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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思想渊源
早先的城市更新受“形体决定论”思想的影响。产业革命致使世界范围的城市化，导致城市的解体，居住环境恶化，市中心区“衰落”等问题。面对这种局势，许多建筑师和规划师纷纷从理论的角度进行了探索，并付诸实施。其中，引为经典的是奥斯曼的巴黎改建，霍华德韵“花园城市”和以柯布西埃为首的ClAM的“现代城市”。
简·雅柯布于1961年推出的《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从美国城市中的社会问题出发，调查了美国根据现代城市理论建造的城市的弊端，对大规模改建进行了尖锐地批判。她认为大规模改建摧毁了有特性、有色彩、有活力的建筑物、城市空间以及赖以存在的城市文化、资源和财产。在后来的1980年国际城市设计会议上，她指出“大规模计划只能使建筑师们血液奔腾，使政客、地产商的血液奔腾，而广大群众往往成为牺牲者。”她主张进行从不间断的小规模改建，认为小规模改建是有生命力、有生气和充满活力的，是城市中不可缺少的，并提出了一套保护和加强地方性邻里区的原则。
罗和凯特于1975年推出的《拼贴城市》，从哲学角度抨击了那种追求完整、统一、收敛的总体设计，他认为西方城市是一种小规模现实化和许多未完成目的组成，那里有一些自足的建筑团块形成的小的和谐环境，但是总的画面是不同建筑意向的经常“抵触”。他认为应该学习这些有益的经验，提出建筑师作为“杂家”的设想，即拾起已被抛弃的项目给之以新用途的人，以一种“有机拼贴”的方式去建设城市。
P·霍尔于1975年发表的《城市和区域规划》一书中作者对从1880年至1945年城市规划的先驱思想家们作了客观而深刻的评价，他认为这些规划师的绝大多数关心的是编织蓝图，陈述他们所设想的城市将来的最终状態，而且这些规划师所描绘的蓝图很少允许有不同的选择，把自己看成是先知者，最后他尖锐地指出：“这些先驱者都是十足的搞物质环境规划的规划师，他们是从物质环境的角度来看待社会和经济问题。”同时，他还明确提出“规划是一个连续的过程”。
目前在美国十分活跃的城市设计活动的实践家乔纳森·巴纳特，更是直接了当地提出“设计城市而不是设计建筑”，一语道破传统形体规划设计观念的致命弱点和问题所在。他在其著作《城市设计引介》中对过去的三种倾向作了极为精彩和深入的分析：第一种倾向是将自己束缚在十八世纪城镇设计的思想里，指望用纯美学来解决现代城市许多复杂问题；第二种倾向则是急于拥抱一个充满机械的未来，完全脱离了社会和每天都在进行的决策；最后一种是认为城市是社会的体现，除非社会加以改造，否则城市没有任伺希望，这是一种悲观的论调。同时，他还将其思想付诸实践，极大地改进了纽约的城市环境。
除此之外，其他一些学者，如亚历山大、拉波波特、哈苷林、吉伯德、道萨迪亚斯等也都从不同立场、不同角度提出用大规模计划及形体规划方式来处理城市复杂的社会、文化问题，以应付人类需求的不断变化。同时，他们不约而同地推崇传统渐进式规划和改建方式，对社会、历史、文化和人性高度关怀，并不同程度地致力于这种方式在现代概念上的应用和研究。
随着城市更新规划观念和思想的转变，一向以大规模拆除重建为主、目标单一和内容狭窄的城市更新和贫民窟清理出现蜕变，转向了以谨慎渐进式改建为主，目标更为长远和内容更为丰富的社区邻里更新。
二、政策演变
在二次大战后的城市重建中，推倒重建被认为是解决住房问题和提高住房水平最行之有效的方法，但经过十多年的实践和反思，推倒重建开始受到质疑，常常被严厉地指责极大地破坏了地方性社群和那些能赋予邻里特色的历史遗产和自然景色。同时，人们也认识到，推倒重建不只是一种代价昂贵的改建方式，而且也是一种难以满足邻里居民急需的改建方式。美国著名城市理论家刘易斯·芒福德曾十分深刻地指出：“在过去一个世纪的年代里，特别在过去三十年间，相当一部分的城市改革工作和纠正工作——清除贫民窟，建立示范住房，城市建筑装饰，郊区的扩大，‘城市更新’——只是表面上换上一种新的形式，实际上继续进行着同样无日的集中并破坏有机机能，’结果又需治疗挽救。”“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西方城市衰退的性质已发生了变化，已并非是一些战后重建初期出现的诸如房屋破旧、住宅紧张等物质性表象和社会性表象的问题，而是因为‘过度城郊化’而引起的更为严重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等方面的深层问题。”
