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苏联时期，一位颇有名气的科普作者伊利英曾在自己的一本书中写过这样几句话：“我们最需要什么?我们最需要机器。但是，为了造出机器，需要金属。而为了机器能开动，需要动力。”
这几句话道出了从20年代末起到整个30年代中苏联大规模工业建设的核心。或者，套用当年常用的一个充满了激情和理想的政治口号来说，那就是这几句话点出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质和精髓。自从斯大林中止执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改行自己的“新经济政策”，这种以“直接工业化”为中心内容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就初见端倪。几任国家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都不遗余力地制订以金属和机器制造为核心的工业发展计划。那个以“红色旋风”、“剑与火”而闻名的捷尔任斯基走马上任管理经济工作时，甚至提出了“为金属而奋斗”的口号。他说过这样的名言：“工农的俄国，难道她能是别的样子?她只能是金属的”。后来的强硬的古比雪夫和视“A”组工业为永恒方针的奥尔忠尼启则坚持了这条在苏联高层领导人中被视为经典的路线。在他们掌管国家经济工作的十几年的岁月中，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就在“为金属而奋斗”的这种口号下形成了一个独具这片土地特色的“A”组重工业系统，而这个“A”组工业也就在以捷尔任斯基创建的、同样独具这个国家特色的“契卡”工作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苏联人曾经为了什么样的金属和什么样的机器而忘我奋斗了呢?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结束时投产的大型工程总计35个。其中11个在俄罗斯联邦的欧洲地区，11个在乌克兰，9个在乌拉尔和西伯利亚地区，4个在哈萨克斯坦和中亚地区。
从这些工程中，不难看出两点。一是国家迫切需要制造坦克、飞机、大炮和各种军事装备的原材料和机器设备，需要钢铁、有色金属和各种化工原料。为此，需要动力。所以，这35个大型工程集中发展了三个工业部门：钢铁和黑色冶金工厂、拖拉机制造厂和机器制造厂、电厂和电站。二是从这些工程的分布情况来看，除了以改造老企业为主、部分建设新企业的俄罗斯和乌克兰地区外，所有的有决定意义的新工程大都集中在乌拉尔和西伯利亚及中亚地区。如果考虑到在乌拉尔和西伯利亚地区全面铺开，尚没有完工的工程，可以说，这时苏联的大规模工业建设是以乌拉尔山以东和西伯利亚地区为主线的，对苏联其后年代的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决定意义的大型工业全部集中在这一地区。
这些地区是远离莫斯科的地方。这些地区也是远离工业的地方，甚至远离了当时苏联的欧洲部分已经达到的现代生活和文明。在这样一个地区开始苏联的新的工业建设，开始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许多人都没有预料到的。这一决策是斯大林作出的。斯大林决策的依据是，苏联生活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之中，敌人对苏联的进攻和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因此苏联的备战和最终迎战也是不可避免的。斯大林从一开始就否定了在西乌克兰地区进行大规模新工程建设的建议(比如，他曾十分坚决地反对花那么多的钱、在那么接近西方的边界线上建设庞大规模的第聂伯水电站)，而始终要求把所有新的、与苏联的生死存亡相攸关的企业建在乌拉尔的深山里和西伯利亚荒无人迹的草原上。也许可以说，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首先就是一个大规模的边远地区的“社会主义工业化”。
斯大林终身都要向世界显示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同时也一辈子主张把显示这种优越性的企业绝对保密，让它们处于永远不得张开的大幕之后。在斯大林时期，这一决策得到了分毫不差的贯彻，因此人们始终弄不清在乌拉尔山以东究竟是怎样一块神秘的天地，就像信徒门永远不明白在那大佛的身后极乐世界究竟是怎样。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终于在这个神秘天地里，建起了一个十分强大的、足以与西方世界在军事上抗衡和对抗的“A”组工业体系。由于希特勒的入侵和随之而来的苏联人民的卫国战争，沉默的乌拉尔群山和西伯利亚广漠的草原终于开口说话，于是人们也开始懂得了这“A”组工业的神圣和威严。由神圣和威严而圣化和神化，于是，组建“A”组工业的原则、计划、措施和进程就被完善得无以复加，就被歌颂得绝对的正确，就被描述得经典般的圣明。
多年来人们已经习惯于对神圣的歌颂，而忘却了为了这种神圣所付出的沉重代价。一句话常挂在人们的嘴边：“没有这些‘A’组工业，苏联怎么会打败希特勒?”战争的伟大胜利掩盖了后世人们应该从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中去思考和接受的经验教训；对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信任、希望和虔诚的理解导致了多年来对苏联绝对正确的承认、肯定和不容异议。
然而，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毕竟是在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发生的事。在那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在苏联时期出版的书中，都把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企业、库兹涅茨克联合企业、乌拉尔机器制造厂和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制造厂等看成是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坐标。那么，这些坐标是怎样在大山和草原上竖立起来的呢?
