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杜敬同志告诉我,前些日子在一个老年人交流使用电脑心得的座谈会上,他即席念了一段顺口溜,充发言的数。顺口溜凡四句:“年方八旬不算老,挺着腰板敲电脑。四本小书已问世,再出四本还嫌少。”所说的已问世的“四本小书”,当即《冀中导报史料集》 ?990年出版 ⅰ都街斜妨霞窢?995出版 ⅰ都街械牡囟春捅だ莼А窢?997年出版 ⅰ抖啪次母濉窢?999年出版 Ｖ劣凇霸俪鏊谋尽钡暮暝?并非空喊,而是在脚踏实地地做着。《杜敬文稿续集》现已编辑停当,即将和读者见面了。
从开始筹划算起,编纂并出版这五本书,约莫用了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其效率之高,是足以让我们这些同行后生们,感到望尘难及并满脸流汗的。这几本文集所收的,固然并非全是他的个人著述,但无论是史料编纂,还是文章汇集,策划和主编的担子都是杜敬同志一个人挑了起来。从设计、发起、磋商、调查、约稿,到整理稿件、订正史料、润色文字、校错纠讹,再到一字一句输入电脑,编辑成书,直至付印前对清样做最后的校阅,几乎都是他一人不辞劳苦地“包打天下”。我们这些长期从事过编辑工作的人,都能体会得到做这样的编纂工作的甘苦。应当说它的繁重与艰辛,是不亚于个人的著述的。尤其叫人惊叹不已的是,完成这样繁剧的编纂工作、并且取得优良成绩的,不但是一位离休的老人,而且竟然是一位不断受到心血管疾病和泌尿系统疾病严重侵袭的离休老人。
三生有幸,在杜敬同志离休之前,我和他并肩共事了三年,而在他离休以后我们又比邻而居一十八载,以至于今。所以,对他这些年来付出的辛勤,我大体上窥得概略。
回想八十年代初,黎澍同志退居二线后,杜敬同志出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的党组书记,我则担任了党组副书记、总编辑。1982年,我们二人又一起兼管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工作,他任党组书记、社长,我任副书记、总编辑。在此期间,我们一直是在一间办公室里朝夕共事。在两社中,我们两个人的工作,真像是长机和僚机,配合得极好。杜敬同志是工作的楷模,谦虚、勤恳、朴实、宽厚而有原则。这位书记绝不是空头政治家,更绝不摆出“监军”的面孔。他对于编辑业务,本是行家,且又勤奋好学,严谨而专心致志,所以无论在主持编辑工作方面,还是在推动学术事业的发展方面,他都肩负起了主要责任。在我们共事的那几年里,有他这位“主帅”在,作为“偏军”的我,实在体会到了“背靠大树”的好处。
没有料到的是,1983年春末,杜敬同志心脏病突发,幸亏协和医院抢救及时,病情得以缓解。不过,出院之后,他根据对自身病情的估量,抱着对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立即向中国社科院领导提出了离休的请求。他请求离休的事,是背着我们杂志社和出版社的领导层悄悄进行的;他完全明白,如果先和我们商量,那我们必定会千方百计地挽留他。按照我们的心思,只要他肯挂着书记的名义,在重大原则上把把舵,哪怕不坐班、不处理具体事务,我们的工作也可以比较顺利地进行下去。从来不愿尸位素餐的他,深知我们的心思。于是抢先一步,毅然决然地决定“退位让贤”。他的突然离休,给我们这些并不“贤”的后继者们留下了一大堆困难,但是为着杜敬同志身体的早日康复,我们只好硬撑起来,不忍心再对他强作挽留。
自那以后,杜敬同志确实已被疾病缠身,十五六年间他被送去协和医院急救,先后就有四次。而且,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每次都是靠着医生的医术高明和杜敬同志本人的意志顽强,才从“危在旦夕”的状态下一次又一次地把他抢救过来。每次当他发病,大家都十分揪心,而当他的病情解除警报时,又让大家深深体会到“柳暗”后重见“花明”的欣喜。有鉴于此,我们这些他的老朋友们,对他当然也就不敢再有所强求,只好从实际出发,盼着他能够治好疾病,颐养天年。看到他每次大病过后,仍然心气平和,恬淡达观,和老伴萧寒同志一起,在练字、学画、打门球的活动中,从容而愉快地度着岁月,我们都非常高兴,并且为他们“修身养性”的功夫所深深打动,觉得他们为我们这些即将进入老境的人树立了楷模。出乎大家意料的是,这样一位长时间被病魔缠身的老同志,竟然能够在大病之间“插空儿”,锲而不舍地做了那么繁重的编著工作;要知道,这样的工作量,是许多健康的人、年轻的人,在同样时间里都很难完成的。
是什么样的精神支柱,支撑着他置病痛于度外,顽强奋斗呢?分别来说,当然可以说出一些具体理由。例如,“土地改革问题”是他研究了三十多年的专题,不舍得放下;又例如,革命报刊史,特别是冀中根据地的报刊史,是他和他的战友们当年在枪林弹雨中舍生忘死地为之献身的事业,他不能眼看着他们那一代革命者的这些珍贵的成果被岁月的积尘湮没;又例如,当年在与京、津、保毗邻的冀中地区,居然能够军民一心,顽强抗击强大的敌人,坚持革命根据地,这样的感天地、泣鬼神的革命历史,杜敬同志自然更加觉得把它原原本本地告诉后来人,是自己不能旁贷的责任。
在我看来,如果从总体上评估杜敬同志在离休期间,与病魔搏斗中,编写不辍的所作所为,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体现着他抱有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感。试想,当着1983年大病初愈,在青岛疗养的时候,他竟然陆续向《青岛日报》社写了十六封信(已收入《杜敬文稿》),向一家素无交往的报纸,提出了大大小小的许多建议。这是什么精神?这是老战士老报人不能自已的责任感。这是对事业、对人民、对民族的自觉的责任感。正因为有这种精神的支持,他才能够以衰病年迈之身,奋斗不息而无忧无畏。
究竟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境界呢?我以为,他本人于1997年在病床上所作的《汉俳四首斗病魔》(已收入《文稿续集》),可以算得上是最好的回答:
三次住协和, 我身值几何?