由此看来，深层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问题，通过简单的推倒重建是难以获得圆满答案的。这在70年代以后逐渐获得共识：城市更新不可能唯一趋向物质转变，它必须涵盖更广泛的社会改良和经济复兴，必须更多地注重政策制定的社会和经济方面的问题。于是，自70年代以后，西方许多国家的政府和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们提出了一系列复兴城市的方案和对策，诸如优化城市设施布局，降低服务成本，刺激城市就业，控制市区土地和房产价格，设立条件优惠的“企业区”等等。所有这些，对内城的衰退都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例如：美国早期大规模拆除改建贫民窟，发现无法解决和负担社会问题而趋于保守，转而结合社会福利、商业再发展、历史建筑地区维护以及塑造社会邻里高品质生活环境等各种综合性的更新计划，其成果选较早期更新方式，更为成功、辉煌。英国《内城政策》的制定，促使更新措施扩展到更为广泛和综合的地方战略性的开发，通过增强内城的经济实力和内城的自身吸引力，来达到复兴内城的目的。
纵观西方现代城市更新运动的发展演变，可看出：城市更新政策的重点从大量贫民窟清理转向社区邻里环境的综合整治和社区邻里活力的恢复振兴。城市更新规划由单纯的物质环境改善规划转向社会规划、经济规划和物质环境规划相结合的综合性更新规划，城市更新工作发展成为制定各种不可分割的政策纲领；城市更新方法从急剧动外科手术式的推倒重建转向小规模、分阶段和适时的谨慎渐进式改善，强调城市更新是一个连续不断的更新过程。
（作者单位：齐齐哈尔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早先的城市更新受“形体决定论”思想的影响。产业革命致使世界范围的城市化，导致城市的解体，居住环境恶化，市中心区“衰落”等问题。面对这种局势，许多建筑师和规划师纷纷从理论的角度进行了探索，并付诸实施。其中，引为经典的是奥斯曼的巴黎改建，霍华德韵“花园城市”和以柯布西埃为首的ClAM的“现代城市”。
简·雅柯布于1961年推出的《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从美国城市中的社会问题出发，调查了美国根据现代城市理论建造的城市的弊端，对大规模改建进行了尖锐地批判。她认为大规模改建摧毁了有特性、有色彩、有活力的建筑物、城市空间以及赖以存在的城市文化、资源和财产。在后来的1980年国际城市设计会议上，她指出“大规模计划只能使建筑师们血液奔腾，使政客、地产商的血液奔腾，而广大群众往往成为牺牲者。”她主张进行从不间断的小规模改建，认为小规模改建是有生命力、有生气和充满活力的，是城市中不可缺少的，并提出了一套保护和加强地方性邻里区的原则。
罗和凯特于1975年推出的《拼贴城市》，从哲学角度抨击了那种追求完整、统一、收敛的总体设计，他认为西方城市是一种小规模现实化和许多未完成目的组成，那里有一些自足的建筑团块形成的小的和谐环境，但是总的画面是不同建筑意向的经常“抵触”。他认为应该学习这些有益的经验，提出建筑师作为“杂家”的设想，即拾起已被抛弃的项目给之以新用途的人，以一种“有机拼贴”的方式去建设城市。
P·霍尔于1975年发表的《城市和区域规划》一书中作者对从1880年至1945年城市规划的先驱思想家们作了客观而深刻的评价，他认为这些规划师的绝大多数关心的是编织蓝图，陈述他们所设想的城市将来的最终状態，而且这些规划师所描绘的蓝图很少允许有不同的选择，把自己看成是先知者，最后他尖锐地指出：“这些先驱者都是十足的搞物质环境规划的规划师，他们是从物质环境的角度来看待社会和经济问题。”同时，他还明确提出“规划是一个连续的过程”。