中央政府在公布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后，就频繁地通过决议，要求急剧扩大对发展有色和黑色金属的投资，在远离莫斯的地方，以全面铺开的方式进行新工程的建设。决议规定了进度、规模、指标和完成的时间，但却总是没有具体的、详尽的计划。大量的工程都是一议而起，一轰而上，许多东西在今天看来，几乎是不可理解的，甚至是荒唐的，然而在当年却都是实情。库兹涅茨克联合企业的最早负责人、工程师巴尔丁就留下了一段实录：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古比雪夫把他找去，指着地图上的诺沃库兹涅茨克地区对他说：“您到那里去吧，我们已经决定在那里建一个金属冶炼中心。您应当证明，布尔什维克党人能干什么。”巴尔丁到了远离莫斯科四千公里的西伯利亚的一个小站——托木河边的一个孤零零的木房子。等待他的是一个马车夫和两匹马拉着的雪橇。沿途是洼地、土窑和茅舍。在未来的联合企业的工地上，只有一间工棚、一个车库、一个马棚和8匹马。工人不超过200人，基本上是些手握铁锹的挖土方工和带斧头的粗木工。他看着这“工地”一下子不知怎么办，可站在他身后的马车夫却在解嘲地说：“这不，人们要建设花园般的城市了。可现在，既没有城市，也没有花园。”
马格尼托哥尔斯克的负责人所面临的也是类似的情况：在这个未来的工地上，甚至连火车站都没有，只是在用一节普通车厢权当“火车站”。工地上的一切主要的工作都是手工进行的，拖拉机和汽车的数量屈指可数，甚至连普通的独轮手推车和铁锹都不足。
乌拉尔机器制造厂的负责人写道：“当我们来工作时，马车只运来了2万立方石灰、3万立方沙子和100块板子。”没有一间房子，他们只好睡在松树下。他们是在一无所有的荒地上立下了工程奠基的铜牌的。
所有这一切当事人的记载都不是编造，也不是什么神话，而是当年的生活和现实。当然，从我们现在人的观点来看，这种在一无所有的土地上的大规模工业建设无论怎样也是不能看作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可是，在那时，谁都把它看成是一场神圣无比的进军，是一场明天就会进入光明的、幸福的、富裕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光荣斗争。结果是，在乌拉尔山以东和整个西伯利亚地区，几十个巨大的工业中心矗立了起来，它们为斯大林所设想的备战和迎战提供了必要的坦克、飞机、大炮、弹药、各种军事装备以及通畅的公路、铁路和航运。这些新兴的城市成了苏联的战略大后方，成了苏联迎接战争的基地，成了苏联绝密的新武器的试验场、仓库和处理、掩埋各种工业废料的场所。
在短短的十几年的时间里，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我想原因有很多，但主要的不外乎下述几点。一是，领导人的毫不动摇的决策。斯大林在这方面表现得特别的顽强，反对和阻挡这种“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人统统都被打倒，或是“党内反对派”，或是“人民的敌人”，受到无情的清洗，于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就被权力和强力所打通；二是，国家全力对这些新工程进行了大量的，甚至是无限额的投资，这种投资的强度从1930年(中央通过了《关于金属工业》的决议之后)起急剧加大，1931年接近于国家总拨款的半数，1932年在50％以上。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期末，在生产基金的总价值中，“A”组工业的价值就占了73％；三是，把“社会主义工业化”当成一种政治运动来进行，动员全民的力量，尤其是年轻人的力量来投入这场斯大林称之为的“生死搏斗”。每当开始一项新工程时，在全国的城乡就会出现这样的标语：“同志，马格尼托工程在等着你!”于是，成千上万的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前赴后继地来到了荒无人迹的山地和草原；四是，难以计数的劳动者的热情、忘我奋斗和牺牲精神保证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顺利进行。这一点是起绝对作用的；五是，在所有的新工程中，都普遍、广泛地使用了“契卡”工作法。这种工作法的特点是，坚决相信布尔什维克党人是无坚不摧的，上面的命令和决议是必须一丝不苟地执行的，严厉的纪律制度是能保证一切的，无情的惩罚是提高效率的最佳手段。这种工作法源始于“契卡”的总负责人捷尔任斯基。他在接管经济工作时就说过：“做不到——这是什么意思?革命者什么都能做到，如果在金属管理总局内没有足够数量的革命者，那国家会找到他们的。”所以，高层领导人在选定新工程的负责人时，总要问一句：“你行不行?不行，我另找别人。”
