全禁毁的剧目可考的至少有20种，至于被“抽撤改正”的数量就无从查考了。也就是说，当日存留的所有剧本，几乎都经过了一次“人人过关”的纯洁化过程。
　　乾隆爱看戏，在他的手中，清代宫廷演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也确立了一系列制度。或许正因为乾隆的戏曲爱好者身份，他在浏览各省送来的查禁书籍时，意识到这些经史子集中固然存留精神毒素，而那些每日在民间搬演的戏剧，假若宣扬些危险思想，可能危害更大。他首先注意到的一部戏，叫做《如是观》。
　　《如是观》是明末清初人张彝宣所作。这部戏翻写《精忠传》传奇，虚构岳飞战胜金军、迎接二圣还朝，并且惩治了秦桧的故事。乾隆认为，似这样的剧本，“搬演过当，以致失实”还是小事，关键是流传一广，“无识之徒或至转以剧本为真”，岂不于世道人心有害。
　　满洲系出女真，抗金等于抗清，所以宋金交战的史事，与明清易代的故事一样敏感。谕中明言，凡关涉到“明季国初”之事的，应当一体饬查，这也是词曲局最用力的地方。
　　举凡敷演明亡清兴故事、乃至在编写晚明故事时出现后金或胡虏名目的，无不遭到细致的删改。一个最极端的例子是，在词曲局运作结束之后，总校黄文曾撰《曲海》二十卷，撮要记载他过手的剧目，竟然没有著名的《桃花扇》。四库全书不收小说戏曲，《曲海》在戏曲领域大致相当于四库全书的《总目提要》，它的这个重大遗漏，显然也同四库全书“寓禁于征”的宗旨相同。
　　词曲局查禁的标准，除了上述历史剧以外，还有两条：一条是“扮演本朝服色”，也就是说，凡是装扮清代服式、标明故事发生于本朝的，一律在禁绝之列，《红门寺》叙述清代廉吏于成龙的故事，即因此而遭毁禁；一条是“情节乖谬”，故事太离谱或者太鄙俚的，都算乖谬，有部戏叫《全家福》据说就属于这种情况，地方官认为它“不值删改”，干脆禁掉了事。
　　扬州词曲局所收剧本不限于扬州。词曲剧本集中于苏、扬两地，但是苏州织造全德不谙汉文，不敢承担这个差事，所以凡苏州收来的剧本，一律封送扬州词曲局处理。而在苏、扬之外，全国各地也都收到了检查戏曲剧本的通知，各个曲种也都有波及。
　　江南地区最流行昆曲，因当时昆曲的文人化程度很高，剧本创作也最发达。其他剧种如种类繁多的花部乱弹之类则多以口耳相传，并无剧本，所受影响有限。乾隆以后昆曲的衰落和花部的繁荣与此不无关系。
　　即便如此，本着宁左勿右的原则，也有不少地方设立了类似机构，专事词曲甄别查禁。例如山西就在太原“设立公局”，“将宋元明新旧戏文无论刻本抄本概令呈缴”，而其他未有设立专门机构的地方，也将词曲剧本列为查缴书籍的重要部分，归入各省书局的工作范围。
　　然而，扬州如此尽心尽力，却似乎并未讨得皇帝欢心，扬州词曲局只存在了半年多一点的时间，就自动裁撤了。裁撤的原因是乾隆下旨申斥，意思是说我只让你们删改那些有违碍字句的剧本，没让你们搞这么大的动静，把所有的剧本统统删改一遍，不但无此必要，而且是浪费。况且演戏本是太平景象，假若弄到人人自危的局面，反倒影响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了。
　　事实上，词曲局的“过于张皇”，还不在于摊子铺得太大，而是其查禁活动已经超出了单纯的政治范围，试图扩展成整肃通俗文化的机构。它延揽从事的文人超过百人，其中不乏廷堪、罗聘、李斗等大名鼎鼎的人物，其工作目标是将古往今来一切词曲筛查一遍，凡不合主流价值观的尽行删改，而在乾隆一面，这时关心的只是那些具有煽动性颠覆性的部分，至于对社会文化进行全盘清理的理想，他早已放弃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