信心百倍斗病魔, 多少英烈作楷模,
胜券手中握。 何惧见阎罗!
病魔势力眼, 心理必放松,
我越坚强它越软, 没有负担一身轻,
我软就危险。 超越百岁翁。
面对着杜敬同志编著的五本书,我深深受到蕴含其间的这种精神力量的感染。老实说,较之我所不熟悉的“革命报刊”史料、没有钻研过的“土地改革”专题那些内容而言,这种“每临大病有静气,笑傲祸福生死关”的精神,更让我倍感钦佩,倍觉亲切,更使我“触及灵魂”。
杜敬同志大我九岁,经验与见识超过我很多,由我来为他的文集作序,是非常不得体的事。我之所以贸然写上这样一篇短文,并不是想对他的成果做出怎样的评估,而只是想藉此机会,向读者们推荐我所熟知的杜敬同志身上体现的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愿我们都向他学习,即使在再艰难的境遇中,也要奋发图强,绝不能甘心于在碌碌无为中度过一生。
写完这篇算作序的短文,开始为它起个什么题目发愁;憋了两天之后,突然想起杜敬同志族上的名人杜甫老先生《春夜喜雨》的名句:“润物细无声”。我觉得借用这句家喻户晓的诗句,来抒写杜敬同志其人其事其书,都是极为妥帖的。我为小文能得一佳题,而喜不自禁。愿那悄悄下着的绵绵春雨,永远滋润人们的心田!
从开始筹划算起,编纂并出版这五本书,约莫用了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其效率之高,是足以让我们这些同行后生们,感到望尘难及并满脸流汗的。这几本文集所收的,固然并非全是他的个人著述,但无论是史料编纂,还是文章汇集,策划和主编的担子都是杜敬同志一个人挑了起来。从设计、发起、磋商、调查、约稿,到整理稿件、订正史料、润色文字、校错纠讹,再到一字一句输入电脑,编辑成书,直至付印前对清样做最后的校阅,几乎都是他一人不辞劳苦地“包打天下”。我们这些长期从事过编辑工作的人,都能体会得到做这样的编纂工作的甘苦。应当说它的繁重与艰辛,是不亚于个人的著述的。尤其叫人惊叹不已的是,完成这样繁剧的编纂工作、并且取得优良成绩的,不但是一位离休的老人,而且竟然是一位不断受到心血管疾病和泌尿系统疾病严重侵袭的离休老人。
三生有幸,在杜敬同志离休之前,我和他并肩共事了三年,而在他离休以后我们又比邻而居一十八载,以至于今。所以,对他这些年来付出的辛勤,我大体上窥得概略。
回想八十年代初,黎澍同志退居二线后,杜敬同志出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的党组书记,我则担任了党组副书记、总编辑。1982年,我们二人又一起兼管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工作,他任党组书记、社长,我任副书记、总编辑。在此期间,我们一直是在一间办公室里朝夕共事。在两社中,我们两个人的工作,真像是长机和僚机,配合得极好。杜敬同志是工作的楷模,谦虚、勤恳、朴实、宽厚而有原则。这位书记绝不是空头政治家,更绝不摆出“监军”的面孔。他对于编辑业务,本是行家,且又勤奋好学,严谨而专心致志,所以无论在主持编辑工作方面,还是在推动学术事业的发展方面,他都肩负起了主要责任。在我们共事的那几年里,有他这位“主帅”在,作为“偏军”的我,实在体会到了“背靠大树”的好处。
没有料到的是,1983年春末,杜敬同志心脏病突发,幸亏协和医院抢救及时,病情得以缓解。不过,出院之后,他根据对自身病情的估量,抱着对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立即向中国社科院领导提出了离休的请求。他请求离休的事,是背着我们杂志社和出版社的领导层悄悄进行的;他完全明白,如果先和我们商量,那我们必定会千方百计地挽留他。按照我们的心思,只要他肯挂着书记的名义,在重大原则上把把舵,哪怕不坐班、不处理具体事务,我们的工作也可以比较顺利地进行下去。从来不愿尸位素餐的他,深知我们的心思。于是抢先一步,毅然决然地决定“退位让贤”。他的突然离休,给我们这些并不“贤”的后继者们留下了一大堆困难,但是为着杜敬同志身体的早日康复,我们只好硬撑起来,不忍心再对他强作挽留。