在苏维埃时期红极一时的左派诗人马雅可夫斯基曾高歌过：“我们在建设花园般的城市。城市会有的，花园会有的!”不错，后来在乌拉尔山地区和西伯利亚确实有了城市，然而却还没有花园，或者说，它们离花园还很远。马达轰鸣，烟囱喷吐浓烟，高楼群起，确实可以用来形容这35个、50多个、上千个新工地的成长和变化，但却不能用来描述这35个、50多个、上千个新工地以外的土地的情景。在那片更广漠的土地上，仍然到处有简陋的木房子，仍然得点油灯照明，仍然不得不用古老的办法耕地种田、养儿育女。即使是在这些由新工地变成的新城市和新工人村里，情况也不像激情的诗人所吟颂的那样充满诗情画意。
现在，透过历史的烟云，我们也许会看到更多的东西。
国家把几乎能筹到的绝大部分资金都投到了这些新工程上。但是，这时国家所拥有的资金本来就不多，而且在拟订了计划后还在不断地追加这种投资。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对“A”组工业原计划投资147亿卢布，而结果是达到了213亿卢布，多出了66亿卢布。这样一个极其庞大的投资和追加投资是国力所不及的，是平衡发展国民经济所不及的。于是，在这种全力、高速发展“A”组工业的前提下，其他工业部门明显受到了资金、人力、原材料等各方面的挤压，就连最迫切必需的交通运输也难以发展起来。如果说，在20年代中期，建设每一个工程的造价平均只有170万左右卢布的话，那35个巨型工业企业的造价就平均在1亿卢布之上，像马格尼托工程和库兹涅茨克工程的造价甚至都超出了34亿卢布。
到1936年，在乌拉尔、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和中亚建成的12个巨型企业总共花去了40多亿卢布。这个数字是35个巨型工程的所用资金的半数。数字透露出了这些巨型工程的全部神秘性：这些工程是靠国家的不惜一切代价的巨额投资建成的，是用钱堆起来的。建设这样的工程是不是一定都要花1亿，甚至数亿的卢布呢?许多反复计算过的资料表明，这1亿或数亿卢布里，有许多钱是花得非常不值得的。正因为有的是国家拨款，有的是可以轻易得来的追加资金，因此在这些工程中不计成本，不讲究效率，只贪求速度，只追求高指标的作法造成了严重的建了拆，拆了再建，无计划和无核算建设，无限度的消耗原材料的大量的浪费现象。
一个更为严重的历史现象是，国家的计划就是要让这些巨型企业高速发展、拼命向前，以便使它们成为一种标志，一种其他工业企业必需效法的带头企业。然而，这恰恰造成了生产环节的严重脱节，这些巨型企业发展了，可它们的“后方”却跟不上来。还是说说这个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吧，它名义上是为和平目的建造的，但它全力准备生产的却是军用的装甲钢板。当它在1947年7月第一次出产品时，就是生产的用于制造坦克的装甲钢板。这本是个天大的喜讯，可是烦恼和忧愁却接踵而来：铁矿和锰矿等原材料的开采跟不上，钢的熔出量跟不上，黑色冶金工业没有使铁的产量增加，机床的产量跟不上，如此等等。事实上，又何止是这种脱节!由于国家旨在全力建设这些新企业，由于国家想迅速将它们用于国防工业的生产，这就打乱了国家原有的国民经济各部门的联系，旧的平衡失去了，而又没有新计划、新措施来建立新的平衡，于是，在原料、材料、设备、资金、人员上出现了全面的脱节现象。于是，超前奔跑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不得不在空地上等待，等待其他部门跟上来。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在生产出第一块装甲钢板后足足等了一二年的时间。关于这种高速，关于这种超越，关于这种人们没有预料到的等待，还很少有人去予以足够的重视和考虑。
