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我在故宫修文物》的纪录片，让“文物修复师”的职业由鲜为人知变成广为人知。而屈峰这个名字，也在一夜之间“火”到家喻户晓。
　　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的屈峰，一直怀揣着一个当艺术家的梦想。当他正纠结于是继续学习考取雕塑系的博士还是找工作的时候，他看到了故宫招聘“文物修复师”的简章。
　　
　　上班时间是朝八晚五，上班地点是清幽的宫里，接触的是常人难得一瞥的国宝，时不时还可以在历史、现实中穿梭，这对刚走出校门的屈峰来说充满了吸引力。他觉得在故宫修文物算得上是繁忙现代都市中难觅的好工作，并且也和他的“雕刻”专业相对应，于是，他毅然报名参加了应聘，并很快收到了聘用合同。
　　屈峰原本以为，在故宫工作能接触到大量的艺术精品，从而提升自己的艺术修养。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文物修复工作远没有他想的那么高大上，而平时做的也都是一些琐屑细碎的刻”专业相对应，于是，他毅然报名参加了应聘，并很快收到了聘用合同。
　　屈峰原本以为，在故宫工作能接触到大量的艺术精品，从而提升自己的艺术修养。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文物修复工作远没有他想的那么高大上，而平时做的也都是一些琐屑细碎的刻”专业相对应，于是，他毅然报名参加了应聘，并很快收到了聘用合同。
　　屈峰原本以为，在故宫工作能接触到大量的艺术精品，从而提升自己的艺术修养。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文物修复工作远没有他想的那么高大上，而平时做的也都是一些琐屑细碎的工作。
　　故宫文物修复存在“师徒制”，在第一年里，所有的“新人”都不能直接接触文物。所以上班的第一年，屈峰的工作就是跟在师傅后面看师傅干活儿、打下手或做一些复制品。最重要的是，这份工作的特性之一就是压抑艺术创作。对文物的修复，只可以在修复方法上作一些创新，但绝对不能在文物本体上发挥艺术创造性。这对于艺术有独特见解的屈峰来说，无疑等于捆绑了他对艺术追求的手脚，让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后悔自己的选择，他觉得自己一个中央美院毕业的高材生，却每天从事着普通木匠的活，这是对他人生远大理想的亵渎，后悔的种子开始在屈峰的心里生长着、蔓延着。
　　2008年，故宫收到严重破损的清代的文渊阁十二围屏，需要补全。屈峰领到了一块方形的小雕龙版，另一位老师傅刘师傅，负责补全一块圆形的大团龙雕龙版。
　　屈峰是科班出身，一小块透雕单体龙全然不被他放在眼里。然而等雕刻接近尾声的时候，他去看了一眼刘师傅的团龙，发现了差距。他的雕刻看上去显得刻板没有生气，而刘师傅的看上去则生动富有活力。
　　刘师傅看出了他的不解，笑着对他说：“你的雕刻没有问题。但龙身子上的曲线刻得不顺畅，没有韵味。这些文物，都有着几百年的文化底蕴在里面，你要首先参悟才行。”刘师傅的一席话，仿佛在一瞬间点醒了屈峰。原来雕刻所表现的美感是隐藏在技术里的，同样是刻一道线，你没有体会，就只能是照猫画虎，看上去差不多，但全然没有生气。而如果你真正体会到这条线，就能知道其中轨迹、力度和律动的变化。虽然都在一起一收之间，而结果却截然不同。参悟到这些道理后，那颗在屈峰心里已长成藤蔓的后悔种子立即枯萎，他重新审视了自己的工作，开始全身心地投入。
　　屈峰的一个爱好是刻佛头。他刻的佛都带着一种淡然而神圣的笑容，看上去慈眉善目，就好像在历史的文化中被熏陶过一样，堪称精品。而有的人刻的佛，要么奸笑，要么淫笑，甚至有的人刻得愁眉苦脸的。有人问他何以将佛头刻得如此恰到好处时，屈峰说：“我们在制物的过程中，必须和这些东西融为一体。中国古代人讲究格物，就是说以自身来观物，又以物来观自己。这样两者互融，才能让艺术富有生命力。”
　　如今，在这个科技高度发展的年代，手工雕刻俨然已是一个行将没落的行业，而屈峰等人依旧在故宫里做着接近原始的修复工作。他们的工作很慢，慢得有时一个星期、一个月也完不成一个细小的修复，然而有时又很快，快得刚刚坐下来开始工作就到了吃饭的时间、下班的时间，甚至快得还没做出什么成绩就到了退休的时间。他们就在这既慢又快的时间里默默做着文物修复的工作，让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文物得到了重生和重现。
　　有媒体采访屈峰，问他是否还会坚守着这项技术并将它发扬下去，屈峰笑着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坚守，纵使是一只萤火虫，也会坚守着最后的那点微光，而我愿做一只坚守微光的萤火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