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将牌又称麻雀牌，始于清代，由马吊牌演变而成。打麻将是无序变有序的一种脑力运动，会打麻将的人很多，有人建议把麻将列入运动会的一个项目。老年人适当打打麻将，使双手得到充分的活动，也对身心有益，但有人用于赌博则害莫大焉。
　　毛泽东(1893-1976)主席曾说：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一是中医；二是曹雪芹的《红楼梦》；三是麻将牌。可见他对麻将评价之高。他认为打麻将中存在哲学，可以了解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关系；也存在辩证法，有人手中拿的牌不好就摇头叹气，这种态度不好。世界上一切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打麻将也是这样，就是手中最坏的牌，只要统筹调配，安排使用得当，会以劣变优，以弱胜强；相反胸无全局，调配失利，就是再好的牌，也会转胜为败。总之，最好的也会变成最坏的，而最坏的也会变成最好的，毛泽东酷爱麻将，在他的遗物中有两副麻将牌，一副是塑胶的，一副是牛骨制的。
　　1949年国共和谈，国民党谈判代表之一的刘斐，有一次问毛泽东是否会打麻将，毛答道：“晓得些，晓得些。”刘又问毛你是喜欢打清一色呢，还是喜欢打平和？机智的毛泽东心知其话中有话，微笑地答道，“喜欢打平和、还是平和好，只要和了就好。”刘斐笑道：平和好，也有我一份。于是在国共和谈破裂后，刘斐下定决心，留在北平不回去了。
　　著名学者梁启超(1873-1929)提倡趣味主义人生观。“以趣味始，以趣味终”，“劳作、游戏、艺术、学问”都符合其趣味主义的条件。以他的趣味主义标准而言，麻将当然也是一种趣味的游戏，并且十分痴迷。一次，几位朋友约他在某日去演讲，他十分为难地说，你们订的时间我恰好有“四人功课”。所谓“四人功课”原来就是麻将局。梁启超有句名言，“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麻将)；只有打麻将可以忘记读书。”可见他对麻将的爱好了。据说，他的很多社论文章都是在麻将桌上口授而成，其文不仅流利，而且颇具特色。
　　胡适(1891-1962)，“五四运动”倡导者之一。这位著名学者的夫人江冬秀是个麻将迷，视牌如命。每当麻将局三缺一时，江冬秀总是要拉胡适上麻将桌，胡适经不住夫人的纠缠，本来对麻将不屑一顾的他，也会偶尔为之，但他的技艺甚差，几乎每战必败，胡适曾戏称：英国的国戏是板球，美国的国戏是棒球，日本的国戏是相朴，中国的国戏自然是麻将了。胡适写过一篇题为《麻将》的文章，文中极其痛心疾首地说：“女人们打麻将为家常，老人们以打麻将为下半生的‘大事业，’我们走遍全世界，可曾有那个长进的民族，文明的国家肯这样荒时废业的吗？”
　　傅斯年(1896-1950)，学者、教育家，先后留学于英国和法国，曾任中山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北京大学教授和代理校长。他曾在《申报·自由谈》撰文，讲述136张麻将牌中蕴涵人生哲学，打麻将要能赢，关键是要手气好、运气好。“我们中国人的生活也是这样，更需运气好、机会巧，一路顺风，就可以由书记而主席，由马弁而督办，倘若彩券能中头彩，那么不但名流闻人，可以唾手而得，并且要做什么长或主任之类，也是易事。所以我们中国人最注意的是天命。”
　　梁实秋(1903-1987)，教育家、翻译家，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曾任多所大学教授，翻译《莎士比亚全集》40卷，他写过《谈麻将》一文，但他自己并不擅长打麻将，他身边的好友胡适、徐志摩、潘光旦等人都是麻将爱好者，有几次硬拉他上桌，玩了一玩觉得吃力，觉得打牌不如看牌过瘾，以后好友打牌，他总是坐在旁边看。他说：我不打麻将并不妄以为自己志行高洁，而是我脑子迟钝，跟不上别人反应的速度，影响到麻将的节奏，一快就出差错。我缺乏机智，自己的一副牌都照顾不过来，遑论揣度别人的底细。既不知己又不知彼，如何可以应付大局？打牌本是娱乐，往往返寻烦恼，又受气，又受窘，干脆不如不打。
　　1931年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很爱打麻将。其日记中，用“手谈”、“看竹”代替麻将。据其日记统计，1956—1957年两年间就打过85次，约每周一次。共计赢25次，输46次，平盘14次，前后输了1650元，按当时物价一碗阳春面，不过一元左右，千多元不是一个小数目。
　　（据《南方日报》）