那是一个充满豪情壮志的年代，一切都是以在短期内超过美国来衡量的。所以，一场如火如荼的政治运动把极其大量的人：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知识分子、有计划的人和没有计划的人都在几乎一瞬间推进了新兴工程的工地。这种人口的大量移动是苏联，甚至是俄罗斯历史上少见的。一方面是苏联欧洲部分的居民涌进了乌拉尔和西伯利亚，另一方面是大量的农民涌进了城市和巨型工程的工地。据当年苏联官方的统计数字，这期间流进工业部门的总人数达到了1250万(当时的苏联总人口不足11亿)，其中400万人来自城市，850万人来自农村。而在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的12年中，就有350万人来到了乌拉尔、西伯利亚和远东，最后造成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地区的人口大大增加(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新西伯利亚州、伊尔库茨克州的人口增长了50％，哈巴罗夫斯克边区增长了14倍)，而非“社会主义工业化”地区，尤其是俄罗斯中部地区的人口大量减少。而且，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地区人口增长的速度是难以想象的快。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在成为工地的第一年里就有了6万人，1931年达到了16万，又一年后，则超过了20万人。库兹涅茨克在短短一两年的时间里就从三千多人的荒凉小村庄变成了有17万人口的新兴城市。
这样一种人口的增长是国家计划从没有考虑到的。国家领导人为此脑袋发胀，一筹莫展，很长时间找不出解决住房、供应、公用设施等问题的办法。所以，国家就只能号召和动员普通人的政治热情和革命理想。于是，工地的建设者也就不得不长期住在工棚、土窑和茅舍里，不得不过着十分艰苦的生活。这虽然可以用“创业精神”来加以赞誉，可以用奋斗拼搏来加以歌颂，但是这种事先没有考虑到的无序的人口流动，不能不是“社会主义工业化”政策的一个严重失误。此外，这些来自农村的工人流动性很大，造成了新工地上季节工在工人的人数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因此劳动纪律极为松弛，社会秩序不安。他们还大多没有什么文化，许多人都不识字，凭手工干活。这就造成在新工程的工地上，相当一段时间里，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手工劳动，而不是技术。由于这些农民工人缺乏文化，还造成了新工程地区人口自然增长率的迅速加大。仅仅几年里，这些地区自然增长的人口就达到了530万，这无疑给艰难前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增添了更大的负担。
这时，国家对新工程的惟一的要求是高速和高指标，只要求新工程迅速投产和开工，只要求迅速出产品，迅速出更多的产品，而对于资源的开发、原材料的利用、下脚料的再利用和废料的处理，都没有什么要求和计划。在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在炼钢炉下凝固了的金属堆积如山，废矿渣也遍地皆是。这种情况在其他工地也随处可见。此外，当时的做法都是这样：新工程一开始，人们就大量砍伐森林、肆意掀翻草原、任意地改变工地的自然环境，以便有更广阔的空间来建设新工厂、新企业。当工厂矗立起来时，森林就离企业愈来愈远，草原就愈来愈“光地化”，河流和湖泊就愈来愈受到工业的污染。于是，随着“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迅速推进，资源的滥采滥用和环境的恶化也愈益的严重。“我们的国土辽阔广大”，大家也就都沉醉在一种无边无际的大手大脚和满不在乎的豪情壮志之中。从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人们只想到从大自然取得恩赐，却从没有想到大自然会报复会惩罚。
然而，大自然却是会报复会惩罚的。只不过报复和惩罚并不是立即的，而是以漫长的岁月来实现的。经过了战前豪迈的前进，经过了战争期间更为保密的建设，经过了战后新一轮“冷战”下的军工发展，乌拉尔山和西伯利亚地区最后成了一个广义上的军工厂集中的地区，一个广义上的新武器试验场，一个广义上的军火库，一个广义上的环境受到严重污染的地区。现在，当年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工业企业正在更加远离其他的土地和人群，正变得更为冷酷和森严：当无数的大型工业企业在为俄罗斯增强国力的同时，放射性废料的污染不仅使河流湖泊土地草原不再那样诱人和美丽，而且成了悬在这个国家头上的一把随时会掉落的利剑。
还有，当年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在这个多民族的地区进行的，那时人们在苏联这面大红旗下很少考虑民族关系，而现在，就已经很难说了。此外，还有那种不顾一切后果的粗放性资源开发呢?