自那以后,杜敬同志确实已被疾病缠身,十五六年间他被送去协和医院急救,先后就有四次。而且,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每次都是靠着医生的医术高明和杜敬同志本人的意志顽强,才从“危在旦夕”的状态下一次又一次地把他抢救过来。每次当他发病,大家都十分揪心,而当他的病情解除警报时,又让大家深深体会到“柳暗”后重见“花明”的欣喜。有鉴于此,我们这些他的老朋友们,对他当然也就不敢再有所强求,只好从实际出发,盼着他能够治好疾病,颐养天年。看到他每次大病过后,仍然心气平和,恬淡达观,和老伴萧寒同志一起,在练字、学画、打门球的活动中,从容而愉快地度着岁月,我们都非常高兴,并且为他们“修身养性”的功夫所深深打动,觉得他们为我们这些即将进入老境的人树立了楷模。出乎大家意料的是,这样一位长时间被病魔缠身的老同志,竟然能够在大病之间“插空儿”,锲而不舍地做了那么繁重的编著工作;要知道,这样的工作量,是许多健康的人、年轻的人,在同样时间里都很难完成的。
是什么样的精神支柱,支撑着他置病痛于度外,顽强奋斗呢?分别来说,当然可以说出一些具体理由。例如,“土地改革问题”是他研究了三十多年的专题,不舍得放下;又例如,革命报刊史,特别是冀中根据地的报刊史,是他和他的战友们当年在枪林弹雨中舍生忘死地为之献身的事业,他不能眼看着他们那一代革命者的这些珍贵的成果被岁月的积尘湮没;又例如,当年在与京、津、保毗邻的冀中地区,居然能够军民一心,顽强抗击强大的敌人,坚持革命根据地,这样的感天地、泣鬼神的革命历史,杜敬同志自然更加觉得把它原原本本地告诉后来人,是自己不能旁贷的责任。
在我看来,如果从总体上评估杜敬同志在离休期间,与病魔搏斗中,编写不辍的所作所为,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体现着他抱有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感。试想,当着1983年大病初愈,在青岛疗养的时候,他竟然陆续向《青岛日报》社写了十六封信(已收入《杜敬文稿》),向一家素无交往的报纸,提出了大大小小的许多建议。这是什么精神?这是老战士老报人不能自已的责任感。这是对事业、对人民、对民族的自觉的责任感。正因为有这种精神的支持,他才能够以衰病年迈之身,奋斗不息而无忧无畏。
究竟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境界呢?我以为,他本人于1997年在病床上所作的《汉俳四首斗病魔》(已收入《文稿续集》),可以算得上是最好的回答:
三次住协和, 我身值几何?
信心百倍斗病魔, 多少英烈作楷模,
胜券手中握。 何惧见阎罗!
病魔势力眼, 心理必放松,
我越坚强它越软, 没有负担一身轻,
我软就危险。 超越百岁翁。
面对着杜敬同志编著的五本书,我深深受到蕴含其间的这种精神力量的感染。老实说,较之我所不熟悉的“革命报刊”史料、没有钻研过的“土地改革”专题那些内容而言,这种“每临大病有静气,笑傲祸福生死关”的精神,更让我倍感钦佩,倍觉亲切,更使我“触及灵魂”。
杜敬同志大我九岁,经验与见识超过我很多,由我来为他的文集作序,是非常不得体的事。我之所以贸然写上这样一篇短文,并不是想对他的成果做出怎样的评估,而只是想藉此机会,向读者们推荐我所熟知的杜敬同志身上体现的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愿我们都向他学习,即使在再艰难的境遇中,也要奋发图强,绝不能甘心于在碌碌无为中度过一生。
写完这篇算作序的短文,开始为它起个什么题目发愁;憋了两天之后,突然想起杜敬同志族上的名人杜甫老先生《春夜喜雨》的名句:“润物细无声”。我觉得借用这句家喻户晓的诗句,来抒写杜敬同志其人其事其书,都是极为妥帖的。我为小文能得一佳题,而喜不自禁。愿那悄悄下着的绵绵春雨,永远滋润人们的心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