目前在美国十分活跃的城市设计活动的实践家乔纳森·巴纳特，更是直接了当地提出“设计城市而不是设计建筑”，一语道破传统形体规划设计观念的致命弱点和问题所在。他在其著作《城市设计引介》中对过去的三种倾向作了极为精彩和深入的分析：第一种倾向是将自己束缚在十八世纪城镇设计的思想里，指望用纯美学来解决现代城市许多复杂问题；第二种倾向则是急于拥抱一个充满机械的未来，完全脱离了社会和每天都在进行的决策；最后一种是认为城市是社会的体现，除非社会加以改造，否则城市没有任伺希望，这是一种悲观的论调。同时，他还将其思想付诸实践，极大地改进了纽约的城市环境。
除此之外，其他一些学者，如亚历山大、拉波波特、哈苷林、吉伯德、道萨迪亚斯等也都从不同立场、不同角度提出用大规模计划及形体规划方式来处理城市复杂的社会、文化问题，以应付人类需求的不断变化。同时，他们不约而同地推崇传统渐进式规划和改建方式，对社会、历史、文化和人性高度关怀，并不同程度地致力于这种方式在现代概念上的应用和研究。
随着城市更新规划观念和思想的转变，一向以大规模拆除重建为主、目标单一和内容狭窄的城市更新和贫民窟清理出现蜕变，转向了以谨慎渐进式改建为主，目标更为长远和内容更为丰富的社区邻里更新。
二、政策演变
在二次大战后的城市重建中，推倒重建被认为是解决住房问题和提高住房水平最行之有效的方法，但经过十多年的实践和反思，推倒重建开始受到质疑，常常被严厉地指责极大地破坏了地方性社群和那些能赋予邻里特色的历史遗产和自然景色。同时，人们也认识到，推倒重建不只是一种代价昂贵的改建方式，而且也是一种难以满足邻里居民急需的改建方式。美国著名城市理论家刘易斯·芒福德曾十分深刻地指出：“在过去一个世纪的年代里，特别在过去三十年间，相当一部分的城市改革工作和纠正工作——清除贫民窟，建立示范住房，城市建筑装饰，郊区的扩大，‘城市更新’——只是表面上换上一种新的形式，实际上继续进行着同样无日的集中并破坏有机机能，’结果又需治疗挽救。”“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西方城市衰退的性质已发生了变化，已并非是一些战后重建初期出现的诸如房屋破旧、住宅紧张等物质性表象和社会性表象的问题，而是因为‘过度城郊化’而引起的更为严重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等方面的深层问题。”
由此看来，深层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问题，通过简单的推倒重建是难以获得圆满答案的。这在70年代以后逐渐获得共识：城市更新不可能唯一趋向物质转变，它必须涵盖更广泛的社会改良和经济复兴，必须更多地注重政策制定的社会和经济方面的问题。于是，自70年代以后，西方许多国家的政府和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们提出了一系列复兴城市的方案和对策，诸如优化城市设施布局，降低服务成本，刺激城市就业，控制市区土地和房产价格，设立条件优惠的“企业区”等等。所有这些，对内城的衰退都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例如：美国早期大规模拆除改建贫民窟，发现无法解决和负担社会问题而趋于保守，转而结合社会福利、商业再发展、历史建筑地区维护以及塑造社会邻里高品质生活环境等各种综合性的更新计划，其成果选较早期更新方式，更为成功、辉煌。英国《内城政策》的制定，促使更新措施扩展到更为广泛和综合的地方战略性的开发，通过增强内城的经济实力和内城的自身吸引力，来达到复兴内城的目的。
纵观西方现代城市更新运动的发展演变，可看出：城市更新政策的重点从大量贫民窟清理转向社区邻里环境的综合整治和社区邻里活力的恢复振兴。城市更新规划由单纯的物质环境改善规划转向社会规划、经济规划和物质环境规划相结合的综合性更新规划，城市更新工作发展成为制定各种不可分割的政策纲领；城市更新方法从急剧动外科手术式的推倒重建转向小规模、分阶段和适时的谨慎渐进式改善，强调城市更新是一个连续不断的更新过程。
（作者单位：齐齐哈尔市规划设计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