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实质上是个中央政府开发从未利用过的荒漠之地和边远地区的问题，是个试图用地方的力量来增强中央的实力的问题。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远离莫斯科的地方进行的。在那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曾经轰轰烈烈，曾经豪情壮志，但也曾经诡秘莫测，曾经与世隔绝。
这几句话道出了从20年代末起到整个30年代中苏联大规模工业建设的核心。或者，套用当年常用的一个充满了激情和理想的政治口号来说，那就是这几句话点出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质和精髓。自从斯大林中止执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改行自己的“新经济政策”，这种以“直接工业化”为中心内容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就初见端倪。几任国家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都不遗余力地制订以金属和机器制造为核心的工业发展计划。那个以“红色旋风”、“剑与火”而闻名的捷尔任斯基走马上任管理经济工作时，甚至提出了“为金属而奋斗”的口号。他说过这样的名言：“工农的俄国，难道她能是别的样子?她只能是金属的”。后来的强硬的古比雪夫和视“A”组工业为永恒方针的奥尔忠尼启则坚持了这条在苏联高层领导人中被视为经典的路线。在他们掌管国家经济工作的十几年的岁月中，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就在“为金属而奋斗”的这种口号下形成了一个独具这片土地特色的“A”组重工业系统，而这个“A”组工业也就在以捷尔任斯基创建的、同样独具这个国家特色的“契卡”工作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苏联人曾经为了什么样的金属和什么样的机器而忘我奋斗了呢?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结束时投产的大型工程总计35个。其中11个在俄罗斯联邦的欧洲地区，11个在乌克兰，9个在乌拉尔和西伯利亚地区，4个在哈萨克斯坦和中亚地区。
从这些工程中，不难看出两点。一是国家迫切需要制造坦克、飞机、大炮和各种军事装备的原材料和机器设备，需要钢铁、有色金属和各种化工原料。为此，需要动力。所以，这35个大型工程集中发展了三个工业部门：钢铁和黑色冶金工厂、拖拉机制造厂和机器制造厂、电厂和电站。二是从这些工程的分布情况来看，除了以改造老企业为主、部分建设新企业的俄罗斯和乌克兰地区外，所有的有决定意义的新工程大都集中在乌拉尔和西伯利亚及中亚地区。如果考虑到在乌拉尔和西伯利亚地区全面铺开，尚没有完工的工程，可以说，这时苏联的大规模工业建设是以乌拉尔山以东和西伯利亚地区为主线的，对苏联其后年代的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决定意义的大型工业全部集中在这一地区。
这些地区是远离莫斯科的地方。这些地区也是远离工业的地方，甚至远离了当时苏联的欧洲部分已经达到的现代生活和文明。在这样一个地区开始苏联的新的工业建设，开始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许多人都没有预料到的。这一决策是斯大林作出的。斯大林决策的依据是，苏联生活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之中，敌人对苏联的进攻和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因此苏联的备战和最终迎战也是不可避免的。斯大林从一开始就否定了在西乌克兰地区进行大规模新工程建设的建议(比如，他曾十分坚决地反对花那么多的钱、在那么接近西方的边界线上建设庞大规模的第聂伯水电站)，而始终要求把所有新的、与苏联的生死存亡相攸关的企业建在乌拉尔的深山里和西伯利亚荒无人迹的草原上。也许可以说，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首先就是一个大规模的边远地区的“社会主义工业化”。
斯大林终身都要向世界显示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同时也一辈子主张把显示这种优越性的企业绝对保密，让它们处于永远不得张开的大幕之后。在斯大林时期，这一决策得到了分毫不差的贯彻，因此人们始终弄不清在乌拉尔山以东究竟是怎样一块神秘的天地，就像信徒门永远不明白在那大佛的身后极乐世界究竟是怎样。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终于在这个神秘天地里，建起了一个十分强大的、足以与西方世界在军事上抗衡和对抗的“A”组工业体系。由于希特勒的入侵和随之而来的苏联人民的卫国战争，沉默的乌拉尔群山和西伯利亚广漠的草原终于开口说话，于是人们也开始懂得了这“A”组工业的神圣和威严。由神圣和威严而圣化和神化，于是，组建“A”组工业的原则、计划、措施和进程就被完善得无以复加，就被歌颂得绝对的正确，就被描述得经典般的圣明。
多年来人们已经习惯于对神圣的歌颂，而忘却了为了这种神圣所付出的沉重代价。一句话常挂在人们的嘴边：“没有这些‘A’组工业，苏联怎么会打败希特勒?”战争的伟大胜利掩盖了后世人们应该从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中去思考和接受的经验教训；对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信任、希望和虔诚的理解导致了多年来对苏联绝对正确的承认、肯定和不容异议。
然而，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毕竟是在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发生的事。在那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在苏联时期出版的书中，都把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企业、库兹涅茨克联合企业、乌拉尔机器制造厂和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制造厂等看成是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坐标。那么，这些坐标是怎样在大山和草原上竖立起来的呢?
中央政府在公布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后，就频繁地通过决议，要求急剧扩大对发展有色和黑色金属的投资，在远离莫斯的地方，以全面铺开的方式进行新工程的建设。决议规定了进度、规模、指标和完成的时间，但却总是没有具体的、详尽的计划。大量的工程都是一议而起，一轰而上，许多东西在今天看来，几乎是不可理解的，甚至是荒唐的，然而在当年却都是实情。库兹涅茨克联合企业的最早负责人、工程师巴尔丁就留下了一段实录：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古比雪夫把他找去，指着地图上的诺沃库兹涅茨克地区对他说：“您到那里去吧，我们已经决定在那里建一个金属冶炼中心。您应当证明，布尔什维克党人能干什么。”巴尔丁到了远离莫斯科四千公里的西伯利亚的一个小站——托木河边的一个孤零零的木房子。等待他的是一个马车夫和两匹马拉着的雪橇。沿途是洼地、土窑和茅舍。在未来的联合企业的工地上，只有一间工棚、一个车库、一个马棚和8匹马。工人不超过200人，基本上是些手握铁锹的挖土方工和带斧头的粗木工。他看着这“工地”一下子不知怎么办，可站在他身后的马车夫却在解嘲地说：“这不，人们要建设花园般的城市了。可现在，既没有城市，也没有花园。”
马格尼托哥尔斯克的负责人所面临的也是类似的情况：在这个未来的工地上，甚至连火车站都没有，只是在用一节普通车厢权当“火车站”。工地上的一切主要的工作都是手工进行的，拖拉机和汽车的数量屈指可数，甚至连普通的独轮手推车和铁锹都不足。
乌拉尔机器制造厂的负责人写道：“当我们来工作时，马车只运来了2万立方石灰、3万立方沙子和100块板子。”没有一间房子，他们只好睡在松树下。他们是在一无所有的荒地上立下了工程奠基的铜牌的。
所有这一切当事人的记载都不是编造，也不是什么神话，而是当年的生活和现实。当然，从我们现在人的观点来看，这种在一无所有的土地上的大规模工业建设无论怎样也是不能看作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可是，在那时，谁都把它看成是一场神圣无比的进军，是一场明天就会进入光明的、幸福的、富裕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光荣斗争。结果是，在乌拉尔山以东和整个西伯利亚地区，几十个巨大的工业中心矗立了起来，它们为斯大林所设想的备战和迎战提供了必要的坦克、飞机、大炮、弹药、各种军事装备以及通畅的公路、铁路和航运。这些新兴的城市成了苏联的战略大后方，成了苏联迎接战争的基地，成了苏联绝密的新武器的试验场、仓库和处理、掩埋各种工业废料的场所。
在短短的十几年的时间里，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我想原因有很多，但主要的不外乎下述几点。一是，领导人的毫不动摇的决策。斯大林在这方面表现得特别的顽强，反对和阻挡这种“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人统统都被打倒，或是“党内反对派”，或是“人民的敌人”，受到无情的清洗，于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就被权力和强力所打通；二是，国家全力对这些新工程进行了大量的，甚至是无限额的投资，这种投资的强度从1930年(中央通过了《关于金属工业》的决议之后)起急剧加大，1931年接近于国家总拨款的半数，1932年在50％以上。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期末，在生产基金的总价值中，“A”组工业的价值就占了73％；三是，把“社会主义工业化”当成一种政治运动来进行，动员全民的力量，尤其是年轻人的力量来投入这场斯大林称之为的“生死搏斗”。每当开始一项新工程时，在全国的城乡就会出现这样的标语：“同志，马格尼托工程在等着你!”于是，成千上万的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前赴后继地来到了荒无人迹的山地和草原；四是，难以计数的劳动者的热情、忘我奋斗和牺牲精神保证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顺利进行。这一点是起绝对作用的；五是，在所有的新工程中，都普遍、广泛地使用了“契卡”工作法。这种工作法的特点是，坚决相信布尔什维克党人是无坚不摧的，上面的命令和决议是必须一丝不苟地执行的，严厉的纪律制度是能保证一切的，无情的惩罚是提高效率的最佳手段。这种工作法源始于“契卡”的总负责人捷尔任斯基。他在接管经济工作时就说过：“做不到——这是什么意思?革命者什么都能做到，如果在金属管理总局内没有足够数量的革命者，那国家会找到他们的。”所以，高层领导人在选定新工程的负责人时，总要问一句：“你行不行?不行，我另找别人。”
在苏维埃时期红极一时的左派诗人马雅可夫斯基曾高歌过：“我们在建设花园般的城市。城市会有的，花园会有的!”不错，后来在乌拉尔山地区和西伯利亚确实有了城市，然而却还没有花园，或者说，它们离花园还很远。马达轰鸣，烟囱喷吐浓烟，高楼群起，确实可以用来形容这35个、50多个、上千个新工地的成长和变化，但却不能用来描述这35个、50多个、上千个新工地以外的土地的情景。在那片更广漠的土地上，仍然到处有简陋的木房子，仍然得点油灯照明，仍然不得不用古老的办法耕地种田、养儿育女。即使是在这些由新工地变成的新城市和新工人村里，情况也不像激情的诗人所吟颂的那样充满诗情画意。
现在，透过历史的烟云，我们也许会看到更多的东西。
国家把几乎能筹到的绝大部分资金都投到了这些新工程上。但是，这时国家所拥有的资金本来就不多，而且在拟订了计划后还在不断地追加这种投资。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对“A”组工业原计划投资147亿卢布，而结果是达到了213亿卢布，多出了66亿卢布。这样一个极其庞大的投资和追加投资是国力所不及的，是平衡发展国民经济所不及的。于是，在这种全力、高速发展“A”组工业的前提下，其他工业部门明显受到了资金、人力、原材料等各方面的挤压，就连最迫切必需的交通运输也难以发展起来。如果说，在20年代中期，建设每一个工程的造价平均只有170万左右卢布的话，那35个巨型工业企业的造价就平均在1亿卢布之上，像马格尼托工程和库兹涅茨克工程的造价甚至都超出了34亿卢布。
到1936年，在乌拉尔、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和中亚建成的12个巨型企业总共花去了40多亿卢布。这个数字是35个巨型工程的所用资金的半数。数字透露出了这些巨型工程的全部神秘性：这些工程是靠国家的不惜一切代价的巨额投资建成的，是用钱堆起来的。建设这样的工程是不是一定都要花1亿，甚至数亿的卢布呢?许多反复计算过的资料表明，这1亿或数亿卢布里，有许多钱是花得非常不值得的。正因为有的是国家拨款，有的是可以轻易得来的追加资金，因此在这些工程中不计成本，不讲究效率，只贪求速度，只追求高指标的作法造成了严重的建了拆，拆了再建，无计划和无核算建设，无限度的消耗原材料的大量的浪费现象。
一个更为严重的历史现象是，国家的计划就是要让这些巨型企业高速发展、拼命向前，以便使它们成为一种标志，一种其他工业企业必需效法的带头企业。然而，这恰恰造成了生产环节的严重脱节，这些巨型企业发展了，可它们的“后方”却跟不上来。还是说说这个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吧，它名义上是为和平目的建造的，但它全力准备生产的却是军用的装甲钢板。当它在1947年7月第一次出产品时，就是生产的用于制造坦克的装甲钢板。这本是个天大的喜讯，可是烦恼和忧愁却接踵而来：铁矿和锰矿等原材料的开采跟不上，钢的熔出量跟不上，黑色冶金工业没有使铁的产量增加，机床的产量跟不上，如此等等。事实上，又何止是这种脱节!由于国家旨在全力建设这些新企业，由于国家想迅速将它们用于国防工业的生产，这就打乱了国家原有的国民经济各部门的联系，旧的平衡失去了，而又没有新计划、新措施来建立新的平衡，于是，在原料、材料、设备、资金、人员上出现了全面的脱节现象。于是，超前奔跑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不得不在空地上等待，等待其他部门跟上来。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在生产出第一块装甲钢板后足足等了一二年的时间。关于这种高速，关于这种超越，关于这种人们没有预料到的等待，还很少有人去予以足够的重视和考虑。
那是一个充满豪情壮志的年代，一切都是以在短期内超过美国来衡量的。所以，一场如火如荼的政治运动把极其大量的人：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知识分子、有计划的人和没有计划的人都在几乎一瞬间推进了新兴工程的工地。这种人口的大量移动是苏联，甚至是俄罗斯历史上少见的。一方面是苏联欧洲部分的居民涌进了乌拉尔和西伯利亚，另一方面是大量的农民涌进了城市和巨型工程的工地。据当年苏联官方的统计数字，这期间流进工业部门的总人数达到了1250万(当时的苏联总人口不足11亿)，其中400万人来自城市，850万人来自农村。而在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的12年中，就有350万人来到了乌拉尔、西伯利亚和远东，最后造成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地区的人口大大增加(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新西伯利亚州、伊尔库茨克州的人口增长了50％，哈巴罗夫斯克边区增长了14倍)，而非“社会主义工业化”地区，尤其是俄罗斯中部地区的人口大量减少。而且，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地区人口增长的速度是难以想象的快。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在成为工地的第一年里就有了6万人，1931年达到了16万，又一年后，则超过了20万人。库兹涅茨克在短短一两年的时间里就从三千多人的荒凉小村庄变成了有17万人口的新兴城市。
这样一种人口的增长是国家计划从没有考虑到的。国家领导人为此脑袋发胀，一筹莫展，很长时间找不出解决住房、供应、公用设施等问题的办法。所以，国家就只能号召和动员普通人的政治热情和革命理想。于是，工地的建设者也就不得不长期住在工棚、土窑和茅舍里，不得不过着十分艰苦的生活。这虽然可以用“创业精神”来加以赞誉，可以用奋斗拼搏来加以歌颂，但是这种事先没有考虑到的无序的人口流动，不能不是“社会主义工业化”政策的一个严重失误。此外，这些来自农村的工人流动性很大，造成了新工地上季节工在工人的人数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因此劳动纪律极为松弛，社会秩序不安。他们还大多没有什么文化，许多人都不识字，凭手工干活。这就造成在新工程的工地上，相当一段时间里，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手工劳动，而不是技术。由于这些农民工人缺乏文化，还造成了新工程地区人口自然增长率的迅速加大。仅仅几年里，这些地区自然增长的人口就达到了530万，这无疑给艰难前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增添了更大的负担。
这时，国家对新工程的惟一的要求是高速和高指标，只要求新工程迅速投产和开工，只要求迅速出产品，迅速出更多的产品，而对于资源的开发、原材料的利用、下脚料的再利用和废料的处理，都没有什么要求和计划。在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在炼钢炉下凝固了的金属堆积如山，废矿渣也遍地皆是。这种情况在其他工地也随处可见。此外，当时的做法都是这样：新工程一开始，人们就大量砍伐森林、肆意掀翻草原、任意地改变工地的自然环境，以便有更广阔的空间来建设新工厂、新企业。当工厂矗立起来时，森林就离企业愈来愈远，草原就愈来愈“光地化”，河流和湖泊就愈来愈受到工业的污染。于是，随着“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迅速推进，资源的滥采滥用和环境的恶化也愈益的严重。“我们的国土辽阔广大”，大家也就都沉醉在一种无边无际的大手大脚和满不在乎的豪情壮志之中。从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人们只想到从大自然取得恩赐，却从没有想到大自然会报复会惩罚。
然而，大自然却是会报复会惩罚的。只不过报复和惩罚并不是立即的，而是以漫长的岁月来实现的。经过了战前豪迈的前进，经过了战争期间更为保密的建设，经过了战后新一轮“冷战”下的军工发展，乌拉尔山和西伯利亚地区最后成了一个广义上的军工厂集中的地区，一个广义上的新武器试验场，一个广义上的军火库，一个广义上的环境受到严重污染的地区。现在，当年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工业企业正在更加远离其他的土地和人群，正变得更为冷酷和森严：当无数的大型工业企业在为俄罗斯增强国力的同时，放射性废料的污染不仅使河流湖泊土地草原不再那样诱人和美丽，而且成了悬在这个国家头上的一把随时会掉落的利剑。
还有，当年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在这个多民族的地区进行的，那时人们在苏联这面大红旗下很少考虑民族关系，而现在，就已经很难说了。此外，还有那种不顾一切后果的粗放性资源开发呢?
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实质上是个中央政府开发从未利用过的荒漠之地和边远地区的问题，是个试图用地方的力量来增强中央的实力的问题。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远离莫斯科的地方进行的。在那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曾经轰轰烈烈，曾经豪情壮志，但也曾经诡秘莫测，曾经与世隔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